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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锦芳:马哲研究不能流于对政策和流行观念的单纯辩护和庸俗图解

作者: 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发布日期: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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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老师本来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但在打出旗帜、“跑马圈地”之后,就不再在这块土地上继续耕耘了;那些名目繁多而内容很难保证一定水准的会议和论坛;无文本支撑的没完没了的方法论讨论;远远谈不上权威的资料堆积;不顾文本结构和主体内容而天马行空地阐释;借口体现当代性、实践性,为图解和论证现实中的所谓重大问题而肢解文本、寻章摘句和断章取义;为与当代流行的哲学观念和社会思潮相挂钩、相匹配而把字面符码相同但含义有很大变迁的思想抽象出来无原则地讨论;借文本研究之名肆无忌惮地阐发自己的思想;生造拗口、晦涩乃至别扭的名词、概念以掩盖对文本内容的肤浅掌握,却美其名曰“创新”和“发展”……学界是太热闹了,但众声喧哗之中,很有学术前景的文本研究却没有结出丰硕的果实!

《清理与超越》出版已经整整六年了,我才向学界奉献出这本研究马克思文本个案的专著。拖延了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中间有什么变故致使工作出现过停滞,或者是我干脆改变了原先的设计和思路?都不是。这么多年来,除去教务、家务以及非常有限的外出应酬、讲学和开会,我白天(包括节假日在内)基本上都是在北大静园四院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一间十几平方米的资料室里度过的,心无旁骛、念兹在兹的就是这个项目的研究和这部书的写作。我之所以这么精心、尽力,逼迫自己尽可能做得细致、完整而深入,除了个人志趣和做事习惯,更重要的缘由在于,通过对近几年学界研究状况的观察,我有一种深深的隐忧:“回到马克思”这种研究路向有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少有实绩的危险,这一领域出现了再次凋零为“结不出果实的花朵”的迹象!我个人的努力可能并不会使现状整体改观,但在自己的研究中,则不能不对此保持高度的敏感和警觉。

下面我介绍一下写作此书的具体情况,最后回应学界的一些议论乃至责难。

一次特殊的经历导致了毅然决然的“反叛”:与教科书全然不同的思想世界

按照我的理解,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包括四个相互关联但也有各自独立的、不能混淆更不能替代的研究方式、内容和意旨的领域或方面:(1)文本;(2)历史(包括思想发展史和社会运动史);(3)原理;(4)现实化。不同的研究者当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过去普遍看重的是后两个领域或方面,文本和历史研究则主要是为阐释和论证原理、为现实服务的!当然,也不能说这种倾向和选择完全没有合理性,但如果走得太远了,甚至成为一种潮流了,就会出问题。反映和体现在具体研究中,就是人们一般只选择那些与教科书原理、与现实问题有关的文本段落,只注意明确的观点而不深究表述观点的语境和对观点的具体论证;而曲折、丰富的思想演变也变成了线索单一的“不成熟”向“成熟”的转换和过渡,衡量“成熟”的标准则是教科书观点、原理和现实策略。

作为受过上述教育和训练的学人,我深刻地体悟到,这种方式对于马克思原始思想的理解来说,构成了多么大的障碍!是至今不能忘怀的一段特殊的经历促成了我毅然决然的“反叛”: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为准备考试而再一次阅读哲学原理教科书,看到其中引用了马克思那段脍炙人口的话:“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我当时产生了一种好奇:这段话是抽象、宏观而言还是有特定的原始含义呢?马克思是在什么时候、谈论什么问题时生发出这样的看法的?于是我抛开枯燥的教科书,去马克思的原文中去寻找,结果在他于《莱茵报》时期撰写的时事评论中,我发现了一个与教科书全然不同的思想世界!那种宽广的视域、澎湃的激情和论辩的逻辑与此前我心目中的马克思的形象大相径庭!尤其当我发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甚至说出“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这样振聋发聩的话,这对已经被灌输成从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来理解马克思的思路来说,简直是一种颠覆!由此使我受到了多么大的震撼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后来带有专业性质的系统阅读和思考使我能从思想传承、发展和建构的过程中更加客观地理解马克思这些看法的原始情形及其思想演变,但从那时起,我便明白了:较之抽象的哲学原理,文本和哲学史其实才是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最直接的基础。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多么璀璨、生动而又诱人的思想史图景!”

