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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昌文: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

作者: 赵昌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发布日期:201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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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动力,又面对各种困难风险。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适应我国内外部条件变化的重要前提

古人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意思是,即使身处安乐的环境中也要警惕可能突然到来的危险。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防范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就是发生我们原本不希望发生的事件的概率或可能性。在经济学中,通常指经济活动收益或成本的不确定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摆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首位。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什么要不断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呢?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内在矛盾的根本变化和外部环境发生的显著变化。

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经济稳中向好、社会总体稳定的同时,各种风险挑战也不断显现。从经济方面看,2013年中央提出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的重要判断,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14年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2015年提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近年来,中央更加明确强调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上述一系列重大判断和重大政策正是顺应我国经济发展内在矛盾的根本变化而提出的。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我们对于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挑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从战略上讲,对于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应对一切外部不确定性或者风险的前提。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要把握大局大势,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虽然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其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虽然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但也有诸多的“不变”。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近14亿人口的巨大内需市场,有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发展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巨大的发展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一句话,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关键,就是“做好自己的事”。

抓住主要矛盾,打好有准备之战和战略主动战

如何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三个既要、三个也要”: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这为我们提供了防范风险的根本遵循。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并不是没有重点,相反一定要抓主要矛盾。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都有其主要矛盾。就经济领域来说,当前尤其要抓好防范化解科技产业领域的风险和金融领域的风险。

科技产业领域的风险,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卡脖子”风险;另一个是产业链外移风险。关于“卡脖子”,我国还有不少核心技术领域是完全空白,如果不能从国外购买,直接就能卡住脖子。也有些是有可替代的零部件或材料,但精度、稳定性达不到,可能导致工业水平大幅下降。

“卡脖子”的问题非常复杂,要从多个方面分析。一方面,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深化发展,使得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成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体系上的一环,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需要和能够生产所有的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基础软件等。换言之,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被“卡脖子”。另一方面,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既有科技和工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另外,我们一些政策也需要在“补短板、强弱项”上下功夫。

关于产业外移,主要是近年来随着用工、土地等综合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向东南亚等国家地区转移的趋势。产业一定程度的外移,并不见得就是坏事,出去了的企业还是本国资本,如果能够更好地生存发展,就是保存了有生力量,以后还可以再回来。况且,资本总是要寻找可以依附的资产载体,在外需下降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背景下,资本流出总比生产资本金融化或进入房地产要好。但是,毕竟产业链背后是就业,过快的产业转移必然会带来短期的就业压力。而且,一旦重要产业链转移出去,我们产业升级的基础就会受到冲击。所以,也要从战略上对我国产业转移的新情况新特点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审慎对待产业转移,特别是重要产业的转移。

关于金融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过去两年,防控金融风险取得初步成效,但这既是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主线仍然是结构性去杠杆,特别要关注以下3个问题。

一是关于去杠杆的政策组合。就不同类型金融政策之间的组合而言,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构成三支柱金融政策框架。要注意不同政策之间的“动”“静”搭配。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具有逆周期调节的功能,应强调“动”和灵活性、适时预调微调,以适应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变化。其中,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是逆经济周期,主要职责是稳增长和防通缩,避免因价格水平下降和实际债务上升而陷入“债务通缩”陷阱,避免因经济失速而陷入信用自我紧缩循环。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是逆金融周期,主要职责是抑泡沫,抑制信贷泡沫和抑制房地产泡沫。微观审慎监管应强调“静”和稳定性,注重保持定力,以维护行业秩序和防范道德风险,避免与货币政策形成叠加,同时弥补宏观审慎政策跟进可能不及时的风险。比如,在货币政策放松背景下,若住房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未能及时建立和完善,就必须依赖微观审慎监管发挥作用。在宏观政策逆周期成为共识的背景下,要特别注意避免微观审慎监管也陷入逆周期误区。

二是关于三角形支撑框架。支撑框架的3个角,分别是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比较好理解,因为金融一定程度上就是实体经济的镜像反映,微观主体活力强,盈利能力提升,才能防风险。而要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在去杠杆背景下,千万要避免将其理解为让股票市场在短期内尽量多地提供股权融资。否则,很容易滋生大量金融风险。应当以“内源—外源融资”的视角,将其与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结合起来,也就是要通过建立一个规范、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发挥股票市场在提升微观主体活力、支持创新性企业、推动经济转型方面的比较优势,增强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通过提升经济效率促进去杠杆;发挥股票市场在强化金融体系内部竞争、优化金融结构和支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作用,通过提升金融效率促进去杠杆。

三是关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靠改革、依靠发展来防风险,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领域同样适用,因此要继续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就是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新认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优化金融结构的基础上,也可对照八字方针来赋予其新的含义。

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一是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思维”,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把防风险放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长期、艰巨的历史进程中考虑,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规律,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规则来防范风险,发挥制度在防风险中的战斗力。我们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既要补齐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具体到外部环境风险,底线就是核心利益。

二是要制定正确的防范化解风险的战略战术。当前纷繁复杂的背景下,正确的战略战术关键是“积极防御”。积极防御是毛泽东主席著作中常用的一个术语,与消极防御相对应。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最终实现反攻和进攻目标的防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同风险赛跑”“要敢于亮剑,敢于揭开盖子”“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强调“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都说明了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求实的精神积极主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三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可以概括为“四个依靠”,即依靠干部、依靠人民、依靠改革、依靠开放。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啃硬骨头,需要依靠一批具有全局意识、领导能力、斗争精神并能真刀真枪地干的领导干部。风险来自市场、企业和金融机构,涉及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要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很多风险的源头都在于体制性障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只治标不治本是不行的,要有长效机制。比如,科技产业风险,单靠增加投入是不够的,主要还在于通过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全面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既不能停下来解决风险问题,也不能为了发展漠视风险,导致小风险积累成大问题,要平衡好保持稳定发展与防范化解风险的关系,在发展中解决矛盾,消除隐患。

来源:《经济日报》 发表时间:2019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