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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竞红: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建构70年

作者: 周竞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发布日期:2019-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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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国情, 决定了民族关系状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历经70年建构,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 并将继续加强”[1], 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迎接“两个一百年”进程中,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将持续发展。总结70年来民族关系建构基本成就, 有助于各民族人民正确认识民族关系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任务, 有助于继续加强和巩固新型民族关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民族”作为中西社会科学研究普遍使用的概念,在学术界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定义。作为一个王朝中国现代化转型历程中输入的概念,“民族”同一系列具有现代价值观支撑的概念一样,深刻影响王朝中国“天下”内“五方之民”后裔历史关系演进。近代百余年来历史中国经历了国家主权化、居民国民化和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性自决,“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的关系的历史性自决,也就是摆脱了100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压迫和依附帝国主义的状况。……另一方面,是国内民族关系的历史性自决,也就是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联合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2],中国民族关系“从民族压迫时代改变为民族平等时代”[3]509。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形成各民族在统一国家政治架构中政治地位平等、经济生活一体、文化包容共享、社会交往日益广泛的民族关系大趋势。

一、国家统一保障各民族政治地位平等有序

新中国结束了制度化的民族压迫和各民族地位不平等的历史,构建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架构中保障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体系。历经70年实践,各民族政治平等理念深入人心,政治平等制度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各民族在参与国家和地方社会事务治理中当家做主。

(一)各民族平等参政共商国是制度化

1949年9月,“标志着我们中国的历史从此完全进入到人民民主和民族平等的时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各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真正平等地和与会的其他代表先生们共同商讨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4]460,全国各地各界和各族人民借助党的统一战线而凝聚,开启了人民民主政治新时代,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歧视、压迫和分裂行为属于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各民族平等参政共商国是的新纪元。新政协会议筹备期间,最初协商代表时很多民族地区还未解放,设想只能有28位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会议[4]290,从最终参会的代表名单来看,实际有33位少数民族代表,其中12位属于少数民族界,还有21位分散于其他界别,主要民族成分有满、蒙古、回、藏、维吾尔、彝、苗、黎、侗、朝鲜、乌孜别克。

依据《共同纲领》关于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相关规定,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向政协全国委员会议提出建议: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1953年1月通过召开会议的决议并组成以毛泽东为主要领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领导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1953年开展新中国首次全国人口普查,查清全国人口中的选民数,进行地方普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创造条件。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据《选举法》规定选出150名少数民族代表,各省、市还选出27人,少数民族代表占全体代表总数的14.44%[5]。历届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具体情况见表1。

(表略)

自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55个少数民族均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民族在政治协商中也逐步实现了55个少数民族都有委员。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推进各民族平等协商,在新解放的民族地区基层民主建政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普遍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充分体现新政治秩序中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精神,具有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性质。通过召开各族各届人民代表会议,搭建统一战线的重要平台,吸收各民族代表人士参加地方民主建政工作。各族各界代表的政治协商激发了当地各民族人士政治热情,使其深刻感受到新政治秩序能够满足本民族的愿望,本民族政治权益得到尊重,各族人民当得起家做得了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地区政治秩序由此稳定并不断巩固,大部分民族地区到1952年都召开了各族各界代表会议。

为建构新型民族关系,中央人民政府推动民族事务管理体系建设,在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建立专门的委员会,管理民族事务,完善调节民族关系机制,如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置民族委员会,这是全国人大最早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之一,有力推动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机构设置民族事务管理机构,政务院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授权制定《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试行组织通则》,1952年8月9日公布执行。《通则》详细规定了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性质、主要职能、组织构成、人员构成以及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会期和工作制度等。

(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各民族平等权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单一制国家结构及建构平等、团结、互助新型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为实现民族地区新型民族关系建构的制度保障。1950年11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成立1,它是新中国首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随后在民族地区广泛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实践。

