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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尧:运筹中美关系应把握五个问题

作者: 文尧,北京学者、本刊特约撰述 发布日期:201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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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从历史大势和世界大局看,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运筹中美关系、把握中美关系发展大势,关键的一点是要深入思考21世纪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中国与美国的未来关系以及二者如何互动达到新的力量和利益平衡点。从当今世界大变局看,中美各自变动及其彼此互动,正是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变动的关键变数。未来一个时期,中美两国关系可能要经历“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过程,但是从长远看,最终的结局应该是中美实现平衡和谐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局面。中国的制美之道,根本上不是要压倒、打败美国,而是通过反制、劝阻和慑服等手段与美积极斗争,同时维持和扩大最低限度合作,以斗争与合作的两手最终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大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一、思考中国与未来世界的关系是探寻中美关系运筹之道的终极命题 

探寻中美关系的运筹之道,就不是简单的寻找制美之术。道应包含术,但要超越术。所谓道,应具备三个特征:一是事物之根本,二是至简至精,三是应为所有人所用。从这一观点出发,考察中美关系运筹之道,一条重要线索是分析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及其与世界的互动。自古以来,中国认识的世界就是“天下”,皇帝是“天子”。“天下”所辖范围是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所谓中国即“中央之国”,属“华夏文明”;其周围四方的人则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并称“四夷”。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华夷秩序”,按照西方人的说法则是以“厚往薄来”为特征的朝贡体系。比如,乾隆晚期,马葛尔尼使团访华时,乾隆则称英国为“外夷”和“莞尔小国”,认为距离我中华文明过于遥远。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倾覆、颠倒,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厉害,于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夷制夷”等口号,学习西方、利用西方、打败西方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总思路。从洋务运动、北洋政府和民国时期,到新中国建立,我们一直试图走一条“融入西方,战胜西方”的道路。从毛主席的“一边倒”到“超英赶美”,到1979年年初邓小平访美时提出“对外开放,其实就是对美开放”的说法,中国的根本选择就是要奋发图强,通过学习西方以打败西方、雪“百年屈辱”,让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这种历史传承导致今天我们对美政策充满了一种“爱恨情结”,即一方面爱慕强大的美国,认为必须学习美国;另一方面又憎恨和厌恶美国政府及其处处遏制、排挤、打压中国的政策,认为必须强力反制美国,挫败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这是我们当前寻求制美之道的基本语境。但是,我们应看到,如果我们大战略上以打倒美国的思路来对付美国,则不仅不会达成目标,反而会加速葬送中国崛起的前程。 

思考中美关系运筹之道,根本上还是要绕到中美关系的背后,考虑中美关系的大背景和大格局,即思考21世纪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以及中国发展的方向。首先,美国的世界霸权之路不可走,我们不应羡慕它,更不能蹈其覆辙。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最高利益以实现“两个一百年”为奋斗目标,但根本在于坚持地区性守成,核心是争取和保持一个地区性主导强国地位,避免争夺全球霸权。因此,中国的努力方向应该是构建包容性的全球命运共同体。在这一体系中,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是,在亚太地区事务中“我主美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则是“大国多边协调”,从而形成中美“各领风骚,合作协商”的“美美与共”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探寻运筹之道,最终是寻找与美安全共存、发展共荣、文化共通之道。这句话不仅是口号,更是切实的大战略目标。 

二、当代中国第一次站到了可以塑造世界秩序的历史门槛上 

纵观历史,世界秩序构建主要是围绕大国展开的。近代以前,中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平行体系;近代,中国被西方工业文明和坚船利炮打败,从此被动融入西方主导国际体系,同时也步入积贫积弱时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改革开放后经济地位开始崛起;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体量、综合实力稳居世界第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机构的预测,中国在2030或2035年时GDP总量将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虽然届时中国的人均GDP以及科技等方面的实力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将意味着中国的国际权势对世界而言举足轻重。比如,从2000年以来,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印度相对于美国的经济总量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2000-2010-2014年,日本占美国的比重分别从48%下降到37%和24.7%;德国占美国的比重从19%-22%-19.1%;印度占美国的比重4.8%-11%-10.6%。俄罗斯占美国的比重2.6%-10%-6%。而同一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重则11%-40%-63%,2018年进一步上升到66.7%。也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一国相对于美国形成了快速追赶态势,而其他国家实力大体上相对美国都在持续下降。由此可见,中国崛起是一种大势,而且这种大势不可逆转。这种情况下,当今中国确实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最中心,处于超越西方国家进而有能力改造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历史门槛上。且从现实情况看,中国致力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意志和态度也是坚定而明确的。 

三、中美间的冲突对抗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必然过程和“历史阵痛” 

近代以来,所有世界新秩序的形成都是靠战争打出来的,战争胜利者无疑就成为新国际体系的领导者。比如,1812年英国打败法国之后称霸世界,1945年美国打败德国后成为世界霸主。冷战和平终结,美国不战而胜,在历史上属于首次。依照历史逻辑,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如果不爆发中美之间的热战,也至少会类似美苏间的冷战。因此,可以预见,在中国持续崛起和追赶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磕磕碰碰以及危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2018年4月以来,中美围绕“中兴事件”激烈博弈并开打贸易战,表明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大幕已经拉开。近期“孟晚舟事件”表明,美国正将经贸战升级为科技战,矛头直指关系国家命运的高科技产业和5G技术。从中兴事件、贸易战以及孟晚舟事件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博弈中“无所不用其极”,且赤裸裸、无底线。前一阶段,美国把冲突范围不断扩散到社会人文、舆论和军事领域,且各领域协调配合,合力施压,迫我在经济领域做出令其满意的大让步、大妥协。下一步,美国将重点在台湾、南海、半岛、东海、新疆、西藏等问题上加大对我施压力度,中美冲突的烈度、广度和深度在2019年将不断升级。正因如此,习近平2019年年初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历史表明,实现中美之间的妥协,不斗争是不行的,不斗争是过不去的,只有斗才能和,而且不斗到一定程度,也很难和。 

