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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甫、饶曼莉:农村低额婚姻支付的逻辑:基于云南赵村的研究

作者: 李君甫,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饶曼莉,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发布日期:201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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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支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通过对云南省赵村的案例研究,发现地域婚姻支付的高低差异主要是婚房的支出导致的。年轻人婚后的居住模式导致婚房支出悬殊,而婚后居住模式是家庭本位主义和个体本位主义家庭观的具体体现。传统的家庭本位主义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模式以及对孝道的强调维持了子辈婚后和父辈共同居住的模式,不需要新建或购买婚房。在家庭本位主义的影响下,婚姻缔结中也不存在“要价”行为,彩礼仅仅是象征性的缔结婚姻的符号,不具有经济补偿的意义。加之未婚青年向外流动少,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当地的婚姻支付处于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不断升高的彩礼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三斤三两”都是对当下高额婚姻支付的形象描述。一幅来自《人民日报》的中国彩礼地图也广为流传,展现了彩礼金额的区域差异。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彩礼有区域差异,婚姻支付亦是如此。笔者在对西部地区调研中发现,云南省赵村的婚姻支付金额比其他地区低得多。那么,这里的婚姻支付为什么低呢,婚姻支付的高低的深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带着这些疑惑,我们对赵村的婚姻支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希望能进一步认识婚姻支付的区域差异和婚姻支付逻辑。

一、农村婚姻支付为什么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婚姻支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的婚姻支付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日益上升,远远高出农民的支付能力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那么,为什么农村婚姻支付越来越高呢?阎云翔将黑龙江省下岬村婚姻支付的上涨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体现[1]。王德福认为高额婚姻支付是农村代际剥削的一种方式,子代通过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2]。王跃生发现,在冀东农村,新房已经成为结婚的刚性需求,是亲子间财产转移的主要方式,彩礼也由缔结婚姻的象征性做法变为男性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一种途径,儿子结婚已经成为父母需要多年积累才能完成的事业[3]。还有学者提出婚姻支付的上涨与婚姻市场上性别比的失调密切相关。栗志强认为农村男青年择偶困境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适婚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婚姻支付数额的高低是男女双方在性别比失衡的婚姻场域中争取自己利益的一种策略性的结果[4]。此外,王立业的研究指出,除了性别比失调,农村婚姻支付变迁还受到农民收入的增加、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攀比心理等因素的影响[5]。孙婷对河南省进行了调研,她认为彩礼和嫁妆的新形式的发明及其内容的增加是导致婚姻支付上涨的重要原因,婚姻支付上涨也是人们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风险和问题而采取的一种合作策略[6]。

有关婚姻支付的理论很丰富,主要有包括婚姻资助理论、婚姻偿付理论、市场要价理论、攀比说等。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对高额的婚姻支付进行了回应。婚姻补偿和婚姻资助两种理论在对于婚姻支付的研究中较为常见,这两种理论视角呈现了婚姻缔结过程中财富的两种不同的流向。婚姻补偿理论认为彩礼是新郎家庭对于新娘家庭的一种补偿,通过这种补偿,新娘繁衍后代和家务劳动的权力被转移到了男方家庭;婚姻资助理论则认为婚姻支付是对于新建家庭的一种资助,在婚姻缔结过程中,有关财富的流向是新婚夫妇或新建的小家庭,而不是新娘的娘家[7]。阎云翔对黑龙江下岬村的考察提出了当地农村的婚姻支付由“婚姻偿付”向“婚姻资助”的转变。在下岬村,婚姻缔结中的财富由流向新娘家庭变为流向新建小家庭,青年人向父母索要高额彩礼,彩礼成为分割家庭财产、为新建小家庭积累财富的一种方式[8],这是当地婚姻支付上涨的重要原因。桂华、余练提出了市场要价理论。婚姻市场要价论认为随着大量农村未婚女性流出村庄,婚姻资源结构失衡,女方因为在婚姻市场上占据着主动地位,在婚姻市场中有着较高的要价能力,因此男青年需要承担更高的婚姻支付[9]。由于彩礼代表着婚姻缔结家庭的面子,也关联着实实在在的利益转移,婚姻支付还涉及家庭间的攀比。农民强烈的攀比心理也被用来解释婚姻支付的不断攀升[10]。

