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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生:“双轨制”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内涵与路径

作者: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发布日期:2017-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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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出的“双轨制”方案是解决半岛问题的有效路径。方案提出的原因主要考虑到半岛问题形成的根源在于美朝的错误政策和半岛冷战格局,期望对症下药。中国、美国、朝鲜和韩国应为签订和平机制的四方。和平机制需签订三个文件,《朝鲜半岛和平协定》、《朝韩和平协定》、《美朝关系正常化协定》。和平机制要统筹考虑朝韩关系问题、美朝关系正常化问题、美韩联盟的范围及驻韩美军的功能、朝鲜的核武问题等。在操作路径上,半岛和平机制构建的突破点在于中美达成共识、韩国改善对华关系并愿意与朝鲜和平共处、以及朝鲜“拥核”立场发生动摇。中国要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合作,严格执行相关涉朝制裁决议,同时应促使美国放弃对朝鲜的敌视和歧视。也要加大对朝鲜“拉”的力度。

中国外长2016年3月8日指出,“一味迷信制裁和施压,实际上是对朝鲜半岛的未来不负责任。为此,中方提出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谈判思路”。该方案提出至今还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积极回应,与此同时,半岛紧张局势仍高居不下。2016年朝鲜进行两次核试验和20多次导弹发射,2017年以来又多次进行导弹发射,在核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韩多次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与强度越来越大,但这不仅没有达到压服朝鲜的目的,两国积极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也致使中韩关系与中美关系出现倒退,解决半岛问题的国际合作遭受重大挫折。

这表明无论是朝鲜的方案、还是美国和韩国的方案都没有使半岛局势得到改善,反而是进一步恶化。美国特朗普政府2017年1月20日上台后明确表示放弃“战略忍耐”政策,韩国文在寅政府2017年5月9日上台后的对外政策展现出新气象,解决半岛问题面临一定的机遇,这种背景下讨论中国的“双规制”方案不仅有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现实意义。

1、中国角色与“双轨制”的提出

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演变对中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中国在解决半岛问题上的角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强调美朝双方直接解决

1993年,第一次朝鲜核危机爆发后,中国主张该问题应由美朝双边对话直接解决。危机落幕是在美国前总统卡特1994年访问平壤与金日成会谈后、朝美达成《核框架协议》得以实现。此后,中国领导人在会见韩国总统金泳三时表示:“这表明通过有关各方的直接对话和协商是妥善解决复杂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持不介入立场,也与我们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

其一,1989年后中国受到西方的制裁,我们自己要“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在外交上就是要“少管别人的事”;其二,中国当时和美朝两国的关系也磕磕碰碰。对美关系上,1993年刚上台时克林顿政府在贸易、军控、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动辄对中国以制裁相威胁,强硬色彩较浓,中国不具备和美国合作管理朝核问题的氛围;对朝关系上,中国于1992年与韩国建交,引起了朝鲜误解。

(二)有限介入

第一次朝核危机落幕后,为寻求朝核问题彻底解决,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韩国时美韩提出“在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情况下,尽快举行由朝、韩、中、美代表参加的四方会谈,目的是开始一个旨在达成一项永久和平的进程”。中国随后做出积极回应,“中方将继续同有关各方密切合作,为推动会谈不断取得进展发挥建设性作用”。1997年8月、9月、11月,四国在纽约举行三次预备会议。1997年12月9-10日,在日内瓦举行首次“四方正式会谈”,四方会谈机制成立,并先后举行了六次。1999年1月四方会谈结束时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启动“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工作组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工作组。

尽管中国在“四方会谈”中没有发挥主导作用,但毕竟已加入到解决进程中来。“冷战期间以及后冷战时代的第一年,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仍停留于传统的双边模式。然而,在最近几年中(自从四方会谈后),北京的立场已转向以多边模式来共同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之所以有限介入,主要由于中国打破了西方对华制裁,中美开始致力于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传统中朝关系也在逐渐恢复。

(三)积极介入

2002年底,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朝互不相让,危机再度爆发。在中国积极努力下,2003年8月27日中朝美韩日俄六国代表在北京举行首轮“六方会谈”。之所以称之为“积极介入”,其一,中国作为六方会谈主席国,为推进会谈“机制化”做出了巨大努力;其二,中国主导起草了其中重要文件。比如在第四轮六方会谈陷入僵局情况下,中国灵活应变,起草并修改了随后出台的《9·19共同声明》。正如《人民日报》指出的那样,“在国际重大热点问题上斡旋调解,使周边的爆炸性问题得到缓解,并且主导了一个国际文件的谈判,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还为数不多”。

