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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湛等:需重视外贸发达的七省市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作者: 李湛,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邹欣,中山证券研究员;唐晋荣,中山证券宏观组组长 发布日期:2019-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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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三驾马车之一,中国进出口规模自加入WTO后快速增长,就绝对数值来看,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但从2012年开始,受欧债危机和逆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中国进出口规模趋于稳定,基本在4万亿美元上下波动。考虑到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及美国试图打造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新秩序,未来中国对外贸易的格局可能会面临阶段性冲击。因此,研究中国主要省市的对外贸易在不同企业类型、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贸易方式、主要商品等方面的结构性特征,对分析未来如果应对中美贸易战加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报告以占中国进出口规模接近80%的7个典型省市为样本,详细分析了其在企业性质、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贸易方式、主要商品等维度的进口和出口方面的结构性特征,以及2018年以来7个省市进出口增速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省市分布

本报告样本覆盖了7个省市,分别是北京、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如图1和图2所示,以经营地口径[1]统计,这7个省市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在80%左右波动,GDP之和占全国GDP的47.25%,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是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核心省市,地理位置上恰好对应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如图2所示,2017年,7个省市按照进出口规模占总进出口规模比例由高到低排序,分别为广东(24.51%)、江苏(14.39%)、上海(11.59%)、浙江(9.21%)、北京(7.88%)、山东(6.41%)和福建(4.17%)。7个省市按照GDP占总GDP比例由高到低排序,分别为广东(10.85%)、江苏(10.38%)、山东(8.78%)、浙江(6.26%)、福建(3.89%)、上海(3.7%)和北京(3.39%)。可以看到,除山东外,其他省市的进出口占比高于GDP占比。7个省市按照进出口总额占当地GDP比例由高到低排序,分别为上海(105%)、北京(78%)、广东(76%)、浙江(49%)、江苏(47%)、福建(36%)和山东(25%)。其中,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的进出口占比之和为59.7%,GDP占比之和为31.29%,进出口占GDP比例基本上超过一半,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省市。

从进口和出口分项来看,2017年7个省市出口占总出口规模的78.54%,进口占总进口规模的77.69%。如图3所示,2017年广东、山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和北京的出口规模分别为4.22万亿元、9965亿元、7114亿元、1.94万亿元、2.46万亿元、1.31万亿元和3962亿元,合计12.04万亿元,占2017年出口规模(15.33万亿元)的78.54%;2017年广东、山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和北京的进口规模分别为2.6万亿元、7858亿元、4477亿元、6158万亿元、1.54万亿元、1.91万亿元和1.8万亿元,合计9.7万亿元,占2017年进口规模(12.48万亿元)的77.69%。另外,按照出口规模由高到低排序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按照进口规模由高到低排序为: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山东、浙江、福建。

广东、浙江和江苏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上海是中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地。如图3所示,2017年,广东、山东、福建、浙江和江苏贸易顺差分别为1.62万亿元、2106.92亿元、2637.39亿元、1.33万亿元和9193.52亿元,分别占当地进出口总额的24%、12%、23%、52%和23%;北京和上海贸易逆差分别为1.4万亿元和5997.2亿元,分别占当地进出口总额的64%和19%。2017年,广东、浙江和江苏贸易顺差合计3.87万亿元,是当年中国贸易顺差(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17年中国贸易顺差为2.87万亿元)的1.35倍,这3个省份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2017年,上海贸易逆差1.4万亿元,是当年中国贸易顺差与3个主要贸易顺差来源地差值(2.87-3.87=-1亿元)的1.4倍,上海是中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地。

二、中国主要省市的进出口结构分析

这部分主要分析了2017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7个省市分别在进出口企业性质、主要国家以及贸易方式和主要商品三个方面的结构特征。

(一)进出口企业性质分析:外资和民企是重要组成部分

从进出口企业性质来看,上海和江苏主要是以外资为主,北京主要以国企为主,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主要是以民企为主。根据企业所有制的不同,将进出口企业分为了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由于前三者占比高达99%以上,所以只列出了国企、外企和民企的进口和出口企业分布。出口企业性质方面,如图4所示,上海和江苏是以外资为主;北京、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是以内资(国企和民企)为主的,其中,北京是以国企为主,而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是以民企为主的。进口企业性质方面,如图5所示,上海和江苏是以外资为主的;北京、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是以内资为主的,其中,北京是以国企为主的,而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是以民企为主的。

