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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开: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作者: 陈斌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发布日期:201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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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实现向发达国家收敛的低收入经济体只有13个(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波兰、斯洛伐克、爱沙尼亚、以色列、塞浦路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在这些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处于较低水平,实现了“平等的增长”。相反,收入分配恶化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没有实现长期经济增长。19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政治局势不稳定,经济增长难以为继,最终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因此,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但仍不容乐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2017年国内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和0.467。尽管呈现微弱下降趋势,但其数值仍高于国际社会公认的社会贫富差距“警戒线”——0.4。此外,中国家庭与个人跟踪调查(CFPS)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和2012年基尼系数分别为0.51和0.49。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基尼系数已高达0.61。收入分配结构持续恶化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缩小收入差距,增加居民收入,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成为我国现阶段的重要发展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收入分配恶化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是机会不均等。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社会出现不平等往往源于个人努力的差异,从而激励个人更加努力地工作,宏观层面上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反之,由机会不均等造成的收入分配恶化,极易引起社会矛盾,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实现机会均等化是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从理论逻辑上讲,个人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从劳动力市场获得其劳动收入,从金融市场获得其资本收入。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需要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机会均等化入手。

第一,加大农村和落后地区教育投入,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化。

教育是低收入阶层提高收入水平、实现阶层跃升最重要的渠道。高考等制度让很多个人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小城市走向大城市,不仅提高了自身收入水平,还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对改善收入分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中国教育机会不均等开始加剧,社会阶层固化问题日趋凸显,并集中体现在城乡教育机会不均等。目前,中国城市生均教育经费是农村的近2倍。这种教育投入差异导致城乡教育质量差距越来越大,城乡收入差距也难以弥合。有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差异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贡献程度达到34.69%;若农村生均教育经费投入与城市相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降低50%。

除城乡教育机会不均等,中国区域间教育机会和区域内部教育机会也呈现明显的非均衡性。发达地区往往教育资源更加丰富,教育投入更多,教育质量也更高,教育的区域差距将在长期内进一步扩大区域收入差距。具体来说,我国各省的教育发展差距是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的持续平衡发展将有助于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区域内部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主要体现在高收入人群的教育机会显著大于低收入人群,进而加深收入的不均等程度,同时更容易造成阶层固化。

教育机会不均等还会对经济效率产生不良影响。人力资本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要素之一。降低受教育机会不均等,不仅可以缓解社会不平等,还可以提高社会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贯彻执行,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基本的教育保障,是教育机会平等化的一个基本前提。然而,教育质量依然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内部存在明显差异,这要求在进一步巩固义务教育成果的同时,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生均教育经费投入,提高其教育质量,不断推进教育机会均等化。

第二,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市场机会均等化。

户籍制度对我国劳动收入不平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般而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其工资水平将会明显提升,由此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但户籍制度严格制约了劳动力在城乡、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成为导致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农民工群体的工资与市民工资存在一定差距,同工不同酬现象非常普遍。城市内部以是否拥有当地户口为界形成了“新二元结构”,这种制度性分割正深刻影响着我国城市内部的收入分配。进一步来看,基于户籍制度而建立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形成了城乡间、地区间严重的机会不均等,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此外,户籍制度还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升。

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均等化也有了很大改善。然而,与户籍制度相衔接的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尚未“破冰”,实现劳动力市场机会均等化任重而道远。比如,养老和医疗保险跨省流动依然存在很多障碍,异地(特别是大城市)子女入学依然较为困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源的地区、城乡分割,严重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降低了经济增长潜力,扩大了社会不平等。为此,有必要统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资源,打破地方分割,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三,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促进金融市场机会均等化。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对一国的收入分配有显著影响,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往往会恶化收入分配。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运转良好,居民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银行等)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因此,当一国经济增长率较高时,其银行存款回报率(真实利率)和股票市场回报率也较高。然而,我国股票市场回报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较为微弱,银行存款回报率也与经济增长脱节。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真实增长率超过8%,但一年期银行存款真实利率不到1%,远低于经济增长率。

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体系)回报率脱节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率管制。我国长期存在对存款最高利率和贷款最低利率的管制。被管制的利率往往低于市场利率,其目的是以低利率形式补贴部分需要扶持的重点产业(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然而,这种利率管制对收入分配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利率管制使得部分企业获得了低成本的融资,而居民只能获得很低的储蓄收益,形成了一种居民补贴企业的倒挂机制。面对低廉的资本使用价格与相对高昂的人力成本,企业更倾向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以资本替代劳动,进而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恶化收入分配。同时,在居民内部,往往穷人是存款者,富人是借款者。利率管制实际上造成了穷人补贴富人的倒挂机制,加速了居民财富分配向富人集中的趋势。利率管制还抑制了个人在金融投资领域的热情,使其转向房地产等不动产投资。而居民旺盛的购房需求,又导致了房价不断走高、房租持续上涨,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格局。

近年来,我国逐步放开了利率管制,极大推动了利率市场化进程。然而,只有把不受管制的利率和市场化的行为主体相结合,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利率已基本上由市场力量决定,但参与金融市场的主体依然没有市场化。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等对利率不敏感的主体对金融市场价格有重要影响,使得金融市场价格信号失真。因此,利率市场化的本质,不仅在于利率的“去管制”,更为重要的是,让各类金融市场的利率准确反映资本回报,让居民通过金融市场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发展成果,这是我国下一步金融市场改革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概而言之,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机会均等化是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的重心所在,其着力点是推进教育投入均等化、户籍制度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s://mp.weixin.qq.com/s/GdGcr6OpMgSSvGyg-WzGyQ 发表时间:2019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