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6月至今，香港的“修例风波”已经发生了超过七个月。虽然还未能划上句号，但总体上乱象已经大为缓解。虽然香港的蒙面暴徒刚刚登上了最新一期《时代》杂志国际版封面，但居然没有引起社会太大回响，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暴徒的人都没有太理会此事。国际社会的目光都聚焦在内地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而香港则由过去半年受尽媒体注目，到现在渐渐消失于媒体视野之中。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及新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均表示，香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出困局。那么，超过半年的社会动荡，香港社会修复程度如何？经过长时间的“恐中仇中”意识大爆发，香港市民会如何过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农历新年呢？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无法独善其身的香港市民又会如何应对呢？虽然香港的新闻价值降低了，少了很多有关香港社会的观察、分析报道及文章，但其实香港还有很多有趣地方值得与各位读者分享。

遍布各处的伤疤

虽然风波大致上平息了，但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仍未痊愈。笔者住所附近的长沙湾政府合署，早前被暴徒用漆弹涂污的外墙仍然留有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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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暴徒破坏的中国银行的玻璃外墙及幕门仍然围封着厚厚的木板，而且重重深锁，活像个堡垒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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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街道，风波期间为了防止砖头被暴徒掘起，清洁工人在缝隙间涂上强力胶水，而这些胶水痕迹到现在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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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砖头已被暴徒掘起的位置，则没有再铺上砖头，而是铺上了混凝土，就像伤口结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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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纵使暴徒的组织力及行动力已大不如前，但并不代表他们已经服气。除了零星的活动（例如所谓的“和理Lunch”，即午饭时间，如小猫三四只般的示威者在街上大叫口号，以及年初一、初二在旺角及粉岭堵路纵火），街上仍然可见他们的新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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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新年

以上集中描述的都是死物，那么在经济环境变差的情况下，广大市民的消费意欲又有没有改善呢？

从笔者观察，逛商场及百货公司的市民明显比过去的动荡时期多，毕竟以往商场经常成为暴徒袭击的目标，但经过警察多次的严密布防及快速围捕，暴徒的气焰减弱了，不再敢在商场内闹事。加上农历新年的节日气氛带动下，市民被抑压多个月的消费欲望终于释放出来，愿意购买新衣着及礼物贺年。

另外，跟笔者熟悉的街市商贩均表示最近的市道大有改善，即使物价上升了不少，市民亦愿意买新鲜鸡及石斑鱼等较贵的食材作团年饭之用。市民亦愿意花费办年货，专门售贺年装饰的深水埗福荣街变得水泄不通，而位于太子的花墟市场亦有很多市民前往购买年花（但年花价格比上年減少了，因为商贩希望吸引更多人购买，结果利润不大，“旺丁不旺财”）。由此可见，相对过去的半年，市民的消费意欲已大幅改善。

可惜的是，由于避免人群聚集造成骚乱，特区政府由上年下旬开始，已经取消多次烟花汇演，包括十一国庆、除夕及今年的年初二，难怪有人借陈果导演的电影作品《去年烟花特别多》来嘲讽香港“今年烟花特别少”。

除了取消烟花汇演及年初一的新春花车巡游，因应疫情严峻，特区政府还取消了年初一至四的新春国际汇演，以及年初二举行的贺岁杯足球赛。经过半年的人祸，及现时的天灾，香港几乎没有庆祝活动，难免对社会有所影响，有些邻近维港、可观赏烟花汇演的酒楼表示，因为取消了烟花汇演，因此不少顾客已取消预订。

虽然动荡局面减弱了，市面有所恢复，但是暴徒也在市面上利用农历新年宣传。早前暴徒的所谓“黄色经济圈”固然不成气候，但也没有消失，而且出现了新年版本。由于政府取消了维园年宵干货摊位，由支持暴乱的“黄店”合办了“民间年宵市场”，并称之为“和你宵”，里面售卖的商品几乎都与修例风波有关。

此外，上文提及过专门售贺年装饰的深水埗福荣街，笔者亦发现有店铺出售与暴乱有关的贺年公仔及挥春（春联）。

当然，这些商贩无论口里有多讨厌内地，但他们售卖的商品绝大部分都是内地制造。

到了年初一，香港大多数店铺关门，市面变得冷清，这并非疫症的缘故，而是香港本来就缺乏过年气氛，大多数市民都离开了香港（回到内地探亲或到国外旅行）。然而，疫情的确对市民造成影响，笔者在初三、初四逛商场时明显发现人流大减，市民不敢到人多的地方以免传染。相比逛商场或百货公司购物，他们宁愿留在家或行山做运动。

至于青年，笔者观察到他们依旧愿意拜年，毕竟他们本来就不抗拒“文化中国”，不会抗拒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又可以拿红包，何乐而不为？而且，由于疫症爆发，他们不用回内地探亲拜年，有部分表示很失望，因为通常内地亲戚发的红包比较丰厚，有部分则表示高兴，因为不用勉强回他们很抗拒的内地。

