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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老龄化和养老金改革对储蓄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作者: 何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宁磊,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朱东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发布日期:2019-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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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被认为是一种可以保护自身抵御特殊收入冲击的重要工具,而劳动力供给是另一种工具。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允许个人通过改变工作时间来应对收入冲击,降低不确定性的成本。

本文研究了当人们遇到特殊性收入风险以及寿命风险和养老金变化时,储蓄和劳动力供给在生命周期中作为自我保险渠道的作用。这些重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每个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有可能遇见。养老金变化会对个人储蓄和劳动力供给行为产生影响。为了对冲退休期间的收入冲击,个人可以在工作期间加大储蓄或增加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养老体系紧缩导致的养老金变化,也会抑制消费动机,从而影响家庭储蓄和劳动力供给。另外,公共养老福利和私人储蓄之间的替代性比较高。将养老金等政府计划与劳动力供应联系起来,可以发现社会保障规则解释了大部分生命周期后期劳动力供给的跨国差异。

同样,寿命的变化也可能影响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寿命延长允许个人在退休阶段活得更久。个体可以在工作阶段增加储蓄或劳动力供给,以此应对长寿带来的风险。我们将此称为预期寿命效应。

通过整合养老金体系的特殊收入风险、长寿风险和不确定性,允许用储蓄和劳动力供给来应对上述风险,本文提供了个人对整个生命周期中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反应的综合看法。

并没有很多国家在长寿风险和养老金福利方面经历过重大变化。本文以中国为例,因为1995年到2009年期间,中国同时经历了快速老龄化和激进的养老金改革。因此,中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实验”来检验快速老龄化和养老金改革对家庭层面和总体层面中储蓄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自1997年以来,中国城市地区的平均家庭储蓄率和员工每周人均工作时间都已快速增加。

本文选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本文将2005年中国养老金改革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进行双重差分回归分析。对于2005年养老金减少的改革,家庭通过增加储蓄和劳动力供给来应对。另外,我们的实证分析发现,相比于劳动力供给,养老金改革对储蓄率的影响更大。

我们还开发了一个大规模异构重叠世代一般均衡模型。在模型中,个人面临着退休后的随机收入风险和借贷约束。个人不得不对消费、资产持有和劳动力供给做出决定。我们使用微观层面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来校准模型,使其与养老金改革和急速老龄化之前的中国经济相匹配。

我们发现,仅长寿风险一项就会使家庭储蓄率增加3.6%,劳动供给率增加3.2%。另外,从长远来看,整个养老金改革使得储蓄率提高了28.7%,劳动供给率增加3.0%。从长远来看,养老金福利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似乎比劳动供给率大。

我们还模拟了人们如何应对快速老龄化和养老金改革。35岁之后的员工会增加储蓄。46岁至60岁之间的员工,特别是快退休的员工,增加储蓄来应对养老金福利变化的情况十分显著,而60岁之后的人,增加家庭储蓄往往是因为长寿风险上升。换句话说,长寿风险和养老金福利的变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主要发生在45岁及以上的年老群体,其影响程度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另外,除了30岁以下的员工之外,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员工都会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来应对长寿风险和养老金福利变化。退休之后,个人不会将劳动力供给作为自我保险的一种方式;此时随着年龄的增长,用调整储蓄作为自我保险的方式依然存在。这就是相对于劳动力供给,长寿风险和养老金改革对储蓄影响更大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