有了这样的经历和认识,我该怎样重新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呢?

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撰写的这部著述,汉语学界一般约定俗成地都以郭沫若1928年最初摘译时使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来称谓,但就其写作缘起和内容来说,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德国思想评论”。由于是在特殊情况下断断续续写作、最终也没有完成并出版,因此,留存下来的是一部内容相互关联但结构、形式、笔迹较为散乱的手稿。在着手研究之初,我就告诫自己,要想较以往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一,必须还原手稿文本的真实状况,而不能把它当作一部完整、成型、原理性的书来看待,更不能按照教科书观点、原理去把握、理解和提炼其中的思想;第二,必须回到当时的理论纠葛和思想图景中,避免仅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概括和论述去把握、理解其批判对象,而要首先弄清楚后者的真实情况和思想,再比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选择和批判,看各自在意旨、思路、角度和论证等方面的差别,进而凸现出他们思想的深刻或肤浅、客观或离奇、真实或荒诞以及二者融通、互补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这样说来,对这一文本的研究实际上涉及的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写下的一部手稿,更有作为他们批判对象的那些众多的著述。

确立目标自然要容易些,随着研究的深入,才知道这项工作是多么繁杂和艰难!首先是没有一个可资现成利用的、可靠的版本,甚至我要研究的是一个怎样的文本、作者到底是哪些人、他们之间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也不是完全清楚。这使我想到,过去那种不问前提的所谓“研究”是多么荒唐和离奇啊!这样,我就不得不从梳理和讨论这一文本的“创作前史”开始,再根据悉心收集到的资料,结合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其具体而复杂的写作过程进行详细的勾勒和甄别。同时,对手稿中各个章节具体的执笔者、誊写者和修改者等复杂的情形,尤其是其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和“赫斯问题”进行了澄清。在此基础上,我又考证了原始手稿保存、刊布与版本源流等情况,特别是对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小组”提出的新编排设想、顺序及其“先行本”进行了分析。这些文献疏证工作为以后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奠定了扎实而可靠的基础。

随着进入文本的具体内容,我面前又呈现出一个更为斑斓驳杂的思想世界。这时我决定先把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文本放在一边,开始一本一本搜集作为他们的批判对象的那些论文和著述。这是一个大大出乎我意料的书单,直接的批评对象涉及:布鲁诺·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施蒂纳的评论者》和《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改革哲学的必要性》、《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论“哲学的开端”》、《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基督教的实质》,海尔曼·泽米希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鲁道夫·马特伊的《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卡尔·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和《从人的观点论歌德》,格奥尔格·库尔曼的《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海尔曼·克利盖在《人民论坛报》上发表的评论,卡尔·倍克的《穷人之歌》等,共计9本著作、14篇论文和1部诗集;间接的批评对象涉及:赫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和《唯一的完全的自由》,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雷博的《略论最新的改革家或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实业家问答》和《新基督教》,巴札尔、安凡丹、罗德里格的《圣西门学说释义》,傅立叶的《几种普遍命运路线的说明》和《经济的新世界或符合本性的协作的行为方式》,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洛克的《市民政府》,卢梭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契约论》,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历史哲学》,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亲和力》和《诗与真》等,共计16本著作、3篇论文和5部文学作品。此外,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等人之间的30封书信。这是一个多么璀璨、生动而又诱人的思想史图景啊!然而,要想进入这个世界,困难却相当大。仅就那些直接的批评文本来说,除了费尔巴哈的著作有完整的翻译、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1972年由Philipp Reclam jun.再版并由金海民教授翻译、克利盖在《人民论坛报》上发表的评论收入德文版《共产主义者同盟史料汇编》外,其他著述不要说译成中文,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德国统一前后根本就没有再版过!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请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莱布尼茨手稿整理、编辑专家李文潮教授和多位留德学生查找这些原始刊物和书籍。他们费了很大劲终于配齐了,复印后寄给我。这时我才蓦然想到,自己可能是现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关注这些文献的人吧!有那么多人谈论和研究马克思,但为什么真实的马克思距离我们却越来越远了呢?