外资企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作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广东、江苏和浙江无论在出口还是进口上,外资占比都不低,特别是广东和江苏,出口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比分别为45.62%和57.96%,进口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比分别为48.1%和72.37%。另一方面,上海作为中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外资企业在出口和进口上占据绝对优势。上海的出口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比为66.73%,其进口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比为66.56%。

进出口内资企业中民企在对外贸易中基本占据绝对优势。从出口企业性质来看,广东、山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和北京民企出口规模是国企出口规模的8.73、7.04、8.05、14.17、2.97、1.76和0.31倍,除北京外,其他省市的民企出口规模均大幅度高于国企。从进口企业性质来看,广东、山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和北京民企进口规模是国企进口规模的7.2、5.96、1.03、3.45、2.47、1.05和0.09倍,除北京外,其他省市的民企进口规模均高于国企。另外,民企在出口上更具有优势。

(二)进出口主要国家和地区分析:美国是中国最大出口国,进口国较为分散

从各大洲进出口分布来看,亚洲是7个省市的第一大出口和进口洲,欧洲和北美洲基本属于第二梯队,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基本属于第三梯队。如图6所示,7个省市对6大洲的出口中,亚洲占比最高,在35-61%之间;欧洲和北美洲次之,基本在10-25%之间;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基本上在10%以内。如图7所示,7个省市对6大洲的进口中,亚洲占比最高,在38-79%之间;除山东外,欧洲和北美洲次之,基本在10-30%之间;除山东外,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则不超过10%。

亚洲、欧洲和北美洲是7个省市的主要出口和进口区域,7个省市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出口在80%以上,进口在67%以上。广东、江苏和上海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出口占比之和与进口占比之和均要高于浙江、山东、福建和北京,这或许与不同省市的外贸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出口占比之和分别为89%、90%、81%、90%、82%、87%和82%,均超过了80%;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进口占比之和分别为93%、90%、79%、88%、67%、77%和75%,除山东外,均在75%以上。另外,我们注意到,广东、江苏和上海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出口占比之和均在89%以上,要高于浙江、山东、福建和北京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出口占比之和;广东、江苏和上海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进口占比之和均在88%以上,大幅高于浙江、山东、福建和北京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进口占比之和。这或许与不同省市的贸易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后文中在分析7个省市的进出口贸易方式和主要商品时发现,广东、江苏和上海是中国的主要制造业基地,所以其贸易对象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内生产率较高的国家;而浙江、山东、福建和北京劳动密集型、资源型产业还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所以其贸易对象有一部分是分布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

7个省市对亚洲的出口基本上主要集中在东盟[1]、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对亚洲的进口基本上主要集中在东盟、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对欧洲的出口和进口集中在欧盟;对北美洲的出口和进口集中在美国;对大洋洲的出口和进口集中在澳大利亚。如表1所示,出口方面,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在亚洲的出口中东盟、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占比之和分别为81%、73%、46%、77%、85%、70%和70%,除浙江外,其他省市对亚洲的出口主要集中在东盟、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浙江对亚洲的出口中印度占比11%,所以浙江在亚洲的出口中东盟、日本、韩国和印度的占比之和为57%;除北京外,其他省市对欧洲的出口83%以上集中在欧盟,北京是74%;除山东外,其他省市对北美洲的出口89%以上集中在美国,山东是78%;7个省市对大洋洲的出口75%以上集中在澳大利亚。进口方面,除北京外,其他省市在亚洲的进口中东盟、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占比之和基本上在70%以上,北京是32%,主要原因是北京对中东等资源型国家的进口比例较高;7个省市对欧洲的进口57%以上集中在欧盟;7个省市对北美洲的进口75%以上集中在美国;7个省市对大洋洲的进口82%以上集中在澳大利亚。

