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开发的总目标是使贫困群体脱贫致富，脱贫与致富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脱贫是生存问题，致富是发展问题。脱贫是公平问题，致富是效率问题。脱贫精准的对象是个体人，致富精准的对象是大环境。脱贫是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致富是社会繁荣昌盛的条件。脱贫是政府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职责，致富是市场规律、能力角逐的结果。脱贫，必须采取特惠性政策应保尽保；致富，应该运用普惠性制度实行公平竞争。脱贫，不论有无发展能力和发展意愿，有贫即脱；致富，只对具有发展意愿的群体帮扶支持。脱贫，必须微观，精准到户到人；致富，只可宏观，针对大环境，搭建好有利于致富的市场平台。脱贫，不论何种情况，政府需要真金白银，立马兑现；致富，政府只可量力而行，持之以恒，渐次推进。

扶贫必须克服“包打天下”的思维

在扶贫工作中，必须克服计划经济时代“包打天下”的思维，想让所有穷人都能致富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没有发展能力和发展意愿的群体，政府只能解决脱贫，无法包揽致富。古今中外，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社会上都有既无生存能力、也无发展意愿的群体，需要政府、家族或宗亲提供基本生存条件（今天这一职能已全部过渡到政府），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这是政府行政的底线，也是政治道德的底线。不如此，社会就不得安宁，更不会和谐。正常情况下，不论国家穷富，政府都必须根据本国实际，在保生存问题上作出最大努力。而在致富问题上，政府只能通过不断改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使所有具有致富能力和致富愿望的人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获得更多的财富。一旦政府包揽到户到人，势必将普惠性的公共资源用于特惠，这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把成百上千人共同享有的公共资源仅用于几个人身上，这几个人是富了，成了典型，但这种典型示范对于社会而言，是“示”而不“范”。这种不具有推广价值、别人学不来的典型，没带出正效应，却产生负作用。拉关系、托人情、找领导，谁能靠上权力，谁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且只要出了致富典型，就能显出政绩；而重点抓脱贫，出尽牛力，却难显政绩。这是目前一些地方抓致富不遗余力、抓脱贫轻描淡写，导致扶贫工作重心偏斜的病根所在。

牢牢把握脱贫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的原则

物理学中有能量守恒定律。与此类似，在一定历史时段内，财富也是守恒的，而财富的分配则是不均衡的，保持一定限度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个差距的限度就是由政府把握的，富人的富可以上不封顶，但穷人的穷必须下要保底。保障穷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且永远具有优先地位，在脱贫与致富问题上必须牢牢把握脱贫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的原则。唯有脱贫，才能治贫；唯有治贫，才能致富；唯有致富，才能防贫。不打牢脱贫这个基础，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在脱贫问题上应抓好四件事：一是基本生活保障。要让贫困群体不愁吃不愁穿。国家可根据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确定一个基本生活标准，低于标准应保尽保，让人民吃饭穿衣不犯愁。二是基本住房保障。需要移民搬迁的，政府出资搬迁，需要改造危房的，政府出资改造，让居者有其屋，人民安居不犯愁。三是基本教育保障。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都应全部免除费用，让人民提高能力不犯愁。四是基本医疗保障。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大病保险、大病救助政策，让人民病有所医不犯愁。以当下中央每年十几万亿元的财政收入，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彻底解决好这四件大事。

致富问题上应抓好三件事

一是改善条件。首先改善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欠缺的公共服务，使“硬件”硬起来。其次改善农民与市民相比多项权利严重缺失的二元社会生态。联合国把“赋权和安全保障”作为反贫困的主攻方向，中国未来的扶贫也应从赋权入手，让贫困人口平等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二是提高能力。解决农村孩子在撤点并校后面临的新的上学难问题，同时变精英教育为生存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三是创造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著名反贫学专家阿马蒂亚·森指出，“社会排斥”是致贫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创造机会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融入社会。比如，与企业对接，给予他们充分就业的机会；补贴学费，给予他们上高中、上大学的机会；缴纳医保，给予他们接受医疗救助的机会；成立村民发展互助资金组织，让他们有借款发展生产的机会。

来源：《北京日报》 发表时间：2020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