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对民族地区①的精准扶贫已进入消除多维贫困的新阶段。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工作进入目前阶段，要重点研究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深度贫困多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在针对民族地区居民贫困的致因时还特别强调：“民族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偏高，生病不就医、难就医、乱就医，很多人不学汉语、不识汉字、不懂普通话，大孩子辍学带小孩。”[1]从多维贫困角度看，民族地区居民医疗、教育、健康存在的缺失等不仅是贫困的重要表现，也与收入贫困有着重要关联。学者刘小珉指出民族地区贫困农户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就是教育、健康、生活水平、资产等问题。[2]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其一，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研究中选取哪些维度、指标才能更加科学全面地把握其深度贫困的发生机理；其二，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各维度内部存在怎样的层级关系与耦合机理；其三，这种理解分析对消除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深度贫困具有哪些重要启示和现实的政策创新意义。本研究将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进行具体探讨，以期为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实施和政策的执行提供新的理论参考，为到2020年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数据支撑。

一、研究综述与研究目标

从对贫困的认知历程来看，人们最初对于贫困的理解局限于物质生活匮乏。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又出现了多维贫困理论认知。如阿尔基尔和福斯特将健康、教育、生活水平匮乏纳入贫困概念之中。[3]这无疑是贫困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这在我国民族地区贫困及其扶贫研究中也得到初步体现。有学者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用多维贫困的理论框架，对民族地区多维贫困维度及指标的选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方面是将收入、健康、教育、生活水平四个维度纳入多维贫困的测量标准中。有学者利用163村3260个贫困户的数据实证研究指出民族地区贫困户在住房、燃料、教育、劳动能力等指标上反映出较为严重的贫困状态。[4]另一方面是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对多维贫困的研究内容进行操作化。学者郑长德、单德鹏直接将机会、能力、风险等具体指标纳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的测量框架之内并进行相应的测算。[5]从已有研究不难看出，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测量标准已经从收入、健康、生活水平的相关研究拓展到能力、机会等方面。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开始进一步探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内在影响关系，有学者运用社会分层和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对四川藏区贫困代际传递从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进行了解读。[6]有学者利用贵州某县的数据发现民族地区农户的要素贫困、能力贫困与制度贫困之间存在行为发生学上的关联效应，且构成贫困恶性循环。[7]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贫困的耦合性主要是收入贫困，并未指多维贫困。与以上理论认识相一致，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扶贫策略的研究也体现了扶贫多维性，主要聚焦于增加物质资产与强调对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居民实行兜底性保障的制度建设。[8][9]

以上文献研究与以往长期局限于收入贫困及扶贫研究相比是一种创新进步，对于应对和消除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我们认为，以上研究仍有三点不足或者缺失，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其一，在贫困维度选取及操作化处理上存在缺失。既有研究忽视了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能力、权利贫困维度的测量，在能力贫困方面，虽有学者在民族地区贫困研究中有所提及，但是缺乏针对民族地区贫困特点的操作化指标；而对于权利在贫困研究中的意义，有研究提出如果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中忽视了农村居民的参与权、发展权，则会导致减贫政策资源成为一种政府的垄断产品，从而产生扶贫资金漏出、错配等问题。[10]（P.171）但仍然对其中权利贫困因素缺乏全面具体和操作化认识。其二，对多维贫困的解读缺乏合理分层及其内在关联的研究视角。既有研究对多维贫困的诸多因素进行分解之后，只做较为表面的描述性分析，并没有将多维贫困的分解指数做分层解读，而分层研究对于多维贫困研究意义已开始为学者所察觉，英国学者阿尔基尔指出多维贫困内部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索。[11]其三，与以上研究缺失相适应，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扶贫脱贫策略研究也存在较大缺失，现有研究策略主要集中在减少收入贫困、健康贫困等方面，而对其他维度扶贫策略的实践需求和具体设计存在忽视，从而难以为构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精准性、整合性和可持续性的扶贫与脱贫策略提供有效的理论与知识支持。

