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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倩文:葛兰西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公共外交研究

作者: 陈倩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丁美洲系博士研究生 发布日期:202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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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外交在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已经成为整体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伴随着中拉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中国积极布局对拉美公共外交,形式多样、发展迅速的公共外交是中国对拉美外交整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建构主义、软实力和传播学视角下的国家形象研究是现有最主要的公共外交研究理论流派,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蓬勃发展开拓了公共外交研究的新视域。本文尝试从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出发,以该理论中市民社会、阵地战、有机知识分子、认同等最重要的概念为支柱,探索建立一个公共外交研究的新框架。本文结合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的发展,具体分析其场域设定、路径选择、重点对象和总体效果。加强对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公共外交的学科建设,而且也对中国总体外交进程和外交政策制定有所裨益,推动中国公共外交尤其是对拉美公共外交取得更深度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编号:18BGJ029)的阶段性成果。 

一 中国公共外交新发展:一种“实践 VS.理论”的失衡 

自二战以来,公共外交受到各国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总体外交的必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演变之后,也随着自身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冷战后逐步构筑起中国自觉意义上的公共外交体系,特别是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在2004年3月设立“公共外交处”为标志,“中国开始自觉践行现代公共外交的理念,构筑现代公共外交体系”。此后,伴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和对国际社会更深层次的融入,公共外交在中国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高潮。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飞速发展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成为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新的学科增长点,但即使如此仍然存在一种“实践vs理论”的失衡,亟待各学科的襄助与贡献,确立乃至巩固公共外交的理论地位。 

(一) 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新发展 

自2000年以来,公共外交引起了中国政府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中国对外政策体系中,人文交流和政治对话、经贸合作成为三大支柱。2009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这标志着公共外交概念在中国首次正式进入官方话语体系。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2017年7月,中央深改组会议强调“将人文交流理念贯彻到对外交往的各个领域”。目前,中国先后与俄罗斯、美国、英国、欧盟、法国、印尼、南非、德国和印度构建了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同188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关系,与46个重要国际组织展开密切的教育合作与工作往来。到2017年年底,中国已同157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共计签署了约800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初步形成了包涵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网络。中国还大力推进文化交流品牌建设,举办了中国-中东欧、中国-东盟、中国-欧盟等10余个文化年、旅游年。 

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愈发突显。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先后四次访问拉美,其频度前所罕有。中国对拉投资额迅速增长,使得拉美成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第二大目的地。中拉间的经贸总额不断攀升,中国成为拉美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已经与15个拉美国家签订了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从长远利益出发,将拉美纳入全球战略之中。随着拉美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人文交流在中拉关系中起到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墨西哥的演讲中指出,中拉要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成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典范。 

中国对拉公共外交实践得到了快速而有序的发展。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亚与拉美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提出将在未来5年内分批邀请1000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政党领导人来华进行访问交流,并向拉美国家和地区提供400个在职硕士名额、6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以及6000个来华培训名额等。2015年1月,中国-拉共体首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进一步推动中拉人文交流。此外,中拉双方还一致同意开展中拉科技伙伴计划、中拉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未来之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千人培训计划等合作项目。2014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拉美时提出倡议,“2016中拉文化交流年”活动在北京拉开帷幕,在中国和拉美等国各地举办艺术展、音乐节、美食节,并启动“中拉思想文化经典互译工程”等项目。2017年,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正式启动了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新闻交流中心(CLACPC)项目,邀请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记者来华工作学习,旨在促进中拉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推动中拉关系发展。总体而言,中国的对拉公共外交具有渠道多元、领域全面、覆盖广泛等多重特点,在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 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公共外交 

随着近年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快速发展,当前国内对于公共外交的研究蓬勃兴起,国内学界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跨学科交叉研究持续发展,公共外交与教育、文化、经济等都有了交叉研究。在理论视角上,建构主义、软实力、国家形象、传播传媒等研究角度下进行的公共外交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不同的理论视角下对中国公共外交进行的分析,大体而言可以分为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两个主要维度。国际关系的视角更侧重公共外交的政治属性,往往考察其在国家整体外交中的作用,侧重分析公共外交的发展史、机制建设等;而传播学视角的研究通常以国家或国家利益代言方等作为主体,考量公共外交的影响和效用。 