中国得以积极介入,和该时期中国国际环境进一步改善有关。美国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为重心,中美合作加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强劲。1999年后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开始恢复。2000年金正日访问中国,中国还帮助朝韩举行了首次首脑峰会。

(四)推出“双轨制”方案

2009年4月23日,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迄今为止六方会谈没有实现重启。这期间朝鲜进行了4次核试验和多次导弹发射,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难度越来越大。朝鲜和美韩之间互不相让,半岛局势也越来越恶化。这种背景下,2016年3月,王毅外长推出“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思路,也即“双轨制”解决思路。

2、为什么要推出“双轨制”?

对于中国推出“双轨制”思路的动因,王毅外长明确指出“半岛问题的最终解决,要综合施策,对症下药”。也就是说,中国推出“双轨制”方案主要着眼于朝鲜半岛问题的产生根源,要“对症下药”。半岛问题产生根源主要有两个:美国和朝鲜的错误政策与半岛冷战格局。

冷战结束前后,中苏两国纷纷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美国没有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1990年9月29日,苏联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没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主要原因在于认为朝鲜即将崩溃。一方面,朝鲜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能源高度依赖苏联提供,在华约组织与苏联相继解体后,经济陷入困境.到1991年由于能源短缺,大约40%的工业呈闲置状态。另一方面,美国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必然波及到朝鲜。因此,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坚定认为,平壤将“难以继续存活”。

朝鲜当时的相关政策同样存在一定问题。冷战结束后,随之迎来的是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每个国家亟需面对的时代主题,发展经济成为工作重心,而朝鲜这时仍强调先军政治;为学习先进经验和吸引外资,一定程度对外开放符合朝鲜利益,但朝鲜选择更加封闭。面对经济落后常规军事力量严重滞后于韩国的现实,朝鲜在军事发展上又走上研发核武器的道路。这就不仅和美国针锋相对,也直接危害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利益,朝鲜愈加孤立。这也体现在冷战后的朝鲜半岛问题中,朝鲜核问题始终是焦点与主线。

半岛冷战格局主要体现为美日韩对朝鲜的安全威胁。通过中俄(苏)两国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韩国来自于冷战时期东方阵营的安全威胁消失了。与之相比,朝鲜面对美日韩的安全威胁不但没有减小,反而愈来愈大,这典型体现在美韩两国每年针对朝鲜的联合军演上。美韩制度性联合军演主要集中在朝鲜春播秋收时,此外还有许多不定期军演。

奥巴马政府任内,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向实战方向发展。比如2016年3月拉开序幕的美韩“关键决断”和“鹞鹰”联合军演,首次启动并实施“5015”新作战计划。根据该计划,如朝鲜半岛出现紧急情况,美韩将对朝鲜最高领导层及核、导等设施进行“斩首”式先发制人精确打击。值得注意的是,一改过去坚决反对美国武力解决朝核问题的态度,韩国也公开了自己的先发制人“斩首”计划。2016年9月21日,韩国时任国防部长韩民求指出,“韩军有计划成立特种作战部队,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斩首”。这显然会加大朝鲜安全担忧,增大其“弃核”难度。

美韩2016年10月10日起在黄海海域和日本海海域举行的联合军演,模拟攻击朝鲜首都平壤中枢与核设施。美军在此次军演中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调派一架B-2隐形战略轰炸机参与斩首演习,还派出“里根”(CVN-76)号核动力航母参加海上联合军演。同期,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也举行了另一场军演,内容包括美韩战斗机避开朝鲜防空网进行“精确打击”。如此高调演练对朝斩首行动并公布细节还是首次。

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与强度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有增无减。2017年3月1日,美韩的“鹞鹰”军演拉开序幕,持续2个月,其中包括使用电脑进行的兵棋推演以及海军陆战队的联合登陆训练。两军还就针对朝鲜军事行动、定点清除朝方核设施以及导弹设施的行动等开展了训练。美国海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也加入了军演。在军演中“现身”的美军装备还有:能够攻击核的战略武器以及精确打击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B-1B、B-2、B-52H等美国空军“轰炸机三剑客”;美海军陆战队的F-35最尖端隐形战机中可垂直起降的机型等。

