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的推手们胜利了。他们选择将英国和美国更为紧密地绑定在一起。
早在2016年脱欧公投之时，鲍里斯·约翰逊——现任英国首相——当时还是伦敦市市长，就已经预言，一个繁荣昌盛的英国将成为欧盟之外“美国的更好、更有价值的盟友”。前英国国际贸易大臣霍里林（Liam Fox）2018年也对脱欧后的英国有过充满期待的展望，长期以来，英美两国的关系本就“很特殊”，脱欧会让英美关系迈上一个“千载难逢”的新台阶。
然而，本周之后英国就将进入实质性的“非欧盟身份”阶段，他们很可能会突然发现在关税、商贸和高科技合作领域，会遭到美国的当头一棒。如果英国政府坚持向美国征收数字化服务关税以保护国内高科技企业不受冲击，那么美国也将无情地对英国的汽车出口征收报复性的惩罚性关税。
尽管美国本土庞大游说集团谏言，如果这么搞的话有可能会危及英美两国的情报共享体系,不过1月28日，英国首相约翰逊依然决定，将允许中国企业华为“有限”地参与英国5G网络建设，美国国务卿彭佩奥早就警告英国，如果不把华为完全排除在英国5G建设之外，那“中国将会控制英国的互联网未来”。
约翰逊裁决华为问题的时间，恰好赶在这件事两天前：即按照日程安排，1月30日彭佩奥将和英国第一国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在伦敦举办一场高级别公开对话，主题是“特殊关系的未来”。伴随着大批脱欧支持者欢快唱起的胜利歌声，乍一看上去英美的外交关系却陷入某种程度的尴尬。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著名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员托马斯·赖特甚至撰文，形容这是“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英美关系的最低谷”。
赖特在文章中还引经据典，列举了特朗普执政团队之前是如何羞辱、折磨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的。虽然相比梅政府时期，特朗普和约翰逊的关系更为融洽，但双边关系的紧张感并未完全消除。与此同时，出现了欧洲其他国家和英国争相在美国面前邀宠的局面，年富力强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就强调“法国才是美国最古老的盟友”。中国的崛起也吸走了美国投向欧洲的目光。
后脱欧时代的英国，不确定性的意味还要再增加几分：除了与美国的关系之外，还有英国如何调整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前德国总理施密特曾经一语双关地这样形容英美关系，即所谓的“特殊关系”是一种不平衡的双边外交关系，而且不平衡到这样一种程度：只有其中一方认识到这种不平衡的存在。
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欧洲俱乐部”成员之一，英国在欧盟的羽翼下可以不用过分操心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到底如何。作为鼓吹英美特殊关系最热心的铁粉之一（这些铁粉现在还健在的已经不多了），前首相布莱尔说美国是“我们和欧洲之间的桥梁”，向美国靠拢的外交政策在1997年把他推向了首相的宝座，英国本可以在大西洋两岸都可以施展相当强的影响力。但目前这座桥梁正在坍塌，意味着英国的存在感也将随之回退。
二战之后，英国在美国的阴影之下一直苦苦寻找自身定位。丘吉尔曾经把英国设想为“民主三大环”中的其中之一，这三大环分别是英联邦国家、英语母语圈和整个欧洲。1946年，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丘吉尔炮制出了与美国形成“特殊关系”的提议，表示要与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不但要在民间建立“兄弟”般的情谊，而且要加深军事合作；另一位英国前首相麦克米兰（Harold Macmillan）却曾经自命不凡地将英国比喻成师者雅典，而把美国比作罗马帝国，说要好好教训一下“粗鄙、吵闹的”美国人如何运作一个冉冉上升的帝国。
二者的姿态都不能令外界信服。1962年，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把英国描述为一个丢了帝国江山但还没找准自我角色的尴尬国家。它基于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试图和欧洲其他国家保持距离，并自认为是英联邦的首脑，但“已经力不从心”了。
1973年，英国加入了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这不失为一种解决自身定位的有效方案。前美国驻英大使雷·赛茨（Ray Seitz）在1994年的离职演讲中如是说：“如果英方的影响力在巴黎或者柏林变弱，那么很可能在华盛顿也变弱了。”换一个版本就是布莱尔的说法：“加强在欧洲的影响力就是加强与美国的关系，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与一方强联合也就意味着和另一方的联系也变强。”
无论英美关系是否真的“特殊”，两者的互动经常让人感到担忧。除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外，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因为拒绝在越战问题上支持美国，和美国总统雷顿·约翰逊龃龉不断。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关系相当融洽，但里根的继任者乔治·布什却说：“里根只是馋她的身子。”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双方就此问题曾一度争吵不休。
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英美的关系却越走越近。以诺贝尔奖为例，英美在诺贝尔各奖项联合获奖的人数高达28人。007的饰演者丹尼尔·克雷格也走进好莱坞继续他的“侦探”生涯，而诸如像雷妮•茨威格这样的美国好莱坞女演员反向走进英国，一口英音，在《BJ单身日记》（Bridget Jones）中担纲主角。