1 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存在影响,而国际体系文化(如常识、文化性结构、观念等)对国家的意义亦不可小觑。物质性因素有其重要性,但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它们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国际政治的社会性结构可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而身份正是界定国家利益的前提。 

因此,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互动中首先应当关注国家身份的建构。”建构主义中的“结构”主要指向社会意义,蕴含三个互相关联的主要因素,“共有知识、物质性因素和规范结构存在的条件”。建构主义相当重视非物质因素(如知识、价值、文化等)、国家身份认同以及行为体间的互动,这一点与公共外交的内涵不谋而合。“公共外交是国家行为体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向外界传递信息、知识、价值的行为。它努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或提高国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或尽量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和偏见,最终达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这一定义与建构主义的内在逻辑契合。借鉴多轨外交理论体系,公共外交能够形成多元行为主体间独特的精神统摄和联动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冲突,而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从“交往-认知-建构”的角度分析,公共外交可以增进国家间的社会交往,提升对象国民众对本国的好感度,加强国与国交往的社会基础。 

2 软实力视角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公民社会逐步成型,文化因素日渐成为一国实力的来源。“软实力指的是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或收买来得到自己所要结果的能力。软实力的新形式正在出现,特别是在文化、教育、传播传媒等领域。”国家通过打造并传播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和国际政策理念,来提升自身的软实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来自于“文化、宗教、国际机制、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等方面,而这些权力来源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关注点”。 

公共外交被认为是国家提升软实力的重要外交方式,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重视。文化差异可以成为国与国之间认知偏差的根源,一国可以通过采取综合的公共外交措施,如升级对外传播理念、内容和渠道等,来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最终维护自身的利益。

3 传播学视角 

长期以来,传播学和新闻学是公共外交研究的最重要路径,即使在制度建设上,公共外交也长期与对外宣传和国家形象塑造直接关联。“国家形象宣传属于公共外交范畴。公共外交主张通过积极引导和精心培育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政策或行为的认知,影响他们对本国的态度与看法,进而通过公众舆论的力量来影响该国政府的政策或行为选择。”比较经典的传播模式有拉斯韦尔的5W模式、香农-韦弗模式、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等,这些模式多数都是对于大众传播过程的认知。借助对国家形象的海外传播和正面塑造,公共外交可以发挥三大功能,即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有利于树立国际威望,赢得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还有助于吸引外来投资和开拓国际市场,促进经济实力提升,更有利于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传播本国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增强本国在道义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因此,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日益密切,如何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和沟通的方法以正确处理与国际公众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代外交的重要使命。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公共外交,“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已成为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也被纳入各国政府的战略目标。”这从学理层面推动公共外交与现代新闻学和国际传播研究等进行更为深入的交叉研究。 

总体而言,中国的公共外交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正如爱德华·卡尔所言,一门学科只有把对“是什么”的分析与“应该是什么”的理想区别开来,才有资格成为名副其实的学科,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学术探讨也需要发掘新的理论阐释,基于政策实践与外交、国际关系、政治学理论之间的互动,从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有关理念、认知和沟通等更基本的层面来帮助认识、理解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不断修补和提升公共外交的学科建设,以积极应对来自现实的和理论的挑战。本文尝试运用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作为研究公共外交的新框架,以期拓展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研究的新路径。 

二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内涵及支柱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开创者,葛兰西面对欧洲革命风暴的挫败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失败,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发展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文化领导权”重要思想,在理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后世的文化、教育、外交等领域的理论界都有着诸多启发。作为“近50年来最具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已经成为我们思想世界的一部分。他作为原创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地位--是1917年以来西方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已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 

