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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等: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

作者: 秦亚青,外交学院教授;宋德星,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燕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发布日期:202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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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专家笔谈主要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及战略思考、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摩擦、网络空间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国在有关领域的应对策略等。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体系,可以从国际秩序观、国际责任观和国家利益观三个方面思考。在外交战略层次上,对外工作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加强战略缔造工作。面向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要体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取向。在大变局时代,我们既要关注中国的变化,也要加强对国际环境的分析,并加强对国际经贸新形势的研判。中国今后的内外政策选择,将对未来国际秩序演变和调整产生深刻影响。

在大变局时代,中国正在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国际政治。在外交战略层次上,对外工作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需要注重从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两个方面进行国家形象的双重再造,同时还需要加强战略缔造。面向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思考要顺应当今世界权力政治的内在逻辑,体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体系[1]

对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和内涵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外交理念上。回顾中国外交70余年的历程,有聚焦、有创新,在思想理论方面也同样如此,包括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其非常明显的时代特点。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更多表现出主动进取的意识和顶层设计的风格,大国外交的形态和内容开始显现并全面展开。比如在理念上我们提出了新安全观与正确义利观,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与新型大国关系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并相应提出了不同的政策、方针;在实践中提出并开始实施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建立了由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共同组成的多边金融机制,在世界范围内也构筑起了广泛的伙伴关系网络。

我们可以从国际秩序观、国际责任观和国家利益观三个方面思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一)国际秩序观

中国外交在70余年的不断发展中形成了一个重要思想,即中国特色国际秩序观,形成了以坚持《联合国宪章》基本准则为立足点,以维护国际秩序总体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以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为全球治理的支撑点,以推动新型国际关系为着力点的中国特色国际秩序观。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立足点是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包括以主权为国际秩序原则、以《联合国宪章》为国际秩序准则、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家间关系规范。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制度体系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这一体制对维护战后70多年的基本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避免了世界再次出现重大的体系性战争。维护联合国体制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诉求。虽然现在出现了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和国际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现象,出现了对主权原则不同的质疑,但当今世界的基本秩序仍需增强联合国的权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维护联合国体系确立的制度,这是中国国际秩序观非常重要的方面。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出发点是维护国际秩序总体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是大国的责任所在,也是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前提。世界各领域的秩序是由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维持的,中国积极参与现行国际体系和进程,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的多边国际条约,并且认真履行这些条约的规定。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正式开始实施大国外交,但是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基本立场是不谋求推倒重来,不另起炉灶,主张对不合理、低效率的制度和机制进行合理改革和完善,强调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理念,构建包容性安全关系,重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而维护世界的整体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支撑点是以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机制。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坚决支持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对多边主义的认识是逐步变化的,过去曾经表现出批判、怀疑的态度,现在则积极参与,坚定支持,适当引领。当前主要的全球治理机制呈现全球性、多边化趋势,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多边主义正遭遇重大挑战,尤其是目前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采取单边主义行径,这样一个世界超强大国施行单边主义,采取退群等一系列与国际社会不合作、与国际制度不合作的行动,使得多边主义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多边主义,在全球层面对多边机制给予充分支持,在地区层面坚定支持以东盟为代表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中国与东盟“10+1”合作、中日韩与东盟“10+3”合作以及中日韩合作等地区多边合作,同时还倡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机制并推动其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多边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着力点是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国一再强调国际事务不能由少数国家说了算,需要世界各国和各种不同行为体的普遍参与和民主协商,国际规则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国家代为制定,需要共同协商。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这已经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思想,也成为新的全球治理观。新型国际关系提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支持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国际机制的运行,强调改变霸权和强权政治等不合理现象,重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重要作用,主张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融合、互学互鉴。

(二)国际责任观

中国的国际责任观以公平、平等、正义为基础,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重点,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内外统筹、量力而行的方针为特色,目的是推动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

中国国际责任观以公平、平等、正义为国际社会发展的基础。维护世界和平繁荣和均衡发展,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依存以及对世界事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维护全球和地区稳定,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这已成为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更加负责任地介入全球热点问题的谈判和解决,更加主动地提出中国理念、中国方案,重建和平、繁荣的世界梦也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中国国际责任观的重点是高度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诉求。发展中国家面临诸多重大问题,在安全、发展、福利、环境等各方面都面临巨大挑战。针对这些基本情况,中国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对周边国家提出“亲、诚、惠、容”的原则,大力支持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在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中提出“真、实、亲、诚”的原则,对非洲发展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设立丝路基金等金融支持机制,涉及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不少国家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在中国倡议和推动下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及其运转,体现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经济、稳定金融的特别关注。

中国国际责任观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在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诸多全球性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对重要的全球性问题提出中国方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一方面,中国支持维护全球和平、稳定的原则和制度体系,积极评价现有治理体系对和平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同时本着权责相适应的原则力所能及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中国在一些现有制度体系低效的领域发挥了主动倡导、积极参与的作用,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以塑造支撑国际秩序的规则和规范。中国国际责任观的目标是在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国际责任观以统筹内外、量力而行为方针。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担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责任。中国依照统筹内外的方针承担国际责任,切实保证中国不陷入战略透支的“肯尼迪陷阱”,也不会采取全球争霸的战略,从根本上摒弃强强必争、国强必霸的意识,使中国行稳致远、真正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