已有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高额婚姻支付,对我们理解农村高额婚姻支付有一定的启示。但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婚姻支付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省份存在着很明显的区域性的差异。云南省赵村的婚姻支付金额就比其他地区的婚姻支付金额低得多。以往的婚姻支付研究发现,高额的婚姻支付主要源于婚姻市场的性别不平衡,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具有主动权,可以提出苛刻的条件,索要高额的彩礼。在云南农村的调查发现,当地的适婚人口性别比差异也很大,所以婚姻市场理论无法解释云南农村的低额婚姻支付。云南农村的经度、海拔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甘肃接近,而两地的婚姻支付却水平悬殊,地理位置和经济发达程度也无法解释两地之间的婚姻支付水平差异。阎云翔的研究认为,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和家庭财产分割的提前促使彩礼的水平攀升[11]。陈锋则认为彩礼成为一种代际剥削机制[12]。这些观点都针对高额的婚姻支付现象,不能对低额的婚姻支付进行解释。此外,婚姻资助理论、婚姻补偿理论和攀比说等与婚姻支付相关的理论都无法对云南农村的低额婚姻支付进行解释。那么,云南赵村的婚姻支付为什么低?我们希望通过对赵村婚姻支付的考察能进一步认识婚姻支付的区域差异和婚姻支付高低的决定机制。

二、赵村—一个婚姻支付很低的云南农业村

赵村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所在县域总面积3783平方公里,山地占了80%以上,总人口3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7人。全县共4镇4乡,5个社区、104个村民委员会,767个村民小组。县城距省会昆明180公里、市府130公里。赵村是南乡的乡政府所在地,有到乡柏油路,交通方便,距离县城41公里(资料来源:S县县志)。据2015年统计,赵村有农户260户,人口1152人,基本都是汉族人。其中,有男性589人,女性563人。所属村委会899户3366人,其中少数民族1565人,占总人口的46.5%。全村有旱地279公顷,无水田,人均耕地1.35亩。该村农民收入主要以烤烟、玉米为主。2015年全村委会经济总收入3010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4155元(资料来源:2015年南乡年度统计报表)。在这个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的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远远低于全国的10772元。作为南乡的政府所在地,南乡内唯一的小学、中学以及卫生院都在赵村内,南乡每周一次的集市也在赵村。因此,相对于周围的其他村子来说,赵村有着更好的医疗教育条件,交通也比较便利。

我们的访谈对象包括赵村的结婚当事人、新婚夫妇的父母、村干部以及部分村民。结婚当事人是访谈对象的最主要部分,他们的年龄在18~29岁之间,结婚时间在2013—2016年间。作为婚姻当事人,他们对结婚支付有直接的感受和体会,熟悉婚姻支付的具体内容。我们还对婚姻当事人的父母进行了访谈,他们作为婚姻支付的主要承担者,可以提供较全面的婚姻支付情况和家庭经济情况等信息。访谈还包括了部分村干部和村民,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了解到当地婚姻支付一直都比较低。

三、赵村的低额婚姻支付

婚姻支付是指结婚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投入,包括现金以及物品[13]。对婚姻支付理解需要从地方文化出发,理解当地人的生活哲学。根据赵村的实际情况,本文中的婚姻支付指的是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所投入的嫁妆、彩礼、婚宴以及男女方家庭为婚姻缔结所支付的现金和各种实物。婚姻支付还涉及不同的支付主体,本文根据婚姻支付的主体,将婚姻支付分为男方婚姻支付和女方婚姻支付两个部分进行分析。在赵村,男方婚姻支付主要包括彩礼、婚宴和婚房三个部分。女方婚姻支付主要包括嫁妆和婚宴两个部分。

