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加快蔓延，如何有效遏制疫情，考验政府治理水平。行政法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研究所所长于安认为，这场传染病防控“战役”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挑战，政府应在做出正确判断基础上，筹划未来的阶段性和战略性的制度安排。

近日，武汉疫情防治工作随着中央的表态而升级。202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1月27日，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到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于安分析，目前的疫情具有不确定性，挑战风险治理和应对能力，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是全新型病毒，危险程度和危害过程尚难准确判断，这是与其它既有传染病的不同之处，也是目前的制度难以适应的地方。所以，政府在这一基本判断之上作应对安排时，应当以全局视野留出足够的回旋余地。“这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世纪性挑战，是对整个政府应急体制的临场测验。必须举全国之力积极应对，全面协调地方、部门的应对措施和政策。”

在于安看来，做好战略安排意味着不能做短期应对，而是要做未来一个时间段的整体安排。不是各地整齐得用一个办法来应对，而是要有重点有区别整体谋划，全面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制度性安排。

“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能够熟练地适用法律制度，特别是传染病防治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在经历了2003年萨斯疫情以后，国家投入很大力量来制定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现代应急管理制度。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些法律在一些地方落实不理想，成为导致目前状况的重要原因。”于安说。

2003年的萨斯疫情迫使中国审视突发事件应对中的问题，催生了2004年修改宪法和之后《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出台。于安参与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起草准备工作。他分析，根据《宪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应根据不同地方、不同区域的情况进行，“有的地方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有的地方要宣布进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状态，有的地方要保持正常生产生活状态，有的地方要进入一般防疫管理的状态，这样的话整个格局就活了。”

进行战略防疫的第二层意思是分级防治。于安分析，目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各地确诊速度、诊断条件不同，有的地方没条件很快确诊。面对这种情况，全国层面应采用不同的等级标准。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的制度，按照疫情严重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若干等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特别重大为最高级别。“这样作出整体安排，便于大家总体判断疫情。”

此外，于安建议政府应当对武汉肺炎确诊者、病毒携带者、医护人员三类群体作出不同制度安排，以便保持稳定和可持续应对局面。

具体而言，对病毒感染者，应忧有所解、病有所医，倾斜资源给予及时诊断，使他们安静下来接受诊疗，不再躲藏和回避。针对病毒潜在受害者，应通过有效隔离保障其健康权。第三类人群是医护人员，于安建议将传统的道德化动员手段和现代的制度化保障手段结合起来，考虑为参与疫情防治的医护人员提供高额职业保险和提高养老退休待遇。

“武汉肺炎疫情存在不确定性，政府做决策要集思广益，除了按照中央要求部署建建立起系列咨询机制，及时听取医学、管理、法律、经济等领域专家学者的建议，便于科学决策。”于安对财新记者说。

来源：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20-01-28/101508918.html 发表时间：2020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