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 Frieden 2009-2017 年任美国 CDC 主任，前几天我被一个公共卫生界的朋友在微信拉了个群认识，才知道他也用微信。

他给我发了一段消息：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China CDC has about 2100 staff. US CDC, for a population one fourth the size, has nearly 14,000 regular staff and another 10,000 or so contractual staff. Salary scales in the US are competitive with other sectors. And US CDC has a special place - during health crises or otherwise, as CDC Director I regularly briefed President Obama. China cdc  is in a very different position. After SARS, China greatly improved public health capacity. I hope this event will trigger another exponential leap in public health capacity there. If we can work together on this please let me know. Thank you! Tom

翻译过来就是：

公开的信息显示，中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有大约 2100 个员工。作为一个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的国家，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有将近 14000 个普通员工和 10000 个左右的合同工。这些员工的薪水在美国都是很有竞争力的。而且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地位很特殊 — 在有公共卫生危机或类似的情况下，我作为 CDC 的负责人，我会经常直接向奥巴马总统汇报工作。而中国的 CDC 的地位就非常不同。在非典之后，中国已经大幅度地提升了公共卫生的能力。我希望这个时间能够让中国公共卫生的能力再有一个飞跃。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任何帮助，请一定告诉我们。谢谢！Tom

Tom 是美国传染病学和公共卫生医学家，他 2017 从 CDC 主任位置年卸任以后，担任的是 Resolve to Save Lives 的 President and CEO。Resolve to Save Lives 是一个为期五年，投入 2.25 亿美金的计划，致力于预防传染病和心血管疾病。

他发给我一篇他新的 Blog，题目是《Politics of Epidemics 》（流行病和全球政治）。讲全球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防控。感谢奴隶社会读者群里几位志愿者的翻译（Karen，徐祺， 李娜， 刘斌杰，刘平阳），把这篇 Blog 和大家分享。

Dr. Tom Frieden on the Politics of Epidemics

流行病和全球政治，原文在 https://www.thinkglobalhealth.org/article/dr-tom-frieden-politics-epidemics?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阅读原文也可以看到。

新型冠状病毒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的病原体并不在乎什么政府、意识形态或是国家边界，但在对抗这些病毒的过程中，政治问题会让我们白白牺牲生命，流失钱财。

无论我们的政治观点如何不一致，我们都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 — 危险的微生物

这个世界正在加速分裂。全球饱受着因各地的冲突爆发和恶化所带来的苦难。同时，大多数疾病也是在政治动荡的地区爆发，尤其是中东和非洲。这里所指不单单包括像阿富汗出现的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和刚果爆发的埃博拉这些较令人熟知的问题，也包括一些长期在卫生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中挣扎的国家，像索马里、叙利亚、苏丹、也门等。但不论我们在政治上怎么分裂，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 那些可以在几小时内蔓延全球，对所有人生命造成危害的微生物。

在健康议题上的共同利益，促使不同国家的人民团结合作。这里有三个令人振奋的实例：

即使是在各自的核导弹已瞄准对方的冷战期间，美国和前苏联依然携手合作，共同消灭了天花 — 这是世界公共卫生史上取得的最大的成就之一。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萨尔瓦多旷日持久的内战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他组织经谈判获得了“数日安宁”，以便工作人员去给儿童接种疫苗。

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地区，通常允许甚至鼓励接种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疫苗。

尽管冲突中不同阵营的人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要说服双方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将微生物样本跨国分享能够让更多的国家都进行研究并开始合作，这是遏制疾病蔓延的快速而有效的方法。然而，印度尼西亚政府曾向世界卫生组织隐瞒了禽流感的病毒样本，因为他们害怕根据该样本所研制的疫苗是他们所负担不起的，担心他们的国家陷入危机。我们要全力避免再次发生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情况。

尽管有所进步，但依然有国家不和外界分享生物样本。有一些政府领导或是学界专家误以为分享了基因排序之后，就不用再分享样本了。其实并非如此。在合成生物学已经很先进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样本（例如：病毒培养）去确定病原体，进行深度测序（帮助发现基因排序的异质性）、耐药性测试、动物研究等等。

如果有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我们可以拯救生命，阻止社会和经济动荡的大范围扩散

但是跨阵营协作还不是疾病预防中最大的障碍。公共和个人的资金投入是国际协作中更大的挑战。如果没有市场，企业通常不会投资研发新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案，但决策过程中，健康因素应比财务因素更重要。为了研发出新的疫苗和致死疾病的治疗方案，面向所有国家的合理的价格和利润会对国际协作起到很大激励作用，同时也会对一些全球协作提供支持，例如像 CEPI 这样的组织（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一个非盈利国际组织，专门资助和协调全球范围内传染病疫苗的研发，盖茨基金会是其发起和资助方之一）。

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对保护生命预防疾病这个议题的了解日渐深刻，但 2020 年我们依然没有做好完全的预防准备。很多人口数量超过 10 亿的国家缺乏相应的基本预防机制，无法判断是否有疾病爆发，找不到爆发原因，无法阻止疾病的扩散，也无法预防下一次的爆发。针对这些核心机制的投入是非常有必要。我们需要实质性的，可持续的，可预测的基金来对抗这些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的因素。这些资金的来源可以是美国，可以是跨国机构 — 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银行，也可以是双边援助组织，慈善组织，和各国政府等等。

尽管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每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但因未准备而承担的人力物力成本更高。在低收入国家中，每人每年大约多花一美元，就可以建立起这样的系统，以预防、检测和回应这些持续和紧急的卫生事件。而一旦发生瘟疫，花费将数倍于此。

健康保护不是免费的，但却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筛查早期疫情的早期预警系统、实验室信息交互网络、可以诊断出导致疾病的原因的高级疾病检测设施、可以阻止大爆发的快速应急小组，以及沟通、法律、物流和规划能力，这些都是阻止疾病从感染一小群人演变成大规模爆发，从大规模爆发变成区域性疫情，从区域性疫情最终变为全球性疫情的必需要素。

稳定、大量和持续的资金是必需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同样也是必需的。有效的公共卫生行动往往需要政府领导们的支持，并始终要求领导人避免将公共卫生技术决策政治化。

非典、埃博拉和新型冠状病毒的惨痛经验告诉我们，时间紧迫。我们需要卫生体系的提前到位以保证快速发现并对抗疾病。无论当前冠状病毒的爆发将最终导致什么结果，未来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类似卫生突发事件。但我们可以避免的是，当下次病毒爆发时，我们不再对此准备不足。有了足够的资金和政治承诺，我们就可以拯救生命，并抑制类似卫生事件对于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大范围影响。

来源：奴隶社会，https://mp.weixin.qq.com/s/z6f39rTPdy85Xp9ywMSYKw 发表时间：2020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