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中国以何种价值观屹立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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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让一些西方人士一时难以适应、情绪复杂,一方面他们需要中国的市场与资金,搭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另一方面其心理不甚平衡,又怀揣种种疑虑,担心中国会在他们引以为傲的科技、军事等领域超越他们。

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旭日东升,它在世界上最终展现出的应该是怎样的形象呢?是在富强基础上规模更为宏远的文明复兴。《易传》所谓“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光明连续不断而普照四方,代表着“正道”,今日中国的发展正具有“正道”意义。中国最终要展现于天下的是其文化价值观。历史上周边国家为中国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所具有的文化吸引力。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就内部而言,也正在于“礼义”的文化价值观维系从而能化育人心、性情,可久可大。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开始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解释亚洲国家经济腾飞的动力。所谓亚洲价值观包括重视勤俭、教育、组织、纪律、长远利益等,但1997年的一场金融危机又让西方反过来质疑亚洲价值观的有效性。西方向来以成败论英雄,所以今天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令历史文化与价值观重新成为西方解释中国的重要框架。但中国经济的成功其实有超越西方经济学对于将人作为“经济人”假设的层面,如果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那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根本上还是对于西方“经济人”的效仿。

何谓文化?文化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见“器”就是生活方式,背后的“道”就是文化价值观,道器一体而不可分。

既然中国人理解的文化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就不是虚浮难懂的概念。比如中国老百姓都熟悉的“仁义”二字。仁者爱人,但爱有基础、有先后顺序,《论语》说孝悌为仁之本,从爱最近的亲人开始,再扩展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扩展为天下一家甚至与万物为一体。家庭、家族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

孝不止于生前,不止于亲身接触的亲人,还有对于去世亲人、祖宗的终身祭祀。鲁迅的小说《祝福》就描述了传统中国人春节时包括祭祖在内的各种祭祀。在笔者的家乡,人们在大年三十下午都要急着赶回家杀公鸡祭祖,这是一年里的头等大事。《礼记》中有不少文字生动地描绘了先民在祭祀时“祭如在,如神在”的真切而深厚的情感,《诗经》中很多诗篇都与包括祭祖在内的各种祭祀有关。不只是祭祀自己的祖先,还祭祀历代有功、有德于国家、民众者,祭祀人类所取用的自然界万物,如天地、川泽、山林等等。中华文化的本质为礼文化,从政治、国家治理的角度,称为“礼治”;从教化、社会治理的角度则称为“礼教”。中华礼文化供奉、祭祀“天地君亲师”,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对于历代祖先的祭祀,意味着共同体不止于可见的现世,而是与逝去者也建立永恒的、超越的联系,这超越了功利主义。报恩于天地的文化价值观,同样也超越了环保主义背后的功利主义。德国思想家舍勒批判资本主义精神,设想新时代的使命是建立“协调的时代”,中国的礼文化正是要造就各方面的协调。

我们的孔子学院对外可以好好讲讲礼文化及其价值观。中国经济的奇迹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重复,中国人不是老葛朗台式的“经济人”。我们在春运中看到中国人对于家庭和家乡的珍重;看到中国人一如既往地为了儿女后代的教育、幸福而作出牺牲;看到子女对于父母的回报。笔者曾在陕西西安城墙上听到华县“碗碗腔”中的《劈山救母》,为之一震。询问演唱者,告知华县当地人至今仍喜欢听戏,红白喜事常请戏,一唱就是七八个小时,连着几天。这些都是礼文化在现代的延续,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所在,也是中华文明作为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之根本所在。

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还体现在日常生活及其仪式感中。我们小时候吃饭时,大人会先盛一碗米饭放桌上,这是给祖宗的。小孩上桌吃饭都有固定的位置,这是长幼的秩序所在,不是什么等级制。大人教小孩夹菜要夹跟前的菜而不要夹远的、不好够的菜,好吃的更不能多夹,米饭不能掉桌上。这些都是礼文化中的“礼让”价值观渗透于生活的点滴,从小在生活中、小事中不自觉地养成的“让”,成年进入社会后则能扩充为在社会、单位中的“礼让”。这与个人在事业上的自强不息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对舍勒所批评的资本主义冷静计算的克服。

最后要说到文明的精神品质中最为精微的性情层面。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华文明重诗教,《诗经》时代,诗、乐往往是一体的,诗教的意义在于养成人温柔敦厚的性情。《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道出了中国人的性情,出征离别充满忧伤,但面对的景色却是春天的杨柳依依;远征回来充满喜悦,但面对的景色却是雨雪霏霏。诗中情与景的反差体现的是中国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而不是直情直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坚韧而持久,与中国人温柔敦厚的性情关系很深。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推动海外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尽可能地消除外界对于中国的误解、疑虑呢?笔者认为可以分高、中、低三个层次来谈。低者,就是上面讨论到的中国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道器合一,在生活方式中体现出价值观。中者,即是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道德,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的克服与超越。高者,则是这一整套“中庸”、中道制度背后一以贯之的“正道”,即文化价值观,这一套文化价值观作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在讨论文化传播的时候,许多人会把重点放在产业化和商业化上。孔子说“成于乐”,乐影响人的“血气和平”而移风易俗。我们谈文化,不能动辄是文化产业,而要从治理之最精微层面来理解,今天还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

来源:《环球时报》 发表时间:202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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