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世界理想是时代进步的强大动力，既是大国崛起的重要理念支撑、更可能引导大国崛起之后的战略指向。既有大国崛起研究多讨论经济、安全、地缘等因素，讨论软实力因素不多，涉及世界理想的讨论则颇为匮乏。
《诗经·大雅》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素有世界理想，天下思想一脉不绝，和谐世界承继在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其后。习近平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堪称中国世界理想的精准表达，深刻体现了中华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结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本文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角度，秉持国际比较的视野，梳理中国世界理想及其实现维度的历史脉络，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新世界理想的形成，从世界理论的角度剖析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深刻内涵及其实现维度，探究中国如何实现对西方霸权（罗马霸权、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的战略超越，为塑造更美好世界贡献中国的理念力量，进而规划中国快速发展之后的战略路径。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探究大国崛起与世界理想的关系，确定分析框架；剖析罗马、英国和美国这西方三大世界霸权的霸权建构和护持战略，探究其世界理想的实现路径及启示；剖析古代中国的世界理想及其实现维度，寻求中国传统的历史渊源和当代启示；概述1949年以来中国新世界理想的形成，探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和建构路径，提出超越霸权的中国世界理想方略。
二、大国崛起与世界理想
理想是人类主体对现实客体和主体自身的超越性反映，以预见的方式超前地反映现实的未来，这种未来不是现实自然发展的未来结果，而是以现实发展的可能性为前提，经人选择，并将要用人的能力去创造的未来结果。理想是对未来的合理想象，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一种意识形式。理想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鼓舞人们不断前进和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理想和思想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意志和想象的结合体其历史作用绝不亚于科学技术的力量。
国家素有理想支撑。例如，传统中国的理想是国家理想（“大一统”）、社会理想（“大同”）与世界理想（“天下”）的结合，这是支撑中国五千年文明一线不绝最核心的思想力量。国家理想是国家崛起背后的重要理念支撑，崛起为世界上的重要国家更需要世界理想的指引，其中使命意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谓使命意识，从国家层面来说，是指特定国家将自身存在的意义、价值与目的同某种神圣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形成某种宏大或神圣的叙事，从而产生出一种带有极度自豪、自信的自我认识。这种特定的自我认识一经形成，便成为国家得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令举国上下时刻听从神圣事业之呼召，并以献身这种神圣事业为志业。这种使命意识是有的国家与生俱来的，如中国的天下理想与美国的天定命运观；有的则是在迅猛崛起过程中锤炼出来的，如英国的自由帝国论。
世界理想的实现需要现实的土壤，古罗马和古代中国的努力所造就的并非世界帝国，而是分别在地中海地区和东亚地区形成了治下的和平。世界理想的真正实现是与世界历史的开创分不开的，亦与大国崛起之后的战略作为密切相关，其中秩序构想及其实现具有指标意义。换言之，世界理想只有放在世界历史中才有实现的可能。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第一次厘清了“世界历史”的概念，认为世界史并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特指16世纪以来建立在大工业和各民族普遍交往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它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联系以及人的发展和最终解放。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全球视野中思考，与世界历史联系在一起，认为单个人的发展、单个国家中的任何个人的发展必须跟世界上一切人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发展中揭示世界历史的客观性，强调生产和交往两种人类基本活动形式的重要性，指出“只有随着生产方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的现实意味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它是世界历史的直接实现形式和表现形式，而世界历史形成的条件则是以大工业为标志的生产力与普遍交往的统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是打破封闭的民族和国家壁垒，使世界连结为一个整体，造就世界市场、世界民族，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马克思由此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剖析共同体的表现形式，认为经过人与人之间的“虚幻的共同体”资本的“抽象共同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幻共同体”等形式，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真正共同体，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共同体思想对我们认识大国世界理想的价值及其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尤其为比较研究中西世界理想提供了哲学指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大国崛起是国内外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物质因素（包括地缘、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固然扮演着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但观念和理想的作用亦不可或缺。大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世界理想是造就大国并护持其地位的重要支撑力量。
三、西方大国世界理想的实现路径
