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中原: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天津产业发展方向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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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给天津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天津要抓住这个机遇,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天津的产业发展应将培育形成更多的中国系统集成商、产业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传统产业升级的推动者、产业集群和新增长极的催生者等作为方向。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新形势下,天津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构建新的产业链。

一、合理的产业结构

第一,符合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规律。合理的产业结构首先应该符合专业化规律,谋求规模经济。专业化之外还有产业融合,专业化分工边界被打破,这里追求的是范围经济,也就是在一个范围内,产业聚集产生的低成本、高收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可以说是驱动专业化分工、包括垂直分工、水平分工等等现象的内在经济规律。最近,世界上在研究系统集成商、瀑布效应所导致的价值链分工,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世界级的跨国公司,作为系统集成商,主导全球的价值链分工,形成居高临下的瀑布效应,把价值链下游的一切环节都卷进来,使别人成为被动的服从者。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变革根本上是由市场规律决定的,即主要由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来驱动,而不是由政府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决定来推动的。总之,怎样能够符合专业化、市场化规律,是优化产业结构中首先需要思考的。

第二,能够发挥本地要素禀赋优势和比较优势。要素禀赋优势是潜在的,只有在国际国内的市场交易中,才能成为现实的比较优势。某些生产要素可能是本地独有的或丰裕的,可能形成相关产业的基础,但是如果不在市场交易和竞争中比较,就很难形成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同类产业或替代产业。只有面向开放的市场交易和竞争,才能把本地的要素优势转化为比较优势,才能形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组织、产业链条和分工布局适合发展阶段的变化。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之前,单个看京津冀的产业组织、上下游链条和分工布局,其中的不合理性可能并不突出。但是在现阶段,用协同发展的要求看,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组织、上下游链条和分工布局,就暴露出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原有的产业基础和分工布局等,根据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都要重新审视、定位。在原有的发展阶段是合理的东西,现在看可能是不合理的;而原来被认为不合理的东西,现在就会有新的合理性。特别要看现有的产业结构,包括产业组织、产业链条,各个产业在京津冀之间的布局,以及形成的对国内国际市场的整体辐射,是否适应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产业链的延伸真正提升天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华跨国公司的低端产业链在外迁,高端产业链在实施三个本地化战略,即制造本地化,研发本地化,市场本地化。市场本地化是主要目的,研发是为了深入打开中国市场;制造环节跟上,更是瞄准中国市场。跨国公司的转型,直接把国际竞争带到家门口。我们的产业链延伸应当能够应对这种家门口的国际竞争。

第五,能够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前各地产业发展通常不考虑这一条,现在如果不考虑,产业结构再怎么调整,产业链延伸再怎么考虑周全,最后导致雾霾恶化,产业结构也不是合理的。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天津产业发展的方向  

第一,天津在这次产业链提升中能否培育形成更多的中国系统集成商。在全球范围内,尽管大的跨国公司占领了产业高端,中国似乎没有希望了,但我认为不一定。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装备制造业是很强的。如果中国整个制造业能从简单的组装加工,变成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将是多么大的成绩?我常说,瑞士这样的小国,手表制造业如此高精尖,如果中国能成这样的制造业中心,将是多么巨大的贡献?天津能不能在原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上,培育出中国的系统集成商?如果能吸引外地企业形成中国自己的系统集成商也是好的。在国际上和大的跨国公司一争高下,应该有这个志气。例如,天津的海鸥手表就是制造业龙头,著名的民族品牌。我自己也买了天津海鸥手表。全世界四块手表机芯中就有一块是海鸥制造,瑞士手表大部分非独立机芯用的就是海鸥的手表机芯。海鸥这个民族品牌,为什么屹立不倒?值得总结。在天津的基础上,有可能形成手表机芯的世界级系统集成商,形成瀑布效应,把别人卷进来。我们国内有这么多的装备制造业龙头,如高铁、港口装卸机械等,应当有志气发展成世界范围制造业的龙头,在产业链中充当系统集成商,把别人卷到我们的瀑布里面来。天津的产业发展方向,应该培育出更多的中国跨国公司,成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温床,充当国际竞争的主力军。对北京的产业分工,很多学者已有争论,认为没有必要在政治文化中心追求制造业中心。