(三)系统的国家利益观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提出了以捍卫主权、安全、发展三大国家核心利益为重心的三位一体的国家利益观。中国国家利益观的宗旨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而维护国家利益是大国外交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019年以来中国外交更加明确地提出主权、安全、发展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明确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健全了公共安全体系,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新的《国家安全法》,形成了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重心的国家利益观。

中国国家利益观的根本点是维护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在中国核心利益的若干重要方面中,维护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是根本前提,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中国的制度优势是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政治安全这一核心利益是其他利益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证,没有这个前提,其他利益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国家利益观是以政治安全为前提的主权、安全、发展三位一体的形态,这三个方面不可分割、相互支撑、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观,充分体现了中国大国外交中国家利益内涵的鲜明特色。

二、对中国外交的战略思考:

对外工作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2]在大变局时代,当我们讨论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时,外交思想显得非常重要。美国著名的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大失控和大混乱》一书中特别强调思想的重要性。他指出,动员一个国家采取政治行动进而塑造世界主要靠思想。这些思想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可以是深刻理解得来的,也可以是本能地感觉到的;有时候被超凡魅力的人物表达出来,有时候只不过流行、盛行罢了。[3]他特别强调,冷战结束后,我们正在迈入“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政治思想特别重要。今天,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产生了新思想,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括习近平外交思想。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领域出现了思想理念上的创新并实现了与时俱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要“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4]

(一)为什么要在新时代强调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大变化。

第一,当今中国再度重新认识自己。客观科学地认识中国自己是治国理政的第一个重要维度,甚至可以说是战略规划的重要起点。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予以高度重视。1963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外宾时就强调指出,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不懂中国的情况,这怎么行?今天同样存在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如何认识中国的问题。那么,党和国家是如何重新认识迈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的呢?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就是三个“前所未有”,即新时代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备了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5]当然,新时代中国的这三个“前所未有”是基于历史传承的有序发展进步,即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因此,中国领导人特别强调,正确认识中国,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不能脱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正是基于历史发展的逻辑,当代中国开始对自身进行全新的身份认知和定位--“新时代”的中国。

第二,当今中国再度重新认识世界。如何客观科学地认识外在世界,是治国理政的第二个重要维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区别。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以及国家领导人在其他诸多重要场合发表的讲话中,均反映了新时代的中国对整个世界有了一整套新的认知,其核心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出现了深度调整,结论是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当代中国对世界的这一全新认识,既是基于对大趋势的把握,也是基于对大问题的洞悉,更是对大战略的透视,这一认知和以往相比同样变化巨大,即强调了不确定性这一世界主基调。换言之,如果说新时代的中国对自身的认识体现出了历史发展逻辑、折射出的是战略自信的话,那么对世界的认识则体现出了历史变化的逻辑、折射出的则是战略忧虑。

第三,当今中国再度重新认识国际政治。关于国际政治,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个主题至今仍没有变。当然,无论是和平问题还是发展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基于这一主题,中国强调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强调中国既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是维护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重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变化的趋势。关于当前的国际政治,学术界很难找到一个具有高度共识性的概念来予以界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不指涉时代主题变化,但却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当今时代国际政治的全新理解和认识。也就是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转折时期,一个国际政治演进的大变革时期。在这样的时期,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运筹好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

(二)国家形象的双重塑造

当今中国对自身、世界、国际政治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由此催生了国家形象的双重塑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对外工作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般而言,外交工作主要是从外向维度来理解的,但当今的外交工作还必须基于内向维度来理解和把握,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包括对十九大精神的深刻领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外工作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必然催生出了当今中国外交的双重形象重塑使命。

一是国内形象塑造。从外交棱镜看中国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人民的必然反应之一。也就是说,人民心目中全新的国家形象塑造,一方面,基于经济、军事视角,如经济领域中国的GDP增长情况怎样,中国处于怎样的世界地位;军事领域有哪些先进武器装备,在全世界处于什么水平;等等。另一方面,基于外交视角,所谓新时代中国外交要反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外交的变化,不仅有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而且有战略谋划和全球布局上的大手笔。由此,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通过外交棱镜得以塑造。

二是国际形象塑造。当今中国在由大向强的发展过程中,外交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更为艰巨。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反复强调,要掌握外交话语权,要重视软实力建设,包括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对于新时代的中国而言,国际形象塑造是中国外交的应有之义,特别是在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形下,这个任务更加艰巨。对外工作既能合作共赢和义利相兼,又能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还能维护国际和平与正义,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可谓意义重大而深远。

无论是国内形象塑造还是国际形象塑造,其核心价值取向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然,国内形象塑造和国际形象塑造,就各自的功能、作用而言,其价值取向也有所区别。在国内形象塑造方面,外交的使命、任务是要通过维护国家利益为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并服务于实现强国目标,以此彰显新时代中国的外交新风貌;在国际形象塑造方面,中国作为非西方崛起大国,必然要参与国际权势斗争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必然要关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因此,这一过程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理性主义的。这集中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

