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区议会选举前一天，澳大利亚上演了一出教科书般的“干预选举”丑剧：

这天一早，该国《时代报》（The Age）、《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和澳洲九号电视台（The Nine Network）新闻节目“60分钟”一齐抛出“中国间谍渗透香港 投诚澳洲求庇护”的“大新闻”，香港、台湾地区一众“毒媒”随即跟进，让本就复杂诡谲的香港局势更加混乱。

虽然中国迅速有力地进行了反制，第一时间证明这完全是个子虚乌有的假新闻，但恶劣的影响已经造成，对次日选举的冲击难以估量。

这场“表演”，是澳大利亚媒体近年来一贯作为的最典型案例。近年来，尤其是2017年下半年以来，澳大利亚频频向中国发难，政界、媒体竞相抹黑中国，煽动反华、恐华情绪，几近无所不用其极。虽然美西方主流媒体在对华报道上基本都采取负面、双标做法，但鲜少有哪国媒体像澳大利亚这几家这样，跳得这么高、叫得这么响。

澳洲媒体的“十宗罪”

过去一年，美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口诛笔伐”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它们的报道中，你很难看到一句说中国好的话，香港修例风波、新疆“人权问题”、华为5G、网络攻击、知识产权等话题被反复翻炒，真可谓生命不息、抹黑不止。除了这几项“规定动作”，澳媒还“自发”地翻炒了一大堆的“自选动作”，比如指责中国干预澳大利亚政治。

从2016年开始，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为代表的一群澳媒，就开始渲染“和中国有联系”的企业及个人向该国政界输送政治献金，“轻而易举地成为了外国捐款的最大来源”。

2017年6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亲自为这些报道背书，宣称政治捐款的金额超过550万澳元，“两位著名华商有可能是中国政府代理人”。

当年11月，澳大利亚工党参议员山姆·达斯提亚里（Sam Dastyari）因涉嫌收受“中国献金”被迫辞职，工党党首比尔·肖顿（Bill Shorten）也被卷入非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AFR）则“披露”与中国谈成了一项贸易协定的前澳洲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Andrew Robb）收到了“一名中国富豪年薪逾65万美元的兼职顾问合同”。

澳媒还指责中国在澳洲政坛直接安插代理人。

2017年12月，《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在头版刊文称，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已经确定了“十名与中国情报部门有关联的地方和州政治候选人”，这是“中国干涉澳大利亚民主体系计划的一部分”。

2019年9月，澳大利亚自由党女议员、澳洲首名华裔议员廖婵娥（Gladys Liu）因为涉嫌“通共”，沦为澳媒的众矢之的。

同年11月底，“王立强案”的画皮被戳穿后，《时代报》、《悉尼先驱晨报》和“60分钟”不仅不就此收敛，反而更加疯狂地大炒起“中国情报机构试图在澳洲议会安插一名特工”，而且这回学聪明了，直接搞了个死无对证。

凭空造谣、无中生有仍嫌不够，澳媒还演示了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017年3月，中国驻澳总领事邀请澳洲当地华裔居民和公民来到中国使馆，希望他们在即将到来的中国领导人访问期间帮助塑造公众舆论。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公关活动，却被外媒解读成了“中国政府直接——而且往往是秘密地——参与澳大利亚政治活动的一个例子”。

澳媒“脑回路清奇”可远不止这一例。

2019年5月澳大利亚大选前，ABC大肆炒作微信上“隶属于中共的账户”嘲笑联盟党政府、诋毁澳大利亚，为“中国干涉之铁证”。这些账户是何方神圣？打开报道一看，“铁血军事”明晃晃映入眼帘，下面则是《环球时报》，以及一幅“难民全部绿卡！共享澳洲盛世！”的网友P图。这是认定了读者都不懂中文吗？

澳媒强加的其他罪名还包括染指澳洲新闻报道（“罪名”是一家公司在澳洲的报纸上发宣传中国的广告）、压制出版（一份书稿因为水平问题没有出版商肯收，也成了中国的锅）、搅动澳大利亚学术自由（因为中国留学生自发同乱发涉华错误言论的教师辩论）、以及压制香港、台湾的声音（中国留学生举行了爱国爱港、反对台独的游行）。总而言之，支持中国就是“有罪”。

就连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贡献都成了“罪”。在澳媒口中，澳大利亚经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带来了威胁，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成了中国对澳政治施压的“阴谋”。

自2009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2019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份额从2018年的34%达到了创纪录的38%，即1170亿澳元，高于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此外，中国留学生已被公认为澳大利亚教育产业的最大贡献者，每年为澳大利亚经济带来320亿澳元的收入。普华永道首席经济学家杰里米·索普（Jeremy Thorpe）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急转直下，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减少3至5个百分点。

