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这一点已达成共识，但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在何处？

“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何时达到仍具有不确定性，有可能在今明两年达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研究员刘世锦对记者表示，通过“缓冲性”宏观政策和“效率导向”的改革，力争平稳实现“转型再平衡”。

刘世锦指出，判断中国经济“转型再平衡”成功的一个标志，主要是投资和企业盈利趋于稳定，PPI出现正增长，结束所谓的“通缩”现象。

刘世锦近日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团队完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5-2024）：攀登效率高地”的课题，提出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再平衡”的完整理论。

就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再平衡”这一主题，刘世锦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实现“转型再平衡”取决于三个因素

记者：如何理解“转型再平衡”这一概念？

刘世锦：所谓“转型再平衡”指由过去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到中高速或中速增长时的平衡。这一平衡的达成将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第一，在需求侧，原有终端产品减速“触底”，也就是到达一个新的稳定且可持续的增长平台上；第二，新的增长动力形成，主要是新的终端产品形成并扩展，这也属于需求侧的变化；第三，在供给侧，适应终端产品的减速增长，中间投入品行业完成相应调整。

在此过程中，一种可能是新终端产品的增长可以弥补原有终端产品减速留下的缺口而有余。以往曾经出现的新“三大件”取代老“三大件”，住房取代家用电器等，就属这种情况。然而，这次调整中已经难以找到替代住房、基础设施等的新终端产品了，这正是高速增长回落的原因所在。当需求侧的终端产品总体上得以稳定，供给侧的中间投入品也完成相应的减速调整，新的供求平衡将得以达成。

转型期应采取“缓冲性”宏观政策

记者：如何判断我国经济是否实现了“转型再平衡”？

刘世锦：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在中高速增长的“底”或者说均衡点触到之前，下行压力始终存在。在经济转型的上半程，主要遇到是认识问题，相当多的人对增长阶段转换缺乏理解，或者将其看成是短期回调，“熬一熬”仍会重归高增长轨道；或者以为用行政手段能够避免调整，并未认真考虑尊重并顺应客观规律。进入下半程后，短期内下滑过快的可能性加大。一旦意识到增速放缓难以避免，很容易反过来形成过度悲观预期，加上重化工业减速过程中的自我循环特点，以及部分政府官员“乱作为”得到抑制的同时出现的“不作为”，使增速“快落”的风险增大。

进入下半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避免增速“快落”的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增长平台。从前面讨论过的减速再平衡过程看，增速触底的一个关键变量是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可以解释85%左右的总投资变动，其中的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增长。所以，投资增速触底，可通俗地描述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只“靴子”落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两只“靴子”已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当房地产投资回落到位，加上新增长点的成长，以及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中国经济增速有望成功触底。这时的一个显著标志，很可能是产业严重过剩，行业价格，主要是PPI指标开始回升，结束所谓的“通缩”状态，相关企业逐步达到正常的盈利水平。

记者：在“转型再平衡”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宏观政策？

刘世锦：增长阶段的转换是一个过程，有的国家历时较短，有的国家则表现为较长时间内的反复。能否实现较为平稳的转换，对宏观调控的战略和策略均为大的考验。把短期问题和中长期问题既区分开来又结合起来，至为重要。

从高速增长平台转到中速或中高速增长的平台是规律使然，但实现平稳转换又要求在此过程中防止人为拉高和过快下滑两种倾向。为实现短期平衡，灵活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除了保障必要的流动性外，货币政策也有起到改善预期的作用。而对稳定终端需求、防止过快下滑，财政政策则更为直接和有效。货币政策侧重短期问题，财政政策侧重中长期问题，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搭配。

在增速短期过快下滑的压力下，宏观政策应当是“缓冲性”的。不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一方面可通过政策工具扩大需求，防止短期内“快落”，另一方面，这种宽松又必须是谨慎、节制的。如果宽松超过一定限度，将会推迟应有的调整，延续并在加大潜在风险。“度”的把握是关键所在，要提供一个缓冲带，但又要顺应潮流，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和短期平衡均在其中。高质量的宏观调控将为结构转型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不能也不应承担直接推动结构转型的职责，而这正是深化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协同配合的涵义所在。

这一时期的改革应坚持效率导向，为全面持续提升要素生产率扫除体制机制障碍，理顺相关重要关系。由此着眼，一批改革应当摆上优先位置。这些改革领域包括：重建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金融领域打破刚性兑付，在严重过剩产业行业加快低效产能退出和转产；在能源、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领域仍寻找改革突破口，作为下一步稳投资、稳增长的重点；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由“强政府”变为“巧政府”；使绿色发展可操作。

行政与市场手段结合加快“去产能”

记者：您在多个场合强调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再平衡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刘世锦：当前真正的挑战是企业盈利水平下降、财政减收，是不可持续的。而当前企业盈利水平明显下滑，主要是严重过剩行业盈利大幅滑坡引起的。

为此，在严重过剩行业，重点是钢铁、铁矿石、煤炭、石油、建材等行业，采用“减产配额加退出基金”等方式，促使低效产能较快而平稳地退出或转产。这是加快增长动力和机制转换、实现“转型再平衡”的重要条件。

需要解释的是，“严重过剩产业退出基金”主要是指通过发行长期（10年或以上）专项债券筹措资金。按相关省份减产规模对应确定债券发行额度，由省级政府发债并偿还，中央财政贴息。该基金主要用于企业关闭、重组减少产能的补贴，相关职工安置和再就业培训补贴等。

记者：我们看到，地方政府为了短期产值和税收，实际上不愿减产，或者别人减自己不减。

刘世锦：我建议采用行政性办法与市场办法相结合加快去产能过程。一个可考虑的政策方案：对煤炭、钢铁等严重过剩产业按省等比例分配减产指标，然后允许指标交易，给竞争力强的地区留下发展空间，同时能够较快实现严重过剩产能的去产能目标。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5月26日，记者：王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