笔者认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突破，一是避免指标选取中对多维贫困具有根本影响意义的能力、权利等关键指标的忽视和细化；二是突破对贫困维度进行简单的类型划分的“线性思维”，形成对多维贫困层次化认识，进而获得对不同贫困影响程度的量化认识，探究物质贫困的深层原因。三是突破对多维贫困的孤立认识，在对多维贫困分层基础上，形成对多维贫困内在关系的系统认识。阿玛蒂亚·森较早将收入与能力、赋权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对多维贫困内在联系的“空间思维”，看到了物质贫困背后实质上是能力与权利的匮乏，也指出了这方面的贫困缓解对于消除贫困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具体是怎样的影响关系他并未深究。为实现以上三方面的创新研究目标，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精准扶贫政策制定实施提供具体理论知识支持，本文基于物质、能力及权利三个维度建构了多维贫困的“分层—循环”理论框架，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进行具体测量分析，对以上理论进行验证，并探讨多维贫困内部的分层逻辑、耦合机理及具体情形，从而提出精准帮扶的对策。

二、理论基础、数据来源与测量维度

（一）理论基础

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权利贫困理论以及阿尔基尔、福斯特的多维贫困理论都是对以往收入贫困理论的突破，因为他们看到了物质或是收入背后存在的能力、权利因素的作用，也有学者对贫困的恶性循环进行了一定研究，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指出如果一国无法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储蓄，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和资本形成，其结果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困。[12]但是这种认知仍然有三重困境有待突破，一是能力、权利维度都是较为抽象的概念，何以测量；二是能力、权利维度是物质贫困的深层原因缺乏现实的数据支撑；三是物质、能力、权利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单向传递还是恶性循环，缺乏理论分析与相应的数据支持。

本研究以多维贫困为基础，进一步提出多种贫困的“分层—循环”理论，该理论认为：（1）从构成来看，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是三个重要内容，这种对多维贫困的分类不仅包含了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考量，更对其参与社会发展的机会公平、能力拓展、权利保障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审视。（2）从分层视角看，正如研究认为收入水平低下是贫困的表层体现，能力贫困是中层表现，权利与制度的贫困则是深层致因。[13]这意味着深度贫困与贫困者的能力、权利、机会具有密切的联系。同时，这种贫困的分层能进行具体的操作化，即根据多维贫困指数贡献度的大小来确定在多维贫困中到底是何种维度抑或是哪种指标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最大，据此判断出多维贫困内部的层级化。（3）从层级关系角度看，不同层级的贫困之间存在着恶性循环的关系。以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表层的物质贫困为例，权利贫困、能力贫困的发生剥夺了其参与经济社会生活的权利与能力，丧失了自身的实质自由，显然会导致自身的物质贫困。

贫困的“分层—循环”理论是对既有贫困研究的新拓展，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拓宽了多维贫困的认识维度，并形成了操作化的基本认识。该理论不仅关注到了物质维度，更认识到了要对民族地区的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并尝试加以操作化。（2）拓展了多维贫困的认知深度。阿玛蒂亚·森虽提出了能力贫困、权利贫困的观点，但是缺乏具体操作化指标，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而本研究的“分层-循环”理论对此进行了完善，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能力贫困、权利贫困的具体指标进行操作化，不仅从理论上拓宽了贫困的研究深度，更将这一抽象的理论理解进行具体化操作。（3）突破了目前多维贫困对维度、指标等横向化关注，更加注重维度指标在测算之后的分解与分层，也注意到各个维度与指标之间的内在关联及耦合机理等复杂的关系。

贫困的“分层—循环”理论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治理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居民的弱势地位并不单单在于其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较少，更表现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环境中缺乏对自身能力、权利的关注，请参见下表：

从表1可以看出民族八省区的小康实现程度和五大内容与全国的平均差距很大，小康实现程度、经济发展、生活质量三个方面体现的是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表层的物质生活贫困，文化教育、社会和谐体现的是该群体的能力贫困状况，民主法治主要体现的是权利贫困状况，最终体现的是相关制度法律建设与实现的情况。从多维贫困内部的“分层-循环”视角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读，不仅可以明确对民族地区的长期财政投入依然无法缓解居民多维贫困的背后致因，更对阻断该地区居民多维贫困的恶性循环并采取具体化措施进行精准扶贫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虽然该数据质量较高，但因调查并非针对民族地区人口，所以在反映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方面有所不足。但鉴于本研究利用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比较，从而突出贫困的“分层—循环”理论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精准脱贫的重要性，所以利用全国抽样数据能更好地迎合这样的研究需要。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样本为977个，非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样本为5991个。对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该数据库中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样本的分布与人口普查实际的比例基本一致，所以数据的代表性较好。