双方的经济往来日益加深。纽约和伦敦这世界两大金融中心是竞争对手，也互相依存。英国出口的货物总量中，有五分之一去到了美国，是排名第二的德国的两倍还多。与美国的进出口往来，占到英国总量的15%，而美国对英投资则给英国带来大约150万个工作岗位，而英对美投资，给美国创造了13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对外投资总额，英国至少占到了10%。
比上述因素更重要的，是英美两国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合作习惯让双方紧紧绑在一起。前美国驻英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说过：“英美双方最为互信，合作程度也最紧密”；在美国的外国使节，英国可以享受到其他国家没有的“特权”，奥巴马的智囊团成员，欧洲问题专家阿曼达·斯罗阿特（Amanda Sloat）把英国定性为最和美国“心心相通”的国家，是通往欧盟的“第一门户”。2019年10月，埃莫森民调机构（Emerson）数据显示，有40%的美国人认为英国是其最有价值和战略合作伙伴，远远高出排名第二的加拿大（这个数据是22%）。
英美两国合作的经典案例有这么几个，首先始于二战期间的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战时联盟；然后又有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由市场理念打造的“自由联盟”；还有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布莱尔和小布什的联手，两国最高领导人轮番协力互帮互助。
目前对两国“特殊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约翰逊和特朗普是否会按照原有的合作基调走下去。他们有很多共同点，而且互相毫不讳言公开表示很欣赏对方，这一点也许丝毫不让人感到意外。然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比如马克龙，在和特朗普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对和特朗普的“兄弟情”期望过高是很不明智的，而且特朗普如果在很多重大问题如伊核议题上希望约翰逊完全站在他这一边，估计也会失望而终。
究其个人来讲，约翰逊在诸多地缘政治问题上本能地还是更靠拢欧洲大陆，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乌克兰问题。前英国驻美大使彼得•韦斯特马克特爵士（Sir Peter Westmacott）认为，只要特朗普还在台上，“在价值观和利益权衡上，相比美国，英国看起来依然更和欧盟步调一致”，前不久刚卸任的欧盟外事代表莫格里尼（Federica Mogherini）也持同样的看法。
华为事件可谓是后脱欧时代的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实验。接踵而至的是另外两个重大领域：国防和对外贸易。传统上讲，英美在军事、核武和情报共享问题上的关系已经紧密之极。过去三十年来，英国军队每每在重大战事中与美军联手。菲利普•布里德勒夫（Philip Breedlove）是美国一位退休的将军，曾与2013-2106年在北约最高联合指挥部任职，他说：“英美联合作战的方式，让我们分不清彼此”。
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英美军界的单方面融合。几乎每一名英国陆军上校都主修过美国式的军事课程，超过1000名英军士兵或者民兵预备役依然在美国29个州修习服役，而且很多军事设施肉眼可见的英美共享，英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深度参与了F35战斗机的研发和实践，而且英国还仰仗美国修建其核武兵器库并承担部分维护费用。
两国的线人和情报人员同样也高度依赖对方。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CHQ）和美国的对等部门国家安全局（NSA）都隶属于五眼联盟系统，此外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三国的参与。
爱德华•斯诺登，这位前NSA的供应商，他解密的资料显示，英国在五眼联盟中的待遇相当优渥，2009-2012年，美国向GCHQ支付了一亿美元的管理费，而且60%的英国情报战线上的高附加值硬件都采购自NSA。但双方都因此受益。前NSA主管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曾告诉和他同级别的英国同仁，一旦马里兰州的NSA总部米德堡（Fort Meade）遭到毁灭性打击，他会考虑把美国电子情报战线机构暂时委托给英国。
这种亲密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但这并非一成不变。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警告美国情报部门的决策者：“当规则需要认真被执行之时，英国都将危险地变得像其他西方军队一样，而不是美国的首选合作伙伴。”
近些年让美国最恼怒的是英国削减了军费。2015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英国首相卡梅伦必须要摊付应有的那一部分军费份额，这些言辞预示了未来的特朗普的经典话术。驻伊美军最高军事指挥官Ray Odierno说，他很关注目前的财政紧缩状况，过去五年美国陆军的军费开支实际减少了18％。
这些警告短时间内确实刺激了英国军费的增长。不过，三年后，特朗普手下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再次向他的英国同仁开火，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美国和法国一致认为，现在是时候大幅增加我们的国防预算了”，并且带有些恶意的威胁，“保持英国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符合我们双方共同的利益”。在美国的威逼之下，又促使几方匆忙增加了国防支出，但英国却难以跟上美国的步伐。英国军队的规模已经连续9年不断减少，脱欧之后缩减军队规模的势头还会进一步延续。