从进口和出口主要国家和地区来看,进口和出口的国家和地区的集中度还是比较高的。7个省市对美国、欧盟、东盟、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出口占比之和均高于59%;除北京外,其他省市对韩国、日本、美国、欧盟、东盟、中国台湾和澳大利亚进口占比之和均高于54%。如图8所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对美国、欧盟、东盟、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出口占当地出口比例之和分别为78%、76%、59%、79%、70%、72%和61%,均高于59%;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对韩国、日本、美国、欧盟、东盟、中国台湾和澳大利亚的进口占当地进口比例之和分别为67%、81%、69%、77%、54%、65%和43%,除北京外,其他省市的占比之和均高于54%。

出口方面,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国[1],7个省市各自对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占比之和均超过了20%。图9是7个省市2017年出口到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规模占各自出口总额的比例,出口的具体规模见附录1,可以看到,2017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出口国家中美国占比分别为17.35%、23.55%、19.02%、23.99%、17.69%、20.26%和8.1%。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对美国的出口分别为7321亿元、5794亿元、3699亿元、3147亿元、1763亿元、1442亿元和321亿元,合计2.35万亿元,占2017年中国出口总额(15.33万亿元)的15.33%。7个省市的最大出口国基本上都是美国,而且出口份额大幅度高于其他国家。

2017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对美国、日本和韩国出口占比之和分别为24.91%、36.14%、25.75%、37.24%、39%、28.59%和20.05%;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对美国、日本和韩国出口之和分别为1.05万亿元、8894亿元、5007亿元、4886亿元、3887亿元、2034亿元和794亿元,合计3.6万亿元,占2017年中国出口总额(15.33万亿元)的23.48%。7个省市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

欧盟、东盟和中国香港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区域,7个省市各自对欧盟、东盟和中国香港的出口占比之和基本在30%以上;除北京外,其他省市对欧盟的出口占比较高;中国香港应该是以转口贸易为主。如图10所示,7个省市各自对欧盟、东盟和中国香港出口占各自出口规模比例之和均超过了27%;除北京外,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和福建出口到欧盟地区的规模占比均高于其出口到东盟的规模占比;广东、江苏、上海、福建和北京对中国香港的出口占比分别为26.9%、8.38%、9.28%、6.68%和8.26%,考虑到中国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转口贸易中心,中国大陆对中国香港的出口应该是以转口贸易为主。

主要省市对欧盟和东盟的出口国家基本都较为集中,欧盟主要集中在德国、英国、荷兰、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6个国家,而东盟则主要集中在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6个国家。由于江苏和山东的样本中欧盟和东盟具体国家组成的数据缺失,这里只考虑了北京、福建、上海、浙江和广东5个省市的欧盟和东盟国家组成情况[1]。如图11所示,5个省市中德国和英国占其对欧盟出口的比例之和均超过30%,荷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占比也较高。如图12所示,除北京外,5个省市中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占其对东盟出口的比例之和均超过40%,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占比也较高。

进口方面,不存在像出口那样美国一家独大的情况,韩国、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是主要的进口国家,除北京外,其他省市对韩国、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进口占比之和均超过28%。2017年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的规模见附录2。美国在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和福建进口占各自总进口比例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分别为第4、第2、第1、第4、第4、第4和第1,美国对中国进口的影响力远不如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力。如图13所示,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是7个省市的主要进口国家,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和福建对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进口占各自进口规模比例之和分别为23.36%、22.85%、13.18%、36.72%、23.59%、26.62%和19.35%,除北京外,其他6个省市对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进口占比之和基本都在19%以上。

欧盟、东盟和中国台湾是中国重要的进口区域,除北京外,其他省市对欧盟、东盟和中国台湾的进口占比基本在34%以上;对欧盟的进口基本集中在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4个国家,对东盟的进口基本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6个国家。如图13所示,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和福建对欧盟、东盟和中国台湾的进口占各自进口规模比例之和分别为38.71%、43.64%、19.4%、37.96%、23.96%、34.56%和34.52%,除北京外,均在34%以上。具体到欧盟和东盟主要进口国家分布方面,由于江苏和山东的样本中欧盟和东盟具体国家组成的数据缺失,这里只考虑了北京、福建、上海、浙江和广东5个省市的欧盟和东盟国家组成情况。如图15所示,广东、上海、北京、浙江和福建对德国的进口占各自对欧盟进口的比例均超过了25%,尤其是上海和北京,占比高达40.38%和53.12%,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占比也较高。如图16所示,广东、上海、北京、浙江和福建对东盟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另外,北京、山东、福建和浙江的进口结构中对资源型的国家和地区明显较为依赖,这与其外贸产业结构相一致。表2列出了除欧盟、东盟以外的部分资源型国家和地区,可以看到,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和福建对部分资源型国家和地区进口占比之和分别为3.79%、5.06%、37.54%、4.14%、28.06%、14.41%、18.18%。北京、山东、福建和浙江对资源型国家和地区的进口较为依赖,而这四个省市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型产业依然占有较高比例。