霸权像人类一样古老，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秩序建设实现其治下的和平。霸权的更替亦然带来震动，就像亨利·基辛格（Hcnry Kisingr）指出的，“似乎是某种自然法则起着决定性作用，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智识与道德动力的强国，依其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罗马霸权、英国霸权与美国霸权，或被称为“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itannica）”和“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ma）”，是西方历史上的三种霸权形态。这三者有着强烈的世界理想，具有追求霸权治下之和平的积极意愿和战略实践，在其霸权所涉领域和地域建立了相对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秩序。三者均有帝国的形态和心态，自视为普世秩序的建构者，肩负推动人类发展的使命。
罗马是西方的第一个世界霸权，堪称农耕文明时代的军事征服霸权，也是一个以陆地为根基、陆海兼备的霸权。公元前2世纪，罗马在世界文明中独领风骚、傲视群雄。在三百年间，罗马将自己的邻邦逐一击败，成为意大利霸主，书写了一段辉煌的对外征服史。罗马以城邦国家之身成就了广袤帝国之体.任何一个古代城邦都难以望其项背。罗马无论是从帝国的疆域范围还是延续时间上都在古代世界首屈一指。在其鼎盛期，罗马帝国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其最大边界东起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南抵撒哈拉大沙漠，西至不列颠，北至莱茵河和多璃河。在罗马人的心中，罗马帝国在本质上、在概念上都是全世界性的。然而，罗马帝国并不是全球性的。但在时人的观念中，罗马就是世界的中心与总和，几乎就等于他们的世界。这与中国天下理想所宜扬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颇为相似。
长期征战的罗马人征服了辉煌的希腊文明，导致军事征服者被征服，希腊哲学、艺术和学术胜利进军罗马，改造了这个军事民族的性情，二者的结合造就了适合新世界帝国的法律、政府机构和组织，形成了为此后基督教所强化的世界理想：世界性国家是人类共同的家乡和普世和平的保障。这一理想曾长期支配着西欧世界，是其对外征服的重要原动力。然而、罗马实现其世界理想的途径却是野蛮的征服、以战争为契机拓展霸权。这与中国依靠文化传播和贸易优惠往来为主线形成了鲜明对照，二者的战略路径选择显然存在巨大差异。罗马帝国建构的主导思想是原始的现实主义，采取铁血政策和军事征服，它提供给被征服者的最大恩泽是公民身份。罗马帝国以建立对征服地区的直接统治为目标，采取轴心一轮辐统治方式，通过控制交叉资源对边远地区施展影响力，因此道路建设和造船发达方便了帝国中心与边远地区的资源和影响力流动。罗马人采取的统治体制是：在被征服地区长期驻扎大批军队，实行军事统治；同时派人帮助同化被征服的人民，鼓励他们接纳罗马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将同化视为比胁迫更有效的控制方式。当然，调练有素的罗马军团构成了巨大威慑。在罗马时代，霸权开始与帝国相关，并与帝国主义并列。尽管不时采取结盟战略解决自己帝国扩张或维持中的临时难题，但武力征服、军事对抗是罗马建立和维持霸权的一贯战略。罗马采取这样的战略不仅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不存在真正的对手和应该认真对付的大国恐怕也是造成这一战略选择的部分根源。当然，与这一战略选择相关的穷兵黟武、军队堕落、文化衰败、政治分裂、财政枯竭等国内原因最终导致帝国的败落，而蛮族入侵给了罗马帝国最后一击。
英国是西方世界第一个真正的世界霸权，是从传统农耕经济向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急速转变中建构的殖民地霸权和海洋霸权。在其鼎盛时期，英帝国覆盖了北美洲大部分地区、加勒比海广大地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整个印度次大陆和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甚至一度控制中东的大部分地区。英帝国统治下的人口和陆地面积甚至超过了法国、德国、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丹麦、俄国、土耳其、中国和美国的总和，总人口达345亿，陆地面积是其本土的96倍，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但是，英国治下的和平时代并不为英国霸权所独有：1815—1853年是英国和俄国共有的时代，1853一1871年是欧洲均势的时代，1871-1914年是英国与德国共享的时代。在其发展过程中，英国霸权逐步形成了自由帝国的世界理想。所谓自由帝国，即强调自由、正义立宪精神的向外扩展，以普世性价值观满化殖民地，通过构建合理的治理机制来维护帝国秩序，并以审慎原则行事。英国的主导思想是自由贸易帝国主义。19世纪50年代，亚当·斯密（Adam Smith）经济自由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英国不仅取得了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而且将自由贸易的原则推行到欧洲其他国家及其殖民地，英国利用经济霸权从世界各地获得原料、自由推销产品，从而成为一个世界性国家。英国通过贸易、法律、文化等无形的力量把整个殖民帝国连成一片，这样既可以减少英国对殖民地承担正式责任应付的费用，又可以推进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商业原则。自由贸易提供了以商品替换武器、以商人替换土兵、以蒸汽船和游艇替换海军、以工业家替换贵族的机会，英帝国为世界提供了全新的政治发展模式从而构成了其建立霸权的主导理念。
当然，对于英国这样的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国家而言、现实主义也是其基本的战略理念底蕴。英国建立霸权的前提条件是欧洲均势的形成和维持、皇家海军成为海洋的主宰。早在18世纪末，英国就摈弃了先前征服欧洲的计划，维持欧陆均势、集中精力进行海外扩张成为其战略选择。为此，英国以防止任何国家控制欧洲大陆为目标，在16世纪和17世纪与法国等国抗衡西班牙，18世纪和19世纪初联合普鲁士等国抗衡法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联合法国等国抗衡德国，并长期信奉一旦干预就要动用绝对优势兵力的思想。英国对外扩张的基础条件是确立海上霸权。大英帝国的对外扩张总纲领是：控制海洋，控制世界贸易，控制世界财富。以海权为基础，英国超脱任何欧陆国家的挑战，在欧洲均势之中扮演制衡者的角色，并将自由经济的规范（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作为利益协调的基础原则，从而建立了第一个国际性的自由经济秩序。这一经济秩序具有多边主义特征，但英国并没有将之制度化，只是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初步建设。在安全问题上，英国有着强大的海军力量和易于防卫的岛国位置，尚无建立长期多边同盟的需要，因此，英国的安全同盟多是临时性的利益结盟，只是在其霸权衰落之后才与日本确立了固定同盟关系。在对外扩张战略上，英国采取的一般性模式是以军事扩张开道、随即实行直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最终建立全面控制权。与此同时，英国在尚未建立殖民地的地区寻求建立军事基地，寻求控制联结印度洋的战略要地，还派军队驻守在地中海、苏伊士运河、波斯湾等地。但在殖民地的管理上，英国没有按照其国内政治安排来构造世界政治的意图很少有将自己的国内治理理念推向世界的冲动，这与日后的美国霸权形成了鲜明对比。