不过，美国外交和军方内部人员依然对英美关系危机论以及法国可以替代英国论等诸如此类的观点不屑一顾：“英国依然是我们最得力的军事合作伙伴，也是我们在政治上最有价值的伙伴”，前五角大楼主管欧洲和北约事物的蕾切尔·艾勒胡斯（Rachel Ellehuus）这样说。
然而，英国方面却屡屡出现摇摆不定的迹象。1月12日，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质疑美国是否还是个可靠的军事伙伴，而且他警告美国，英国可以在监控体系和空中防御方面不依赖美国：“我们不能把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在未来十年，英国在美国装备上的支出预计将达到320亿美元，约占英国每年国防预算的7％。
但英国想拓展军事合作伙伴的选择却极为有限。脱欧让英国摆脱了一部分本来用于欧盟联网的军费开支，但却被排除在全欧卫星导航系统之外。英国放飞自我的姿态所付出的代价可是相当不菲：如果英国单独卫星组网，成本至少要50亿英镑。因此，英国在对安全、国防和外交政策进行全面审查时将有很多工作要做。首相约翰逊承诺，这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彻底的自我评估。
“特殊伙伴”关系遇到的另一个挑战是商贸领域，这同样令人担心。英美双方就如何对待华为的问题上一已经有了一些积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任职的共和党党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 发推：“我担心英国在摆脱了欧盟的羁绊之后，会向北京三叩首。”
然而，英美都想达成一份新的商贸协议的愿望是无可置疑的。双方志在签署更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以消除非关税壁垒。谈判者们都非常热心研究如何保护知识产权，认可彼此的专业资格以及保持数据的自由流通等等领域。
如果英国真的想要这份商贸协定，可谓唾手可得。因为美国早就制定了一份旨在针对忠诚的商业伙伴的模板贸易协议。智囊机构，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的戴维·亨尼格（David Henig）认为，按照这份模板操作，英国可以毫不费力地签署有关关税削减和服务的大部分文本。作为一种姿态，美国人可以给英国提供特殊的绿色通道，将其纳入美国的公共采购市场。
的确，美国官方一直在帮助英国同行加快脱欧的步伐。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告知英方与欧盟进行谈判的时候会有哪些潜在的绊脚石。这份“温情”也仅仅部分出于美方想尽力拉拢英国的企图。该姿态也反映在美国对欧盟某些条规的嗤之以鼻——让英国尽快脱离欧盟法条的轨道。
在某些关键领域，英国将不得不在美欧的监管体系之间做出选择。拿食品标准问题来说，典型案例便是有关氯化鸡的辩论。欧盟根据其牲畜食品安全预防原则（必须有严格的科学证明食用氯化鸡是安全的）禁止进口氯化鸡。而美国在这方面则反其道而行之；必须有科学证据证明该产品不安全，否则便是安全的。
美国谈判代表嘲笑欧盟的做法是“不科学的”。无论如何，如果英国人选择美国那种认证方式，他们可能会很快发现自己陷入到欧盟的非关税壁垒中。因为欧盟已经明确表示，英国脱欧之后，未来与英国的任何自由贸易协定都必须包括“不公平竞争优势”条款，这些条款的设定旨在避免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规避某些监管措施。换言之，如果英国想脱离欧盟的标准而改用美国模式，将不利于英国进入目前他们最大和最亲近的邻国市场。
如果谈判双方陷入僵局，那么他们只能达成一些速成且泛泛协议，取得一些浅尝辄止的所谓政治胜利。不过这类协议可以缓和有关欧盟数字服务税的争议，或者可以缓解美国对英国补贴空中客车集团的不满。
的确，无论英国的“华为决定”将有何种难以辩驳的益处（英方认为安全风险可控，并且目前解决不了替代供应商问题），该决定至少这消除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脱欧后以更弱势姿态示人的英国会更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前首相布莱尔表现出了追随美国的阿谀姿态，但事后也并没有得到很大利益。在国家利益面前（华为案例恰恰反映了英国希望与中国建立牢固的贸易关系）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再好不过的。
摆脱了欧盟的限制，英国将会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单方面就某些决议采取制裁措施。英国将不再受制于为了达成最低共识，而不得不屈尊于欧盟其他国家的束缚，它的主观能动性会变得更强。
外界希望目前的英国可以在某些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例如捍卫民主价值观，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此好像不再热心了。英国可以继续扮演其“桥梁”角色。两国可能再也回不到撒切尔与里根，或者布什与布莱尔所拥有的那种亲密关系层面上。但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美国执政团队既可以重燃英美的传统浪漫情谊，也可以帮助其盟友与欧陆各国不至于走的太远。然而，就目前而言，特朗普似乎更倾向于把欧盟和英国分而治之，这也将考验到特朗普与约翰逊的燃情岁月到底能持续多久。
来源：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MintonBeddoes/2020_02_06_534761.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