（一）

2016年年末，国人在更深刻的心里层面上领教了大面积严重雾霾的破坏力。《中国周刊》总编在其微博为京城雾霾照片所配的诗最能体现这种心灵的震撼力：

醒来，看那窗外世界，末日之城。/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终于，帝都实现了古老的大同理想，管你庙堂江湖，这下真正同呼吸共命运了……

几乎每个有（自己）头脑的人都应该思考过这个终极问题：雾霾能够根治吗？但是，有几个人得到了这个终极问题的终极答案，笔者不得而知。

不过，对于雾霾的原因，人们还是讨论得很热烈。有说汽车尾气，有说工厂烟尘，有说燃煤是大头，有说做饭油烟危害大，有说农民烧秸秆，甚至有人说人和动物放屁。有人列出了雾霾成分中燃煤、工业、机动车、扬尘和餐饮的比例，而顶尖研究机构（中科院）甚至列出了雾霾的极其复杂的化学组成成分，并一一指出可能的污染方式。

在治理雾霾方面，人们把能够想到的方法都“使出来”了，这包括，为了几天“蓝天”，不惜让“北京及周边省市几乎所有排放企业都停工停产”，也包括那些非常夸张的“治霾水炮”和超大空气净化器。当然，顶级治理还要数军方的“呐思系统”。这是由“解放军防化学院牵头，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气象中心和北京众蓝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组建”的研究团队所开发，其全称是“全国空气质量高分辨率预报和污染控制决策支持系统”。说白了，它就是“精准定位雾霾源”，为治理雾霾提供情报，为制造“蓝天”节约成本（不需要一刀切地停工停产），但不是直接治理雾霾。（记者席志刚：《军方加入治霾》，《中国新闻周刊》第776期，2016年10月17日）

在笔者看来，所有这些治理雾霾的办法，都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这包括关停一些重污染中小企业（笔者在《人口困局》论证过，这只是“猫鼠游戏”）。因为，这些办法的背后所体现的人们对雾霾原因的认识都很肤浅，这些认识仍然停留在“见子打子”的层面，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显而易见的是，人和动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放屁，农民烧秸秆烧了几千年，人们做饭的油烟自从人类学会用锅就一直飘着，燃煤污染、工厂排污、汽车尾气少说也在百年以上，那么，为什么过去没有雾霾，今天雾霾“呛死人”？

有资料显示，“北京地区的雾霾情况远比1952年的伦敦雾霾事件、美国四五十年代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复杂和严重”。

（二）

上述问题的终极答案，不能简单归结为工业化、粗放式增长，甚至也不能简单地说人比以前多，这个终极答案需要真正找到中国式雾霾的根本原因。

站在民族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个体生存或一城一地团体利益的角度，就不单单注意雾霾的具体成分或形成方式，而会关注雾霾总量（进而环境污染）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如今大面积严重雾霾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过度生育导致中国人口“高位运行”（指10亿—14亿人口），二是10多亿人（尤其是主流社会）过度追求“发财致富”，导致资源环境严重透支。

首先，13亿、14亿人口的生存已经使资源环境透支。

可能绝大多数人对“13亿、14亿人口”没有概念。一般认为，13亿、14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人口密度不过140人/平方公里（2010年13.4亿人），在全球排名第74位，不高不低。甚至有人说“与日本对比，中国的人口并不算多”。但这是一种错觉。

在我国“人口分布地理线”（以黑龙江黑河和云南腾冲划线）以西地区，有大面积无人区，以国土总面积计算的中国人口密度严重失真。实际上，按2010年数据，在“人口分布地理线”以东地区（即东南地区），有人口12.39亿人（占总人口的92.9%），人口密度320.9人/平方公里。这已经接近日本的人口密度（334.9人/平方公里）。

但是，中国近14亿人口是日本1.27亿人口的10倍以上，仅看人口密度，不看总人口，看不出一国人口对资源环境的真实压力。

笔者用“人口压力指数”（即把“人口密度”看成人口压力单位，再乘以总人口”）去描述一国（或地区）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按此计算，在中国中东部18省市生活着10.2亿人（占总人口的75.8%），人口密度466.7人/平方公里，“人口压力指数”高达4743，在全球拟排第1位。

