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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琦:加拿大“黄马甲运动”背后的灰犀牛

作者: 赵瑞琦,中国传媒大学传媒政治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发布日期:2019-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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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底以来,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已经持续经月,并呈病毒式蔓延,点燃了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和加拿大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心有戚戚”者类似的街头抗争。

在这其中,“枫叶之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个大小城市的平民效仿法国作法,在“加拿大鹅”之外套上黄马甲,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乱作为”。不过,加拿大的“黄马甲运动”,并非法国运动的“蓝图复制”,更非法国议题的“萧规曹随”,更多是“思想传播”的结果,是对“标志符号”的借鉴,要以他人之矛攻己之盾,解决加拿大自己的问题。

不过,尽管有自己不同的诉求,包括加拿大“黄马甲运动”在内,这诸多运动的背后,都有着如“灰犀牛”般存在的全球性趋势。

其一是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传染病、毒品、移民和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扩大,正在挑战既得利益者熟悉和舒服的生活方式。然而,要想让西方国家和公民放下高人一等的感觉回归合作常态、放弃习惯的高消费来“由奢入俭”,即便不是不行,也会像割肉一样难受——不上街嚷嚷或者大打出手发泄一下,怎么对得起自己?!实际上,作为加拿大版“黄马甲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右翼组织“2019年特鲁多必须下台”抗议的主旨,就是总理特鲁多签署的《联合国全球移民协议》。街头抗争当中,加拿大民众喊出了“加拿大利益第一”的口号,尽管这是拾特朗普“美国利益优先”的牙慧,但是其担心该协议可能会挑战国家主权、大量移民涌入可能摊薄本国福利的想法,却是明白无误。尽管该协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希望采取合作的方式优化移民的整体利益,同时消除其对出生国、过境国和目的国个人和社区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其二是全球权力转移问题。自1500年直到冷战时期,在外部层面,西方文明踩在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肩上,通过欺诈、征服和掠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的物质生活。但这种西方优越的格局缺乏正义,既非历史的必然,亦非历史的常态。面向21世纪非西方国家崛起导致的权力转移、财富分散和制度重构,西方国家依靠对高科技或既有全球地位的垄断来赚取高利润维持高福利,已经是此路不通。西方要化解制度性危机,重塑平衡、再探出路,绝难一蹴而就、平滑过渡。在西方,这种涅槃之痛对于精英阶层的影响只是荣誉上的,但对普通公民却是时时刻刻都有的“被剥夺感”——会哭的孩子有奶喝,上街抗争就是议程设置,不抓住机会闹一闹怎能引起政府的关注?!加拿大无视这种趋势,一味追随美国,弄排他性的“五眼联盟”,搞僵与中国的关系,结果使本国经济遭沉重打击,导致失业率上升、许多工人下岗,为“黄马甲运动”爆发准备了民愤和生力军。

其三是全球政治觉醒问题。进入21世纪,大国战争已很难想象,“流浪地球”仍属科幻。在缺乏宏大叙事的情景下,以“团结在国旗下”为口号让人民为了某个政治目标而忍耐,已经不再现实,西方的公民社会和全球公民社会对传统国家治理实践的抗争,会越来越多。2018年6月爆发的加拿大公民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并非是缺乏大局观——不允许几百个自诩的精英控制普通民众的命运,要求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全球化国际秩序,这无可厚非。而本次加拿大“黄马甲运动”参与者,不关心国家高税收尤其是要实施的“碳排放税”的积极意义,以荷包的鼓瘪来决定行动,也算情理之中。

其四是作为全球新边疆的互联网的普及化。在传统媒体的时代,缺乏领袖人物或政党,“沙粒化”存在的普通民众多数情况下只能是“乌合之众”,想要活下去就只能忍着。但社交媒体改变了这一切。在“黄马甲运动”内部,不同的抗议主题自成一派,并没有组织化和政党化的迹象,全靠社交媒体来形成议题、发动抗争。在加拿大,2018年12月初在脸书上成立黄马甲群组后短短2周内,就集聚了超过55,000名成员,并随即在街头发起抗议——“阿拉伯之春”的危险,并非只存在于阿拉伯世界。

伟大的政治家总是在既定的场景中谋事和成事。作为年轻一代的政治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想要积累足够民意和财政资本,化解本国的制度性危机,恐怕仍需磨练历史方向感,超越区域视野,与非西方国家进行更多的合作,以寻找更强大动力,为下一步继续推进改革和发展找准节奏和方向。

来源:中国网,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46_201446.html 发表时间:2019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