美国是第一个全球性、全面性霸权，更是一个陆海统筹的世界霸权。立国迄今，美国人一直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独特的文明体，自视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美国不仅要成为其他民族仿效的优于他人的国内民主生活的灯塔，而且要成为在道德上优于他人的国际行为的楷模。美国人坚信自己的“天定命运”是“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引导向人间‘新的耶路撒冷’”，按照上帝的意旨变革和复兴文明，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统一西方、重塑世界。其逻辑结论大致是：美国式民主优于他国，世界的命运应交由美国来安排，其他国家应该“认同民主、自由市场、有限政府、政教分离、人权、个人主义、法治等西方价值观，并把这些价值观念纳入它们的体制”。这在行动上被称为“输出民主（to export democracy）”。输出民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狭义上讲，它是指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被动接受；从广义上讲，它是指美国将其文化价值观传播给其他国家。
美国对构建世界新秩序情有独钟，美国国玺上的文字“mnou sordo seclonm”的含义就是“时代的新秩序（a newonler oftheags）”。这里的新秩序不仅是指美国独立运动确立的以人民主权、共和制、联邦制、分权制衡以及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为内容的市民社会的政治秩序，也包括国际政治秩序。美国霸权的主导思想是新自由主义。
对一个霸权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保持了自由主义追求对外贸易、市场开放的心态，又强调了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从而将世界秩序和国际制度作为追求霸权的主要路径。堪为佐证的是，美国继承了英国所捍卫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强调国际市场的开放性，同时又将英国维系国际金融秩序的金本位制进一步发展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而政革为牙买加体系，以把握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美国的全球体系设计还反映了美国的国内经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社会及其政治制度的多元性。当然，美国霸权的主导思想中不乏极端自私自利和不吝于军事干涉的现实主义基底。美国建立霸权的主要途径是，，在世界政治经济的各个问题领域建立国际制度，同时在重要的地缘政治领域建立固定的同盟关系，将这些制度安排相关联，从而建立起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体系。相比罗马需权和英国霸权，美国没有依靠领土征服、控制他国政府、掠夺资源等纯武力方式，而是强调理念的征服力量，，主要采取国家合作、经济控制、强制推行民主和军事遏制等制度手段来获取绝对收益，建立美国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占主导的世界秩序。
四、古代中国的世界理想及其实现维度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谋万世，需要世界理想。中国的天下思想就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世界理想。天下思想形成于先秦时期，在《易经》《诗经》《尚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中，“天下”既是指人文与自然交会的空间，也是指中国与四方的总合。“天下”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同心圆、一层一层地开花，推向未开化，中国自视为文明中心，遂构建了中国与四邻的朝贡制以及内部边区的赐封、蝎縻、土司诸种制度。许纪霖认为，天下主义的实质乃在于普适的价值和文化，相信各个民族可以有各自的历史，但最终都会百川归海。以传统中国的天下体系为基准，中西方的传统国际关系呈现截然不同的特征。
古代中国拥有自成体系的悠久历史文明，在东亚地区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帝国体系，中国所设计的儒家社会政治秩序体现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统一格局。这种天下一统的格局构成所谓的朝贡秩序，完成了同心圆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体制。作为东亚古代秩序的重要形式、朝贡秩序把中国文化看作规范现实存在的唯一法则，中国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所谓华夏中心、四方夷狄。周边邻国定期向中国派遣朝贡使表示恭顺之意，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成为中国的藩属；中国对接受诰谕的各国王授予金银印章，发给勘合符，册封其为本国国王，提供政治承认、优惠贸易和文化引领。朝贡秩序所倡导的是域外诸邦对中国以小事大，慕德向化，梯山航海，克修职贡；中国对各国则是抚驭万邦，一视同仁，导以礼义、变其夷习。无疑，这是儒家学说在处理中国对外关系所能构建的理念原则和理想框架。这个框架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域外诸藩国如群星参斗、葵花向阳一般，围绕着中国运转、进步。在这一向心、垂直体系之下，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维持一种中华和平模式的国际和平局面。可以说，朝贡秩序是一种以软实力为前矛、硬实力为后盾的秩序设计，既是体现国家、王朝间利益的对外关系，更多的是藩属对宗主国的归顺和敬意，也是外交和通商上相辅相成的国际秩序，更具有文化普遍主义的外形。这二秩序诉求和现实表现形式与西方霸权秩序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其文化主导性更是深刻体现了东方特色。