在中美斗争中,最核心的是科技战,比如5G技术、人工智慧、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将决定未来经济走势和国家命运。“中兴事件”、“孟晚舟事件”是中美科技战的序曲。 

在传统安全风险挑战中,最危险和最根本的是台湾问题。它不仅事关领土主权完整,更关涉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民众认同。同时,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想雄踞亚洲东部,就必须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而台湾统一是最关键一环。因此,对于美国进一步在台海问题上的挑衅,我们必须积极回应,准备与美来一场恶斗,而且必须要赢。这预示着今后一个时期中美斗争的力度、广度和烈度将进一步加深。 

四、认清中美斗争的边界、保持自我克制,是寻求中美运筹之道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指出,“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从现代国际政治斗争实践看,大国要想维护自身利益与塑造国际秩序,必须具备三大条件:强大实力、行动合法性和其他大国的支持。这三大条件规定了我对美斗争是有边界的,而非无极限。这种极限包括:一是美国、俄罗斯等国利益的底线不能触碰;二是中亚和印度洋被证明是世界一流强国战略力量延伸的极限所在;三是对外行动必须获得至少一个大国的支持或默认。中国对外行动的发力点,最好选在自身实力所及、合法性所在以及其他大国支持或默许的情况下,缺少任何一种或两种条件情况下都应高度警惕、谨慎行事。 

综合研判,未来中国崛起为亚太地区性强国,第一岛链内应属于中国主导范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应是中美势力长期共存、磨合的范围,第二岛链之外特别是中途岛和夏威夷以东是中国能力越来越难以达到且美国坚决守护的利益底线。因此,我们在近周边应着力在最核心的利益上比如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完全和强有力的攻势,因为台湾主权归属是雅尔达体系规定的,且得到美国和俄国的认可,同时是中国能力所及的目标。在诸多战略方向中,台海之所以为主要战略方向,还是因为台湾问题是解决南海、东海、半岛等问题的枢纽。可以讲,台湾破,则南海、东海可解,半岛可稳。 

反过来就是,中国要在南海、东海、半岛方向以及美俄核心利益线上的中亚地区以及印度洋海区采取适当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礼让”态势,在实力不及、合法性不足或缺乏至少一个大国的有效支持的问题上保持战略克制。 

在2049年之前,中国要想顺利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就必须在以下方面进行自我约束:一是防止当前中美关系进入“恶性螺旋”,由冲突摩擦引发热战乃至大战,使两国关系彻底“锁死”为敌对关系。因此,双方当下应积极达成的最重要和最紧迫的共识是,中美之间必须齐心协力阻止大国间的对抗和恶性竞争,中美危机管控工作应作为紧迫的战略工程抓紧抓好。二是防止在南海、东海、半岛等问题上因小失大、见利忘义,汲汲于与东盟诸国以及日本和韩国纠缠于眼前利益,从而得罪了邻人并被美国所利用,进而引发我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三是在印度洋方向要与印度交好,稳妥解决边界争端问题,不在印度洋上参与霸权争夺。四是在中亚和中东方向要理性参与和稳妥规避,依靠多边解决“一带一路”问题,对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绝不单枪匹马去干。总之,廓清中美斗争的边界,核心是确定中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主要对象,力避走美国“权力傲慢”、“权力过度扩张”的老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五、运筹之道既要基于反制,更要基于超越美国和中美关系 

人类的未来并非宿命,根本取决于人类的选择。战略从根本上讲受信念所决定。“修昔底德陷阱”作为霸权战争的现象,并不必然发生在中美之间。现实中,思考运筹之道,在术的层面,必须寻求如何反制美国,但在道的层面,则必须要超越美国和中美关系,看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绝非是美国与世界关系的“翻版”和“复制"。具体看,核心是两部分: 

一是崛起的中国仍然是世界的一部分,绝非第二个“美利坚帝国”,“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是其基本逻辑,但中国无疑对东亚和西太地区事务具有决定性影响。 

二是中国对美关系的出发点是“和合”(和平合作),但过程中必然充满斗争,而最终归宿仍是“和合”。斗争是对美策略,但对美战略仍然指向和平与合作。因此,中美之间的斗争是针对性的、有节制的。比如,台海统一后,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应做收缩性调整。 

总之,思考中美关系及其相处之道,应当有一个国际视野、全球胸怀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框定。当前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势中,正确认识和顺应这种大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握和驾驭这一大势。从历史看,驾驭崛起大国的巨轮,避开与霸权国冲突的暗礁和冰山,既需要高超的智慧,也需要博大的胸怀和坚定的信念。 

来源:中评网,http://www.crntt.com/doc/1054/4/2/1/105442131.html?coluid=243&kindid=13731&docid=105442131 发表时间:2019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