为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的全面实践并正确执行民族政策,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责成,于1951年12月14日召开具有全国各民族代表会议性质的第二次(扩大)会议,会期长达18天。李维汉(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格平(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乌兰夫等在会上做工作报告,有36个民族的代表参加此次会议,西北、西南、中南、东北等大行政区和各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充分体现民族平等、团结的精神,代表们在小组讨论、大会发言中均使用了本民族语言,会议的各种文件和发言分别译为蒙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6]。会议总结了民族工作中的经验,统一了参会者对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认识,着重讨论了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会议形成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草案,草案经由政务院转发,广泛征求各大行政区和有关省的意见,最终在政务院第125次会议原则通过2,该草案后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政法组及民族组联合座谈讨论后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审批[7]。1952年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明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及自治机关性质地位,民族自治地方建立的原则、类型、规格、界域、名称、批准程序及区域内民族关系等事项。20世纪50年代初,一些地方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3,以保障少数民族在地方政府建设中的平等权利。到1955年,根据《宪法》相关规定,改建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适合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改建为民族自治地方;不适合的改建为一般地方政府。至1956年相关改建工作完成。

民族区域自治不是共产党人“对少数民族的空洞的宣言式的诺言”,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情,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探索形成的基本政策和政治实践。“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过去用民族压迫政策剥夺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不容许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而我们必需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使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政权,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这是一个极其显明的对照。这表明我们对任何少数民族是完全信任的,各民族之间也是能够互相信任的,并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互相合作的。”[8]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人民民主政治制度中,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结合的自治,有研究者早就指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和程度,只是一种“……比较狭隘的行政上的自治”而非广泛的、政治上的自治和最高的条约关系的自治[9]。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政治实践[10]。

1949年以后,在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区,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不断深化,不同层级的民族自治地方逐步建立。到2018年,全国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至此,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民族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分布在5个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有4 800余万人,占总人口45.17%;分布在自治州的少数民族人口3 500余万,占总人口的59.68%;分布在自治县的少数民族人口2 100余万,占总人口的65.13%[1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的71%[12]。人口少、居住分散不宜建立自治地方的则依法建立民族乡,以充分保障其行使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民族乡不是民族自治地方,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形式[13],截至2014年,全国共有1 034个民族乡和1个民族苏木。民族区域自治以其特定的政治机制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益,《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不断完善和落实,有效推动了各民族大团结和全面合作,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得到有序发展。

二、各民族经济生活互补一体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准确判断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任务,即“已不是要帮助各少数民族从民族压迫制度下争取解放,而是要帮助他们彻底实现民族平等,首先帮助他们提高到新民主主义水平,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3]509。随着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轨道。

尽管在中国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各民族间经济生活已形成不同程度的联系,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限制,这些联系表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和局部性。近代中国,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帝国主义掠夺,政治动荡,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内地与边疆经济发展差距显著。1949年以前的中国,不同所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1)原始共有制经济;(2)从原始共有制经济向奴隶制过渡的过渡经济,亦即一些学术著作所论及的家长奴隶制经济;(3)奴隶制经济;(4)封建领主(牧主)经济……经济成分主要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14]民族地区这些经济成分涉及的人口总量在全国所占比重不大,但是,这些人口广泛分布于边疆民族地区,处于“地大物博”之境,关系国家发展至巨。

1949年以前的民族地区经济总体表现出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形态千差万别、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总量很小等特点。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总人口约3 500万,大多数地区还保留着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关系,近3 000万人生存于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状态,约400万人生存于封建农奴制下,约80万人生存于奴隶制度中,约60万人生存于原始公社制度残余下[15]。1949年以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在生产工具、生产技术、耕作方式、剩余产品的多少等方面。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基本以原始农业和传统农牧业为主,现代农牧业和工业微乎其微”[16]。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短缺特性,加剧了其对内地经济发展的依附性,而1949年以前解放区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组织和土地改革等,对一些民族地区社会关系调整产生深刻影响,为新中国民族地区经济与国民经济整合创造了重要条件。