（三）多维贫困的测量

本研究对多维贫困的测量采用的是国际上通用的AF方法，该方法的测量主要分为五个步骤：第一，基于研究问题的维度选取，在考虑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基础上，也要适当考虑研究数据内容的可获得性。第二，对各维度进行赋值，并利用剥夺矩阵对各个标准进行识别。第三，具体剥夺维度的识别。第四，对指标及维度选取合适的权重予以赋值。第五，计算各个维度具体的剥夺额与贡献值。

（四）维度与指标的选取

在维度与指标的选取方面，本研究将多维贫困划分为3个层级，3个层级下面又划分7个维度。3个层级的划分主要是依据阿玛蒂亚森从“物质”到“能力”再到“权利”的观点。具体维度与指标的选取有如下缘由（层级、维度、指标划分见表2）：

1.物质层级。测量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物质情况，首先应该是对收入的衡量，本研究参见学者杨龙、汪三贵对于收入维度指标的选取，[14]将2012年的贫困线标准作为测量收入维度的标准之一。另一方面测量物质水平的就是基本生活水平，借鉴已有研究，在这其中主要是从炊事燃料、自来水等的使用情况来进行具体的判别，这些方面都是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最基本的载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2.能力层级。森的“可行能力”认为人们有能力实现各种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的自由。这种能力主要包括就业增收、良好的营养、免于疾病、医疗卫生条件等等。可以看出，森所指的“可行能力”的重点就是个人的就业增收能力与健康能力，一方面，在对增收能力的测量中，主要采取个人增收能力与家庭增收能力相结合的评判方法；另一方面，健康能力的内涵包括很多，如身体健康、精神健康、自评健康等内容，而本研究对于健康维度主要选取自评健康与精神健康、心理健康三个方面进行刻画。有学者也提出了“社会健康”，他们将个人社会健康定义为个人完好的维度，认为个体的社会健康是指人们如何与别人相处，别人又是如何对他做出反应，以及他与社会制度和社会习俗如何相互作用。[15]这也与森的能力划分相一致，笔者较为认同将个人的交往能力纳入能力贫困的考察框架里面，但是不认同将社会健康纳入个人健康里面，因为个体的健康维度主要涉及的是个人躯体的客观情况以及对自身状况的主观评价，并不完全与外界相关联，所以应该与个人的交往能力分割开来，而个人交往能力直接体现就是其在社会交往与家庭交往中的满意度评价，所以将社会交往与家庭交往满意度作为测量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交往能力的指标。

3.权利层级。对于权利这层的衡量应该是看是否能帮助弱势群体增加他们行使权利的能力，赋予的这些权利经常涉及帮助提供信息和教育，帮助这些群体获得宣称自己权利的信心，从而能够加强他们参与决策过程的力量。[16]根据上述内容的表述，我们不难看出，在衡量权利贫困时应该着重考虑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文化教育权利维度。有学者研究指出个体的知识文化水平主要是用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与知识发展水平来反映，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主要采用教育年限这一指标；知识发展水平包括人均订阅报纸数量、互联网普及率等内容，[24]笔者对于文化教育权利维度的衡量也借鉴了这一做法，首先采用了最广泛使用的教育年限的指标，低于6年即未上过或者未上完小学的赋值为1，相反赋值为0。其次，采用了平时是否读书、平时是否看报、平时是否收听广播、平时是否登录互联网来测量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知识发展水平。第二方面是社会保障权利维度。社会保障的参与程度是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权利水平的重要体现，在对这一维度的衡量中，本研究主要选取的是基础性的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项目，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第三方面是政治参与权利维度。政治参与对于加强弱势群体的决策权有着重要意义，结合政治参与的基本含义与问卷问题的可获得性，将这一维度具体操作化为是否参与过村委会选举、是否向政府部门反映过意见，以上相关问题，本研究在赋值时都统一将否定回答赋值为1，肯定回答则赋值为0。