美朝错误政策及互动过程中彼此螺旋上升的误判是致使朝鲜不愿“弃核”的根本原因,这需要谈判解决,以此缩小政策差距,逐渐找到共识。而包括外科手术式打击在内的武力解决不仅在技术上难以“摘除”朝鲜核武,而且极可能引起半岛全面战争、乃至核战争,这不符合任何国家利益。中国外长2017年3月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时指出,“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必须坚持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之所以强调六方会谈,其一,美朝双方缺乏基本信任,如果触及实质性问题美国不愿意和朝鲜直接谈判;其二,该问题也牵涉到其他相关方利益;其三,经验表明,过去美朝直接对话、三方会谈、四方会谈都未解决朝核问题。尽管目前各方对于重启六方会谈的前提条件分歧较大,但均认为这仍是对话解决半岛问题的重要渠道。

针对冷战格局,需要把朝鲜半岛停战协定转为和平机制。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只是标志着朝鲜半岛“休战”,战争并未从法律意义上真正结束。《朝鲜停战协定》签订迄今,朝鲜半岛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不仅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加强了在半岛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中韩建立了外交关系,尽管目前两国关系受“‘萨德’入韩”影响出现暂时困难,但两国经贸、人文等关系自建交以来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朝韩由不共戴天的“敌人”到1991年同时加入联合国并相继签订了系列协议,还举行过两次首脑会晤;朝韩实力对比由相对均衡发展到明显有利于韩国;朝鲜于2006年、2009年、2013年、2016年进行了5次核试验,等等。随着时间推移,原有的停战协定显然已不适用于变化了的半岛战略环境,也无法有效维护半岛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朝鲜半岛需要新的和平机制规范相关行为体行为。

之所以强调“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双轨制”方案,还需提及两者间关系。2005年六方会谈达成的《9·19共同声明》指出,“直接有关方将另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表明当时各方试图在六方会谈框架下推进停战协定转为和平机制。但正如过去多轮六方会谈所显示的那样,实现朝鲜“弃核”已经让六方会谈举步维艰,再让其承担停和机制转换并不现实。而如果另辟蹊径只讨论和平机制构建,不讨论弃核,和平机制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这正如中国外长指出的那样,“只有实现了无核化,半岛才有真正和持久的和平”。并行推进还能互相促进,最终实现朝鲜半岛相关问题的一揽子解决。

3、“停和机制”应涵盖内容

“停和机制”是系统工程。牵涉到美朝关系正常化问题、美韩联盟再定义问题、驻韩美军功能与地位问题等等。这其中,至少应包含三大部分:中、美、朝、韩签署和平协定;朝韩关系正常化;美朝签署和平协定与美朝关系正常化。因此,至少应签订三个文件,即由中美朝韩四国签署《朝鲜半岛和平协定》,在1991年的《朝韩基本协议书》基础上签订《朝韩和平协定》,以及签订《美朝关系正常化协定》。协定内容应包括有关各方结束对抗,改善关系,和平共处,使半岛最终实现自主和平统一;各方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有关各方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发展经贸、科技、文化和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关各方在半岛建立军事信任措施。协定的核心内容应包括朝鲜放弃核计划,建立朝鲜半岛无核区,保证朝鲜的生存安全,重新定位美韩军事同盟,等等。

哪些国家能够得到和平机制签订的席位呢,本文认为中国、美国、朝鲜和韩国为共同主体,应是签订和平机制的四方。根据国际法基本原则,一个多边国际条约不能由部分缔约国所签署的国际法文件来改变或终止。要正式结束1953年签署的《朝鲜停战协定》,只有在该协定的三个签署方即中国、朝鲜和美国共同参加情况下才能有效。1953年韩国缺席停战协定签字是因为其时任总统李承晚一心希望统一,对停战协定不满。朝鲜一直以韩国为非签字国为由,反对韩国参与讨论朝鲜半岛停战机制转变为和平机制的谈判。

但若没有韩国参加,朝鲜半岛和平进程难以建立。而且如上所述,1997年12月-1999年8月,还先后举行了六轮由中美朝韩代表参加的四方会谈,当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因此,应当由朝鲜、中国、美国和韩国四方参加结束《朝鲜停战协定》的谈判,并共同签署新的朝鲜半岛和平协定。