(三)进出口贸易方式和主要商品分析:粤苏沪以制造业贸易为主,浙鲁京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型产业占比较高

从进出口贸易方式来看,7个省市中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占进口和出口的比例基本上都在80%以上,并且这两种贸易方式中以一般贸易为主。从图17可以看到,2017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占当地总出口规模分别为84%、90%、89%、85%、97%、95%和81%,均在80%以上;2017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一般贸易出口占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之和的比例分别为54%、54%、89%、52%、66%、76%和74%,一般贸易在这两种贸易方式中基本是占主导地位。从图18中可以看到,2017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1]、山东、福建和北京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口规模占当地总进口规模分别为82%、88%、89%、99%、85%、90%和94%,都在80%以上;2017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一般贸易出口占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之和的比例分别为54%、54%、89%、52%、66%、76%和74%,一般贸易在这两种贸易方式中基本是占主导地位。

从进出口主要商品来看,广东、江苏和上海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阵地。一方面,机电产品[1]是所有制造业的基础,广东、江苏和上海的机电产品的出口占当地出口比例较高。如图19所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机电产品出口占当地出口比分别为68%、66%、43%、71%、39%、36%和49%,广东、江苏和上海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较高,并且在规模绝对数值上也处于领先位置。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品[2]代表着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广东、江苏和上海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当地出口比例较高。如图21所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当地出口比分别为35%、38%、6%、43%、10%、14%和19%,广东、江苏和上海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较高,并且在规模绝对数值上远高于其他省市。

即使是制造业生产水平在第一梯队的广东、江苏和上海依然欠缺独立研发的能力,部分从事的是加工组装相关工作,部分依赖国外原料部件的进口,特别是在集成电路等核心技术缺失的产品上。一是广东、江苏和上海的加工贸易占出口和进口的比例都较高。从图17和图18中可以看到,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广东、江苏和上海加工贸易占当地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比例基本都在45%左右,大幅度高于其他省市。二是广东、江苏和上海对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较为依赖。如图20所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对机电产品进口占当地进口比例分别为67%、59%、17%、49%、22%、31%和25%,广东、江苏和上海机电产品的进口占比较高。如图22所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对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占当地进口比例分别为53%、42%、11%、30%、12%、24%和10%,广东、江苏和上海的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占比较高。三是广东、江苏和上海对某些核心技术领域的产品较为依赖。以集成电路为例,如表3所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和北京对集成电路进口占当地进口比例分别为26.33%、21.19%、3.61%、12.84%、5.02%、4.79%和0.9%,广东、江苏和上海的集成电路的进口占比远高于其他省市。

