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张维迎教授与林毅夫教授围绕产业政策的争论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产业政策的边界、实施效果等问题的持续思考。11月9日在北大朗润园举办的张维迎教授与林毅夫教授产业政策思辨会更是将产业政策的全民讨论推向高潮。事实上，一个与这次产业政策争论相关，但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政府是否具有制定产业政策的能力？如果说，张维迎与林毅夫两位教授是围绕“政府是否应该制定产业政策”来展开讨论，本文则希望从“政府是否具有制定产业政策的能力”这一新的视角重新思考政府作为的边界等问题。

在以激励机制设计为内容的信息经济学成为微观经济学教科书标准内容的今天（在激励合约设计理论做出突出贡献的霍姆斯特姆教授今年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科得主），理论上，政府应该如同上市公司一样具有激励机制设计的能力。例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董事会经过基于经理人薪酬绩效敏感性的薪酬设计，使经理人变得更加努力；看起来向经理人支付了与以往相比高的薪酬，但激励充分的经理人为股东创造了更多的投资回报。既然同样并非自然人的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激励机制设计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那么，至少在逻辑上，我们并不能否认同样是非自然人的政府应该具有激励机制设计的能力。

以往，我们更多地是从政府通常并不具有获得进行激励机制设计所需要的信息的能力来论证政府并不适合成为类似于产业政策等激励机制的设计者。例如，哈耶克强调具有当地信息的个体在进行激励机制设计时往往比缺乏当地信息的政府更有效率；信息利用存在边界，相对而言，像新加坡小国寡民政府作用加明显，但大国政府则无法发挥相应作用；政府信息整合过程中存在信息的扭曲或失真问题，就如同对批评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一样。然而，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收集加工成本无限降低的趋势一定程度上使得从信息收集能力角度对政府不具有制定产业政策的能力的批评变得苍白。

来源：FT中文网，2016年11月1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133#adchannelID=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