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商发展研究院（浙商智库）指导，《浙商》杂志、世界浙商网主办的2019（第十二届）《浙商》年会在杭州举行。IMI联席所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出席本次大会，并以“金融的未来：金融科技还是科技金融？”为题发表主旨演讲。探讨三个问题：金融有没有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未来？怎样达到比较理想的为人类服务的金融状态？

以下为文章全文：

金融有没有未来？

最近有这样一个冷笑话，“我凭自己本事借来的钱，凭什么要还你”。我想这或多或少反映了金融与其他行业相比的特殊性，以及大家对目前的信用系统、信用基础设施与信用文化的无奈调侃。

其实传统金融的发展压力在多年前就已始现端倪。二十几年前，来自西雅图的比尔盖茨曾说，我们需要银行服务，但不一定需要银行。那时候我刚踏入金融行业，还不曾感受到这句话的背后意味；直到来自我们杭州的马云也表示，银行如果不做出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乃至2013年余额宝的诞生真正深刻改变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路径，中国银行业的黄金十年也随之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人不免思考金融究竟还有没有未来、还有没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我认为因循守旧的那一套传统金融发展思维、发展模式可能确实不太有未来，但这并不代表着金融本身没有前景、没有未来。我相信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始终呼唤优质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与时俱进的、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美好需要的金融也一定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会是什么样的未来？

如图1（略）显示，2018年上海，北京，深圳市的实际房价紧随香港之后，分别为21760美元/平方米，21554美元/平方米和18736美元/平方米，已经远远超过了伦敦，新加坡和纽约的住房价格。大陆的高房价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根据彭博社（Bloomberg）最近的一个报道，中国的二线城市并不便宜。以彭博社的数据为例，笔者所在的厦门市平均房价高达52.8万美元/套，已经逼近了平均总价56.6万美元/套的伦敦。而中国的杭州、南京、苏州、合肥、无锡、天津、济南等二线城市的房价放在英国，其价格均仅次于伦敦。

大陆的高房价，已经让年轻人不堪重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如图2所示，2017年，除深圳市外，“北上广”及其他二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北京和上海甚至出现了常住人口的负增长。不同于蜗居香港的年轻人无法逃离也不愿逃离，内地的年轻人可以“用脚投票”，选择离开高房价的城市。

我们的一项研究（《经济研究》，2019年第9期）验证了上面的猜想。我们使用住房收入比，即住房的不可负担性作为高房价的衡量指标，分析城市的高房价是否“挤出”了劳动力。不同于其他研究，我们使用“迁移意愿”作为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变量。与劳动力的真实流动相比，“迁移意愿”对高房价更为敏感，也会先于真实流动的反映。

结果表明，城市的高房价确实增加了劳动力的“迁移意愿”。高房价的这种“挤出效应”在大城市表现的尤为明显。无房的劳动力家庭面临的住房收入比越高，意味着更大的住房负担，也意味着未来在这个城市购房的希望更小，因此，这些劳动力家庭更愿意迁出高房价的城市。城市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对无房的制造业劳动力，高学历劳动力尤为显著。

有人会认为，大量劳动力选择居住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是为了获取这些城市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如医疗服务，子女的基础教育服务等。我们的研究发现，城市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确实是吸引劳动力继续居住在这个城市里面。但是，高房价依然是劳动力居住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可负担的住房价格水平下，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水平才会吸引劳动力流入并长期居住。

既然城市高房价“挤出”了劳动力，那么这些选择再流动的劳动力打算去向哪里呢？是打算返乡还是去另外一个城市居住工作？如果打算去另外一个城市，那么是流向什么等级的城市？是低房价的中小城市，还是高房价的大中城市？我们认为，高住房收入比对劳动力居住意愿的挤出效应，其本质上就是住房的可负担性问题。对于打算迁出居住地城市的劳动力来说，他们下一步的流动决策，也要考虑到目标城市住房的可负担性问题。

同时，住房的财富效应也会显著影响劳动力的流向决策。具体地，劳动力倾向于流向已经购买房产的城市；劳动力拥有的房产数量越多，财富效应越大，则其流向高等级地区（村、乡镇、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的概率就越大，返乡的概率则越小。

怎样达到理想的为人类服务的金融状态？

那么金融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我认为应从十个方面来着手：

客群：金融的未来不应仅限于服务大型企业，而更在于服务弱势群体，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普通大众，即服务普惠金融这一世界性的目标、课题、难题。

产品：金融的未来在于更简单的产品和服务，在于为适当的群体提供适当的产品，在于借由技术力量满足个性化和大众化相结合的（即所谓“大众定制”）的产品需求，也在于公平、公正、公开。