朝贡秩序缘起于中国的王道思想与政治实践。费正清（John King Faibank）指出：“自古以来，中国的优势地位并非仅仅因为物力超群，更在于其文化的先进性。中国在道德、文学、艺术和生活方式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使所有的蛮夷无法长久抵御其诱惑力。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蛮夷逐渐倾慕和认可中国的优越而成为中国人。周边民族与国家心仪中华文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古典文明呈放射状散播周边各族各国，成为东亚文明的核心，儒家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东北亚多数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中国在尊重其他民族存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波及整个东亚地区的带有国际性的文化圈，东南亚的广大地区也被“中国化”。朝贡秩序缘起于德政安边的传统王道思想，是中华理性政治秩序的自然扩展，其背后隐含着一种超越民族、种族睑域的包容性的天下概念。在实践上、朝贡秩序观起源于上三代的畿服制。《周礼·春官》指出：“春见曰朝。”《尚书·禹贡》曰：禹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畿服制是古代中国邦国关系体制，又是一种分封制，其要义是，都城畿辅之地及战略要地由天子直接统治，其余则分封给各位诸侯，并根据与诸侯的距离和亲疏关系，对诸侯予以册封，形成一种爵位不同、地位不等的尊卑秩序。其背后支撑的则是普适性的华夷观念，而华夷之别主要是以文化为分野，而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区别，即“中夏夷狄之名，不籍其地与其类，惟其道而已矣。故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华夷思想为历代王朝所继承，落实到实践上，就是朝贡制度的确立和朝贡秩序的建构。朝贡既是政治上臣服隶属的标志，也是经济上一种特殊的赋税形式或交换关系、所谓厚其委积而不计其供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缚。亦因如此，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外延未严格限定的实体和概念，没有主权、疆界的概念。费正清因此指出中国的朝贡体系是世界体系而不是国际体系或国家间体系。
朝贡秩序可追溯到先秦时代中原地区华夏先民优势地位的确立和藏辅制的实施。秦汉时代实施郡国体制，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对外通过郡国体制的延伸，将东亚大部分地区纳入同一成熟国家的统治之下，开始建立中国皇帝对周边诸夷进行册封、诸夷称臣入贡的朝贡体系。此后，在儒学的影响下，厚往薄来、怀柔远人和以小事大、安邦定国逐步成为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交往中的共识。滨下武志认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唯一的历史体系，必须从这一视角出发，再反复思考才能够推导出亚洲史的内在联系”。朝贡秩序的基本特征是：中国不干预各国内部事务，对各国交往实施厚往薄来原则，负责维护各国的国家安全。朝贡体系提供了如下地区公共产品：中国为“天下”提供安全保障，大部分地区内部的纠纷不用诉诸武力解决；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商业机会；朝贡秩序也是一种文化与贸易交流体制，尤其是在中国和属国之间实行优惠贸易制度，贸易交流互换对于弱者更加有利可图。显然，这一特征与英美霸权存在着本质性差异，也表明中国素无商业帝国主义的概念。
毋庸讳言，朝贡秩序具有以中国为中心而以他国为藩属的不平等成分，是一种等级关系的制度化形式，但它在本质上是非强制的，并非建立在强权和领土扩张的基础上。“作为宗主国的中华帝国与作为藩属国的朝贡国的关系，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宗主国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其不平等性主要表现在朝贡表文和一套烦顼的朝贡礼仪之中，重名不重实。相比较而言，无论是罗马霸权、英国霸权还是美国霸权，其聚焦“重实”、强制的特征颇为明确。王铁崖由此指出：“这个制度的功能在皇帝看来主要是维护中国作为‘中央国家'的安全和不可侵犯性。在贡国方面，它们获得的利益更多。它们的统治者由于皇帝的册封，使它们的统治合法化，因面它们的威信在人民的面前提高了。它们受到帝国的保护而防止外国的侵略，而且还可以在遭受自然灾害时请求援助。由于朝贡，贡国从皇帝那里得到丰盛的赠品，更重要的是，它被允许与中国进行有利的贸易。对于贡国.朝贡有真正的经济价值.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使贡国处于服从地位的一种手段”。费正清指出，朝贡制度既像一个处理贸易和外交关系的机构在起作用，又像一种断言儒教秩序之普遍性的宗教仪式在起作用，“国际”甚或“邦际”这些名词对于这种关系都不恰当。我们宁可称之为中国的世界秩序。
五、中国新世界理想的形成
16—17世纪，欧洲大陆形成以主权、国际法和势力均衡为特征的地区秩序，并致力于向亚洲拓殖。从16世纪初开始，西方殖民势力不断东进，从蚕食朝贡秩序的边缘地带开始，逐步深入到中国沿海。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殖民者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直接打击了朝贡秩序的核心——大清帝国，朝贡秩序开始从根本上瓦解，中国陷入百年屈辱史。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疆域内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成为侵华急先锋，1871年春并琉球，1874年人侵台湾地区，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1895年迫使清廷承认朝鲜独立，朝贡体系最后一名成员国被划出，历经近两千年的朝贡体系终于寿终正寝，自此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秩序为西方所主导的殖民秩序所取代。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成为东亚事务的积极参与者，随后与日本竞争东亚霸权，20世纪40年代日本致力于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世界秩序和东亚秩序均发生了急剧变化。美国填补了日本和欧洲殖民帝国瓦解后留下的霸权空间，一跃成为亚太的新主宰。战后初期，美国的全球战略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平台，以欧洲为中心，政治上提出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经济上提出旨在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军事上积极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美国并未忽视亚洲，而是重点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力量的扩展。美国先是力图通过扶植蒋介石亲美政权来确保自己在东亚的优势地位，随着蒋介石的失败，又把战略重点转向扶植日本。1949年以后，美国提出“多米诺骨牌论”，积极利用双边主义发展同亚洲国家的特殊关系，通过双边军事同盟建立遏制中国和苏联的战略包围圈。
