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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宇:银行业变革还需天时地利人和

作者: 邓宇,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发布日期:201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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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银行业的转型路径并不困难。早期的转型正是从剥离不良资产开始的,随后开启了密集上市和扩张的时代,银行业突飞猛进,累计达到了上千家法人银行机构,涵盖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互联网银行等等,银行业的创新并不滞后,相反,可能更加超前和激进。

转型的驱动到底是源于竞争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倒逼,抑或是内部管理引发的组织危机,或者兼而有之,区分银行业变革的真实动因比转型更为重要。

(图略)

在内外形势变化的大背景下,银行业的监管更加严厉,激进扩张带来的风险积累也更加严峻,转型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银行业的分化也日益突出。2018年银行业加快了不良处置的步伐,不良承压风险仍未完全排除,不断出现的企业债务违约、信用风险和“踩雷”事件,银行业风险管理面临不小的挑战。在判断银行业的转型与变革时,我们还应厘清几个关键问题,如变革的最佳时机、转型的可行性以及银行业的发展动力。如果,我们被互联网公司和媒体舆论左右了判断,那么就无法真正看清银行业转型的方向,或许还会误判形势,误入歧途,最终错失良机。

银行业变革与转型是否到了最佳时机?

变革的呼吁十分重要,但变革的环境更加复杂。银行业转型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金融科技甚嚣尘上,互联网公司、互联网金融纷纷踏足传统的银行业,一时间掀起了激烈的争议,一方是对传统的银行业大家挞伐,警示银行业因循守旧的做派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甚至将会被逐步抛弃;一方则是银行人自身的忧虑,前有“零售之王”的呐喊和自我批评,后有锦州银行、包商银行等“纸也包不住火”的风险问题。从舆论和媒体的话语来分析,似乎银行业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繁荣的业绩增长背后的隐忧,还是同业竞争的残酷,都在告诫我们传统的银行业已“大敌当前”。

(图略)

如今,银行业变革的环境十分复杂,相较于业务的拓展和模式的创新,存量的风险化解以及不良处置更加紧迫。显然,我们从近两年的重要会议、讲话和监管都指向了存量的风险问题,包括股权确认、流动性监管等等,强监管已从监管风格转向技术性监管,风险管理相较于业务转型似乎更为关键,确保银行的风险可控是当务之急,否则将面临监管处罚、声誉风险的双重打击。转型的迫切性更多的来自于风险端,而并非业务端。资管新规带来的正是重塑资产管理业务、打破刚性兑付的“利好”,是促进银行业变革的积极因素,而经济下行持续、外部风险预期较高、企业高负债承压的大环境才是决定银行业生死存亡的关键。

(图略)

变革需要好的时机,盲目的变革并不明智。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拥有276万亿元庞大资产的银行业就这样不堪一击?拥有财富100强企业前四大的银行业就这样“羸弱”?显然不是这样的,银行业的发展绝非外界想象的这样简单。传统的行业变革绝非一朝一夕,而是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目前最好的出路,但阵痛期和周期底部的徘徊却让许多的行业“如履薄冰”,轻易的变革和转型都会遭来沉重打击。2018年至今,银行业的资本金补充成为第一要务,没有充足的“弹药”,变革将变得步履维艰。

(图略)

内外部环境并非一帆风顺,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货币宽松预期渐长,“去杠杆”和“贸易战”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在目前的复杂环境下,推动银行业变革的时机的确十分微妙,因此从实际转型来看,几乎所有银行都选择了较为稳健的转型路径,如借助金融科技实现业务模式的线上化,构建场景金融、C端市场和消费金融网络,成本相对更低,风险更好控制。而对于投行业务、信贷等仍以传统的稳健运营为主,避免激进的转变。当下的环境,银行业应采取“收缩型”战略,将过去极速扩张累积的风险化解,处置不良资产,规范股权治理,才能为变革和转型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银行业的变革与转型是否“轻描淡写”?