(三)加强战略缔造工作

上述认知的变化、使命任务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战略缔造之中。就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指导和战略缔造而言,有两个群体的作用非常重要。第一个群体可称之为决策者群体。中国的国际战略特别是国际战略思想指导,从根本上讲是由国家提出,也就是决策者来缔造和实施的。第一代决策者群体即毛泽东主席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多的是从战争与革命问题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和外交战略,当时中国提出“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三个世界”等战略指导思想,并据此推行对外工作。第二代决策者群体即邓小平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基于和平与发展这个世界主题来思考和提出中国的国际战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提出实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强调外交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强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始终强调中国要在维护和平、推动发展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如果说第一代决策者群体更多的是基于战争与革命来思考对外战略,第二代决策者群体更多的是基于和平与发展来思考对外战略,那么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进行国际战略思考时,则把发展与稳定作为重要维度。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进行国际战略思考时,把发展与安全作为重要维度。据此,中国现在强调统筹做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通过历史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的对外战略始终同时追求几类价值,即追求安全、发展、和平、正义。不同时期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但整体意义上无不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同时为国际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二个群体与上述决策者群体相对应,可称之为学者群体,其核心成员包括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相关研究机构和高校的研究人员。与决策者群体相比,他们不存在所谓的情境决策问题,没有决策者所面临的时间压力,但他们在决策咨询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也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当然更多是学理意义上的影响或者是间接决策意义上的影响。学者群体探讨的问题非常广泛,尽管每个人的学术背景、研究方向、关注的问题都不一样,但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思考形成了普遍共识。一是对发展大势的研究和把握,特别是加深了对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普遍性规律的认识,并据此来思考中国中长期意义上的国际立场、外交哲学和国家大战略。从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国际政治宏观大理论思考作为非西方崛起大国的中国应有的国家大战略问题,既是学者群体的一大共识,又是一种学术自觉,其意义不言自明。二是从国际制度和战略认知出发来思考中国怎样去用好现有的国际制度,搭建好国际平台,运用好国际规则规范。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者群体对中国国际角色、国际责任、国际声望的学术争鸣。三是运用层次分析方法,从国际体系、国家和决策者三个层次,来研究中国的对外战略、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问题导向十分鲜明,政策启示意义也很明显。四是战略研究,即遵从战略缔造的内在逻辑和演进趋势,关注战略缔造与实施过程中目标与手段、关系与估算这类核心问题以及战略指导、战略筹划、战略评估这类具体功能领域,系统思考中国的战略问题和战略选择。

应当指出,决策者群体和学者群体,一方面因职责不同而导致政策思考上的明显区别,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判断力的一种运用,他们各自的战略思考又有很大的互补性和启示作用。因此,可以说一项健全的战略有赖于政府的大视野和学术群体的政治自觉去洞察大趋势、预见可能性。在这方面,既要重视直接经验,又要注重间接经验的运用,而后者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学者群体发挥作用。

面向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思考一要顺应当今世界权力政治的内在逻辑,二要体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三要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四要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类普世价值取向。无论是在政策意义上还是在学理上,以上四个方面均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和探究。

三、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6]

我们主要从中国经济的变化、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如何应对变化等方面分析有关问题。

(一)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经济条件的变化

就中国经济条件的变化过程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1年的发展历程中,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的角度看,有三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首先,过去40余年中国坚持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内涵是什么?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证明,其内涵是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并在这种竞争压力中培养主动应对竞争、积极赢得竞争胜利的强烈意识和能力。因此,没有引入外来竞争压力的开放是假开放。为什么要这样开放?因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的经验教训就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只有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引入外来竞争压力才能激励体制创新和制度变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这也是参与国际较量和交锋的必要准备。其次,对外开放的本质就是变革,没有改革的开放就是假开放。现在中国提出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过去40余年对外开放的重点是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开放,未来则是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发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雄安新区等,其重点是促进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与国际高标准规则衔接,实现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现代化。再次,对外开放的动力从来都是危机、压力和挑战。因此,没有压力的开放就是假开放。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讲不要浪费世界大变局带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机遇,不要浪费中美两个大国战略博弈带来的中国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现代化的历史性机遇,对中国来说,这个博弈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那么,在对外开放中值得重视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在过去40余年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总结和引起重视。一是在推动对外开放尤其是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的同时,如何保持好“中国特色”的问题。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存在一个持续的主线,过去、现在、未来,始终都以“中国特色”为主线。当前,国际上开始拿中国特色做文章,称中国特色就是不按国际规则办事,中国要另搞一套、另起炉灶等。因此,对外要准确传播中国意图,如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国要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但是美国则用“美国优先”“公平贸易”“对等开放”、保护主义来改变现有国际规则和秩序。二是在开放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的同时,如何保持自主可控。自主可控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强自主可控,即无论是技术、设备还是创新生态,都是自主可控的。当中美在特定领域处于全面激烈竞争时,任何断供、撤资、限制人员往来、技术封锁和科技脱钩的威胁都不会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合作,今后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与国际接轨。这就是强自主可控,而强自主可控的部分必须是安全的。第二类自主可控是中自主可控,即中国的技术、设备、人才建立在国际开源的平台和系统上。这在多数情况下没有问题,但是在大国政治经济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则有可能产生问题,例如,美国把200多家中国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其长臂管辖的做法也使相关企业面临巨大风险。目前华为的自主可控基本属于这一类,即有自己的技术、产品、研发能力,但是建立在他人的生态系统之上,这种情况使其他国家很容易置中国企业于困境,就像现在谷歌对华为“断供”那样。第三类是弱自主可控。即技术、产品、设备是基于别人技术的授权,这种情况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9年日本对韩国三种半导体材料“断供”,这会使韩国企业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三是在对外开放中如何保持安全和防范其他系统性风险。最重要的是在金融、能源、粮食、科技、信息、生物等各方面,如何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对此,我们都不能抱有丝毫幻想,外向型企业也应该有应对最坏情况的充分准备,要研究外部世界可能对我产生的影响,并要有必要的对策。