尽管历史上各民族先民在王朝国家政治统一中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关系,但是,小农基础上的生产力局限,使各民族先民间的经济生活跨大区域的互动并非常态。新中国政治一体的新秩序在推动经济不断发展中开辟了各民族经济关系新纪元。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经济生活一体化演进波澜壮阔,曾经的僻壤穷乡,在全国经济运行一体化推动下,全面纳入国家经济发展一体,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经济一体化深化过程在不同时段表现有差异、内容不同、各有特点,总体上可分三个时段观察。

首先,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在社会经济生活新秩序恢复中推动各民族经济生活一体化。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各民族地区军管会、地方人民政府相关机构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建立和稳定民族地区经济秩序和改善人民生活为目标,积极恢复生产。其间,国营商贸在活跃民族地区物资流通、抵制通货膨胀、改善推进各民族经济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新疆国营贸易公司1950年建立了46个专区和县级分支机构以方便群众生活,为活跃物资交流,从1951年开始在各地有计划地建立粮食、皮毛、牲畜市场[17]。在民族地区,有条件的还积极扶助和发展供销合作社,以合理的价格大力收购民族地区的土特产品,同时为当地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国营贸易机构成为推动民族地区贸易有效发展的领导和组织者,他们根据各民族地区的具体条件组织并团结正当私商(包括汉族商人和少数民族商人)推动地方贸易发展;在恢复和建立初级市场过程中,依据具体需求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并执行新的价格政策,要求在价格上公私兼顾、公平合理;兼用经济和行政双重手段管理民族地区交易活动,限制不法私商(首先是汉族私商)在民族地区贸易活动中的欺骗行为;采用边做、边学、边教的办法积极训练和培养少数民族的商业人才,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水平和文化水平。民族地区的银行、交通、工矿企业收归国有并迅速运营,逐步恢复经济。比如,云南省先后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各种公司和管理局所属的31个官僚买办资本工业企业并归国家所有,经初步整顿后产生重要经济效益[18],推动了当地经济的恢复。

币制统一和稳定及其管理是经济体稳定的关键。1949年以前,很多民族地区面临货币不统一和使用混乱的问题。云南省内流通着越南币、法币、缅币,国民党中央银行的纸币,以及云南地区政府铸的半开币,甚至计价交易中也曾用棉纱、鸦片等。人民政府用近两年时间,统一民族地区的货币,内蒙古、新疆、青海、云南等民族地区的银行逐步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人民币逐步在民族地区成为唯一合法货币,民族地区财政管理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体制。各级人民政府发放大量的救济粮、救济款,无偿发放农具,介绍先进的耕种方法、组织劳动互助、兴修水利道路等,帮助民族地区克服生活、生产困难。

其次,在国家经济计划执行中加强民族地区投入并推动民族经济纳入国民经济一体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从三年恢复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民族地区经济逐步恢复,大多数民族地区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地方经济从运行到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直接受到国民经济统一运行的推动和管理。国家推动整体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带动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经济管理体制中的集体经济生产组织方式,有效拓展了各民族间的相互支持和交流的社会领域和空间,各民族干部在国家和地方事务管理活动中不断增进了解和合作,在共同的生产单元中不同民族成员的活动大量增加,各民族经济生活联系性大大增强。正如毛泽东主席曾指出的:“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只能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19]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每个五年计划都安排有助于改善地区基础设施条件、改革民族地区经济结构、拓展经济发展方式和提升技术的项目,比如,“一五”期间,国家对民族地区重点推进的建设项目有农业、工业、贸易、交通等。当时,国家规划了8条铁路干线,其中有5条在民族地区行政区域内或与民族地区相联结。1955年,中央政府设置民族地区补助费,补助少数民族生产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有针对性政策的实施和经济体制的全国一盘棋,使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整体面貌迅速改观,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在推进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内地物资、技术、人员在中央政府统一政策引导下大量向民族地区迁移,加强了民族地区与内地之间经济文化联系。在中央政府经济建设政策引导下,内地向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有序增加,为各民族之间直接交往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条件。集体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使民族杂居区各民族交往条件优化,增进了各民族间的日常互动。比如,民族人口杂居地区在合作化中,组织过由两个和两个以上民族参加的联合社,联合社的生产组织活动使各民族之间日常互动更为直接,如有矛盾也能得到及时化解。如,内蒙古自治区在此期间组织3 800多个不同民族成员参加的联合社[20],参加联合社的有汉、满、蒙古、回、达斡尔、朝鲜等多个民族,各民族社员合作生产,发挥自身生产技能优势,相互传授技术,形成了广泛社会联系。此外,西北、西南地区的很多民族历史上就处于大杂居状态,经济生活的合作互动具有传统常态,变化在于平等团结的组织理念的运用。

