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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懂农业与懂农民

作者: 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 发布日期:2018-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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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农业和懂农民,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或者说,懂农业未必懂农民,懂农民未必懂农业。本人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想到了当年关于家庭承包的政策争论。在争论中,万里说自己不懂农业,同时,他严厉批评农口部门领导人不懂农民。

直到晚年,万里说到农村改革,仍然会说自己并不懂农业。1981年7月,万里在一次会议上还说:“我于农业并无成见”。随后解释,他对农业不了解,对农村工作不熟悉,到安徽时并不知道怎样解决农业问题,但他相信农民的智慧和创造。万里说自己不懂农业,虽有自谦,却也实在。

何谓懂农业?显然,四十年前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名词未变,内容迥异。大致而言,农业有两层含义。一曰“农学”,诸如育种栽培、植物保护、土壤改良之类;二曰“农经”,即所谓“农业经济”,指农村各项经济活动,也包括林业、畜牧、渔业、副业等。改革之前,“农业经济”与人民公社体制有内在联系,或者说,人民公社管理是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内容。那时的农业工作,核心是要掌握这个体制以及政策。对于官员来说,通常说是否懂农业,并非特指掌握农业生产专门技术,而是指领导农业工作是否有专门经验积累。显然,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万里确实不懂农业。

在主政安徽之前,万里并没有领导农业工作经历。战争年代,他曾多年在解放区做地方工作,但那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农业工作。1949年春,万里离开冀鲁豫解放区,随刘邓大军南下。南京解放后,万里参与接管南京,担任南京军管会经济部长和建设局长。从那时起,万里开始接触城市工作。是年末,万里又随同刘邓大军进入大西南,参与筹建西南军政委员会。到重庆不久,邓小平找万里谈话,让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

本人在参加《万里文选》编辑过程中,看到这段时间的一些资料,大都是万里接管工厂的讲话文件等。1953年初,万里奉调进京,担任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后来城市建设总局改为城市建设部,万里任部长。由此开始,万里集中精力于城市建设管理,倾心于学习建筑。1958年春,万里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这次调动与他懂城市建设直接有关。进入50年代中期,中央考虑在北京建设一个大型会议场所(即人民大会堂),随后,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等。万里从城市建设部长调任北京,就是要担任十大建筑总指挥。万里负责这项浩大工程,成绩卓著,被毛泽东称赞为“日行万里”。

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近十年间,万里没有分管过农业和农村工作。他晚年曾回忆,这些年间去农村时间也不多,更很少对农业农村工作发表意见。大跃进时,他到农村去,看到公共食堂,曾经表示过担忧和不解。但因为不分管,他的意见并没有什么影响。“文革”中间,万里随邓小平复出担任铁道部部长。正如不懂农业一样,万里也没有铁路工作领导经验,但他整顿铁路业绩斐然,受到普遍赞誉。但是,在铁道部工作一年后又被打倒。粉碎“四人帮”之后,万里调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开始工作不久,就转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若问万里最懂什么专业,应该说最懂建筑。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还是建筑工人时,参与人民大会堂等工程建设,因为表现优异受到万里赏识,后来长期在万里领导下工作,称得上是最了解万里的人。1993年夏天,时任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召集《万里文选》编辑组会议,他在谈话中用了较长时间介绍万里。李瑞环介绍,万里长期领导城市建设,对建筑下过很大功夫学习,对于中外建设历史都有研究,早年曾经想写一部中国建筑史。李瑞环说:“在我党的高级干部中,万里是最懂建筑的”。

本人认为,万里所以在农村改革中建立功勋,并不是因为懂农业,而是因为懂农民,特别是,他懂得尊重农民,并且敢于为尊重农民承担政治责任。大权在握的政治家,在重大问题上做出决定,懂不懂某个具体专业并不重要。

很多党政领导往往被称为“万金油”,意为不懂专业。实际上,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对于不同人所擅长的工作领域,有特定的评价标准,诸如有工业专家、农业专家的说法。从农村工作来说,与万里年龄相当、资历相近的高级干部中,有一些领导人称得上农村工作专家。

华国锋可以称得上农村工作专家。南下到湖南后,华国锋先是担任县委书记;农业合作化时期,华国锋写的调查报告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华国锋曾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多年在农村工作第一线,后来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也是分管农业。“文革”中间,华国锋到中央,连续几年分管农业。毛泽东曾批评华国锋“满脑子农业生产”,而对阶级斗争关注不够。

比华国锋略年轻些的纪登奎也是农村工作专家。新中国建立之初,纪登奎在许昌地委副书记任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因为汇报工作受到毛泽东赏识,主要是汇报农村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纪登奎担任过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在农业工作一些重要问题上,毛泽东多次听取纪登奎汇报。毛泽东主持起草《人民公社管理条例》(即60条)时,曾经专门请纪登奎参加会议。在确立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架过程中,这个“队”是“生产队”还是“生产大队”,开始上层内部有不同意见,后来确立为生产队,就是毛泽东吸取了纪登奎在河南创造的基层经验。

同样是党内农村工作专家,在改革早期的表现是多有不同。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时,对家庭承包表达了温和而明确的反对;纪登奎在分管农业工作时,基本上坚持了人民公社六十条的立场,但是对于家庭承包表达了理解。可见,既往的工作经验本身,并不绝对地影响本人的政策立场。