(二)国际环境

辩证看待当前国际环境,首先,从经济层面看,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稳定不确定性风险。2018年7月,IMF预测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是3.9%,而2019年10月,IMF对当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下调到了3%。3.9%的增长率不仅高于2018年的3.6%,而且高于1990-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3.74%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结果,但是3%的增长率则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水平。因此,从当前国际环境来看,最权威的国际组织对当今世界经济前景的判断从非常乐观的预测下调到最悲观的预测,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发生了经贸摩擦,而且延伸到科技、规则等领域。在2009-2018年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4.8%,中国则是34%,两者合计接近60%。中国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与102个国家有贸易逆差。两个最重要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摩擦,遭受损失最大的是整个世界经济。因此,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不确定性和普遍焦虑,大家不知道世界会向何处去。

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了世界格局。回顾一百多年前发生过什么,从1870-1913年的经济全球化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新兴经济体美国和德国由弱到强,当时的霸权国英国和法国由盛转衰,实力对比变化引发了矛盾和冲突。20世纪30年代,美国挑起贸易战导致全球贸易萎缩了66%,美国经济大萧条导致世界债务链中断,德国经济崩溃等。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现在会不会发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发生过的情况,如果发生类似情况,对中国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怎样的风险和冲击。

在G20大阪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避免落入冲突对抗的陷阱。[7]对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也同样要重新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历史上,一方面,兴盛期和开放期往往是重合的,把握开放期的机遇就能驶入兴盛期的快车道;另一方面,历史上风险期也往往与开放期相重合,全球化已经进入“下半场”,中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确实正在显著上升。中国的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在风险期则需要研究如何把握战略机遇期。其新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变局中危和机同时并存,二是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当前国际环境对中国来说是必须要面对的,美国人说中国是一头大象,不能再躲在蚂蚁的背后。中美博弈可能是中华民族复兴必须面对的一场大考。所以从多轮贸易磋商的进程也可看出,为使美国与中国真正从非理性对抗到理性合作,中国需要做好长期的准备,以应对各种最困难的复杂局面。

(三)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变化

回顾历史,事实上就是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全球化倒退和保护主义泛起,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第二个变化是大国关系。一百多年前美国和德国经济快速崛起与英国和法国经济的衰落,导致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最终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现在面临相似的场景,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即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面临同样的较量。第三个变化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一百多年前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1870-1913年,英、法、美、德四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本轮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颠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基本格局,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三个变化都会影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国怎样面对,在冲突和对抗的风险中如何实现复兴,在大国博弈中如何实现复兴。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拿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关于当下的中国经济,其前景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比如,2018年广东的研发强度、GDP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以及研发投入经费规模等,均超过江苏。虽然在2018年广东的人均GDP是8.64万元,江苏是11.52万元,江苏发展经济的基础和实力好于广东,但是,如果继续用旧的动能、旧的结构、旧的模式推动发展,就会遇到增长的极限,就会出现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今后,中国能不能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发展转变为第一动力,形成新的动能、新的结构和新的模式,这决定着中国未来在世界中的位置。

四、谋划应对下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8]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在美国霸权衰落的历史过程中,美国为维持其全球经济首要地位而发起的调整国际经贸利益格局,包括中美利益格局在内的外交霸凌行为。虽然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这个协议达成之后会发生什么,中国该如何应对,需要我们有预判、有预案。

(一)美国的动机和霸权走势

第一,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动机。我们不仅要看到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霸凌行为,也要看到美国在向全球“开火”,目标远非中国一家。特朗普将北美自贸区协定视为“不公平的贸易协定”[9]要求重新谈判。特朗普上任后第一天就宣布退出TPP,称这份协定将给美国带来灾难。同样,特朗普不再与欧盟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特朗普还以“印度没有向美国提供对等与合理的市场准入”为由取消了美国给予印度的普惠制待遇。此外,美国还取消了北约盟友土耳其的普惠制待遇。特朗普还威胁要退出WTO,宣称美国遭到了“不公平对待”,称如果WTO不加以改进,美国就要撤出。[10]由此可见,美国是对现行国际贸易秩序的全面不满,因此要求全面调整国际贸易利益格局。