“瘟疫”笼罩下的香港

对刚刚捱过超过半年人祸的香港市民来说，内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可谓雪上加霜。本来，特区政府官员已经多次提到香港经济正面对强大的下行压力，市面上已经开始出现员工减薪及裁员潮，以及中小企倒闭潮，笔者身边不少刚大学毕业、参与过暴乱的青年朋友在抱怨找不到工作。加上疫情影响，相信新一年香港经济会进一步衰落，到时候曾叫嚣“搅炒”的暴徒也许就会真正感觉到经济衰落的后果。

香港与内地是命运共同体，因此面对日益猖獗的疫症时，香港自然无法独善其身。香港现已出现了8例确诊患上新型冠状病毒的个案，这无疑引起市民的恐惧及不安。一如以往，当香港面对灾难时，市面总会出现抢购热潮。除了众人皆抢的口罩，2003年SARS期间就出现过抢购板蓝根及白醋；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福岛第一核电厂受损而出现核泄漏。当时有谣言指食盐可抗辐射，香港市民纷纷抢购食盐，被戏称为“盲抢盐”。可见，无论香港市民的教育水平有多高，恐惧总能令他们失去理智。

抢购潮导致市面商品供不应求，自然有商人大发灾难财。香港就有不少商户炒卖口罩，口罩的价格被炒高至数百元一盒，但市民仍然大排长龙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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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深圳也有出现炒卖口罩的情况，但相关商户会被公安调查，而香港的商户只会被人拍照然后责骂一番，充其量被消费者委员会劝喻不要炒卖，他们不用负上任何法律责任，这就证实了香港真的“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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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口罩，超市的面包、白米、食油及微波食品也被市民疯狂抢购，其中面包及白米的货架更被抢购至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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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疫情协助香港“回复正常”，例如口罩不再是用作蒙面，而是预防病菌传播。疫情亦令市民不敢聚集，恐怕会互相传染，变相减低了他们集会的意愿。反对派组织“民间集会团队”早前就宣布将会暂停举行大型集会及游行。

疫情亦帮助香港社会修补撕裂，令香港市民再次“团结”起来。笔者到亲戚家拜年时，亲戚当中有“黄”有“蓝”、有长有幼，但他们都放下政治，将疫情作为共同话题。

例如，比较迷信的亲戚通常会在农历新年留意下一年运程，查看一下自己所属的生肖是否犯太岁等（笔者的内地朋友曾笑言这是香港人没有“破四旧”的表现），而今年由于爆发了疫症，又引起了他们对“庚子年”的讨论（有指庚子年通常会出大事）。

又例如，出现疑似病例、确诊病例，他们往往都会怪责特区政府不作为，认为特区政府应该及时封锁边境，还互相劝吁不要回“中国”（他们不说“内地”，而是“中国”）。可见，疫情加上精致的个人主义拉近了这些亲戚的主张，“修补”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疫情还同时加深香港市民对内地群众的抗拒情绪。早在2003年SARS疫情时，香港市民已经怪责内地人“连累”香港，因为当时是一名已患上SARS的内地退休教授来港并在酒店传染其他人，导致爆发。另外，他们还怪责当时内地有隐瞒疫情的情况。直至现在，即使SARS已经绝迹，但这些偏见并没有随之消失。

不少香港市民同样地将这次疫情归咎于内地，因为香港确诊的个案都是由武汉来港的旅客，因此他们再次怪责内地人拖累了他们。同时，他们指责内地人进食野味不文明、无文化，有些人亦再次怪责内地隐瞒疫情。

而“修例风波”大大强化了市民的“恐中仇中”心态。笔者身边那些过往不会发表“仇中”言论的同学，经历过这次“政治风波”，也会在网上发表利用疫情来煽动恐惧及仇恨的言论。事实上，笔者观察到，身边有些青年朋友（当然很可能已经不当笔者为朋友）隔岸观火，懒得理会内地疫情是否失控，只顾自己安危，然后在网上发表幸灾乐祸的言论，但又怕疫情太猖獗会传到香港危害他们自己。

香港的反对派则如获至宝，利用疫情明目张胆地主张极右排外思想，大肆宣扬所谓的“中港区隔”，还提出具体措施，例如要求对内地旅客制定入境限额或禁止所有内地旅客入境香港、立即拒绝旅客经由内地入境，甚至要求封锁口岸及停驶高铁。虽然中国内地以外的地区或国家都有病例，但他们不会要求禁止从有病例的地区或国家出发的旅客入境，更不会要求封锁整个香港，因为他们针对的从头到尾都只是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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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反对派制造大量谣言及假新闻，以煽动市民对内地的恐惧及仇恨，甚至利用疫情来再次制造动荡，如呼吁病患者到警署传染警察，连群结队在商场或购物区扮演病患者咳嗽来吓走其他顾客。