在上述国际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必然是影响和改变世界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止跌起升的中国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大时代，进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年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快速发展，国富民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中国快速发展与世界转型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震动。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对世界的观念在改变、战略在调整。中国从争取参与到有限参与再到全面参与，并开始在全球治理等领域发挥引领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新世界理想逐步形成。
毛泽东是最早提出新世界理想的中国领导人。他把中国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作为中华民族应当自觉承担的责任，并指出实现这种责任的路径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与之相匹配的是中国在外交上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倡导并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推动与亚非拉国家的深入联合，国际统一战线思想逐步形成。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造和建设的序幕。1956年9月15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开幕致辞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并进而提出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和实现民族复兴的设想。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发表题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指出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下毛泽东密切关注世界动向，先后提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把重视做两极之外的中间地带的工作、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国家作为中国最坚定的战略方向。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详细阐述了这一战略思想，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1975年1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这一战略思想概括为：我们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三个世界的划分代表了中国建立以反霸为核心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深远考虑，以经济军事力量而不是意识形态或国家的阶级属性作为依据，成为实现其世界理想的现实战略。可以说，三个世界就是现实世界。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抓住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进行利益、实力与影响力的布展。邓小平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他多次指出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他还强调指出，中国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把中国发展好、建设好，显示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样才能更多地尽国际主义义务，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密切关注世界格局的变革，提出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代表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发展问题。”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iv Canmhi）时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是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转折点。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倡导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思想，并据此提出东西南北问题，积极推动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统一战线初现端倪。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实力的增强，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邓小平关注的战略重点。198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国际新秩序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这是对世界前景的理论概括。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并主导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邓小平集全党智慧，毕一生之功，制定了中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全面部署，为造就中国全面开放的繁荣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颂扬。傅高义（Eza F.Vogl）指出，邓小平1978年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之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强大的统治体系，引入了现代工业——这些都是邓小平可以利用的优势。但是如果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将国家团结起来并为它提供战略方向的领导人，中国在1978年具备的所有有利条件仍不足以使其转变为现代国家。邓小平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是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2014年8月，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太力们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建立彪炳史册的功勋，就在于他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伟业。”