第二,美国霸权还能维系多久?在美国霸权兴衰的历史过程中,其贸易政策是如何调整的?从1780年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来看,大英帝国的霸权经历了三个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KondratievWaves),即第I(1780/90-1848/52年)、第II(1848/52-1893/96年)和第III长周期(1893/96-1940/45年)(见图1)。美国的霸权到底有多长,会经历几个康氏长周期,还有待观察。但自19世纪90年代美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来,美国的霸权已经经历了两个康氏长周期,现在处于第三个长周期(即康氏第V长周期)的B阶段(2005/08-2025/30年),这是一个经济萧条阶段。

图1略 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与霸权周期演变(1780-2080年)

资料来源:笔者在Colin Flint andPeter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7th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一书相关图表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

美国崛起于19世纪末,即康德拉季耶夫第III长周期(1893/96-1940/45年)的开始。在这一长周期完成时,美国获得了世界霸权地位,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的一半。在康氏第IV长周期的A阶段(经济增长阶段,1940/45-1967/71年),美国通过建立联合国以取代旧式殖民帝国来维持世界和平,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GATT)来实现全球范围的金融稳定和自由贸易;在对外援助方面,推出了“马歇尔计划”,重振欧洲经济,并扩大了美国的出口。

美国霸权从20世纪60年代进入康氏第IV长周期的B阶段(1967/71-1986/91年),美国开始衰落。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打折扣”,美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动用的“301条款”就是源于这个时期美国通过的《1962年贸易扩展法》(TradeExpansion Act of 1962)和《1974年贸易法》(TradeAct of 1974)。而与此同时,受越南战争和全球石油危机的拖累,美国经济实力受损,受到日本和西欧的经济挑战。在这个康氏第IV长周期的B阶段,即美国霸权的第二个长周期的B阶段,我们见证了美国与日本、西欧之间大规模的贸易战。需要指出的是,其时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自由贸易秩序,而是实施有管理的自由贸易,或者说有较大开放度的保护主义,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霸权还远未完全衰落,其依然有能力维系自由国际贸易秩序,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西欧国家作为美国的盟友大幅开放了自身市场。[11]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经济进入第V长周期的A阶段(1986/91-2005/08年)。随着国际格局的骤变,得益于“里根经济学”和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互联网经济”等,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个阶段,美国又开始实施自由贸易,其典型代表是北美自贸区和APEC的建立,美国从里根政府起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在这个A阶段,美国开始接纳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在1986年提出的“复关”和1995年后的“入世”,都获得了美国的支持。但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自由贸易是一种有管理、有保护的自由贸易,或者说是有开放度的保护主义,与二战后美国建立的多边自由贸易秩序有很大区别,只是比20世纪70年代更加开放一些。虽然美国在冷战中胜出,但此时美国霸权的实力已远不及二战后初期的美国。

美国的霸权在经历了两个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第III和IV长周期)之后,从第V长周期的B阶段(2005/2008-2025/2030年)开始进一步衰落,即美国霸权进入第三个长周期的B阶段,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矛盾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特朗普执政,开始实施“美国优先”和经济民族主义。国际社会也目睹了全球范围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势力上升以及以“英国脱欧”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受挫。在此背景下,自由国际贸易秩序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继续面临压力,中美贸易摩擦在此背景下发生了。

由此可见,中美贸易摩擦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和美国霸权周期复合作用的结果。由于长周期的B阶段是一个持续20-30年的过程,所以中美贸易摩擦很可能是一个持久的过程。贸易摩擦将呈现“打打停停”的特点,这将给中美以及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中国应如何应对。一般而言,一个霸权在经历三个长周期后都会“精疲力尽”,尽显颓势。美国霸权已经经历了两个长周期,目前正处于第三个长周期的B阶段。但笔者判断美国霸权的彻底衰落将不在这个长周期,而是在下一个长周期,即2025/30-2075/80年。尤其是在下一个长周期的B阶段,即2050/55-2075/80年。这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核武器的出现;二是国际制度的大量建立和顽强的生命力;三是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支持,尤其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这客观上要求中国维持自由贸易秩序。有鉴于此,美国霸权完全衰落、彻底放弃世界经济的领导权可能要等到下一个周期的B阶段2050-2080年,即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之后。所以,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最大的风险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潜在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在美国逐步放弃自由国际贸易秩序的领导权,不愿意承担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之后,世界经济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其潜在的表现包括多个贸易集团的出现,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地缘经济的竞争最后外溢到地缘政治中导致冲突。在这些贸易集团中,很可能出现美国领导的跨大西洋贸易集团、环太平洋贸易集团,而将中国排除在外。即在美国霸权衰落的压力下,美国可能打造一个贸易领域的“志同道合者联盟”,将中国排除在“联盟”之外,届时经济领域的平行竞争就可能出现。因此,中国现在不是要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或者成为新的世界经济首要国家,而是要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起维系现行的自由贸易秩序。这也意味着,中国不希望看到美国霸权的迅速衰落。美国霸权的衰落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历史的过程,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尽量平缓、安全。