结合进出口企业性质来看,广东、江苏和上海恰恰也是外资占比较高的省市,但外资对中国低附加值的来料加工投资方式占比已经较低,外资投资方式的转变可能对提升国内企业生产效率、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依靠“以资源换市场、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吸引外商投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外资对中国的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积极作用。过去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多是以低附加值加工为主,中国的组装加工技术经过多年发展也已经比较成熟,目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多以合资、技术支持、提供服务等方式存在,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有重要促进作用。一方面,完全由外商提供原材料加工后由外商决定加工产品去向的来料加工方式在我国的加工贸易中占比已经较低。来料加工基本上只能赚取较为低廉的加工费,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外商对中国的投资方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中国不再仅是全球商品生产的低附加值加工中心。从表4可以看到,广东、江苏和上海的来料加工的进口和出口占加工贸易比均在6%-17%之间,来料加工已经不是中国加工贸易的主要方式,取而代之的是进料加工(加工贸易一般分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两种类型),即使用自有外汇从国际市场购买原材料、零件或零部件,自己设计、加工、装配为成品再出售,外资在这种合作模式中会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另一方面,从中国出口的主要行业分布来看,出口行业的技术水平已有大幅度提高。中国的外贸最开始是以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行业起步的,且这类商品使得“中国制造”闻名海外。但是,我们梳理了2017年中国出口的行业分布后发现,过去传统的出口行业占比已大幅下降,机械、电子产品和交通工具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出口占比正成为中国出口的主流行业。海关总署将进出口商品分为了22类,我们进一步简化为十类:分别为动物、食品,矿物、木材,化工产品、塑料,纺织业,鞋帽,金属制品,机械、电子产品,交通工具,杂项制品以及其他。[1]如图23所示,动物、食品,矿物、木材,化工产品、塑料,纺织业,鞋帽,金属制品,机械、电子产品,交通工具,杂项制品以及其他的出口占比分别为3%、5%、9%、13%、3%、8%、43%、5%、10%和0.24%。机械、电子产品和交通工具的出口占比达到48%,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而纺织业,鞋帽,杂项制品和动物、食品的出口占比只有29%,远不及机械、电子产品和交通工具的出口占比。这说明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的技术含量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另外,浙江、山东、福建和北京的主要出口商品中,纺织服装、农产品或成品油占据重要地位;浙江、山东、福建和北京的主要进口商品中,大宗商品占据重要地位;这与当地的外贸产业结构密切相关,浙江、山东、福建和北京的外贸结构中劳动密集型、资源型产业依然占有较高比例。如表5所示,虽然浙江、山东、福建和北京的机电产品占当地出口比例较低,但是纺织服装、农产品或者成品油是当地重要的出口商品,其中,浙江、山东和福建的纺织服装占当地出口比例分别为23%、14%和19%;山东和福建的农产品出口占当地出口的比例分别为12%和8%;北京的成品油出口占当地出口的比例为25%。另一方面,虽然浙江、山东、福建和北京的机电产品占当地进口比例也较低,但是部分大宗商品是当地重要的进口商品,比如矿产品、农产品、初级形状的所料、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等。因此,浙江、福建和山东的出口结构以纺织服装、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业为主;北京则是以石油提炼等重工业为主,这与北京进出口企业中国企占比较高相一致,国有石油类企业的总部大多在北京。

三、2018年以来主要省市进出口增速变化分析

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变,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级。从表6可以看到,2018年4月4日,美国公布对中美加征500亿美元关税清单,随后宣布对其中的340亿美元清单商品从7月6日开始正式加征关税,对其中的160亿美元清单商品从8月23日开始正式加征关税;并且之后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美国在7月11日宣布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且从9月24日开始生效。

500亿美元清单商品从加征关税正式生效开始,美国对中国进口的相应商品当月同比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在9月的数据中还未显示出来,剩下2670亿美元商品增速呈震荡上涨趋势。从图24所示,340亿美元清单商品在4月经历了小幅下跌后(3月11.5%→4月8.79%)从7月开始持续大幅度下跌(6月9.55%→7月-9.73%→9月-18.85%);160亿美元清单商品在7月出现了抢出口后(6月17.3%→7月39.99%)从9月开始大幅度下跌(8月38.13%→9月-11.47%);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从4月开始一路平稳上涨(4月4.15%→9月20.71%),美国商家有强烈的囤货动机,估计8月下旬加征10%关税的影响最快要到10月才能显现出来;剩下2670亿美元商品从4月开始呈震荡上升的趋势(4月-1.3%→9月7.54%)。

我们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影响的重要时间点对应到中国主要省市出口增速变化来看,虽然在全国层面中国的出口增速依然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是北京、上海、江苏和福建的出口增速受到500亿美元清单的影响较大;广东的出口增速在4月至6月受500亿美元清单影响较大,7月以后受到2000亿美元清单的影响较大;浙江和山东则受到剩下2670亿美元商品的影响较大。如图25所示,北京、上海、江苏和福建的出口增速自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呈现下降趋势,与500亿美元清单出口增速走势密切相关:北京的出口增速由4月的41.5%降至10月的33.9%,下降7.6个百分点;上海的出口增速由4月的9.9%降至10月的8.2%,下降1.7个百分点;江苏的出口增速由4月的15.9%降至10月的13.1%,下降2.8个百分点;福建的出口增速由4月的17.3%降至10月的12.1%,下降5.2个百分点。广东的出口增速从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则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从4月的6%降至6月的3.9%,再升至10月6.8%,所以广东出口增速在4月到6月受500亿美元清单影响较大,7月以后受到2000亿美元清单影响较大。浙江和山东出口增速自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则呈现震荡波动的走势,与剩下的2670亿美元增速走势密切相关,浙江出口增速从4月以来基本在14%上下波动,而山东出口增速从4月以来基本在10%上下波动。

