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政策大方向做出了战略性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了格局演变、动力转换和秩序重构三大深度调整相互交织的阶段。这些调整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并成为全球经济今后的一个新常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赵晋平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时这样理解经济新常态。

赵晋平强调，中国必须主动适应全球经济新常态所带来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被动等待。应充分利用新常态，顺势而为，并不断地做出调整，在有效应对挑战的同时，抢抓新的机遇。“真正引领经济新常态，关键是要构建一个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

中国应主动引领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时报：你怎样理解经济“新常态”？

赵晋平：对于经济新常态，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如何认识新常态。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国际形势以及国内经济都正在发生着许多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与不确定性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第二，如何顺应新常态。作为一个经济地位正在逐步上升的新兴经济大国，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日趋紧密，经济融合程度日益加深，相互影响也更为深刻和直接。中国必须主动适应全球经济新常态带来的变化，通过自身调整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寻找中国发展的新机遇。

第三，如何引领新常态。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大国，在全球开始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我国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更多的机遇。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发展会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动力，世界经济发展也会为中国提供更多的机遇。引领新常态是需要中国承担的责任。为此，我们必须更加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满足于被动去接受。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做到主动引领和积极影响经济新常态，为中国发展也为世界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

经济新常态带来国际形势六大新变化

中国经济时报：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以及国际经济形势将发生哪些新的变化？

赵晋平：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的一些新常态，影响着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向与发展趋势。

第一个变化是，在发达国家整体经济低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的市场拓展空间和潜力将受到明显制约。虽然，从全球经济角度来看，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仍占有较大份额，但从今后一个时期来看，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仍将维持在一个较低的速度。这是今后至少五年到十年，国际经济形势的一个新的常态。而这样的低速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而言，是不同于以往的。过去30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通过对外开放，很好地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其中，我们的主要市场，包括投资领域的资本来源，都与发达经济体密切相关。因此，在发达国家整体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的背景下，我们的市场空间和潜力将受到制约。

第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日趋上升，作为全球经济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其今后还将保持逐步上升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全球的经济格局也将发生相应变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影响力以及贡献率，都将有一个迅速提升的过程。我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也将更加重要。

第三，跨区域、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助力于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为全球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供新的动力，甚至有可能成为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一个主要动力。客观上来看，在WTO主导下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可以说举步维艰，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相比较而言，如TPP、TTIP、RCEP等跨区域、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带动更大范围的、更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将起到推动全球化的作用。有人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已经出现停滞。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只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发生转换，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趋势在更加广阔的区域范围内仍在迅速扩大。

第四，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一方面是南北结构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成为新的增长力量。二是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服务业的跨境贸易和投资渐趋加快，甚至主导全球产业活动的方向。制造业的地位相对下降。三是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增长极和经济板块地，并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对我们的区域、产业合作都将产生较大影响。

第五，我国将在新一轮的产业分工调整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技术创新正在成为各国产业竞争的焦点，产业分工会进一步细化，全球价值链的调整也会加快进行。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中低端的位置。下一步，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竞争力，我们确实将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化和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创新和产业竞争力的日益上升等。而随着大型的、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在产业分工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在短期之内，又不具备加入例如TPP等跨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框架的条件，这也就使得我们在新一轮产业分工调整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

第六，全球治理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过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而如今，这样的全球治理正在逐步向多级化的治理结构转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治理的机制，也需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此过程中，中国也被期待能在全球治理调整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能够真正承担与我国经济发展地位和水平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当然，从目前来看，我们自身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的能力和经验不足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新常态下 我国将成为直接投资净流出国

中国经济时报：从我国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及影响力角度看，经济 “新常态”又将带来怎样的新变化？

赵晋平：经历了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和明显的发展成就，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与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扩大改革及对外开放密切相关。在全球经济的变化过程中，我国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等方面将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今后五到十年，我们将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第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仍将持续，但工业化受环境和能源的制约也将越来越强。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我国在全球能源资源的消耗居全球首位。从我们自身来说，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将面临着环境治理的严峻挑战。今后，我们不能再按照过去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走下去。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成为今后五到十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

第三，我国的传统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减弱。比如，我国过去劳动力资源优势较强，劳动力成本较低，这也是我国在制造业领域保持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一个主要来源。但随着我国要素成本的逐步上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上升，我国在这些领域的传统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减弱。今后，我们将面临的竞争优势的变化，是要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竞争优势，逐步转向以技术、品牌、国际营销渠道为代表的新的竞争优势。而这个转变，在今后的五到十年将加快推进。

第四，中国将会从一个传统的资本净流入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直接投资的净流出国。从直接投资的角度看，我们长期以来都是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中利用外资直接投资最大的国家。十年前，我国开始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从这十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保持了较快增长，其规模和在全球所占的份额都有明显提升。虽然在2014年，我们的对外投资与吸收外资相比，仍有一些差距，但已经到了非常接近利用外资的水平。今后，中国的对外投资仍将会保持较快增长，而这种较快增长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将会成为一个直接投资的净流出国。这也将是我们今后在跨境直接投资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变化。