早在2000年以前（即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环境后果凸现以前），中国的资源环境就已经过度透支，维持民族生存所必须的耕地、食物、能源和水，都已经出现缺口，甚至是很大缺口（目前，耕地缺1/4～1/2，绿色生态食品缺1/2以上，故只能牺牲品质安全弥补缺口，石油缺1/2以上，洁净健康饮用水缺3/4以上）；为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须的工业生产已经全面出现难以解决的污染问题（这以1990年代中期淮河流域大规模严重水污染大爆发为标志）；许多地方，仅仅是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染，就已经让环境不堪，并使当地地表和地下水系出现严重污染；最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10年后全球第一）和结构（2011年煤炭消费比重70.4%），决定了中国必然是雾霾（空气污染）第一大国。（李尚勇：《人口困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第2-5、7章）

尽管如此，有些主流人口学家还在鼓吹放弃控制人口的基本国策，放任总人口继续增长：由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编的201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结婚和生育年龄的一再推迟，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为避免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中国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甚至取消生育限制。

这是典型的人口民粹主义思维方式：罔顾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绝口不提现实资源环境对人口的硬约束，用“以人口论人口”的粗劣手法，杜撰伪人口理论，混淆是非，误导公众和国家管理高层。

一般规律是，任何撇开现实资源环境约束的人口政策主张，都可能落入“伪人口理论陷阱”。

其次，由主流社会主导的10多亿人过度追求“发财致富”，必然导致资源环境形势迅速恶化。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尤其是“入世”以后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廉价商品（这等于替欧美各国耗费资源并污染环境），这对此后的环境恶化（包括大面积严重雾霾）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其基本逻辑是：过度生育导致的“人口高位运行”本已使资源环境不堪，再叠加上主流社会过度追求“发财致富”，并吊上了10多亿国民的胃口，更何况背后还有一大批前仆后继的贪官污吏，贪婪凶狠，恶意透支子孙未来，中国的资源环境形势一步步逼近大规模危机的边缘。

后者例如，几个省市级贪官为了苍蝇腿上的那点肉（几个高污染小厂的贿赂），就把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变成了高污染区，而且，至今无法治理。（李尚勇：《徐孟加们垮台了，但污染仍在继续！》）

（三）

那么，已经恶化的环境是否还可以治理好呢？这便是通常说的“先污染后治理”。笔者的研究显示，虽然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并不是对所有国家都如此。要实现“先污染后治理”需要一系列人口、经济和技术条件以及社会条件，缺一不可。

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显示，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人口压力指数不高（人口总量不大、人口密度不高）；环境污染还只限于局部（严重污染仅发生在工业区和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广大的乡村田野、大范围的江河水系并没有被污染）；能源结构能够升级换代（即由石油、天然气替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形式）；经济增长模式能够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升级；民间反污染社会团体的维权活动受法律保护，民众的污染赔偿诉讼受立法和政府支持；政府、企业和民众共同努力治污（关键是污染数据真实透明，民众广泛参与环境监督，企业积极开发环保技术，政府有巨额资金投入治污）等。（李尚勇：《人口困局》第197-206页）

非常遗憾的是，上述这些主要条件，中国目前基本上都不具备，而且以后也没办法“创造条件上”：

（1）我国人口压力指数全球最高。仅仅中国淮河流域的人口压力指数就分别相当于英国和日本（国土面积相当）的8倍和3倍以上。（换句话说，英日两国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中国淮河流域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

（2）我国目前环境污染具有范围大、程度深的显著特点，并且已经形成城乡范围内的大气、水体和地面的全面、立体污染局面，并且，有些污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的性质。

（3）我国的能源结构难以改变，能源结构的升级换代无望。煤炭仍将是未来能源的太头。

（4）我国高污染、高耗能、高物耗等低端产业难以向外转移。一方面，国外（发展中国家）没人“接盘”，难以复制发达国家当初产业转移的模式；另一方面，我国近10亿就业人口高度依赖低端的中小微企业（这些微利企业根本就没有治理污染达标排放的经济能力）。我国期待的技术创新、全民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等等，在理论上都对，但“近10亿人要就业、14亿人要吃饭”，这让现实之路呈现“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景象。期待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升级而使环境污染自然减轻并最后得到根治的愿望很难成真。