1.男方家庭婚姻支付

(1)彩礼

在对婚姻支付的分析中,男方彩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赵村没有正式的订婚仪式,在村民看来,女方家庭一旦接受了彩礼,就代表了双方家庭对于婚姻的认可。当地的彩礼以现金支付,在不同时期彩礼的金额会发生变化,但每个时期都有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这一时期大部分人选择的彩礼金额。结婚家庭多依据这一标准,再结合自家的家庭经济状况确定彩礼金额。彩礼不能太多或太少,一般与“标准”相符。

调查发现,当地彩礼的“标准”在1万元左右,具体金额根据男方家庭经济状况略有浮动。近年来,赵村彩礼没有明显的增长。在被调查的20个案例中,彩礼的最高支付金额为1.6万元,而最低金额仅为0.16万元。相比于其他地区动辄超过10万元的彩礼,当地彩礼已经很低了,而1600元的彩礼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CY2015年10月嫁到了赵村,男方家在村子里卖豆腐,在村里的经济情况还算不错,但定亲时,女方家庭仅收到1600元的彩礼,谈及这件事,CY说道:“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家就给了1600元,我爹妈也没好意思说什么,都准备结婚了,给多少是他家自己的事,但是人家结婚彩礼都1万多,像我这样还是很少的。”

从CY的话中不难发现,低额的彩礼跟家庭经济状况并无直接关系。女方家庭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对彩礼金额没有要求,完全不参加彩礼的决定过程。在女方不进行要价的情况下,男方家庭可以独立地决定彩礼金额的多少,这才是彩礼的决定性因素。这体现出了赵村与大部分高额婚姻支付地区的不同之处,即赵村不存在“要价”之说。

婚龄人口性别比对婚姻市场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作为婚姻市场供求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婚龄人口性别比影响着婚姻市场的平衡[14]。性别比失衡导致婚姻市场要价,进而导致婚姻成本不断攀升[15]。根据南乡人口统计资料,南乡18~25岁人口性别比大致为120、122、120、122、127、124、125、117。赵村村委会18~25岁性别比分别为121、122、128、123、160、126、124、117(资料来源:南乡人口统计报表)。不管是南乡还是赵村,男性婚龄人口数都是大大超过女性的。在这样一个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的地区,却没有出现高额的婚姻支付,可见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调无法对当地的低额婚姻支付做出解释,婚姻要价理论并不成立。

(2)婚宴

在农村地区,婚宴是向村民宣告婚姻成立的重要仪式。婚宴的好坏往往影响到亲友对一场婚礼甚至一个家庭的评价,因此大多数家庭都会把婚宴办得丰盛体面。赵村的婚宴通常选择在自己家中举办,由村里的亲朋好友帮忙筹备,这就大大减少了结婚家庭在婚宴上的开支。婚宴酒席通常在40~60桌不等,花费金额在1万元~1.5万元之间,具体金额也根据宴请的规模大小、菜肴种类多少而不同(见表1)。

(表略)

支付水平与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在赵村,经济收入对于婚姻支付最大的影响就表现在婚宴上。一方面,我们发现随着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村民往往尽可能地提高婚宴的档次,在婚宴上出现的菜肴种类不断增多,烟酒的档次不断提高,婚宴的花费也就略有增长。另一方面,2015年底赵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远远低于2015年的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相比,当地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受此影响,赵村物价水平也相对较低,这是当地婚宴花费低于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

对于地区经济状况的考察还发现,经济条件虽然对婚姻支付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与云南省同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甘肃、青海等地也存在明显的高额婚姻支付状况[16][17]。我们同期对甘肃省潘村的调查也发现,潘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赵村,彩礼金额却不断上涨,且居高不下。在潘村,部分家庭仅彩礼一项的花费就超过10万元,再加上婚房和婚宴等方面的开支,不少村民因婚负债。可见,除了地方经济水平,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对婚姻支付产生着影响。

(3)婚房

婚房的支付是造成赵村与其他地区婚姻支付差距的根本原因。在部分高额婚姻支付地区,有新房已经成为结婚的重要条件[18],更有不少年轻人要求在城市购买新房[19],这便大大增加了结婚的开支。而在云南省赵村,并没有出现女方要求男方买房、建新房,并以此作为结婚条件的现象,多数新婚夫妇结婚时依然选择和父母共同居住。