当一份份文献摆在书桌上时,就开始考验我的阅读、理解、概括和分析能力了。起初,面对这些19世纪的文字,深感异常艰难,一整天下来读不了几页;勉强读下来,整体思想和逻辑又难以把握。苦恼之至!好在我坚持着“啃”下来了,之后速度渐趋加快,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论及的部分我特别用心,绝不遗漏或敷衍,我甚至校对出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标明引用但实际上在文字和意思理解上存在的多处错讹之处,这为我公正地理解和评价他们的工作提供了相当好的基础。

更令人欣喜的是,我终于可以在一个广阔的思想背景下,在与那些思路独特、个性鲜明的思想家的对比中,来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主旨、言说的特殊考量和思想内涵的深邃与独到了。虽然被批评者以后几乎没有再回应他们的批评,但由于把握和理解了这些人的观点和思路,我甚至可以大致猜想出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责难,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在本书中,我不止一次设计了“讨论会”的场景,让这些思考者相互辩驳,在辩驳中彰显灼见、对比高下。这样的描述和分析就使一向被视为枯燥的文本研究鲜活起来了。

同时,在我面前展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多么宽广的理论视野、丰富的知识领域、多样的论证方式、广泛的思想议题和独特的思考角度啊!这与我们长期以来通过教科书体系所把握和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在别人心目中形成的那种狭隘、简单、刻板、抽象乃至肤浅的形象是多么不同!例如:“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理解人生与历史的方式,究竟该如何把握精神,自由之境及观念嬗变,从“人”到“我”思维路径批判,“独自性”能否超越“自由”,权利、法律与犯罪的“属人”性质与“为我”特征,什么样的社会能使人的“个性”得以彰显,“享乐”与现实生活,唯物史观的阐释方式与论证逻辑、理论视域和现实归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与环节,“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之辨,社会主义与“哲学论证”,社会主义史的理解与叙述,超越现实的苦难的方式和途径,社会主义与人类之“爱”,面对现实如何避免走向肤浅和天真……这样的思想议题对于熟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和“另类”啊!但恰恰是它们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和结构!

关于本书:双重批判、双重建构

当然,有写作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把握了思想、产生了观点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自动地转化为文字表达出来,写作的过程实际上也参与和修正着思想的建构,因此,如何概括和阐发思想也是考验文本研究功力的重要指标。在研读过程中,我发现,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被他们批评者,都不是非常明确地、系统地阐发其思想的,不仅观点复杂而深邃,语言晦涩而多歧义,而且思考路向貌似逻辑实则散乱,论证方式经常转换,这为我们客观地概括和提炼其思想增添了很大的难度,需要反复阅读、体悟和揣摩。基于这种情况,我在写作时,在勉力呈现他们思考的原始语境和真实状态时也不免带有我个人主观的理解,特别是在表述中掺杂了我思考这些问题的路向和看法,正所谓“叙述即解释”“解释即建构”是也。因此,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过程实际上融入了我对同一问题的很多个人见解,更不用说评论它们的那些部分了。因此,完全可以说,本书是“双重批判,双重建构”。