葛兰西在文化领导权理论中指出,完整国家不仅包括政治社会,还包括作为经济、文化、政治交往首要场域的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比较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在获得政治领导权之前要先获得文化领导权;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接合异己思想,采用阵地战形式,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中介作用,深入“市民社会”赢取智识与道德领导权,获得被领导阶层广泛的积极“认同”,求同存异,形成集体意志,培育并巩固合法性。 

葛兰西理解的“结构” 是由市民社会与国家组构而成的现代社会结构,他理解的“主体”是这一社会结构中的群体或个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对“市民社会”进行了阐发,揭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了西方左派的当代思想困境。他构想了“阵地战”战略,是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怎么办”问题的具体回答,希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渴望学术实践与政治实践的结合,弥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战略贫穷”。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关注社会各阶级大众的政治心理认同,将国家的理想模式与人的模式直接关联,在经济全球化、政治理念和文化思想多极化、多元意识形态与文化体系大碰撞的当代,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已经大大超越了哲学范畴,对话语权、文化-权力关系、话语内容的生成逻辑、话语场域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致力于理解统治集团如何通过获取大众的同意来实现自身的统治。这个过程充满了斗争、谈判、妥协与让步。由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动态关系。” 

总体而言,葛兰西明确了必须确立文化领导权的社会基础问题,并指出了争夺文化领导权的社会场域,关注文化问题,但又不是把文化问题还原为一个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领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现代文化的关系这一重大理论课题。这一理论主要有四个支柱,分别是市民社会、阵地战、有机知识分子、(积极)认同,它们分别形成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大厦的场域、策略、主体和目标。 

(一) 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的场域支柱 

自诺博托·波比奥提出葛兰西思想的独创性问题以来,“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直被当做剖析葛兰西理论的重要概念。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市民社会”是一个与“自然社会/原始社会”相对应的概念,基本含义为一个初步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是初步具备公平、自由等城邦理想主义的“文明社会”。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作为经济基础从而决定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治社会),由此国家被视为服务于一定经济基础、维护特定社会阶级统治的专制工具,因而市民社会与国家本质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将市民社会放入结构之中,因其主要兴趣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态。而葛兰西将市民社会提升到上层建筑,以阐明其观点:政治教育对于革命而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广泛的社会过程。” 

葛兰西提出,市民社会指的是“民间”机构如教会、商会、学校、工会等实体的总和,还包括新闻媒体、学术社团等“非政府机构”,对于民众的意识形态能够起到宣传引导作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认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必然包含着原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中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这样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国家是受强制盔甲保护的领导权”。葛兰西把“市民社会”归类到“上层建筑”,纳入完整国家的上层建筑范畴,使市民社会成为能适应现代政治技术变化的新型斗争营垒。据此,他进一步推导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辅相成,分别代表完整国家的精神力量与强制力量。葛兰西将市民社会纳入国家的范围,因此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国家”的概念进行了拓展。在这里,葛兰西对国家的定义是广义的,而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是平行的两个概念,共同组成了国家。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衍生的关键领域,是意识形态接合的第一战线。 

(二) 阵地战:文化领导权的策略支柱 

阵地战(Wars of Position)是与运动战(Wars of Maneuver)相对应的术语。在军事术语中,运动战指“正规部队在相当长的战线和相当大的战区内,以外线速决为进攻形式的作战。也包括为实现此种进攻战而起辅助作用的运动防御、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它具有战役或战斗的优势兵力以及进攻性、流动性等特点。”与之相对,阵地战指的是“凭借坚固阵地、野战阵地进行防御,或对据守坚固阵地、野战阵地之敌实施进攻的作战,具有战线固定,各种准备充足,各种保障甚为严密等特点。”葛兰西受列宁理论的影响,借鉴了上述军事术语,结合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引入并发展了这一概念。 

葛兰西将阵地战定义为,在市民社会的多元阵地中进行思想教育渗透工作,力求广泛联合各利益阶层,积极争取大众认同的政治思想文化战略。阵地战的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通过逐步攻占市民社会的阵地,以‘星火燎原’之势瓦解资产阶级的话语权和意识形态,以获得群众对它的支持和认同,从而实现在市民社会的全面胜利”。 