第三,各民族经济生活一体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深化。随着交通、通讯条件不断改善,各民族人民直接交往交流条件更为便利。据2016年统计,民族自治地方铁路运营里程达3.04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120万公里,邮电业务总量1 747亿元,邮路及农村投递线路总长196万公里[21],民族地区的经济面貌发生重大改善,“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3个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24亿元增至2017年的84 899亿元;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5 040万下降到2017年的1 032万,累计减贫4 008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4.5%下降到6.9%。2012年至2017年,国家投入中央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少数民族发展方向244.97亿元,出台《“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推进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22]。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在民族地区的发展,以及乡村劳动人口向城镇或跨区域向城镇的转移,更加强化了各民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往交流,各民族经济一体进一步深化。

三、各民族文化发展成果共享

任何社会变革都会对文化提出时代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后来发布的历部宪法和相关国家文化政策都以保障各民族繁荣发展文化权益为基本精神。在新中国政治经济条件下,民族文化关系中逐步清除了制度上的歧视和强迫同化。一系列社会政策的落实纠正了历史上所流行的民族文化歧视、敌意和隔阂的状态,增强差异文化间的了解和理解,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统一的多民族新国家,推动了历史上形成的各具特色、色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发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若干意见》(2009年)指出:“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在统一国家的文化系统中,民族文化间的包容互鉴突破了区域性的局限,成为全国人民日常生活中更为普遍的现象。各民族文化工作者历经70年共同团结奋斗,使我国各民族文化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这些成果突出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保障民族文化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日益完善

70年来,除“文革”特殊时期,党和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条件持续出台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系统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推进民族文化专项政策和措施强化了民族文化发展的政策保障。比如,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为民族文化发展提供持续的财政支持,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近年来,各级政府实施多项文化工程,基层文化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场馆建设中有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建设,乡镇则有综合文化站建设,村子建起文化活动室,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流动舞台车工程、建农家书屋、送书下乡等文化工程实施社会效果明显;此外,面向基层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等工程的实施,使功能较齐、语种较全、覆盖面较广的广播影视体系在民族地区基本建成,民族地区的广播、电视覆盖率超过85%和90%,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全国一盘棋的统一政策指导下,民族地区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等公共文化机构相继建立,并成为展示当地民族文化成果的重要平台。

(二)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及时抢救和保护,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品得到整理、挖掘、弘扬

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得到国家投入支持,各民族专家学者和文化工作者在有效财力支持下合作开展相关工作,取得良好效果。自2003年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后,许多濒临消亡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和保护,中华文化成果的多样性得到有效维护。