导向：金融的未来应当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大众健康需求的，是服务实体的无名英雄，而不是喧宾夺主的不速之客。

价值：金融的未来在于创造价值而非价值转移，在于多方共赢而非零和博弈。

形态：金融的未来一定是生态化、场景化、无感化的。

政府：金融的未来关键在于生态建设，在于基础设施打造——既包括高铁公路交通等物理基础设施，也包括类如5G、区块链等技术基础设施，还包括制度等软性要素的合理构建，以及监管能力、监管手段的持续提升。

机构：金融的未来在于市场化能力更强、数字化科技化程度更高、同时更加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机构。

人才角度：未来的金融人才将面临深刻的结构性调整，技术、研发、风控、合规、产品、网络安全等专业型和复合型人才将广受欢迎，而传统意义上的客户经理、交易员、分支行管理人员等则可能会被淘汰。

学校：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崛起正在改写、重塑、冲击传统理论的假设条件和基础，传统的金融学、经济学正在重构。未来的金融学将由像浙大这样综合性学科优势明显、学科交叉协同发展的学校引领，而传统的人文学科类学校将面临许多挑战。

国家：金融的未来用武之地将更多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广大传统金融的薄弱环节（比如农村）。例如全球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是穆斯林，而71%的穆斯林民众没有金融服务账户。我们常常讲普惠金融是为了给人类社会带来美好，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我们的社会真正想要美好、和谐的话，我们需要对这四分之一穆斯林人口和更广泛的大众群体的包容性发展有所思考。

在探讨金融未来发展时，也有不少人疑惑金融未来主要发力点到底是金融科技FinTech还是科技金融TechFin。首先厘清这两个概念——金融科技FinTech指现有的金融机构利用科技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并减少金融市场摩擦，例如招商银行、华泰证券、中国平安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科技金融TechFin则指科技公司依托新技术开发出更优的金融产品、服务及场景，将业务边界延伸和拓展到金融领域，例如蚂蚁金服对自己的定位。我认为这两者是相向而行的，即金融科技发展需要我们金融机构更加市场化、专业化、数字化，而科技公司做金融时也需要更加规范化、持牌化，最终才能够行稳致远。我们要积极探索协调这两股力量，共同服务金融未来发展。

今天我们的大会还将评选“最信赖金融机构”，我所理解的“信赖”应当是在信任这一品格的基础上，也具备值得消费者用户依赖的能力，并且信任和依赖之间（即金融机构的品格与能力之间）应当呈现一个乘数的效应，这样才能发挥金融机构对社会发展有益且最大的效能。

为了更好地迎接未来，金融还应当遵循RISE原则：

R:合理的（Reasonable）、负责任的（Responsible）、可靠的（Reliable）、可复制的（Replicable）；

I:重视基础设施的（Infrastructure）、创新的（Innovative）、包容的（Inclusive）、互连的(Interconnecting)；

S:安全的（Secure）、可持续的（Sustainable）、适合的（Suitable）、可拓展的（Scalable）；

E:高效的（Efficient）、有效的（Effective）、赋能的（Enabling），生态型的（Ecosystem）。

最后再与大家分享一个段子，“前几年凭运气赚的钱，这几年凭本事亏了”。的确，传统金融业躺着赚钱的日子已是过去，凭自己能力赚钱的时代已然来临。我们的银行业规模巨大，但大而不强，平均6%左右的市盈率以及鲜少有几家银行市净率超过1%的现状，无不为我们敲响警钟。

各位朋友，我今天与大家共同探讨了三个问题（金融有没有未来？是什么样的未来？如何达到更美好的金融未来？），并分享了金融发展的三大趋势（数字化、生态化、全球化），全球金融领域三足鼎立（中国、美国、英国）的现状，以及拉动金融发展的三驾马车和代表性的三种模式（需求拉动——中国模式、技术驱动——美国模式、制度保障——英国模式）。为了迎接更加美好的金融未来，我们可以从客群、产品、导向、价值等十大方面着手，团结FinTech与TechFin两股力量，遵循RISE原则，共建值得信赖的金融机构。

我相信，责任、包容、安全、生态将是未来金融的主旋律、关键词。技术已经大大提升了金融行业的生产力水平，但是围绕金融行业的生产关系调整还远远没有到位。朋友们，愿我们不忘金融初心，牢记金融使命，树立服务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共同理想。浙江大学金融科技组团（AIF-ZIBS生态）也将一如既往地秉持这一原则，期待能够陪伴大家一起迎接更加有温度、更加有能力、更加有情怀、能够造福社会的更加美好的金融未来！谢谢！

来源：微信号：IMI财经观察，https://mp.weixin.qq.com/s/mV60sGL0s5OFgiGVk-iLnw 发表时间：2020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