不同省市2018年以来出口增速的变化受到美国对华进口产品结构变化影响较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要省市的出口产业结构特点。北京、上海、江苏和福建的机械制造业中高技术机电产品占比较高,广东低中高机电产品出口分布较为均匀,浙江和山东多以劳动密集型外向产业为主。由于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2018年中国商品的出口增速在整体上虽然维持稳定,但是中美贸易战对中国不同商品的出口增速产生了一定影响,进而反映在中国不同省市的出口增速变化上。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机电产品已经成为7个省市的最大出口商品类型,但是不同省市出口的机电产品的技术含量差别较大。我们从7个省市中美贸易战以来出口增速的变化可以做出判断,北京、上海、江苏和福建出口的机电产品中“中国制造2025”所涉及的商品较多,一方面,从前文中集成电路的出口占比可以看到,上海、江苏和北京的集成电路出口占比远高于其他省市;另一方面,福建虽然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只有约36%,但是在一些特定高端领域,福建拥有多家领先企业,比如福建晋华、三安光电、三安集成电路、晶安光电等,所以受到500亿美元加征关税清单影响较大。广东2017年机电产品出口占本省出口的68%,纺织服装出口占本省出口的8%,并且出口增速在4月至6月小幅下降后,7月以后呈现上涨趋势,说明广东的出口贸易结构虽然以机械制造为主,但是技术含量在低中高端分布较为平均。浙江和山东的出口增速走势与剩下的2670亿美元商品走势密切相关,剩下的2670亿商品主要以纺织服装、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浙江的出口商品中纺织服装占比23%,山东的出口商品中纺织服装占比14%、农产品占比12%,目前来看受到2500亿美元加征关税清单的负面影响较小。

不同省市2018年的进口增速的变化与中国主要进口国家的进口增速走势密切相关,主要集中在东盟、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韩国和巴西,说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进口主要来自与其进口增速密切相关的省份。如图26所示,2018年以来,上海和广东的进口增速与中国对东盟的进口增速密切相关,北京的进口增速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进口增速密切相关,江苏的进口增速与中国对日本的进口增速密切相关,山东的进口增速与中国对中国香港的进口增速密切相关,浙江的进口增速与中国对韩国的进口增速密切相关,福建的进口增速与中国对巴西的进口增速密切相关。与这些省市进口增速密切相关的国家,不一定是这些省市最大的进口国家或者地区,但是中国对这些国家进口必定主要来源于中国的相应省市。

与不同省市进口增速密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和资源密集型国家,并且中国基本上也是这些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国,一旦中国主要省市的进口失速,对与其密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会有较大打击。东盟、日本、中国香港和韩国是在亚洲地区,占亚洲GDP的比例约32%[1];澳大利亚和巴西属于资源密集型外向经济。中国大量从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中国的低端产业正在向东盟等廉价劳动力国家转移;另一方面,受交通、地缘等因素影响,中国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往来本就十分频繁。另外,据统计,2017年,东盟、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韩国和巴西对中国的出口分别占其本国出口的比例为18%、24%、19%、54.1%、24.8%、21.8%,基本上中国都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最重要的出口国。并且由于中国经济体量较大,即使是某个省份的对外进口变化都足以影响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总量。