对于指标的权重设计，学术界已有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采用指标等权重或维度等权重的方法，从以上构建的测度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20项具体指标中，每一项对他们来说都是维持生活及其权利所必不可少的。那么，到底选取何种方法来进行测量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首先，如果只采用维度等权重的方法进行测算，虽然三个层级上的权重相同，但是每个指标的权重不同，对于指标权重的设计稍显武断，但是这一方法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可以看出每个层级在多维贫困的衡量下，到底表层贫困、中层贫困、深层贫困这样的假设是否真的具有可信性。其次，如果只采用指标等权重的方法进行测量，在描述多维贫困的层级关系时不具有完全的说服力，因为毕竟每个层级的指标是不尽相同的，但是指标等权重的好处在于可以明确在各种指标权重相同的情况下具体指标的贡献度。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维度等权重与指标等权重并行的办法，先使用维度等权重进行测算、证实贫困的分层逻辑是否真的存在，再使用指标等权重看具体哪个指标的贡献度是较大的。在维度等权重进行测算时，将物质层级、能力层级与权利层级分别划分为3个维度，并按照一定的配比，使得其各层级的比例均占1/3，以达到维度等权重的要求。在对指标等权重进行划分时，每个权重为0.1。已有研究把1/3及以上维度（或指标）呈现贫困状态的农户定义为多维贫困户。[10]（P.89）基于以上权重的划分，同时也是为了节省篇幅的需要，文章在这里仅对K=0.35时的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分层逻辑与耦合性进行探讨。之所以选取K=0.35，是因为这个值既满足了维度等权重中维度数丰富的要求，也满足了指标等权重中对于指标数的要求。

三、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分层与测算

通过对CSS2013年数据资料的整理，在维度等权重与指标等权重情形下，依据K=0.35的临界线，计算了贫困发生率（H）、AF多维贫困指数（），②所得数据表明民族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与多维贫困指数都是大于非民族地区的，这就说明相比非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更严峻。如表3。

从表4不难看出，在35％的临界线下，多维贫困的层级贡献度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征，与非民族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层级贡献度的分层更加突出，物质层级的贡献度为0.295，相比之下，能力层级的贡献度更高，达到了0.303，而权利维度所占的比例最高，为0.403。而在物质维度中维度贡献度最高的是收入保障维度，为0.167，这说明收入是否贫困对于物质层级的评价具有基础性作用。而在能力层级中的维度贡献度中，增收能力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12.8％，这显示了增收能力应该是对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居民扶贫过程中应当着重提升的能力维度。在权利层级当中，政治参与权与教育文化权是维度贡献度中的前两位，相差仅为0.01，这就说明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参与和政治参与，其中，参与有两重含义：一是参与不只是被动性地进入；二是参与要求发展机会的均等。[17]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实现自己的权利。

在35％的临界线下，把民族地区的多维贫困具体指标按照等权重进行处理之后，按照指标贡献度的大小，具体排名见表5。排名前八位的指标分别是权利维度中的收听广播状况（0.095）、互联网使用状况（0.093）、向政府反映意见指标（0.090）、看报情况（0.089）、读书情况（0.086）、能力维度中的个人工作状况（0.085）、权利维度中的教育年限（0.066）、物质维度中的燃料使用状况（0.053），非民族地区的农村居民多维贫困也与之相类似，但在具体的指标贡献度上的指数会有所不同。从这些指标的排名构成不难看出，即使是从指标等权重的角度来看，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多维贫困指标贡献度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状况，即在表层的是物质维度，也即是物质贫困，在第二层的是能力维度，即能力贫困，在最深层的依然是权利维度，也可称之为权利贫困。

四、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层级、指标之间的耦合机理

（一）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层级之间的耦合机理

在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贫困状况进行精准识别与层次划分后，进一步需要探究的是这三个层级的贫困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关联。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物质、能力、权利三个层级里面本身包含的指标较多，如果对每一个指标之间的关系都进行探讨，不仅难以实现而且也无必要，本研究将三个层级分别看成三个部分，对于每个部分都利用多维贫困的测算方法。其中，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所在层级中的贫困指标数超过1/3以上则为该层级上陷入贫困，而由于权利贫困的测度指标较多，在此采用1/2的界限判定，更能看清深层贫困背后的分层—循环逻辑。根据已有相关研究对于控制变量的选取，在此部分笔者选取年龄、性别、婚姻等基本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结论如下：