村民ZWH为结婚新建了婚房,访谈中他这样说道:“我是腊月办的酒席,老房子是我爷爷盖的,我爹妈结婚的时候就住里面,都是土基墙。现在赵村也没有多少土基房了。估计也住不了多少年了。刚好我要结婚了,家里面去年盖了新房子,我家也没有多少钱就盖了一层,自家的地,离老房子也近。最后花了7万多,都是老人的钱。结完婚就搬进去住了,爹妈也从老房子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由ZWH的陈述中可以看出,新建房的主要原因是老房子年代久远,修建与否也由男方家庭决定。新房建好后,新婚夫妇依然选择与父母共同居住。在赵村访谈的20个对象中,有13个被访谈者的婚房是家中原有的房子。部分在县城打工的青年选择租房作为婚房,但回到村中他们依然和父母共同居住。家长新建或翻新房子,主要出于改善家庭生活环境的目的,并非满足女方结婚的要求。对于收入相对较高的新婚夫妇来说,他们更加倾向于在县城里买房。但在村民看来,这已经超出了父母的义务范围,是孩子有更高追求的结果,需要他们自己来承担这笔花费。这样的情况较少,父母也会适当地给予帮助,比如帮助孩子凑足首付,首付在10万元左右。

子辈婚后和父母共同居住,避免了父辈建造或购买婚房的高额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新婚夫妇为了积累小家庭的财富而索要高额的彩礼。农村建造新房往往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在全国各地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越来越多青年在城市购买婚房的现象更是给不少家庭带来压力。而赵村青年婚后与父辈同住,避免了在婚房方面的支出,这无疑是导致当地婚姻支付与其他地区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

2.女方家庭婚姻支付

在赵村,女方家庭的婚姻支付主要是嫁妆和婚宴。嫁妆主要包括床上用品、家具、厨具、小家电几个部分,开支在1万元~1.5万元之间。当地购买嫁妆的钱主要来自彩礼,多数女方家庭会根据彩礼金额来决定嫁妆购置情况,甚至将彩礼全部转换成嫁妆,通过嫁妆的形式间接返还给男方家庭。在20组访谈对象中,过半的家庭选择将彩礼的使用权交给新娘,由她们自由购置嫁妆,以帮助她们在夫家更好地生活。女方婚姻支付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婚宴。在赵村,男女方家庭需分别举办婚宴,宴请自己家庭的亲友。女方在婚宴上的花费与男方相似,花费在1万元~1.5万元之间。

ZCL的女儿在2015年1月与同县的青年结婚。谈及嫁妆,ZCL说道:“姑娘结婚,我把该买的都买给她了。男家拿来1万多块,我一分不留都拿来给他们买东西了,自己还贴了钱。我就一个姑娘,一辈子就结婚一次,多给她买点东西她嫁过去也高兴,男家已经有车了,我还给她交学费学车。只要姑娘日子好过就行了。”

通过对女方家庭婚姻支付的分析,我们发现,女方家庭的婚姻支付主要包括嫁妆和婚宴两个部分。嫁妆的花费多来源于彩礼,而婚宴花费则由女方家庭支付,总花费2万~3万元。我们在河南省良村的调查发现,良村传统的需要由女方家庭准备的嫁妆完全已经转移到了男方家庭,女方家庭也不再单独举办婚宴,婚姻缔结中的所有开支全部由男方家庭承担。可见,与其他地区相比,赵村依然保持着较为传统的婚俗。

四、赵村婚姻支付为什么这样低

赵村的婚姻支付主要由彩礼、嫁妆和婚宴构成。近年来赵村的婚姻支付金额略有上涨,但依然远远低于其他地区。在考察了性别比和经济收入等状况后,我们认为,性别比失衡、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婚姻支付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真正决定婚姻支付的是当地维持了家庭本位主义的婚姻制度和习俗。