(三)少数民族群众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总体得到有效保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得到快速发展,民族教育发展成果显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取得巨大成就。近年来,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的推进,民族教育逐步建起符合我国语言文字实际的双语教学体制,民族教育探索着适应各民族语言环境与教育条件的双语教学模式。在社会生活方面,民族语言的使用权益得到尊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广播电台每天总计有21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播音节目。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等省区级电视台可播放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哈萨克语、壮语等节目服务于各民族群众,藏语电视节目实现了每天24小时滚动播出。民族自治地方中自治州级以下电视台(站)也有10余种民族语言及方言播放一些电视节目,包括蒙古、维吾尔、壮、藏、朝鲜、柯尔克孜、哈萨克、傣等民族的语言。文学、歌曲、戏剧、曲艺创作和表演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益有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四)在国家平台展示少数民族文化成果,让各民族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国家文化盛事,成为全国文化知名品牌活动之一,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在这个全国性平台上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得到继承、保护和弘扬。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每3年举办1届,据粗略统计,截至2018年共举办过11届,共有741部作品获奖,43人荣获翻译奖。55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作家获奖。在全国性各种文艺作品奖项中都有相当比例关于少数民族题材文艺作品和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荣获大奖。一大批少数民族各类文化人才活跃在全国文化领域,为各民族群众提供服务,促进了各民族间相互认知。

(五)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初步发展,为民族文化保护、现代化和繁荣提供重要条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和新兴文化产业逐步发展。比如,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取得长足发展,形成包括文化休闲娱乐、文化信息传输、文化艺术、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的较为齐全的文化产业门类。据统计,2017年末,内蒙古共有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法人单位269个,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资产总计384.6亿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09.6亿元。“十二五”期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22%,比同期GDP增速高12%,2017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2%,规模不断扩大,为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23]。

(六)民族地区科教卫生条件得到根本改善

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科学技术队伍等在20世纪50年代初步建立,经过70年的发展,在保障各民族受教育权益和满足人们基本医疗需求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据2016年统计,民族自治地方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达209.6万人,普通中学在校生达1 015万人,普通小学在校生为1 500万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达11.4万人,普通中学专任教师73.9万人,普通小学91.1万人。医院卫生院已有4.72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达86.5万张!"1#。此外,民族地区各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逐步建立,研究发展能力得到根本提升。

四、各民族社会交往日益广泛

社会交往是一切社会联系的物质基础,新型民族关系的建构、巩固和发展都与各民社会交往的日益广泛密切相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以边、偏、山为特征,即少数民族人口的绝大多数均主要分布于边疆地区、偏远地区和山区。1949年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体制、人民民主政治保障和民族平等团结的实践,以及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逐步打破历史上形成阻隔各民族人民交往的阻碍,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行政服务能力的提升,使得各民族人口全国性流动成为常态,推动各民族人民间交往交流交融。

(一)各民族人口迁移流动促成民族间全方位互动

民族人口的分布状况取决于现实因素,也与历史上的民族交往状况相关。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89%,少数民族人口高度聚居于边疆地区。依据当时统计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人口比例数,我们可以将省级行政单位分成三个类别:一为少数民族人口在当地人口占绝对优势者,主要是西藏、新疆和青海三省(西藏高达100%、新疆93.06%、青海50.95%);一为少数民族人口在当地人口不占优势,但是少数民族人口较多者,主要为广西、云南和贵州(广西37.51%、云南31.59%、贵州23.69%);一为少数民族人口在当地人口所占比例较低者,主要是内蒙古、甘肃、吉林、辽宁、黑龙江、四川几省区(其中内蒙古15.53%、甘肃11.75%、吉林10.67%、黑龙江7.89%、辽宁8.07%、四川3.11%)[24]。这三类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条件、构成内容和状态有很大的不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政府对民族关系的全面协调、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推动,不同民族间交往量大大增加,不同民族地区人口构成有了新的变化,对民族关系的构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多数民族地区在这一进程中打破了封闭状态,形成各民族人口全国性迁移态势,据统计,1964年53个少数民族中,只有壮、满、回、苗、维吾尔、蒙古、藏、朝鲜、白等9个民族分布于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阿昌族和塔吉克族分布于2个和3个省区内,其余44个民族尚未离开传统聚居区。到2000年,55个少数民族人口中有28个民族遍布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人口较少的德昂族人口也已分布22个省区,阿昌族人口分布区已增至27个省区,少数民族在全国分布范围显著扩大。大多数民族人口高度集中于传统人口分布区的程度已趋于减小[25]。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市场转型,使各民族经济生活在市场推动下深入交流,各民族成员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人口自主流动进一步扩展,各民族成员平等进入劳动力市场。市场经济改革不仅使大量的汉族人口因经济活动而迁入传统的民族人口聚居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口从传统的聚居区流动到东部城市参与市场竞争。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全国总量为1 522.9万人,比2005年的978.4万增长了544.55万人[26]。尽管不同民族成员由于文化差异、技术技能或代际差异等复杂因素,在经济活动分层中出现较大的差距,但是,各民族整体经济水平和经济生活已得到全面改善,温饱型是各民族生活的普遍状态。