(二)中国的应对

未来,中国对美国的经贸战略可以分为两步走。

第一,预防“金德尔伯格陷阱”。其实施期是在当前康氏第V长周期的B阶段,即2005/08-2025/30年。这个阶段美国的霸权会继续缓慢衰落,其维持国际秩序的能力与意愿都大幅下降,但这个阶段还不是美国霸权彻底衰落的阶段,因此也不是中国全面赶超美国的阶段。美国霸权的衰落将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且放弃自由国际贸易秩序的领导权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是特朗普政府时期,也不能断然认为美国就放弃了自由国际贸易秩序的领导权。中国在第一步战略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坚持与美国进行经贸谈判,让动荡中的国际经贸秩序稳定在一个新的均衡点上。尤其要注意的是,中美经贸谈判不单事关中美两国,而且关乎整个自由贸易秩序。事实上,中国是通过自身的进一步开放,来换取美国继续留在这个多边贸易体系内。此外,中美贸易摩擦也不应完全是中国一家与美国的“单打独斗”,需要世界上所有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国家和地区的支持。下一阶段中国应继续维护以WTO体制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与欧盟、美国共同推进WTO改革,在条件成熟时推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在区域层面,中国应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包括欧盟、东盟、非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在内的区域组织签订自贸区协定和互联互通协定。在双边层面,推进与包括美国、加拿大在内的双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在知识产权、补贴、政府采购等发达国家重点关切的领域,考虑到2025/30年后,我们将迎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的A阶段,中国需要与西方形成创新同盟,共同迎接下一次工业革命。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短期让利,可以换取中长期更大规模的战略收益。

在第一期战略实施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中心-边缘地带易位带来的潜在风险。从空间来看,在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权力真空地带,这意味着处于半边缘与边缘地带国家的潜在内乱和区域层面的地缘政治动荡。历史上,在英国霸权衰落的B阶段(1914/18-1940/45年)以及二战后欧洲殖民帝国崩溃后,边缘地带爆发了反帝和反殖民斗争,民族独立运动形成高潮。因此,在世界经济长周期内,还需要有地缘经济战略。就中国而言,当前不应挑战美国霸权,而宜“广交友”,帮助边缘、半边缘地带的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这一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在2005/08-2025/30年这一世界经济长周期发展的B阶段和美国霸权渐进衰落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在对美竞争中取守势的同时,对世界经济的边缘与半边缘地带要有所作为。

第二,在2025/30-2050/55年,即下一个世界经济长周期的A阶段,中国要同时应对“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带来的巨大风险。康德拉季耶夫认为,冲突主要爆发在A阶段。一战的爆发就是A阶段资本主义工业化大国之间竞争的结果。在这一阶段,中美很可能爆发政治和军事冲突,引发多轮、持续、高强度危机。

2025/30-2050/55年,中国同时还要预防美国“离席”“掀桌子”,导致自由贸易秩序的突然崩塌,要提前做好接过自由国际贸易秩序领导权的准备,克服“金德尔伯格陷阱”。历史地看,霸权国放弃国际贸易秩序的领导权、崛起国接过接力棒是发生在B阶段,而且通常是在战争之后,如二战使美国接过了英国霸权的接力棒。

从世界经济长周期的演进来看,过渡期是关键历史节点。所谓过渡期是指A阶段与B阶段的过渡期以及两个长周期之间的交替期。例如1940/45年(二战)、1986/91年(冷战结束)、2001/08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和美国次贷危机),未来则是2025/30年,2050/55年。这些过渡期极易发生战争、地缘政治冲突等。中国尤其需要注意和控制国际事态的急剧变化。

五、大变局与中国应对的战略思考[12]

特朗普执政不到三年时间,美国变了,世界变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变了。为什么美国变了、世界也变了?因为美国还是国际权力结构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当今国际体系中唯一的主导性大国。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内政和外交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是美国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已经让位于特朗普的白人民粹主义。突出表现在“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内视、美国从全球事务退缩等诸多方面。国际秩序在二战后赖以生存的基础--自由国际主义,或许已经消亡。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二战以后推行的国际战略的核心要素是“自由国际主义”,其基础是美国超前的全球存在的军事力量、美元霸权、价值观及意识形态输出和美国承担强制性干预义务来形成“美国治理下的稳定”,即国际关系理论通常所说的“霸权稳定”。特朗普的白人民粹主义的外交政策基本背离了美国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开始转向一切以美国国内利益为首要目标选择的“美国优先主义”。

(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义”开始显现三个重要特点

首先,美国对世界事务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完全走向选择性。例如,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频繁“退群”,从叙利亚撤军和支持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人进行军事打击。其次,美国奉行“非自由主义”的国际观,这使得原来由美国主导和推动建立的一整套国际制度和规则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例如,对于气候变化方面的《巴黎协定》,特朗普甚至声称全球气候变暖是伪命题;国际军控和裁军体制也正在遭遇坍塌的危险。在美国国内,特朗普誓言在总统任期内要使妇女堕胎变成法律严厉禁止的罪行,目前,美国有包括亚拉巴马州在内的三个州议会已经通过了禁止妇女堕胎的法案。美国曾经是世界上进步和开放的重要力量,妇女堕胎不仅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妇女权利保障和追求幸福的结果。一旦美国通过法律严禁妇女堕胎,将意味着人类历史的重大倒退。再次,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在重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行为模式。特朗普政府2018年3月对中国挑起的持续的贸易摩擦就是例证。