我们根据在报告《兜兜转转,阶段性缓和并非反转——2019年宏观经济走势展望之贸易篇》中测算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进出口增速和GDP增速影响的模型,假设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为500亿美元清单加征25%关税以及2000亿美元清单加征25%关税,中美贸易战对不同省市出口金额和GDP金额的影响权重使用的是2017年出口增长贡献率计算,2018年不同省市的出口金额和GDP分别按照2018年10月和2018年第三季度累计增速估算,通货膨胀率为3%,并且其他条件不变(包括进口增速我们假设也没有变化),表7是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战对不同省市出口增速和GDP增速的影响。我们这里之所以只列出了美国对中国贸易制裁的一种情形下的不同省市出口增速和GDP增速的变化,是因为具体的变化数值可能与实际值间存在差距,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哪些省市的出口增速和GDP增速受到的负面影响程度更大。

从表7可以看到,2019年不同省市出口增速下降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序为江苏>北京>山东>浙江>上海>广东>福建;2019年不同省市GDP增速下降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序为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北京>山东>福建。与全国层面的数据比较,出口增速方面,北京和江苏下降幅度高于全国平均值;GDP增速方面,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和北京下降幅度高于全国平均值。显然,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影响更大,而这些省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一旦这些省市遭受较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可能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四、结论

通过分析中国7个省市的进出口结构以及2018年以来这些省市进出口增速的变化,我们的主要结论有:一是外资和民企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有重要作用。二是中国主要省市对美国的出口依赖较大,但进口国家和地区分布较为分散。三是中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正在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四是广东、江苏和上海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阵地,但是部分核心零部件还较为依赖进口;浙江、福建、山东和北京的外贸结构中劳动密集型、资源型产业依然占有较高比例。五是2018年以来,主要省市出口增速变化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较大,可以反映出北京、上海、江苏和福建的机械制造业中高技术机电产品占比较高,广东的低中高机电产品出口分布较为均匀,浙江和山东多以劳动密集型外向产业为主;进口增速则与主要进口国家的进口增速密切相关。六是中美贸易战对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和北京的GDP增速的负面影响要高于全国平均值,而这些省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一旦这些省市的经济遭受较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可能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根据本报告的主要结论,我们的主要建议有:

第一,考虑到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特别是对外贸易占当地GDP比例较高的省市的负面影响较大,政府部门需要对遭受不利影响的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性政策,并采取必要的对冲政策,才能有效维持当地经济社会的稳定。一方面,北京、上海、江苏和福建的出口增速受到500亿美元加征关税清单的影响较大,并且这些省市的相关企业的市场需求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而且也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些省市可以考虑对相关企业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通过降成本的方式改善企业的经营困境,同时降成本的力度至少不能低于美国加征关税的对这些企业营业收入带来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战对江苏、浙江、上海和广东的负面影响要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4个省市是中国的主要对外贸易省市,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面对2019年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这些省市需要推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对冲政策才能保证本地经济的平稳运行。其实在2018年下半年,部分省市的数据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下行压力,比如广东省的制造业PMI在2018年8月降至49.3,今年以来首次低于枯荣线之下,并且广东省率先推出了《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促进当地的制造业企业发展。同时2018年12月19日,发改委批复了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18-2023年),初步估算投资总额将近3000亿元。2019年江苏、浙江、上海和广东预计会推出更大规模的针对性政策以应对当地经济的下行压力。

第二,考虑到2019年外向型的机械制造业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要显著高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政府需要针对性地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以鼓励相关机械制造业企业积极开发国内市场需求。从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的分项数据来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大幅度下滑的背景下,食品、饮料、日用品等必需品的消费依然维持高增长状态,但是像汽车、电子通信类设备、娱乐、体育等非必需品的消费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趋势。由于2019年国内消费需求估计不会出现结构性转向,加上国外需求因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也呈现放缓趋势,2019年外向型的机械制造业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要明显高于劳动密集型传统企业。同时从工业企业利润来看,国有企业利润增速和上游行业利润增速远高于其他企业,政府需要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提高国内市场的投资机会,增加国内市场对资本的吸引力,才能促使相关机械制造业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

第三,对于广东、浙江、山东等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类出口产品占比较高的省市,政府部门需要支持企业积极发掘可替代的海外市场需求。目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过于依赖,一旦美国有意识地降低对中国的进口消费,中国的出口总量将遭受巨大打击。对于那些消费弹性较低的商品的主要出口省份而言,可以考虑积极开发、拓展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可以优化中国的出口结构,降低对美国出口的依赖性。

来源: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http://www.chinacef.cn/index.php/index/article/article_id/5471 发表时间:2019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