第二,产业技术创新的引领者。根据我的研究和概括,现在引领着产业技术创新的,大体有制造业源头引领、新型服务引领和消费终端引领这样三条脉络。制造业源头引领,是指系统集成商带动创新。新型服务引领,是指制造业分离出来的非核心业务,变成独立产业进而带动技术创新。国际经验表明,信息产业泡沫破裂后,批发零售、物流、金融等服务业逐渐成为技术创新的引领者。天津有港口物流的优越条件,可以有所作为。消费终端引领,是指零售商根据消费终端需求进行设计制造外包,带动制造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例如,沃尔玛发展出自己的产品品牌、自己的质量和环保标准,通过设计和制造外包带动制造业发展创新。天津有条件也应当成为产业技术创新的引领者、技术成果转化的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头羊。

第三,传统产业升级的推动者,承接北京,带动河北。天津拥有比北京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也有优于河北的大学和科研力量,又有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动力,可以方便地借助北京的技术研发能力,应当在推动技术成果转化、承接北京产业迁移、加快改造本地传统制造业、带动河北传统产业升级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四,成为产业集群和新增长极的催生者。应当以新的市场化、专业化布局,冲破原有行政化的分工格局,催生新的产业集群带和区域增长极。依托京津石为核心的城市圈和其所辐射的城市群,以此来考虑产业链的延伸。

三、需要考虑的难点

第一,滨海新区如何融入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过滨海新区,当时提出建议,滨海新区若成为副省级的区,才能更好整合。但是当时高层考虑的是滨海新区独立发展。当年毛泽东曾经提过,将来天津、北京可能成为一体。但是后来不是趋向一体,而是分而治之。天津的发展背对北京的发展,实际上没有形成合力。不打破背对北京的格局,只讲自己发展,就没有战略纵深。而没有战略腹地和战略纵深,是缺乏国际竞争的底气和根基的。

第二,原有产业分工布局和利益矛盾如何调整、兼并重组,如何冲破行政分割和市场封锁。京津冀是三个平行的省级区划,原来貌似合理的产业结构,现在必须重新考虑,利益矛盾也必须调整。产业链整合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兼并重组,能不能冲破行政分割、市场封锁,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第三,如何借鉴像上海城市圈那样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北京的研发实力,加上天津的制造业基础,能不能形成上海那样的龙头地位?值得认真研究、借鉴上海经验。上海是世界第六大城市圈,如果不能形成这样的城市圈,则很难跨越原有的状况。

第四,如何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正确运用行业规划、信息指导和功能引导性的产业政策。我们以往的缺陷是部门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认为哪几个部门重要,就搞哪几个部门的产业链延伸,并给予支持。这就错了,因为部门选择性产业政策是不公平的,是歧视性的。世贸规则要求的是非歧视性和公平竞争原则。我们传统的产业政策恰恰违背这些原则,虽然用起来轻车熟路,但要防止产业政策重蹈覆辙。

什么叫功能引导性的产业政策?主要是能耗、排放、质量、安全、卫生检疫、技术标准,这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市场准入标准。我们长期忽略,没有标准,有了标准又不认真监管,才导致了食品安全、雾霾等公共危害事件。我们过多注重的是行业选择以后的优惠地价、财税补贴和优惠信贷,注重审批规模经济、成本和利润等微观经济指标,结果既违背了市场规律,又没有维护好公共利益。所谓功能引导型政策,即上述六项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性规制。在市场准入上,对所有产业部门一视同仁,不分国企、民企、外企,对不达标者限期整改,到期仍不达标,统统清出,一律不得在市场内生存。

第五,如何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相协调,避免新的资源环境破坏、低水平重复和产能过剩。天津进行产业调整,拓展产业链要和国家颁布的主体功能区规划相协调。而主体功能区的特点是跨行政区划,强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难点是,对列入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的区域来说,当地产业发展、就业和财政收入等会受到明显影响。在京津冀三个地区的区域发展规划中要明确,哪些禁止开发,实行生态保护;哪些优先重点开发。要关注主体功能区规划,再加上产业发展的负面清单,这样来考虑产业链的提升,才可能少走弯路。

(本文系卢中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的天津产业链拓展”高层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整理后已由本人确认。)

来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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