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主要在经济领域开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界限不再如以往分明,因此斗争逐渐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层面展开,冲破了以往特定领域的局限。葛兰西对此有着敏锐的观察,并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将由运动战转向阵地战。“从政治艺术的角度看,现代民主国家的坚固结构,无论是作为国家组织还是作为市民社会中各种组织的复合体,仿佛是阵地战中的前沿‘堑壕’和永久性工事网:它们只是运动的‘局部’因素,而在过去却是战争的‘全部’。”换言之,对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必须从国家深入到市民社会中,市民社会“构成了现代国家的纵深掩体”。 

葛兰西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运动战策略做了区分。在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市民社会应采取运动战以实现胜利。而在发展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御直接经济因素(如危机、萧条等)入侵的灾难性后果。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中的堑壕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策略必须由运动战向阵地战转化,即避免直接的正面斗争,而采取迂回和持续的手法,以夺取最终胜利。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在维护国家权力时,不仅只依靠暴力手段,还依赖市民社会,以使公民形成对国家权威的认同,最大限度地获取合法性。“市民社会的社会功能日益扩展,成为管理国家事务不可或缺的工具。国家通过市民社会来实施文化上的统治,即葛兰西所提出的文化领导权。”“学校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教育功能,因此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但事实上,大批所谓的民间活动和创举也有同样的目的,它们构成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领导权的手段。” 

(三) 有机知识分子:文化领导权的主体支柱 

“有机知识分子”在葛兰西著作中的意大利语原文为Intellettuale Organico,英文版将这个概念译为Organic Intellectual。自1959年以来的国内中文版一直将其译作“有机知识分子”。考察葛兰西著作«狱中札记»的本意,其一直主张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只有使知识分子处于被组织起来的状态中,才有可能真正地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因此,部分学者提出这一术语更恰当的译法应当是“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然而原译文已经约定成俗,因此本文仍然采用“有机知识分子”的译法。葛兰西对于知识分子议题的兴趣在他的著作«狱中札记»中可窥一斑,他提到需要对知识分子的起源、所属的文化流派、差异化的思维方式等进行研究。葛兰西非常重视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强调知识分子是夺取领导权的关键因素。他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充当国家、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媒介,能够通过建构一种新的文化来完成对大众的启蒙。正是由于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政党可以更好地动员群众以取得领导权。葛兰西认为,界定知识分子可以凭借其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及其所承担的作用; 并非所有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他将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定义为,与人民大众保持有机联系的,活跃于经济生活各领域、各行业的知识精英,有机知识分子往往在工人阶级和传统人文知识分子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而后者被他诠释为,产生于传统同时又超越传统的新兴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作为市民社会的建设者、组织者与不懈的说服者,如此才能与大众结合,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任务。有机知识分子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以技术为基础、与生产相结合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掌握先进的知识与思想观念,在市民社会各行业和机构中广泛分布,因此能够整合不同阶级的意志,并肩负起建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任务。市民社会一般被认为指某个社会集团,通过教会、商会、学校等非政府组织对整个民族社会行使的领导权,通常知识分子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国家往往被理解为政治社会,而不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某种融合。 

(四) 认同:文化领导权的目标支柱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是强制与认同的动态平衡,其中又以‘认同’为论述重点。”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社会基础在于创造劳动阶级的阶级联盟,而在意大利就意味着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同”(consent)。葛兰西指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互动是双方关系中最为关键的,即使领导者维护被领导者的利益,也应获得他们的同意,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同意应是单独个体的积极与直接的同意。 

文化领导权不单纯等同于意识形态,或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表达,更取决于被统治阶级对于“正常现实”(normal reality)或者“常识”(common sense)的接受程度。大众的“认同”对执政者而言,意味着坚固的权力保障,即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可执政团体的核心价值观、发展方向,接受自身在制度下的现实境况。这就要求执政党通过长期、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化,系统组织布局具有强大吸纳力和创新力的开放性政治话语体系,精耕细作于大众思想观念领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大众接受新的“常识”和价值观。 