1.能力贫困、权利贫困是直接导致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物质贫困的直接因素。从模型1和4中可以看出，与非民族地区相比，控制变量并不与农村居民的物质贫困产生直接的影响，这说明即使在加入了控制变量之后，依然是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中的基本要素在起作用，回归分析的结果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论”、“权利贫困论”的论断是保持一致的，同时也说明在缓解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物质贫困时，要从改善该群体自身的能力和权利入手，这样才能使得救助措施更加精准。

2.物质贫困、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三者互相循环。物质贫困、权利贫困是直接导致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能力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收入、权利的缺乏会导致能力的匮乏甚至是丧失，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而言，不上学则很可能意味着一种对命运的妥协与服从。这背后最关键的还是对其应有的权利缺乏支撑与保障。[18]从模型2和模型5中可以注意到，与非民族地区相似，在物质贫困、权利贫困对能力贫困产生显著影响的同时，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能力贫困产生了作用，尤其是年龄、性别等，这就启示我们在治理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能力贫困的时候，要注意加强对农村老年群体与女性群体的救助。从回归结果看，这两类人群是陷入能力贫困的重点人群。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是直接导致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权利贫困的重要因素。从模型3和模型6中可以了解到，物质贫困、能力贫困对权利贫困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就说明社会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信息分化等诸多因素都是权利贫困发生的重要原因，这与一些学者指出的农村居民收入状况、能力状况的缺乏所导致的权利贫困论断较为一致。[19]与此同时，和非民族地区相似，控制变量中的年龄、性别变量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权利贫困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二）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层级内部指标之间的耦合机理

1.物质贫困与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之间的内部关联

以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状况与能力贫困、权利贫困的关系为例，见表7。与非民族地区相比，能力、权利的贫困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贫困的影响更大，在增收能力维度，从个人工作状况看，民族地区个人工作情况差的居民更容易陷入收入贫困。在健康能力维度与交往能力维度上也产生了类似的情况，这说明民族地区的能力贫困状况更容易导致收入贫困。在文化教育权维度，民族地区教育年限少的农村居民与非民族地区相比更容易陷入收入贫困，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社会保障权、政治参与权维度，这表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权利贫困状况也是导致其收入贫困的重要原因。

2.能力贫困与物质贫困、权利贫困之间的内部关联

以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自评健康状况与物质贫困、权利贫困之间的关系为例，见表8。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贫困导致其健康贫困的状况要比非民族地区更加的严重，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生活水平维度的饮水状况指标之中。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与权利的缺失也直接导致了其健康贫困的发生，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教育权、政治参与权的部分指标之中也发生了类似的状况。

3.权利贫困与收入贫困、能力贫困之间的内部关联

以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教育状况与物质贫困、权利贫困之间的关系为例，见表9。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贫困导致其教育贫困的状况要比非民族地区严重，这种影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家庭或是个人收入的不足直接会影响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是否辍学，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贫困状况。同时，增收能力维度的个人工作情况直接影响着其教育贫困的状况，这种状况趋势也同样发生在能力贫困维度的部分衡量指标之中。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分层逻辑与耦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首先，从总体状况看，民族地区的多维贫困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并且相互影响。在这种复杂图景之中，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脱贫能力、权利等才是造成他们深度贫困最为根本的因素，这是把握和识别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关键所在。

其次，从分层角度看，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内部存在明显的分层逻辑，不论是从维度等权重还是指标等权重的角度进行测算，最深层是权利贫困，其中与文化教育权与政治参与权的关联度最大，其次是社会保障权的关联度。在具体的指标之中，文化教育权中广播、互联网等媒体信息获取的指数分别达到了0.095和0.093，政治参与权中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的关联指数达到了0.09。社会保障权中养老保险的指数也达到了0.045。中层的属于能力贫困，其中最明显的也是最突出的就是增收能力贫困的指数，表层的属于收入贫困。