按理说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但澳大利亚偏偏就要在财神爷头上动土。近年来，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几乎没有不引起争议的，租借达尔文港、收购澳洲电网（Ausgrid）、投标天然气管道、参与兴建5G，连收购一块私人养牛场都能惊动堪培拉。

澳大利亚没有签署任何“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因为杞人忧天般的“中国施压”而拒绝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澳大利亚偏执、敏感到了如此程度，真是令人震惊。对此，澳媒的选择性报道居功至伟——它们众口一词地竭力渲染虚无缥缈的“中国威胁”，却只字不提中国投资带来了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有色眼镜”和意识形态之外，实在找不出别的解释。

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

澳洲媒体对华报道的倾向如此之歪，澳洲政府难辞其咎。

2019年10月，莫里森政府最资深的人物之一、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大放厥词，公开声称中国与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格格不入”。ABC表示，这是“迄今为止澳洲联邦政府部长对中国构成的威胁发出的最强硬的言辞”。就连这位总理本人，也第一时间对子虚乌有的“王立强案”表示“令人深感不安和困扰”。

类似言论，近几年来澳大利亚一抓一大把：

著名对华鹰派、自由党议员兼国会情报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鲁·哈斯蒂（Andrew Hastie），敦促澳大利亚政府和公众认识到“中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民主和安全威胁”，并将西方对中国的容忍与对纳粹德国的绥靖相提并论。

2018年6月，澳大利亚通过《反外国干预法》，毫不掩饰地指向中国（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臭名昭著的“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言论，正是为该法而发）。

一些澳洲政客几乎毫不掩饰对中国的敌意，似乎对中澳关系日趋恶化毫不担忧。政界风向如此，媒体只会更极端。

这些极端言论的毒素已经蔓延到了公众舆论中，整个澳洲社会对“北京的政治野心”和“中国间谍”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2019年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民调显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全面趋于强硬，44%的受访者认为，在决定允许哪些外国公司为重要服务提供新技术时，“保护澳大利亚人免受外国政府的入侵”应该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只有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或“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中国会“负责任地行事”，这一比例较2018年下降了20个百分点，跌至罗伊研究所民调史上的最低水平。

安德鲁·哈斯蒂宣称，自己的办公室已经被来自澳洲全国各地的电子邮件、电话、甚至是手写信件淹没了，这些人都在表达他们对“中国在澳大利亚行径”的愤慨和焦虑。“傅满洲”好似又出山了。

但澳大利亚从这种极端偏颇、负面的媒体立场中获益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公众舆论的恶化显然影响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和学生的吸引力。

事实上，悉尼大学副教授萨尔瓦托·巴邦斯（Salvatore Babones）承认，中国学生的入学人数已经开始下降，截至2019年5月底，当年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的入学人数仅增长了2.4%。同样，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杰米·史密斯（Jamie Smyth）也指出，“目前已经出现了放缓的迹象，第一季度发放的中国学生签证数量下降，悉尼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实施了预算削减，至少部分原因是国际学生数量下降。”

政治领域的负面影响更加直接。在此前的种种“作死”操作拖累之下，即使当前的堪培拉政府试图改善双边关系，也会发现困难重重。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效锐（Geoff Raby）甚至认为，中澳关系正处于两国自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因为自2016年以来，还没有澳大利亚总理访问过中国（事实上，特恩布尔那次也是为了参加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而非专程访华）。

要改变这一局面，澳大利亚媒体必须率先做出改变，因为正是他们挑起的单方面指责，导致了中澳关系急转直下、跌入低谷。

但是，澳媒会改变吗？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王立强案”。无论是劲爆程度、时机选择还是联动水平，这枚“舆论炸弹”都堪称顶尖，绝对是经过了精心筹划，专门冲着香港区议会选举而来，下手稳、准、狠，影响格外恶劣。

这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宣传效果”来衡量了，它将脱离新闻史，被列入国际关系史范畴，堪与那封引发普法战争的“俾斯麦电文”相媲美（BBC炒作郑文杰也是如此）。很难想象，没有幕后黑手的指挥、单凭这几家媒体自己，能够制造出如此爆炸性的效果。

这起事件足以证明，部分澳大利亚媒体已不再是普通的“反华媒体”那么简单了，而是已成为“五眼联盟”宣传机器中的一支“特种部队”，与美西方反华政治、情报势力高度协同、密切合作，专门在敏感时点抛出精心炮制的“炸弹”，作用非一般谣言可比，目的就是打击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

对于这些媒体，也已不应再用传统的、看待普通外媒的眼光和方式来对待，而应正视其真实面目，坚定进行有力揭批和反制，才能守住中澳关系的底线。

来源：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YuanYe/2020_01_15_531611.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