三 文化领导权视域下的公共外交研究新框架:以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为例 

正如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言,“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可以阻碍进步,也可以促进进步,可是它们的作用一直大体上受到政府……的忽视”,“将改变价值观和态度的因素纳入……政策、安排和规划,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办法”。基于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分析,本文认为其提出了(国际)话语权构建的完整理念,为公共外交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框架,推动对公共外交的研究更深入地从软实力、文化交流、国际语境变迁、国家形象塑造、意识形态影响等多种角度进行研讨,提升国际行为体的意识形态吸引力,弥补硬实力为后盾的国际话语权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合法性赤字问题,把影响力建立在正当性之上。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四个支柱,即市民社会、阵地战、有机知识分子及认同,分别构成了公共外交的四大要素,即场域、路径、对象和效果评估。 

(一)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的场域设定 

市民社会思想的发展激发了公众参与外交活动的积极性。在国家支持鼓励下,各种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乃至公众开始广泛参加外交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公共外交的发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帮助界定民族身份,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对外国民众施加影响。公众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被用于提升国际影响力。”与传统外交关注的政治、安全、军事等场域相比,公共外交开展的主要领域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媒体、教育、人文、文化、体育、科技等。 

公共外交在外交领域的不断扩充顺应了外交公开化的历史趋势,表明公共舆论和社会大众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特别突显的是,“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革命的浪潮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领域,承载传统外交形态的客观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今,任何国家政府在采取行动前都必须考虑本国的民意基础以及可能引起的社会后果。除了不能忽视本国民众的潜在意见,还需留心其他国家民众的可能反应,政府同民众的交流能力和沟通水平变得越发重要。 

回顾中拉关系发展史,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拉美开展的“民间外交”起步,目的是推动中国和拉美国家建交,主要内容有派遣文化使团和贸易促进会出访拉美国家、邀请拉美左翼人士访华等。由于拉美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构成,独立于政府和政治组织之外的以公民社会为代表的各类组织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同拉美民众增加接触和交流的重要性,这关系到中国对拉美政策的顺利推行。教育文化交流、青年交流、智库论坛等各种机制蓬勃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 

2014年,中拉领导人在巴西利亚举行会晤,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极大地推动了双方人文交流,在中方致力于构建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中,人文上互学互鉴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积极开展文明对话,加强包括政党、地方、文化、新闻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增进中拉双方民众的心灵相亲与相近。2015年年初,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发布的«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中也明确提出“鼓励中国同拉共体成员国民间团体、学术机构、重要智库等开展交流。继续支持中拉智库交流论坛活动。”中国政府对推进中拉产能合作提出“3×3”的新模式,其中之一即“企业、社会、政府三者良性互动”,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开展对拉公共外交的场域。中国政府于2016年发布的第二份«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将人文领域明确定位为深入推进中拉合作的五大领域之一,涵盖人文、体育交流合作、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交流合作、旅游合作、学术和智库交流、民间交往等,并在政治领域加强政党交往、地方交往,在贸易领域加强科技创新合作等。 

2016年,为配合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的讲话,中国联合拉美30多个国家举办“中拉文化交流年”,将“请进来”和“走出去”设为两大主题,在艺术、传媒、旅游等多个领域开展广泛交流,举办演出、展览、旅游推介等人文交流活动,场所涵盖各大艺术机构和大学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与拉美地区举办的最大规模的文化交流盛事。 

(二) 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的路径 

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在文化和人文交流中要从“正面对抗的运动战”转为“非直接的长期阵地战”,这对规划公共外交的路径以及有效开展公共外交具有极强的启示。实施公共外交需要根据对象国的具体国情来开展工作,公共外交的开展本质上是要达成对象方思想层面认识和认知的转变,这一任务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持续性,需要长时间不懈努力,以柔性和渐进的方式推进,一时的外交攻势很难带来立竿见影的功效。 