尽管如此,我仍很谨慎。每写完一章,我就把那些有相对独立议题的部分整理成论文,寄给报刊,倾听意见,发表后,再期盼读者的反映。很感谢提出各种看法的同行,尤其是不少在读的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我的文章每发表一篇,他们就从中国知网上下载一篇,保存到单独的文件夹中,有的甚至对我说:“您要是再不行动,我就给您结集出版了!”令我非常感动。此外,还有一条途径使我可以检验自己的成果,即我在北大开设过三门原著课,即“马克思文献学”“马克思哲学著作选读”“马克思原著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别以宏观、中观和微观方式指导学生学习原著,形成一个连续而系统的课程体系。在这三门课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无疑是中心点,前两门课程使学生明白在马克思一生撰写的著述和思想演进中它处于什么方位,而后一门课程的内容则是我和学生用整整一学期逐章、逐节阅读这一文本。特别是在给哲学系各个二级学科研究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上,我鼓励学生从不同的专业角度评判马克思的思想及其体系特征,同时对我的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上述工作成效显著,从2006年以来,我发表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论文有40余篇;每学年都开设原著课,教学相长,使我获益良多。在此基础上,我又对书稿做了多次修改、补充和完善,最后以这样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不折不扣地说,本书是我数年来殚精竭虑、潜心研究的结晶。在研究中,我所追求的境界是:权威的文献材料的准确把握、文本结构的完整理解、思想内容的详尽解读、论证过程和逻辑的完整梳理和深刻揭示、问题和观点的到位提炼与概括、思想内涵的深度分析和客观评价。当然,但我并不认为我的工作已经很完善了,书中出现纰漏乃至错误在所难免,因此,我随时准备做出修正、补充和发展。经典是需要反复研读的,即所谓“常读常新”;当然,这种连续的阅读和研究应该构成一个前后连续、渐次提升的序列或阶梯,以保证人类思维不断向前发展。

与“学术性”对立的不是“现实性”“政治性”,而是“非学术性”

但遗憾的是,最近几年学界出现的状况却令我相当担忧:有的老师本来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但在打出旗帜、“跑马圈地”之后,就不再在这块土地上继续耕耘了;那些名目繁多而内容很难保证一定水准的会议和论坛;无文本支撑的没完没了的方法论讨论;远远谈不上权威的资料堆积;不顾文本结构和主体内容而天马行空地阐释;借口体现当代性、实践性,为图解和论证现实中的所谓重大问题而肢解文本、寻章摘句和断章取义;为与当代流行的哲学观念和社会思潮相挂钩、相匹配而把字面符码相同但含义有很大变迁的思想抽象出来无原则地讨论;借文本研究之名肆无忌惮地阐发自己的思想;生造拗口、晦涩乃至别扭的名词、概念以掩盖对文本内容的肤浅掌握,却美其名曰“创新”和“发展”……学界是太热闹了,但众声喧哗之中,很有学术前景的文本研究却没有结出丰硕的果实!

更有甚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突出学术性诉求、强调文本的基础性意义,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院化”“形式主义化”,疏离现实生活和规避政治路线,至少是“格局太小了”。坦率地说,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见解。实际说来,与“学术性”对立的不是“现实性”“政治性”,而是“非学术性”。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确应当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关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但同样是关注,在研究方式上有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分野,学术性的关注是把对现实的诠解、反思和引导联系起来进行的深邃思考,而不是流于对政策和流行观念的单纯辩护和庸俗图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百余年的历程,仰赖特殊境遇和外力作用,除了政治领袖的作为和社会发展外,在学术上成果有限、教训深刻,现在是它总结经验、潜心研讨、注重积累、多元探索和强化建树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宽容和鼓励,而不是动辄颐指气使地指责,好像别人陷入了“误区”,唯我路线“正宗”。自嘲地说,如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老是停留在“外围指点”和“宏观展望”,仍旧缺乏对具体问题、文本、思想等长期而持续的悉心研究和纵深探讨,以致产生不了黄钟大吕式的巨著及思想家,既不能推进现实实践,甚至也改变不了在当代学术格局中的尴尬处境,那才愧对时代、愧对历史,是真正的悲哀呢!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https://mp.weixin.qq.com/s/1qtWx3l5odYQ1ceKxaKu3g 发表时间:2018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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