银行业的转型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早期的银行股改上市花费了大量的心力,动用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如成立四大资产公司,处置不良贷款,后期借助宽松的金融政策和“入世”的红利,银行业实现了腾飞。当然,银行业自身也一直在谋求转型,从1.0到2.0,到目前的4.0,金融科技、消费金融等等都是金融业最前沿的领域,并不缺银行人的身影。从2018年度各大银行的上市银行年报来看,不约而同提到了金融科技和理财子公司,并且更加注重贴近用户,在实践中也不断推陈出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零售金融的增长也会遇到瓶颈,尤其是场景金融、理财产品、客户服务同质化比较严重的领域,同业竞争激烈,很容易造成增长的极限。银行业的变革加快,得益于金融科技力量的强大,技术革命和应用激活了传统银行业转型的动力,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将为转型成果落地提供技术保障。在转型的过程中,银行业内部已形成逐渐分化的趋势,以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为代表的股份制银行巨头抓住了C端、B端的市场机遇,以建设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则成功抓住了G端市场的优势,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迅速打开转型的局面。

(图略)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零售银行的主力军如招商银行、平安银行虽然在业内成为了翘楚,引领零售银行的发展,成为客户体验极佳的银行。然而,在综合金融的包裹下,这些银行的高成本运营、公私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旧十分突出,特别是在资管新规出台后,净值类产品收益不断推出,对于以往刚性兑付的客户而言面临新的选择,对于银行机构更需要去适应监管,调整营销策略。过去的全员营销、交叉销售体系面临新的制约因素,包括风险适当性、收益净值化等等,将改变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模式,而转型并非“轻描淡写”。

转型的难点还在于银行业本身的体制化,尤其是发展成熟的商业银行在体制设计上相对完善,机构、层级以及程序错综复杂,不仅包括从总部到省市、区县等一系列层级设置,还有各个部门之间互相掣肘和制约。这种复杂的设计与银行业本身的属性有密切关系,通过层级制的设计和部门划分形成权力制约和监督,同时也为了适应不断扩张的业务发展需要。因此,银行的转型是十分困难的,改变过去的体制和文化需要“大刀阔斧”,而这必然会引发新的风险,尤其是人为干预较严重的环境下,轻言变革都是一种“冒险主义”。新的变革久而久之也会带来新的体制问题,银行体制内人的因素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

银行业转型与变革的方向到底在哪里?

“大企业病”不是什么新鲜事,作为部门林立、体制复杂的银行更是如此。在早期的银行机构设定时业务相对单一,以存款储蓄为主,叫储蓄所或分理处,后来随着业务的扩大和市场扩张,银行的部门增加了信贷、风险、信息等各个部门,后来更加入了投资银行、同业、国际等,导致银行成为最庞大、最复杂的企业制度。目前很多人都在讨论银行的转型,呼吁银行业与时俱进,改变思维,紧跟上客户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不可避免存在对银行的一些“误解”,强加了大量的主观色彩。而现实中银行的一次转型却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成本、风险成本和制度成本,而每一次转型的背后则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图略)

银行虽然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却是特殊的金融机构。囿于其庞大的体制束缚和监管的约束,银行业的变革和转型似乎总是“慢半拍”,这种谨慎的风格是银行业的常态。当前外界出现的大量金融风险问题都是盲目发展、扩张带来的,一些银行采取激进的发展策略,追逐利益而忽视风险,逃避监管,最终造成流动性风险。国外数百年银行纷纷面临破产和倒闭的危机,如德意志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危机四伏,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银行纷纷裁员、削减部门,都是为了应对危机。国内银行业同样面临不容忽视的风险,如锦州银行、盛京银行等迟迟不发布2018年度银行年报,还有一些中小银行、农商行等潜伏各种风险和危机,不得不引起重视和警惕,这也成了变革与转型的最大变数。

(图略)

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等都有各自的发展定位和目标,存贷只是最基础的业务,而他们的服务对象却并不一致。例如遍布各大地级市、县级市的城商行,他们的使命就是支持地方经济改革发展事业,服务于当地居民群众生活生产,而一些投资银行更多是服务于特定客户群,主打投资银行业务。这其中有资源分配,也有牌照属性。过去一段时间。很多银行采取了冒进的方式,大举进攻、异地经营、增资扩股,最终却由于管理跟不上,异地经营风险大,不得不选择收缩。从目前暴露问题的几家中小银行来看,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正在遭遇挤压,由于初期中小银行普遍存在模糊的发展战略和激进的扩张政策,加之宽松的监管环境和货币政策,在推进市场和业务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隐患,风险失控、管理不善。