公共外交的有效推进是延续不断的跨区域交往日积月累的结果,有赖于官、民、学各界人士的不懈坚持和努力,逐步推进双方互动从浅层的交往向深层的交流迈进。随着中拉双边合作的日益深化与拓展,双方几乎在所有领域形成了广泛的合作机制架构,从双方权力博弈、利益均衡以及机制化发展等多层次而言,中拉双向公共外交的开展给未来更深入合作奠定了更具理念和价值底色的基础,起到支撑和建构作用,对中拉双方的全面合作乃至整个关系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此外,鉴于中拉双方相距遥远、历史文化迥异、语言沟通不便等因素,中国对拉美开展公共外交面临较为突出的困难,且由于拉美是一个异质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对中国的认知相对更为复杂,这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对拉美开展公共外交的难度。 

以中国对拉美开展的“未来之桥”项目为例,自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正式提出倡议以来,中方自2015年开始启动了这一大规模、高层次的中拉青年交流项目,计划用10年时间邀请1000名拉美青年领袖来华访问,以加深对中国国情和发展道路的客观认识和理解。截至2019年年初,全国青联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研修交流活动,该项目的邀请对象为政界、企业界和文化界的拉美青年领袖。截至2018年年底,近400名拉美青年领袖已经受邀参加了本项活动,成长为拉美青年一代知华、友华人士。针对拉美青年的公共外交活动,乃是着眼未来、立意长远的路径,凸显了对拉美公共外交的战略性和渐进性。

(三) 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的对象 

有机知识分子的主体作用和接合作用是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重点论述内容,葛兰西将其形容为活跃于各行各业的精英,同时与人民大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开展公共外交尤其要重视受众中社会精英和特定群体的作用。通过他们在对象国开展公共外交,能够很好地起到媒介作用,从而引领和塑造社会舆论。沃尔特·李普曼指出,“一个领导或者利益集团如果能够掌握当前的社会精英,就能掌握当前的局势”。简言之,社会精英赞同的观点便是民意之所趋。有机知识分子“不仅是社会肌体的细胞,而且是社会单元的细胞,触碰神经的敏感点,你将自动获得肌体某些其他部位的自动反应。” 

“公共外交的传播模型通常是线性的(由发送者发出,经由一定渠道传达到接收者),并集中关注个人信息对个人接收者的效果。”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外国公众,但是在具体实现形式上,公众是十分复杂的。一般而言,公众是指“那些与特定组织发生联系,具有某种共同利益,可以相互交流信息,相互产生影响的个人、群体或其他组织”。由此可见,公共外交所指向的对象是特定群体,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的某国人,“而是具有某种共同利益联系纽带且相互交流信息、相互影响的群体。在其现实性上,公众往往表现为非正式社交圈子的精英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代表民众或者利益集团的说客、思想库、大众传媒以及公众舆论等,它们都构成公众的利益代表者和意见表达者”。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对拉公共外交就突出强调文化界以及学生,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的特殊重要性,其特点是邀请拉美人士来中国参观,从而对中国有所了解,并鼓励来访者将自己对中国的印象用文章或演讲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中国同拉美国家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通过公共外交在拉美地区培养了一批知华派、亲华派,发挥他们“铺路搭桥”的先锋作用,为中拉关系的全面发展,特别是政治关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中国对拉公共外交持续关注知识界和思想界在推动中拉双边关系发展中的作用,近年来,智库交流成为中方对拉美公共外交的新亮点,《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强调积极支持中拉各学术机构和智库之间开展学术交流、互译出版等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举办高层级、机制化的中拉智库论坛。中国对媒体在对拉公共外交中的广泛影响力的关注日益上升,不仅多次举办中拉媒体领袖峰会和中拉媒体论坛,还宣布设立中拉新闻交流中心,邀请拉美媒体记者来华工作学习,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培训媒体从业人员等。中拉媒体的合作与交流保持积极的发展趋势。通过媒体间的交流合作,有利于增进中拉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中拉媒体合作有着深远意义,不仅有助于中拉双方开展进一步深入协作,也有利于中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 