从目前的各种态势来看,不论2020年美国选举的结果如何、特朗普是否会连任,美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模式还将延续,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经基本崩溃,国际权力结构的失衡正在给世界的稳定和繁荣造成空前的打击。

(二)中国的应对之策

面对因美国的霸权式傲慢和自私而造成的国际失序,中国应该怎么办?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刻和严峻的国际局势变化,中国应如何作为?中国对自己的内外政策应如何选择?这些已远远超过了中国国内发展与安全的意涵,而将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演进产生深刻的体系性影响和作用。

第一,中国需要重视过去400年世界历史中塑造和改变大国力量对比及国际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工业化和科技创新因素,努力让中国的尖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迈上历史新高度。从18世纪人类开启首次工业革命以来,推动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始终是工业化进程。进入当代以来,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最重要动力始终是制造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中国当前正进入大国崛起进程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41年来,中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但目前中国依然处在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中低端,只有很有限的部分产业或产业链的局部开始进入高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乃至科技对立来全面打压中国,甚至宣称“脱钩”,就是试图使中国的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始终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以此来延缓中国在国家能力上对美国的追赶步伐。中国需要全力以赴,保持大国崛起的战略态势,让中国的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稳步地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这是中国在大变局的历史过程中,有效延续大国崛起历史进程的关键要素。谁能占据世界尖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就能在大变局中真正把握国家间实力竞争的钥匙。为此,中国应紧紧抓住稳经济、促增长的大局,坚持融入世界、提升生产力。将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从中低端持续地推进到中高端,这是中国当前推进大国崛起尚未实现的目标,也是今后中国在此进程中需要全面完成的任务。

第二,从大变局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科技创新和工业化进程的升级需要国内治理机制的有效升级。过去70余年驱动中国力量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40多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进步最快、发展成效最显著的工业化大国,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科学、技术、教育和经济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和现代化驱动工业化及科技创新,工业化竞争的本质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教育体制的转型过程。英美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都值得我们吸取。一流的国内创新体制机制,才能带来一流的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和措施,对今天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中国继续把握正确的发展航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政策保障。

第三,要有合理、有效、可持续的战略选择。在大变局中,一方面,中国需继续保持科技创新和工业化向中高端挺进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还要加速体制转型。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决定大国崛起成败的关键。在特定的冲突和压力背景下,如何配置国家的力量要素,如何来定位自己的全球角色,如何更多以兼容和互鉴的模式继续高效推进中国全面融入和影响世界的过程,对于这些问题,当下的中国需要格外清晰、务实和长效的大战略。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论断中,“百年”是一个基本的时间轴,也常常是重要的时间周期。这个百年周期和中国“两个一百年”的中华民族“复兴梦”恰好高度重叠。为了及时和有效地应对大变局,中国需要从中华民族百年巨变的历史和思想历程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以创新的精神全面推动大变局和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新历程。

中国外交在过去70余年中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中国依然还是一个“成长中的中国”“转型中的中国”和“继续崛起中的中国”。过去71年,我们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949-1978年的中国是“革命主义的中国”,1979-2019年的中国是“发展主义的中国”。从今以后,我们需要迎接一个“创新主义的中国”,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开始强大的中国面临的国内和国际挑战都将更加严峻,面临的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历史考验也将更为艰巨,尤其是大国间利益竞争正变得更为严峻和复杂。中国发展到今天,大国崛起不仅是荣誉,更是风险。为此,中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程度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未来中国的崛起道路可能更加坎坷,政府和社会需具备的眼光、智慧和勇气却不能有丝毫松懈。每个时代都有自身的任务,更需要有时代责任、作为和担当。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进程开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仅涉及中国国内的治理机制结构的根本变革,而且最重要的是改变了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思维方式,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和打开国门有利于中国发展,所以中国开始“富起来”;今天,我们正在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加强创新和发展之间的联系,这在过去70余年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紧迫。

六、网络安全对国际体系的影响[13]

网络安全问题是国际关系领域出现的一个新议题,它改变了国家的行为模式,冲击了现有的国际体系,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格局的变化。但是它的作用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对政策产生的实际影响也存在被忽视的情况。

(一)网络空间改变了国家的行为模式

网络安全对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特朗普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事关整体成败的全局性要素。网络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等领域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在识别各个领域所面临的安全风险时,网络安全都是关键因素。[14]这种新的变化正在改变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模式。