对中国而言，这种变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今后我们如何去适应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去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中国企业必须要做好相应准备，包括政策体系方面的调整，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在服务质量以及金融领域的支持手段等方面力度的加强等。

第五，今后的五到十年，我们面临着全球治理结构的新变化。长期以来，我们主要作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但却并不是引领者，我们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尤其是在诸多经贸规则的制定层面，我们往往是现有规则的接受者。而今后，我们将由参与全球治理的一般参与者，转变为一个参与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引领者。同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将有明显提升。这也对我们自身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能力建设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六，从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的角度来讲，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与世界主要经济伙伴间的贸易和投资方面也将会产生新的变化。过去，我们基本上以贸易往来作为主要的经济联系纽带。今后，将会更多地以直接投资，甚至包括一些更高层次的制度性的合作为主。比如，通过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投资协定等方式，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合作，真正形成一个多层次、高水平的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合作网络。

“一带一路”成为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要战略契机

中国经济时报：在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层面，今后我们应坚持怎样的发展方向？具体应采取哪些战略部署？

赵晋平：这将是值得我们今后重点研究的问题。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在逐步上升，因此，作为中国经济本身，未来更需要坚持开放包容和负责任的态度，通过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去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抢抓发展机遇。

未来五到十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将决定着我们是否能够由一个经济大国转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国。我们必须要充分利用好这样的战略机遇期，更坚持开放、包容和负责任的发展理念，一方面，为自身赢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为世界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正是基于这样的要求，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层面看，今后我国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举措：

第一，在建立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合作网络层面，今后我们必须做出更大努力。比如，在加强区域合作方面，尽快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多双边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的签署。通过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深化相互之间经济的融合程度和市场的融合程度。这是我们下一个阶段，在开放型战略领域必须重点推进的一个方面。

第二，我们要拥有全球视野，通过进一步推进资源国际化战略，利用全球市场，来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要素和资源供给。比如，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大引进技术和吸收人才的力度，在全球范围内去配置我们发展所需要的战略性资源。这些战略性资源，既包括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也包括人才、资本、技术资源。

第三，在跨境投资领域，加大企业“走出去”力度，通过企业“走出去”，为我国获取更多资源和市场，提升我们的市场份额，提供更多机遇。通过一些企业成功“走出去”的案例，我们也看到，这些企业在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之后，使其国际化经营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并且利用这些渠道，得到了相应的战略性资产。通过“走出去”，将产生更多源自中国的跨国公司，这也是中国经济真正能够在全球具有实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微观基础。

第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结构的改革，突出我们作为新兴经济大国的全球战略新定位。尤其是在全球治理和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方面，我们要主动承担更多责任，要提出我们的意见，发出我们的声音。但这并不是对韬光养晦的一种否定。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坚持韬光养晦，但也要更加有所作为，要在全球治理以及参与全球事务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未来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所要进一步去推进的领域。

“一带一路”战略无疑将成为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要战略契机。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争创开放型经济的新优势，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和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取得了较快发展。

商务部数据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之间的对外贸易，近十年来，年均增速达19%。我国对该区域的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46%。我国对该区域的贸易已经占到了我国整个对外贸易的四分之一左右。我国对该区域的直接投资已占到了整个对外投资的19%。在该区域的工程承包量已占到全国工程承包的50%以上。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着力点，是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这对于我们拓展新的可持续增长空间，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将产生直接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受到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目前该战略正逐步成为区域内的战略共识。下一阶段，我们需要务实推进，使战略构想真正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一带一路”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区域间的经济稳定与繁荣，提高区域内的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为了实现该目标，当前我们最需要重视的问题就是，把贸易和投资合作以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三个重要的切入点。

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构建互利共赢合作体系

中国经济时报：今后，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我国应重点采取哪些战略性举措？

赵晋平：首先，我们要明确，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共建过程中，应具体发挥出怎样的作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该行动纲领与规划将助力我们在今后的共建过程中能够发挥出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使得中国所做的事情能够真正做到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

第二，下一步将加快推进我国与该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多双边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进一步深化与各国间的制度性合作关系。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重要经济走廊的建设，以及例如中国和南亚国家间，未来如何继续推进制度性合作等等。

第三，与一些国家共同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方式，利用中国的储备优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开发性金融支持。这也是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领域。

第四，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从推进中国和丝路区域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仍然非常薄弱。比如交通运输手段不够，相互之间的道路设施不够完善等等。未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如果能够得到迅速推进，将有助于为企业的贸易投资活动，提供更加便利的、通畅的基础设施条件。下一阶段，我国将以一些重要的交通设施的建设、能源设施的建设等重大项目作为切入点，带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合作。

不久的将来，我们在以上四方面将看到诸多实实在在的进展，也将呈现出很多值得期待的成果。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我们应进一步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合作网络体系。这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对整个“一带一路”区域的发展，甚至对全球的经济发展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