刺破银行业“因循守旧”的误读和误判

外界对银行的认知多半是古板、单一和保守,似乎是一群不思进取、躺着赚钱的行业。毕竟每年的财富500强、毕业生就业收入预期最高以及最佳雇主等等,荣誉加身。事实上,银行的分化和分歧是很严重的,行业内具有不同的管理风格和企业文化,既有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招商银行,也有广布城乡的农商银行,银行内部的体制和监管存在很大差异,进而影响到变革的重心也是具有差异性的。组织内部,银行业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既有活泼开放的银行体制,亦有古板的传统风格。银行业的服务的差异性正在形成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加速革新、处于行业前沿的银行优势明显,无论是市值、盈利水平还是风险管控均保持较好的发展前景,而一些治理机制薄弱、风险处置不当、盈利下滑的银行则显得非常被动。

(图略)

银行的变革并不是单纯的组织变革,而是每一代银行人所处生命周期、发展环境不同所造就的,正如经济周期一样,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繁荣给了银行最大的红利,营收和利润可以“不愁”。一旦到了经济周期迈入底部,发展放缓的时候,银行的生存危机就会一再出现。因此,我们在理解银行业的变革时,应关注到银行的内外部环境,这就是“天时地利”。并非每家银行都是金融科技傍身,手握理财子公司牌照,并非每家银行都会开发自己的API,抓住一轮转型的“高潮”。作为体制庞大的机器,银行的转型必然伴随着经营思想、发展理念、风险文化的变革,否则革新的成果将无法实施落地。

我们知道,银行的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是最齐全的,涵盖了现代企业管理的所有内容,兼具上市公司的所有特征。而银行又存在一些特殊性,如承担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石、信用基础的功能,并且是货币政策执行的角色,对于居民的储蓄存款、企业信贷等负有法律责任,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是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一般性的企业相比,银行的金融属性更强,风险和安全更为凸出,而不是单纯的以业务和市场发展为导向。同时,银行与金融监管体制、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转型和变革中需要权衡多方的利益,平衡各类关系,否则就会触碰监管的红线。频繁出现的“踩雷”和“萝卜章”问题就是最好的案例。

结语与展望

大的环境告诉我们,转型和变革需要选择好的时机,抛开银行的体制问题、监管和环境空谈转型则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将互联网思维扣在银行业的转型上更加暴露了外界对银行的一种“误读”。虽然,从业务上和模式上可以寻求创新,但是却无法轻易动摇银行的传统体制问题,即使的以改革文化著称的招商银行同样面临内部的体制障碍,以及银行文化的沉珂。“大而不倒”不是神话,而是血淋淋的现实,2008年金融危机最先倒闭的就是银行,传统上的世界性银行均不得不采取并购重组的方式化解危机。

(图略)

于我们而言,银行业的变革需要重视的不仅仅是业务、模式和渠道的转型,更应该重视的是存量风险的化解,紧随监管政策要求,确立符合自身发展的转型方向,而不是“随波逐流”,或者选择冒进扩张的激进策略。最终银行的核心是经营风险,并且善于化解风险,解决存量的风险问题,完善内控机制,才能为转型和变革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银行业的转型和变革还需要培育开放、民主和创新的文化,传统、守旧的文化以及部门主义也是阻碍银行业转型的重要因素,毕竟银行的机构也会存在官僚体制,久而久之就会成为银行业变革的“拖累”。

行稳致远,银行业的变革和转型有其自身规律,而每家银行都有独特的发展历史,无论是早期的银行如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或是年轻的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变革的动力和压力却是相似的。目前,国内真正意义上超过百年的银行屈指可数,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甚至大部分银行的现代公司治理还是近二十年的事。在银行业谋求转型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历史,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转型时机,立足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生命周期,自内而外进行变革,稳健创新,才能真正屹立不倒。首要的是有一颗勇于变革的心,而这种动力源于每一位银行人的初心,也源于每一位银行人的使命感,任何变革最核心的要素都是人。

我们期待中国银行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应该是渐进式的、温和的,以及适应监管要求和外部发展环境的变革,而不是激烈的、扩张的和“拿来主义”的变革。银行是整个金融体制的基石,在每一步的变革与转型中都应坚守住底线,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尊重自身的货币、政治和国情文化,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寻求变革。传统的银行业变革经历了相当惨烈的教训,无序扩张、过度金融化以及脱实向虚的“乱象”不仅损害了银行业的发展基础,而且为改革和转型埋下了大量的风险隐患。银行业变革并非“一厢情愿”,还需“天时地利人和”,需要在金融供给侧改革、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正确道路上进行变革。

来源:新浪意见领袖,http://finance.sina.com.cn/zl/bank/2019-08-08/zl-ihytcitm7668204.shtml 发表时间:2019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