第一,网络空间的不安全困境(insecuritydilemma)导致国家的网络安全政策更具进攻性。网络自身的不安全与互联网最初的设计架构将效率置于安全之上有关,现在的安全手段也仅能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此外,网络安全是动态的,矛和盾的较量一直存在,国家无法永远掌握优势。习近平主席在网信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谁进来了不知道、是敌是友不知道、干了什么不知道”[15]。不仅是中国,其他网络发达国家也面临着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和识别的困境。最后,不安全困境容易引起国家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过度竞赛,为了维护网络安全,各国政府不得不加大对进攻性网络力量的投入,从而引发网络领域的军备竞赛。

第二,网络信息传播模式导致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安全难以得到保障。黑客干预大选和剑桥分析事件揭示了一个新的趋势,选举作为“民主国家”的“核心”政治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网络安全的影响。这既包括外部黑客干预,也包括内部不同政党通过人工智能、假新闻来操纵选举。现有的国际政治体系以及国内的法律体系还无法对此做出足够的回应,这种趋势的加剧不仅使国内政治极端化,也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三,网信技术、产品、服务的“国家化”趋势进一步加剧。网络安全是极为重要和特殊的领域,网络安全与信息化是一体两翼,难以区分。网信还是一个军民两用的产业,并且民用在很大程度上走在了军用之前,所以网信领域的军民融合,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高端军事科技的民用,而是先进民用网络技术服务于军事目的。美国军方与谷歌、亚马逊等合作,使人工智能武器、云计算服务于美军的指挥系统和后勤服务已成为大趋势。这导致国家间竞争延伸到了商业和科技领域,进而对网信领域基于全球化发展而来的供应链、科研、产品体系产生重大冲击。

(二)网络安全问题冲击现有国际体系

现有国际体系无论是安全架构、政治架构,还是贸易体系,都是基于物理空间的属性而建立,无法有效应对虚拟空间中网络安全所带来的挑战。

第一,网络攻击导致国际安全架构失灵。网络空间的匿名、跨国界,导致网络攻击很难被溯源和归因。国际上爆发的网络攻击案例已经有很多,如“震网”“索尼影业”“白宫人事局”(Office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PM)、“想哭”(wanna cry)、“黑客干预大选”这些重要网络事件。但是没有一个案件的攻击者身份被完全公开揭露,很大程度上都是单方面认定攻击者,这既包括美国对朝鲜、中国、俄罗斯的指责,也包括俄罗斯等指责美国的情况。联合国、国际法等现有的国际安全架构无法介入上述事件,并给出合法、权威的结论。各种情况加剧了网络安全的乱象,客观上在鼓励网络攻击行为。

第二,国际政治体系难以促进国家间互信。国家在网络空间普遍缺乏信任,各国都以自身利益而非集体利益作为政策出发点,导致相应的国际法和集体安全机制难以建立。另外,即使建立了所谓的政治共识,也很难相信其他国家会遵守协定,网络匿名性增加了遵约核查的难度。联合国在网络安全上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更不要提其他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区域性组织在促进网络空间信任措施方面的作用。

(三)数字经济正不断颠覆国际经济规则体系

据统计,2017年G20国家数字经济总量已经达到26.17万亿美元,德国、英国、美国的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0%,中国、墨西哥等国家也已经超过了30%。[16]全球服务贸易中一半以上已经实现数字化,超过12%的跨境实物贸易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在这一大趋势下,建立新的数字经济国际规则体系却尚未列入议事日程。今后,国际经济的规则体系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冲击。首先,各国普遍加大了对数字主权的维护,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采取数据本地化措施,客观上阻碍了数据全球流动,影响全球数字贸易开展。其次,各国在数字经济政策领域的冲突愈发明显,法国与美国就开征“数字税”争议不断,欧盟不断加大对微软、谷歌等数字经济平台企业的垄断处罚。最后,虚拟货币、区块链等新兴的数字经济对货币主权、反洗钱、网络经济犯罪等带来的挑战也在不断增大。

总而言之,网络安全改变了国家的网络空间行为模式,冲击了国际体系,现有的国际政治、安全、经济体系面临的结构性风险也越来越大。为此,需要国际社会真正重视网络空间治理,构建全球网络空间规则体系。

注释:

[1]秦亚青,外交学院教授。

[2]宋德星,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3]参见[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序言,第2页。

[4]《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网,2013年8月20日,http://www.china.com.cn/news/politics/2013-08/20/content_29776139_2.htm。

[5]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2017年元旦献词》;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6]张燕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7]习近平:《携手共进,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和贸易问题的发言》,新华网,2019年6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 /2019-06/28/c_1124684186.htm。

[8]张晓通,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

[9] White House, “PresidentDonald J. Trump is Keeping His Promise to Renegotiate NAFTA,” August 27,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keeping-promise-renegotiate-nafta/.

[10] BBC, “Trump Threatens to PullUS Out o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ugust 31, 2018,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45364150.

[11] Authur Stein, “The Hegemon’s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No. 2, Spring 1984, p. 382.

[12]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13]鲁传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

[14] White House, National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7 2017,https://www. 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

[15]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4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5/c_1118731175.htm。

[16]中国信通院:《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8年12月,http://www.caict.ac.cn /kxyj/qwfb/bps/201812/P020181219311367546218.pdf。

来源:《国际展望》 发表时间:2020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