家庭本位是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中国传统社会以农耕为本位,家庭是农耕生活的中心,日常生活和劳作把家庭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形成了凡事以家为重的想法与作为[20]。家庭本位观的特征表现为以家庭为主的“生产单位”,家族间的婚姻联结,家长对家庭财产的绝对支配、对于家长权威的强调以及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模式[21]。在家庭本位观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以父子关系为主轴,要求子女赡养老人,依顺父母,父母也将养育子女视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家庭成员需要凡事以家庭为本,每个人都要为家庭的和谐做出贡献。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巨大变革之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的伦理受到了冲击。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萌生之初,费孝通就发现了中国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22]。因此,有学者提出了核心家庭本位的概念,认为核心家庭本位已经成为当下村庄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村民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利益考虑强于主干家庭[23]。还有学者认为农村社会正经历着从家庭本位到个体本位的结构转型,个体本位已经逐步取代家庭本位[24],人们在家庭关系中更重视个人,强调个人的意志、利益、自由和发展[25]。针对这些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强调传统家庭核心观念并未全面走向衰落,一些主导性核心家庭价值观并未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而改变[26]。农民的生活虽然在代际关系、夫妻关系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总体上,依然未完全突破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农民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家庭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27]。彭大松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中国家庭核心价值观念中孝道观和家庭本位观都没有出现“代际”下降的趋势[28]。笔者的调研发现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依然影响着家庭成员的行为生活,但是在很多地方家庭伦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数农村地区家庭伦理已经由大家庭本位转变为核心家庭本位,在年轻人中间,个人本位主义日渐滋长,导致了婚姻支付的节节上升。赵村地处边远山区,保持着家庭本位主义的家庭伦理和婚姻制度,导致赵村的婚姻支付并没有高于本地家庭的可支付水平,也没有造成巨大的支付压力。

1.新婚夫妇与长辈共同居住节约了新建或者购买婚房的支出

为了实现婚后小家庭的独立而新建或购买婚房已成为高额婚姻支付的主要原因,需要农村家庭10年甚至数十年的积累,许多家庭倾囊而出甚至为此负债累累,一些学者认为这更是导致了代际间的剥削[29]。而家庭本位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十分强调儿子结婚后并不立马独立出去,而是较长时间地停留在大家庭中,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在家庭本位观的影响下,赵村延续了传统的居住模式,即子代婚后和父辈共同居住,不要求新建或购买婚房。这样的生活居住方式,一方面延续了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模式,暂缓了分家的到来,避免了代际间的剥削。另一方面,新婚夫妇婚后住进男方家里,与其父母一起居住生活并照顾赡养老人,父母也将在子女婚后继续为家庭做出贡献,使得家庭整体的利益得到保障。与其他高额婚姻支付地区相比,减少了对于新房的需求,无疑减少了婚姻支付上一笔巨大的开支(农村建房一般要10万元~20万元,城镇购房一般要30万元~60万元),使得婚姻支付的开支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

2.家长权威抑制了女性远嫁,维持了当地婚姻市场的稳定与均衡

家长权威绝对化是家庭本位观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赵村,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父母权威的巨大作用。女儿不远嫁是村民间形成的默契,而家长往往在婚姻过程中有着很大的话语权。青年们虽然通过自由恋爱结识,但若要结婚,则必须得到父母的允许。对于距离较远的婚姻,家长们一般都持否定的态度。即使是本地的青年,如果父母对其有所不满,子女仍会将父母的态度作为自己择偶的重要标准。在父母观念和态度的影响下,未婚女性多选择在本地结婚,避免了女性资源的外流,这就维持了地方婚姻市场的稳定与均衡。

3.父母将养育女儿视为自己的责任,彩礼不具有经济补偿的意义

在赵村乃至南乡,彩礼的象征意义大过彩礼的经济意义。一方面,从经济补偿的角度来看,当地的彩礼金额多在1万元~1.6万元之间,远远不足以补偿女方家庭养育女儿的代价。另一方面,家庭本位观强调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父母养育子女亦是父母理应承担的责任。在家庭本位观的影响下,男方家庭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条件决定彩礼的金额,女方家庭则选择以嫁妆的形式返还,并不将彩礼作为养育女儿的经济补偿。女方家庭不会依据彩礼金额来判断自己是否因此吃亏,当地也没有根据彩礼金额来判断新娘价值的说法。这就说明彩礼不仅不是经济补偿,也不是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的代际财产转移,它仅仅作为婚姻礼仪中的一个步骤、一个象征出现。