这里还需要考虑联合国的地位与角色。联合国不仅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而且从冷战后围绕半岛局势的博弈与协调来看,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已成为重要一方。朝鲜1991年加入联合国表明其承认联合国的中立作用。因此,四方会谈启动后应紧密地与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协调,可考虑四方会谈达成协定后由联合国安理会乃至联合国大会追认。

一旦启动停战协定向和平机制转变,以下问题需统筹考虑、妥善解决。其一,朝韩关系问题。朝韩两国虽然并非半岛局势最重要影响国,却是最直接当事国。半岛局势波动往往围绕朝韩关系展开,朝韩双方常常试图通过彼此关系的变化进而去撬动与大国关系的调整。

因此,和平机制构建必然要考虑朝韩关系的稳定。这方面可考虑推动朝韩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两国制定边境地区行为准则。前者事实上已经在南北高层对话中曾有所触及,后者在“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特别是在2015年8月朝韩炮战时双方“心照不宣”回避直接冲突中已奠定了初步基础。

其二,美朝关系正常化问题。美朝关系正常化是半岛和平机制建立的最为重要条件。美国应放弃“朝鲜将崩溃”的错误认知。地区有关国家、特别是中韩两国应促使和引导美国放弃对朝敌对立场,“将对朝政策主要服务于遏制中国与巩固亚太盟友的需要转变到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轨道上来”。

其三,美韩联盟的范围及驻韩美军的功能。美国和韩国均公开表示美韩同盟以及驻韩美军主要是为了应对朝鲜威胁。一旦启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设,特别是朝韩关系与美朝关系改善,美韩联盟和驻韩美军所“声称”的应对对象也就不再存在,联盟范围与在韩国驻军需重新界定。鉴于短期内取消这种联盟及驻军的可能性不大,理性目标应将其严格限制在双边范围内,并逐渐去军事化、向政治联盟转型:其一,联合军演不应以朝鲜为假想敌,不应在朝鲜所敏感的地带展开,更不应该在该地区其他有关国家所敏感的地带展开。

军演地点应布置在韩国或者美国国内,或者在西太平洋地区;其二,美国应逐渐减少在韩国的驻军数量,逐渐减少在韩国布置的武器资产,两国同盟逐渐向政治同盟转型。实际上,冷战结束后东西方阵营之间的问题“尤其反应在中国、俄罗斯对于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走向的不确定性的担忧”。美国逐渐弱化在朝鲜半岛的驻军也有利于中美、俄美建立高质量信任关系。

其四,朝鲜的核武问题。朝鲜的核武问题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构建息息相关。朝鲜答应弃核,承诺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和平机制建立的前提条件;和平机制的建立必须要求该机制启动与朝鲜“弃核”承诺同时生效。如果在朝鲜不承诺“弃核”的情况下启动和平机制谈判,各大国在迫使朝鲜“弃核”上将更加被动,朝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亚仍会陷入非和平状态。

综上可见,以和平协定取代停战协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包含多项各自独立又相互密切关联的进程,如半岛无核化进程、美朝关系正常化进程、南北和解进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立,等等。协定的签署应坚持共同利益原则,条约体系应符合包括朝鲜在内的所有攸关方利益;应坚持大国主导与国际法相结合的原则,使得建立的和平机制能维持半岛持续和平;应坚持循序渐进原则,避免冒进心态。

4、“双轨制”的实施路径

对于2016年中国外长呼吁的“双轨制”解决思路,美韩的反应并不积极,但也并没有完全否定。美韩两国认为时机仍不成熟,主要原因在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台以来进行三次核试验与多次导弹发射,他们认为目前应集中于对朝制裁上。美韩两国尤其担心在朝鲜正通过“软”“硬”两手力争国际社会承认其为核国家背景下,此举可能中了朝鲜“圈套”。