有些反对派则翻旧帐，怪责当年特区政府兴建高铁及设立一地两检，使武汉旅客能够方便地来港“传播病毒”。

更可恨的是，在抗疫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唯恐天下不乱的反对派竟然煽动医护人员罢工，无疑是对严峻的局势火上加油。他们指责因为政府不封关，所以要利用罢工向政府施压，更明言“为何要用命服务内地人”。此外，有自称代表医护人员的反对派工会组织更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要求加薪，无疑是趁火打劫，完全无法与自愿进入武汉抗疫的医护人员那种无私精神相比。看来，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用作宣誓的《日内瓦宣言》或《南丁格尔誓言》。

有趣的是，笔者发现，疫情爆发后有些内地媒体及香港的反对派纷纷引用法国存在主义大师阿尔贝·卡缪的名著《鼠疫》，差别在于前者利用主人公无私对抗疫情的故事来激励人心，而后者则将内地政府比喻为“瘟疫”，然后呼吁香港人要起来对抗这种“极权式‘瘟疫’”。

卡缪在《鼠疫》里面的确有将政权比喻成“瘟疫”，但他所谴责的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而这种法西斯主义“疫症”不是早于七个月前已经在香港爆发了吗？

让我们回想一下，自六月以来，有多少内地旅客及“港漂”无故被黑衣暴徒出言侮辱、面部被用喷漆喷黑、用水淋湿全身，甚至被袭击至头破血流？有多少内地企业被打砸抢烧？还有国旗被焚毁、国徽被涂污、中联办门外被喷上“支那”等辱华字句。

即使是香港居民，如果与黑衣暴徒意见相反，就有可能被标签成“中国人”，然后被侮辱、被围殴，甚至被火烧全身至重伤。

还有反对派吹捧的“黄色经济圈”，其始祖不就是纳粹党吗？这不就是卡缪谴责的极端排外的法西斯主义吗？

这些由香港反对派塑造而成、好比当年纳粹宣传的“犹太瘟疫”的“中国瘟疫”，不是老早就在香港出现了吗？

“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经过半年以来的动荡，香港当中不少人逐渐习惯了这些暴行，甚至觉得没有太大问题，或者觉得所有问题都在特区政府及警察身上，暴徒只是“被逼反抗的孩子”。实际上，真正了解暴乱目标的支持者只属少数，但更多的只是受煽情的画面及报道所影响。这种人就像卡缪在《鼠疫》中所指的一样：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

人心的“瘟疫”更可怕

当然，笔者的这些个人观察，肯定不代表整个香港都是如此。正如上面笔者提到的医护人员，香港大多数医护人员肯定仍然是真诚服务的，他们在面对疫情毫不畏惧，绝对值得我们致敬。笔者认识很多香港人，他们真心为受感染及牺牲的内地同胞感到悲痛，亦真诚希望能够与内地同胞携手战胜疫症。

笔者无意妖魔化香港人，也并非想“一竹杆打一船人”，只是希望将事实反映出来：在香港相当一部分人中，的确充斥着很强烈的“仇中”意识，并且逐渐发展成一种极端排外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思想上的“瘟疫”没有因风波退潮而消失，它依然在香港游走。自半年前“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后，这种“瘟疫”就深深影响着部分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即使多么荒谬的谣言也会信、多么难听的说话也敢说。这种“瘟疫”就像卡缪书里的“瘟疫”一样，它不单“从大家身上带走了爱情，甚至友谊”，甚至带走了爱，将他们变成只懂仇恨的行尸走肉。

这种思想上的“瘟疫”比真正的瘟疫远远恐怖得多，它无药可治，我们难以把它从世界上根除，而且它善于麻痹我们，让我们逐渐适应了它，对它的萌芽、成长及扩散漠不关心，往往到了大规模爆发我们才慌忙应对，结果每次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才能勉强把它抑制下来。更棘手的是，即使我们成功把这种“瘟疫”抑制下来，过后我们便会故态复萌，渐渐忘记了它对我们的威胁，结果它就躲在市民心中，等待适当时机再次爆发，就如卡缪所言：

“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但是，现实不容许我们绝望，更不容许我们习惯绝望。无论局势有多严峻，笔者对香港，以至整个中国的前景都充满希望，我们必定能够战胜各种“瘟疫”，因为看到无数在前线无私奉献、在后勤默默付出，甚至自愿进入疫区与疫症作斗争的医护人员，我们就明白：

“即使世界荒芜如瘟疫笼罩下的小城奥兰，只要有一丝温情尚在，绝望就不致于吞噬人心。”——加缪《鼠疫》

来源：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LiangWeiNuo/2020_02_02_534125.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