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界不承认东西方区别

十年前，我在澳门大学与时为外交学院教授的陈奉林先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首次会面。那时，他向我明确提出外交学院与澳门大学共同合作，一起来推动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听到这个提议，我如逢知己，一拍即合。

对东方国家的外交历史和外交模式进行研究，一直是我心中的夙愿。但多年前在美国工作时，这样的念头是说都不能说的，更不要提发表作品了。因为，西方学术界深受萨义德《东方学》一书的影响，认为把世界区分为东方和西方，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带有种族主义的嫌疑。他们不承认东西方之间存在着某些本质的区别；即便有的话，那也是因为现代化的浪潮还没有从西方完全席卷到东方。一旦全球都实现现代化了，各国的传统文化就都会被现代化文明所取代，国与国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再也不会存在什么根本性的区别了。许多西方学者根本就不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可以用文化涵义来界定的东方，更不用说在外交涵义上还有一个与西方相对的东方。他们也不认为外交一词可以用于描述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之前国与国之间的外事活动。因为外交是指上述条约实施之后，各签约国通过常驻其他签约国的外交机构而展开的对外活动，而东方国家都是在近代晚期才开始效仿西方，对外派驻外交官，东方外交史只能是一部近代西方影响下的东方外交史。这是西方人的亚洲观与一贯逻辑。

鉴于上述西方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和理论，我们还应该，或者还可以对东方外交史、特别是古代东方外交史展开研究吗？东方外交史的提法行得通吗？至少，目前这在西方国家是难以做到的。这就是我从美国回国时心中的缺憾和不甘，也是深深的困惑和疑虑。西方学者的观点和理论就一定是金科玉律吗？为什么在中美两国都长期生活过的我，总会觉得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根本区别呢？为什么在观察东西方国家的外交行为时，我总会感觉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法和行事准则呢？回国后，这些问题仍然继续困扰着我。始料不及的是，陈教授突然向我发出共同研究东方外交史的邀请，这让我喜出望外，便毫不犹豫地踏上了东方外交史研究之船。十几年来，我与他合作共同推动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

绝不单单是一部区域外交史

实际上，基于西方学术话语权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学术界的失语，不要说我们决定致力于东方外交史研究，即使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研究主题，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令人欣慰的是，十多年来，东方外交史的研究群体始终志趣相投，不畏艰难，在一个个颇有争议的领域里不断探索，一步一个脚印地负重前行。终于，陈奉林教授的《东方外交史》一书将要出版了。

在我看来，《东方外交史》绝不单单是一部区域外交史，在很多层面上它还是向西方学术界既定话语发出的挑战。西方学术界简单化地把近代人类历史看作单一化的现代化直线进程，貌似合乎逻辑，实际则不然。如果我们对各国近现代史进行深入仔细的分析比较就可以发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极其错综复杂、曲折漫长，其结果也非千人一面。事实上，各国现代化进程在时间上先后不一，途径也各不相同，结果更是千姿百态、各有千秋。现代化进程没有、也不可能以西方现代化思想文化彻底取代世界各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把它们都转换成同一模式，变成铁板一块。在现代化过程完成以后，各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仍将继续存在，不断深刻地影响着各国人民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外交领域。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又可以把亚洲各国归纳为“东方”呢？除了相近的地理位置，他们在文化上还有什么共性吗？的确，东方国家之间在文化上也是五彩缤纷、各不相同的，但相对于西方来说，它们却拥有某种非西方性的共性。东方传统文化趋于承认和接受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尽量求同存异，允许“灰色地带”的存在。西方虽然是多种族的社会，但它却建立在一神教基础之上，其根本的理念和思想方法趋于非黑即白、二元对立。这两种源于不同宗教意识的思维模式，不可能不对双方各自的外交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从历史事实来看，东西方自古以来就各自生存于自己的区域上。不少睿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魏特夫，在提及东方时，都是与西方相比较而言的。所以，东方是相对于西方的一个概念，并往往以东方某个核心体即某个强国或某个强盛文明作为代表。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东方核心体并非是固定的，它总是在不断地移动，并呈现一种从西向东的发展趋势。公元前600年，相对于希腊，波斯就是当时的东方。希波战争就是东西方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后来，东方的强国转移到了更广阔的中东和东亚。近代以来，东方的核心进一步东移。横跨欧亚的俄国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东方，社会主义苏联影响了东方许多国家，形成冷战中的东方阵营。之后，东方的核心再次东移到日本。日本借助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而崛起，但是却一度走上弯路，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同时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制造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东西方冲突。如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似乎又代表了21世纪的东方。

总结亚洲国家的外交思想与理念

《东方外交史》一书显然也注意到了上述历史事实。所以，它没有试图面面俱到地详述东方所有国家从古至今的外交经历和故事，而是采用了详略相间的方式，将东方外交史中研究相对充分、历史地位相对重要的部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反之则简而约之。《东方外交史》的内容，从古代的中国对外关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西太平洋经济贸易史，到近代的东南亚国际关系史、东南亚文化交流史、东亚国际关系史、中东西亚国际关系史，最后到当代的日本对外关系史、印度对外关系史、东亚经济史和东南亚国际关系史，纵横时空、综合了各个研究领域。

21世纪将是亚太国家的世纪，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如印度、日本和东盟，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加活跃的角色。然而，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我们有多少了解呢？迄今为止，世界秩序和外交准则都是由西方强国发展起来的,而且也很少有西方学者认真系统地研究东方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更不用说把东方外交看作一个严肃合理的学术探索的主题了。更糟糕的是，西方观点始终主导了对中国或亚洲外交的研究，这些观点经常错误地代表或错误地诠释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价值观及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甚至否认这种方法的存在与独特性。我们研究东方外交史的目的，不仅是要把各东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史以及发生在亚洲历史上的重大而有意义的外交事件梳理清楚，而且还要在理论的高度上把亚洲国家的外交思想与理念总结出来，构建起东方国家自身的国际话语体系和话语权。这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东方外交史》已经作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来源：《世界知识》2020年第3期 发表时间：2020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