4.家庭结构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女方家庭不参与“要价”

家庭本位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模式以及对父权的强调,也影响着当地彩礼标准的建构。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女性在农业生产中依然面临一些客观上的不利条件。尤其对于赵村这样一个依然以农业为主的村庄来说,家庭的生计主要还是依靠男性,因此,农村家庭依然是以男性为核心的,家庭结构也维持了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模式。女性对家庭的认识也受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结构的影响,认为娘家只是女性婚前的栖息地,出嫁后女性就成为男方家庭的一员。在这样的情况下,彩礼金额的多少往往由男方家庭单独决定,新娘及其家长都不参加彩礼要价。这既避免了女方索要高额彩礼,也避免了双方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导致彩礼不断攀升。

我们还注意到了人口流动对于婚姻支付的影响。20世纪后期,“民工潮”的出现给农村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改变。越来越多的女性资源向外流动,改变着传统的相对封闭的通婚圈。2015年,赵村总人口数为1152人。同年,该村外出打工的人数约70人,打工者以已婚夫妇居多,未婚青年在10人左右。由于当地青年的结婚年龄较小,通常在20岁左右完婚,因此,多数人在婚前并不会选择外出,未婚女性多在家务农或者在县城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她们多以赵村或同一县城的男性作为结婚对象。从婚姻市场的角度来说,未婚青年尤其是女性青年向外流动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女性资源的向外流动,减少了当地男性的择偶压力,也使得男女双方在婚姻市场上处于相对均衡的位置,有利于抑制婚姻支付的上涨。

五、结论

通过赵村的案例分析发现,婚姻支付的地区差异跟人的家庭观的差异密切相关。云南省赵村依然深受家庭本位主义的影响,家庭本位主义影响着人们在婚房、彩礼方面的态度,也维护了家长权威和他们在子女婚姻中的话语权。相对于同处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甘肃等地而言,赵村的婚姻支付金额较低。以往的研究多认为婚龄人口性别比过大导致婚姻市场上男女的不平衡,引起婚姻支付的迅速攀升。可是,云南的赵村和赵村所在的南乡婚龄人口性别比也很高,但是婚姻支付却并不高,这说明婚姻支付和本地婚龄人口的性别比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本地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不足以引起婚姻支付过度增长。当农村劳动力包括女性劳动力持续卷入全国劳动力市场,并且,随着外出务工的发展,农村女性大量进入全国性的婚姻市场,这才引起中西部地区婚姻市场的性别比的严重失衡,为女性要价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随着全国劳动力市场的逐渐一体化,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农民的家庭收入也不断提高,消费主义文化也从城市、从东部渗透到中西部农村,农村青年的大家庭本位观开始让位于小家庭本位和个人本位观。在这种情况下,年轻女性既有要价的客观条件,也有漫天要价的主观愿望。当农村青年结婚就与父母分家,独立门户时,婚房支出就成为支付的主要部分。最近10年来,在城镇购房结婚的风气越来越盛,似乎发展成为农村青年的新婚俗,婚房的支出成倍增加。东部地区县城的住房一般是每套50万元~60万元,中西部地区县城每套住房也要30万元~50万元。然而,农民的家庭收入的增加速度却远远赶不上婚姻支付的增速,于是,婚姻支付成为压在中西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赵村村民之所以能避免婚姻支付的沉重压力,根本原因是赵村的青年女性外出务工的比例很小,小家庭本位和个人本位主义还未在当地盛行,当地还维持着千百年来的家庭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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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青年研究,https://mp.weixin.qq.com/s/fCNutHbIpDYTWLQZ-fy3oA 发表时间:2019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