（5）在中短期内，政府不可能有巨额资金投入治污。

（6）在中短期内，治理环境所必须的宽松的社会条件（污染数据真实透明，民众广泛参与环境监督，立法和政府支持民间个人的污染赔偿诉讼）不可能具备。

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只要中国的“人口高位运行”没有结束，根治污染的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具备。而最好的治污结果也只能是，“局部有所改善，但总体在恶化”。（《人口困局》第206-211页）

（四）

每当严重雾霾来了，人们就盼望来一阵大风把眼前的雾霾吹走。（北京人就抱怨说“内蒙古风力发电场和三北防护林使北方风力衰减，使京津冀雾霾无法被吹散”。记者张莹：《专家释疑雾霾七大误读》，《法制晚报》，2016年12月21日第9版）至于这些雾霾被吹到哪里去了，人们并不关心。说穿了，人们普遍具有“以邻为壑”的心理，就是希望大风将自己空域的雾霾吹到别人的空域去。

在美国俄勒冈州一处偏远山区海拔2700米的地方，有一个研究团队专门观测研究由西而来的污染云团。他们认为，“空气污染无国界”。北半球中纬度常年刮西风，“这意味着中国产生的污染物会经常性地飘过太平洋”；“如果天气条件允许，汞、臭氧、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炭黑和沙尘可以在短短几天之内到达美国西海岸”。

所以，中国的空气污染并不只是中国的事情，过分为所欲为可能招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和麻烦。（李尚勇：《人口困局》第66页）

其实，雾霾并没有走远，除了随降雨滴落地面的那部分外，其它都在大气之中，大部分甚至都没有离开中国。其中，相当多的雾霾就躲在高空的云层里，时不时下来“骚扰”你，并且，随着雾霾在整个大气中的累积，雾霾“骚扰”会越来越频繁。

早在2008年，就有网友发贴说，坐飞机从日本飞回国，飞到天津和北京上空，2800米以下全是黑灰的烟雾，什么也看不到，而且烟雾很厚；相反，日本的天空很干净，在高空一览无余，空气很洁净。（《人口困局》第327页）

这不，有人在中国空域拍下了高空令人震撼的雾霾景象：

其实，早在2005年12月，笔者就在高空拍摄到了类似的景象：

（五）

《人口困局》的资料和数据显示，在“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我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透支，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且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严重雾霾“突然”大面积爆发仅仅是开始）；未来十年、十几年，这种紧张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人口困局》第337页）

在这个背景下，根治雾霾（实际是推迟环境危机大爆发）只有从战略上着眼，其根本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尽快结束“人口高位运行”的局面，二是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主动放缓经济增长。

第一个根本办法，就是要坚持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不能动摇，计划生育政策不能放松，但控制总人口的具体做法可以更加人性化。（如今城镇人口的生育意愿普遍降低，对计划生育非常有利。）

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利用中国人口增长趋势近期可能出现向下拐点的有利时机，继续坚持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促进人口增长趋势向下拐点的形成。

于此相反，试图通过“多生孩子”去增加劳动人口从而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做法，无疑于“饮鸠止渴”，并将葬送30年控制人口的成果。（笔者将有专文批判之）

对于第二个根本办法，《人口困局》已经说到位了：

30年改革开放已经抓住了“战略性机遇期”，已经实现了“经济梦想”，现在应该“见好就收”，即主动放缓经济增长，继续深化体制改革。

我们需要调低经济预期以减轻经济压力，需要放缓经济增长以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需要放弃地方GDP考核以减轻官员的压力并抑制其非理性政治冲动，需要更有力的节能减排政策以减轻能源压力，需要落实现有环境法律法规以减缓环境整体恶化的速度。

我们的社会需要引导国人树立新的生活理念，需要对主流社会过度追求财富、过度追求奢侈奢华享受的风气降温。我们应该提倡绿色、低炭、环保、健康的生活，而这首先应该成为主流社会的追求。（李尚勇：《人口困局》第216、217页）

来源：财新网，2016年12月25日，http://lishangyong.blog.caixin.com/archives/156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