(二)城市和城镇化创设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4新环境

城市和城镇化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创业环境和丰富的就业门类,也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规则提出了新要求,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设了新环境。城市的生产组织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规则等都与人们习以为常的乡村生活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因就业、就学、就医等需求而进入城市的民族人口,融入和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尽管与特定个体的技能相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和城镇管理进程中,充分认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多民族社区、工作场所和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注意创造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27]的社会氛围和规则,使“各民族群众能够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成美满姻缘”[28]。现代城市空间更有利于各民族广泛地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29]。

五、新时代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的途径

70年来新型民族关系建构的经验证明,只有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才能保障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稳定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巩固和发展新型民族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30]必将全方位助力新型民族关系持续和加强。新时代继续加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路径需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基本政治制度,在不断满足各民族群众发展需求中开拓创新。

第一,在创新引领下稳步发展各民族地区经济,民族地区在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战略中谋求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改善民族地区经济面貌,提升民生经济保障能力。各民族地区经济日益发展繁荣是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物质基础,党中央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当前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要真正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任务,一方面需要民族地区搞好本区域经济管理改革创新,不断更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观念,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技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在对内对外开放中寻求引进技术、管理经验、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充分发挥各民族地区特定自然环境资源作用,在互惠互利中提升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

第二,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建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制度保障就是民族区域自治,这也是当代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历经70年的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系基本完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项权益得到法制保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根本性体现,一方面,上级国家机关要依法行政,充分保证各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在调节不同层级行政关系中切实尊重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民族自治地方权力机关应依法履职,充分了解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群众需要及本区域民族关系状况,保障少数民族管理内部事务权的实践,积极调节民族关系,充分行使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切实落实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法定原则。

第三,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创新形式和载体,在各民族群众中强化“五个认同”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民族关系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巨变。第一代共产党人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设计和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的创新实践,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大趋势。新型民族关系一经确立,历经国内极“左”影响和国际社会冷战等考验,“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建构大趋势得以持续,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关系空前紧密。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党和政府民族政策落实的社会效应不断强化,各民族合法权益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保障机制更加灵活多样。深入实践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断创新推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不断开拓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发展,需要各民族干部群众新的奋斗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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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周竞红.创新引领民族团结进步新时代:学习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断的几点认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11):36-42.

注释

1 1955年改为甘孜藏族自治州。

2 1952年2月22日。

3《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规定在5种情况下可以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但少数民族人口占本地总人口10%以上;(2)少数民族人口不足10%但是民族关系显著的地区;(3)两个以上少数民族杂居但水实行联合自治的地区;(4)民族自治区内汉族居民特别多的地区;(5)其他因特殊情况,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认可,有必要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地区。且有一定影响的地方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以保障少数民族在地方政权中的平等权利。

4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交融不是要取消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更不是要消灭哪个民族,即不能持消极论、无所作为,也不能犯急躁病,胡乱作为。”“出了问题要及时化解,尽量避免出大的问题,不要影响安定团结大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s://mp.weixin.qq.com/s/w2TtZzMhPdQD35C_1uUOQw 发表时间:2019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