“文革”中的副总理陈永贵,曾一定程度上分管农业。陈永贵本身就是农民,长期担任大寨村支部书记,也担任县、地、省的领导人,不能说他不懂农业。“文革”中,特别是“文革”后期,陈永贵提出了系列政策主张。从这些政策主张来看,显然不能说他懂农民,更不能说懂得尊重农民。陈永贵坚决反对在农业生产中搞按劳计酬,认为按劳计酬是即所谓“物资刺激,工分挂帅”,推行所谓“大寨工分”(又称“大概工分”);反对农村自留地、家庭副业,主张关闭集市贸易,甚至连农民养鸡养鸭也不准;主张“穷过渡”,即主张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提升到大队为核算单位。实质上,“穷过渡”就是让农业生产搞更大规模的大呼隆,搞更大规模的大锅饭。在陈永贵看来,大锅饭越大,公有制水平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如果农民不赞成不积极,则是农民落后愚昧,甚至反动,就要“批判”“斗争”“专政”。应该说,如果一个领导人真正尊重农民,不会这样对待农民。

万里于1980年春天到中央,主管农业至1986年。在推进包产到户过程中,曾经激烈批评农口部门思想僵化,不了解农民,不懂得尊重农民。

万里尖锐批评国家农委、农业部、农业机械部等农口单位,也指名道姓地批评有的部长。万里感叹,农口以外的部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单位,倒是思想比较解放,不那么僵化。万里在农口部门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整顿,要求农口领导干部大规模下乡,看看农民在做什么、想什么。他批评农业部门,“坐在大楼里对农民指手画脚”,“农民吃不上饭,不见你们说个啥话,农民搞了包产到户,吃上了饭,你们忧心忡忡,指责农民破坏了社会主义”。道理上,农口部门最懂农业,最了解农民,但却在改革中成为重大阻力。这是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在当时农口部级干部中,有位副部长被认为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代表人物。他长期从事农业领导工作,堪称是农村工作专家。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进入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中层部门负责人,后来,到广西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文革”前,到甘肃省委担任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文革”后期,到农林部担任副部长,分管政策研究、人民公社管理等。从领导工作经验来说,显然谁也不能说他不懂农业。但是,从包产到户刚刚出现,直到很多年后,他都坚持不同看法,态度并没有改变。

万里曾多次严厉批评这位副部长。1981年3月11日,万里在国家农委党组会议说:“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一股劲儿?实践的东西,理论的东西,实践和理论结合的东西,都说服不了他。”但是,万里也表示了某种赞赏:“这个人有个好处,不隐瞒自己观点,我喜欢这样的人。不管是谁讲的,即便是小平同志讲的,他都提出不同意见。我说,你有意见可以写报告”。从这位副部长的回忆录来看,他的这种坚持和执着,越到晚年越清晰明确。显然,他反对包产到户,是基于政见不同,是一种政治信仰的力量。

从当时的政策纷争过程来看,还有一种反对态度,不关乎政见和信仰,而是出于对政治机会的把握。那时很多领导干部,内心对包产到户有认同,但是并不选择支持,而是选择了追随政策主流,上级文件怎么说就怎么做,让批判就批判,不让搞就不搞。如果从特定政治标准看,这些官员只是听命于上层的政治决定,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主动改革,缺乏创新勇气,显然不值得称道。但是,如果换一种标准看,在现代国家体制中,负责政策制定的政务类官员(所谓政客)与负责政策执行的事务类官员(公务员)各有角色,事务类官员坚持政治中立,忠实于执行既定政策,而不是在政策主张上自搞一套,这也是无可指责的。

从根本上说,懂不懂农民,能不能尊重农民,其实并不决定于是否懂农业,不在于懂多少农业生产,不在于懂多少农村经济管理,而在于政治理念,包括思想感情、意识形态等。

如果说,懂农民是指能够理解农民,特别是知道农民的需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了解农民需要的情况下,是否愿意顺应农民需要,尊重农民意愿,这是根本性问题。进而,如果愿意顺应农民的需要,尊重农民意愿,则接下来的问题,是否敢于为农民而坚持,敢于为尊重农民承担政治风险。或者说,是否能够理解农民,是否愿意尊重顺应农民,是否敢于为农民而担当政治风险,这是三个问题。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应该既能理解农民,也愿意顺应农民,还敢于支持农民,即做到“三位一体”,才能成为改革家。万里等改革家的伟大,不在于懂农业,而在于懂农民,懂得尊重农民智慧和创造性,敢于支持农民的权利要求,而不是把农民视为“群氓”“阿斗”,认为农民“落后”“愚昧”,而只有领导人最聪明,农民应该按照领导构想的方式去生活,农民的生活应该被领导们设计、规划。

人民公社体制的根本问题,是这种体制不承认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不容忍农民的伟大。因为,这个体制把所有农民视为公社这个体制机器中的零件,不容许其自主权,抑制其创造性。万里曾经指责这种公社体制是“集中营”,是“剥夺农民的最有力工具”。1981年7月,在一次会议中讨论到宪法修改中人民公社问题,万里指出,“要废除人民公社。”“巴黎公社长不了,我们的公社也长不了”。因为人民公社不承认农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不尊重的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所以,从根本上,农民最终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体制。

关于农村改革成功的根本经验,党中央文件已经有精辟总结,就是尊重广大农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承认和容忍农民的伟大,不应当仅仅是一种理念,或者说不应该仅仅表述为理论总结和政治宣传,更重要的是,要体现为制度化保障。如何从制度上容忍、保障农民的创造精神和选择权利。这是又一个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发表时间:2018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