和平机制构建须满足以下条件:其一,大国意愿;其二,有关国家相信在相互安全与合作中彼此拥有共同价值;其三,所有国家必须放弃以武力威胁求安全的想法和做法;其四,发动战争将付出巨大代价。考虑到朝鲜半岛局势,由停战协定转为和平机制,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朝鲜目前政策,毫无疑问,让其明确做出“弃核”承诺会非常困难。鉴于核问题复杂性以及“弃核谈判”主要由六方会谈承担,因此“双轨制”可以中国刚刚提出的“双暂停”作为启动的第一步——“作为第一步,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也暂停大规模军演。通过‘双暂停’,摆脱目前的‘安全困境’,使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来”。出于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的原则,也是出于累积信任的需要,这一阶段朝鲜和美韩都应该明确宣布会谈期间将分别暂停核导发展和联合军演。

紧接着中美朝韩四方进行谈判。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认真考虑与回应朝鲜的关切;另一方面,中美韩和国际社会合作共同采取一致举措,迫使朝鲜充分认识到“拥核”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是一条绝路;选择弃核,与中美韩共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自身安全会有更坚实保障,民生问题会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第二阶段,在朝鲜切实感受到“拥核”之路走不通、选择弃核会迎来光明前景时,朝鲜应明确做出“无核化”承诺。由于弃核是一个漫长过程,而且也需要美韩采取相应的行动,因此该阶段需要朝鲜做两个事情即可:其一,明确“弃核”的承诺。其二,对核导发展进行冻结。后者需要联合国成立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作为回报,国际社会应对朝鲜的国际制裁部分解除。

紧接着,中美朝韩就停和机制谈判程序做出安排。可以先由中美分别与朝韩交流讨论的基础上,中美再深入讨论实质性问题、达成共识。然后由中国积极与朝鲜进行沟通,中美与韩国积极沟通,四国同时宣布启动和平机制建设进程。

第三阶段,和平机制谈判正式启动后,要制定一揽子大交易方案,这也是设定谈判目标。目标可以为:由联合国军代表与朝、中代表宣布废除停战协定、终止战争的宣言或声明。联合国收回联合国军司令部所使用的联合国旗帜,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军事停战线和非武装地带的管理责任由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主导成立的国际监察机构负责。中美朝韩各方签署协议,最终完成半岛和平机制构建。

与此同时,专注于朝鲜弃核的六方会谈应该召开,在六方会谈框架下朝鲜需要就实质性弃核做出安排。这一点可以2015年达成的《9·19共同声明》作为路线图作为起点,逐步实现朝鲜可核查的弃核。

由上可见,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突破点主要在于中美达成共识、韩国改善对华关系并愿意和朝鲜和平共处、以及朝鲜“拥核”立场发生动摇。目前来看:其一,金正恩在2017年的新年贺词中表示,洲际导弹进入最后测试阶段,“朝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原子弹和导弹的结合,能够打到美国本土,形成威慑”,尤其是7月4日朝鲜宣布成功发射洲际导弹后,必将进一步增大特朗普政府解决朝核问题的紧迫性。由于朝鲜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已进行多次导弹发射、又发生了正男事件,美国通过与朝鲜进行直接严肃对话解决问题的大门短期内难以实现。这从美国拒发原本要赴美进行1.5轨道对话的朝鲜外务省美洲局副局长崔善姬等一行的签证可以看出来。

另一方面,2017年1月12日,马蒂斯在向参议院提交的答辩书中指出,他将制定“包括打击朝鲜核设施等内容的报告书,制定打击朝鲜核设施的计划”。3月17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访问韩国时表示,“战略忍耐”政策到此为止,当美国自行判断出朝鲜核导威胁到了某个不能容忍的程度,就会动用一切手段解决,暗示武力打击手段也包括在内。但鉴于特朗普政府内外问题千头万绪,政府班底还没完全组成,特别是考虑到动武的巨大成本,动武条件并不成熟。

客观上如果我国能很好的和美国沟通、表明“双轨制”方案能解决朝核问题,特朗普政府接受的可能性也存在。实际上,自从4月初中美元首会晤后,中美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共识在增强,实质性合作也明显增强。此外,还可以先说服韩国,让韩国做美国工作。文在寅政府迫切希望能改善朝韩关系、甚至希望无条件恢复对话。可先就“双轨制”积极做文在寅政府的工作。可以想象,如果中韩朝在该问题上立场一致,美国就比较被动。其二,由于朴槿惠遭到韩国宪法法院弹劾通过提前下台,韩国5月8日举行大选,选举出文在寅为总统的新一届政府。