(四) 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的效果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的“认同”,正是为了阐释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最终目的和效果,即经过长期、多样化的宣传影响,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大众接受一种新的“常识”、价值观或生活方式。公共外交的开展注重对实施效果的考量和反馈评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各国政府希望能够通过公共外交达到主导文化领导权的目标,消除外国公众之前对本国所产生的误解和误会,既为本国发展创造友好的国际环境,又能对国际话语霸权生成有效的话语制衡,这是一种来自于国际舆论界的文化认同、文化欣赏,包括狭义上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等,也包括本国国民形成的总体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模式以及本国主要政治、哲学思想等。“当其他国家耳濡目染了该国的‘文化’成功,充分表达了‘认同’乃至心生向往,主动效仿、学习该国的文化政治模式时”,就意味着该国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公共外交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随着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在拉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存在。中国对拉美的公共外交推动了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成为中国推进对拉政策的基本工具,而且形式多样、成效显著的中国对拉公共外交已经日益成为中国对拉美整体外交的突破点、着力点和增长点。首先,中拉青年论坛、中拉智库论坛、中拉民间友好论坛、中拉媒体论坛、中拉企业家峰会、中拉文明对话等公共外交交流机制富有成效,已经成为中拉论坛的有力补充和支撑,完善了中拉双方各领域的全面合作,中国和拉美整体合作的构想日益成熟。其次,通过与拉美政商学界以及愈加广泛的社会民众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国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得到了更加全面客观的呈现,中国在拉美公共外交行为所激发的对华正面认知日益提升,对于拉美对华政策的决策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 结语 

亨廷顿曾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起着主导作用,而文化精英和民众也都共同努力,积极争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把握文化转移和接合的关键。自21世纪以来,公共外交在中国迅速发展、高潮迭起,中国公共外交项目层出不穷,形式多样,异彩纷呈,而丰富的公共外交实践也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理论研究,国际关系学、外交学、新闻传播学视角下开展的相关公共外交研究俨然成为有关学科的新领地。公共外交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对外交往与合作的制度建设,中国对外公共外交逐步走出了传统的单纯“对外宣传”的线性思维,力图在中国与包括拉美民众在内的国外公众的更全面良性互动与广泛交往中,推动世界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 

综观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的进程,特别是随着中拉确立“五位一体”合作格局和构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机制化的全面公共外交以及中拉文明对话等日益成为中拉关系深入发展的机遇之窗和“提质升级”的关键一环。此外,考虑到中拉全面合作进程中,除了官方交往与政治外交合作之外,媒体、学界、智库机构、青年、地方政府、企业界等带来的双方社会全面直接交流给中拉关系发展带来了崭新机遇,但在这种全领域的交流互动中也直接牵涉到双方社会和人员在认知、情感、观念甚至意识形态上的接触和碰撞,而这一复杂性又因拉美地区内部的异质化进一步加强。中国对拉美开展公共外交也因中国作为一个全新的“外部角色”愈加走近拉美而面临着更高的要求,要结合拉美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多元的社会政治结构、内部互动及一体化进程等多重因素推进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实践,既巩固对拉美各国政界的政治外交合作和经贸往来,又有重点地加强与拉美媒体、知识界、智库、青年等领域精英群体的交往,重视拉美市民社会多渠道、多场域等多元特性,通过长效、渐进和柔性的工作策略,主动加强与拉美社会的全面交流和沟通,进一步改善中国在拉美的国家形象,提升当地民众对中国的正面认知和接受度,加强中国在本地区的软实力构建,扩大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增强中拉之间的全面良性积极互动。从更广视野看,这也是中国通过公共外交渠道提升国际文化领导权的尝试和努力;对中国公共外交自身而言,也拓展了其场域,明确了其路径,丰富了其对象,并以其实践创新为推动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契机。(注释略)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 发表时间:2020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