最后，从层级循环关系讲，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内部三个层级贫困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并形成了恶性循环，即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影响着物质贫困，物质贫困、能力贫困直接影响着权利贫困，物质贫困、权利贫困同样影响着能力贫困。举例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农村居民陷入能力贫困比没有陷入能力贫困的人产生物质贫困的可能性高2.156倍，与此类似，陷入权利贫困的产生物质贫困的是没有陷入权利贫困居民的2.159倍，这种情况足以说明，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贫困的救助不能仅仅注重财政的转移支付，应该关注更具决定性的因素，即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各指标之间的恶性循环现象同样较为明显，各个指标内部之间，一旦某一指标陷入贫困状态，势必会造成其他指标的状况变差，甚至可能也会导致农村居民在其他指标上呈现出贫困的状态。

基于此，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切实转换民族地区扶贫方式，增加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能力建设扶贫项目的类型和数量。从表4与表5对贫困的分层化进行描述时，不难看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中能力贫困占据着重要地位。为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对民族地区农村多维贫困居民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应该着力提升他们的脱贫能力，虽然目前已有项目也涉及脱贫能力，但是这些扶贫项目本身不仅存在着目标设计偏离的问题，而且项目启动及后续开展都要受资金配套等条件约束。[20]同时对一些关键能力因素也有所忽视。所以，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应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能力扶贫项目建设中，以扶持贫困人群的增收能力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健康能力与增强社会参与的交往能力等，这样既能有效缓解目前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难题，更能让其通过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增加社会资本与丰富社会网络。

第二，将权利贫困治理置于对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居民精准扶贫中的基础性地位。从表6的贫困循环结果可以看出，要阻断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多维贫困，根本性的是要消除该群体的权利贫困。权利意味着机会与选择，同时也昭示着政府的责任。仅以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文化教育权为例，2014年全国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的比率仅为4.92％，相比之下，民族八省区的比例则为7.18％，比全国高出2.26个百分点。[21]这说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权利贫困现象依旧突出，对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居民进行赋权以减少贫困是对精准扶贫模式的新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应该增强文化教育权、社会保障权、政治参与权，如在文化教育权的赋权中，不仅需要提升民族地区农村儿童的教育年限，更应该注重读书、看报、收听广播、进行互联网参与活动等文化知识信息渠道的扩充；在社会保障权的保障过程中，不仅需要提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更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在缓解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中的兜底性作用；在政治参与权的赋权当中，应通过维护其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方式促进其政治的主动性发挥。对此，民族地区中的部分县市已经进行了先行先试，为世界组织与国家政府所肯定。云南省永胜县利用与世界宣明会的合作，儿童健康状况、基础教育得到显著改善，妇女地位得到提升，农村贫困居民都得到赋权。[22]

第三，强化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脱贫能力提升及权利增量制度建设，以作为消除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根本途径。从本研究的结论不难看出，无论是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内部的分层状态还是从各维度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来看，得出的一条最明显的结论即是物质贫困背后是权利贫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虽然我国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断加大，但依然很难有效缓解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状况。这就说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在法律制度建设与政策完善方面出现了一定的缺位与偏差。基于此，在继续增加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等物质性扶贫资源的同时，建议应该从三个方面完善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制度建设：首先，民族地区应当根据自身特色与地方特点制定单行条例，并伴随必要的配套政策措施来完善法律的落地实施。可以根据不同人群的权利需求制定精准化的配套措施，如对老年人的帮扶可侧重健康方面，对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村居民偏向技能培训等。其次，应该在具体的政策制度之中适当引入能力、权利贫困的救助理念或是具体的措施，丰富制度内涵。最后，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制度中的权利、能力救助的政策制度落实进行及时跟踪评估，并关注实践效果，这对于缓解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能力贫困、权利贫困有着积极的作用与意义。

注释：

①民族地区指的是内蒙古、***、西藏、广西、宁夏5个***和云南、贵州、青海3个多民族省份。

②下文中如不做特殊说明，H代表贫困发生率，代表多维贫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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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ethn.cssn.cn/mzx/jjst/202001/t20200103_5070448.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