文在寅5月9日当选韩国总统后,中国领导人第一个向其发贺电,透露出中国一如既往重视中韩关系的政策。文在寅政府也多次表态重视中韩关系,当选后迅速派代表和特使分别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和解释新政府重视中韩关系的态度。中韩关系展现出改善的势头。在对朝政策上,文在寅上台至今发出了改善关系、希望和平共处的强烈信号。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方向看起来是希望能实现和朝鲜的“双赢”,而不是强迫朝鲜开放。文在寅深刻理解对于朝鲜而言体制安全是第一位的,因此不会挑战朝鲜体制安全。

其三,目前看起来半岛和平机制构建的最大困难在于朝鲜顽固的“拥核”立场。但笔者认为,朝鲜虽然在“拥核”道路上越走越远,但从本质和方向上看,国内外客观形势发展也并非对和平机制的构建不利。金正恩上台后,朝鲜内部变化较大,民众对金正恩政权在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上有更高期待,这就必然会对其改善对外关系带来压力。

如果没有国际环境的改善,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目标很难实现。和平机制正好可以服务于金正恩政权改善国际环境的目标。2015年10月1日,朝鲜时任外相李洙墉在联大发言,呼吁签署半岛和平协定。2017年6月19日朝鲜驻印度大使桂春英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美国能够全面暂停,或者永久停止大规模军事演习,那么朝鲜也可以暂停核试验,让我们就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展开对话”。

目前,由于朝鲜接连进行导弹发射,联合国安理会对朝施压进一步增大。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2017年2月18日还宣布,为执行安理会2321号决议,中国从2月19日起至2017年年末暂停进口朝鲜原产煤炭,预计这也会对朝鲜外汇收入造成较大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其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投入。如果在国际社会一致对朝施压的同时,再对其包括安全因素在内的合理关切等给予积极回应,朝鲜回到和平机制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朝鲜摆脱国际孤立和改善国际环境,而且有利于金正恩巩固政权。

5、中国的选择

中国作为朝鲜半岛利益攸关方,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立的最重要国家之一。其一,中国是《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国,同时又与朝韩美保持着正常外交关系,能够在和平机制构建中发挥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斡旋和协调作用;其二,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直接关乎中国和平与安全,将朝鲜半岛停战协定转变为长期稳定的和平机制,是中国所追求的安全目标之一;其三,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朝鲜的主要援助国和最重要贸易伙伴,对朝鲜能够施加一定影响。

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国应加强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沟通合作,严格执行针对朝鲜核试验而出台的相关制裁决议,特别是2270号决议与2321号决议。中美应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重大问题上认清共同利益、达成高度共识。中美双方需要有坚定意志与决心,携手合作,并获得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配合。

在和平条约缔结前,中美对朝鲜“挑衅”行为应始终保持高度威慑态势,来自国际社会(包括中国)的制裁和减少经济援助的立场不应有任何改变。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核试验或导弹发射行为采取进一步严厉措施的姿态不应有任何改变。必须让朝鲜认识到,想让国际社会承认其“拥核”国家地位是绝无可能,坚持“拥核”没有未来。

同时,中国需要促使美国放弃对朝鲜的敌视和歧视。美国不能继续利用、甚至故意刺激朝鲜生乱生事,从而获得扩张其在东北亚军事存在和遏制中国的借口。建立半岛和平机制,无论美国还是韩国,都应立足于现实。美国应抛弃朝鲜将崩溃的错误认知。美国和韩国总有一些政治力量,力图以各种途径对朝鲜施加压力,等着“稻草压垮骆驼”时刻的到来,此种做法不仅反复被证明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会对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造成严重阻碍。

对于朝鲜,在威慑的同时也要加大“拉”的力度,总的原则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如果朝鲜继续置若罔闻,在发展核导的方向上继续前进,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该给朝鲜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

反之,如朝鲜承诺“弃核”并践行诺言,中国应在安全方面对朝鲜有所保证,尤为重要的是应该促使美国对朝鲜进行安全保证。实际上在1961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第二条明确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

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国对朝鲜的安全保证是对《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再保证”而已.中国也应帮助朝鲜发展经济、尽快融入国际社会。在和平机制建立过程中,中国应帮助朝鲜加入国际和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包括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建设、韩国的“欧亚倡议”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开发”,等等。(注释略)

来源:《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