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之时，正值世界格局演变处于重要转折关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导致两极格局瓦解、冷战结束；冷战结束后，国际力量严重失衡，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力图建立单极世界，西方国家将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重点转向中国。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中国审时度势、处变不惊、沉着冷静，正确地分析新出现的复杂国际环境，深化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推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成长为世界上一支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和战略力量。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
江泽民坚持和深化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强调世界主题、时代主题既指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两大问题，又指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要内容和时代发展的具体特征。与此同时，江泽民高度关注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认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中国是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的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对内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内外政策的根本原则绝不改变。在此基础上，江泽民致力于塑造冷战后中国外交关系的新格局，聚焦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提出并积极落实新安全观，推动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并把融入东亚一体化进程作为根本性的战略任务看待，从而构建了中国地区战略与全球战略并行不悖的宏大格局。在此战略布局之下，中国抓住加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战略机遇，，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中国推动负责任大国的理念建构，倡导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提出并推动共同利益理论逐步生根，为在国际社会中积极作为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理念基础。
进入21世纪，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发展起来的中国、一个对世界日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和方式面对这个世界，是各国关心的问题。以此为基础，胡锦涛同志带领中国以稳健而创新的战略姿态在世界舞台上拓展，并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构建“和谐世界”以和平发展道路为基础，以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为国内支撑条件、以新秩序观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为国际支撑条件，从而推动和谐哲学成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执政理念。
中国在2005年12月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明确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在此基础上，胡锦涛将和谐社会这一传统社会理想引申到国际问题的处理上，明确提出了和谐世界、和谐亚洲、和谐地区的概念，强调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互为条件。和谐世界的提法代表了中国国际战略的理想意识，和谐是一种承诺，既是对中国国内的承诺，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承诺。这种承诺演化为责任，成为中国政府负责任大国的自我战略约束。它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明确意识到中国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将和谐世界作为结合对内和谐、对外合作的战略中间点。和谐世界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最直接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动力，标志着以合作共羸为核心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开始形成。
在上述世界理念基础上，习近平创新性地提出和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内涵，推动中国新世界理想的最终形成。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论述展现了中国的思想高度和未来志向，体现了推动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哲学思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以“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习近平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演讲，阐释命运共同体的四大内涵：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年9月28日，习近平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讲，提出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觉中央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大潮流的前瞻性思考，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一脉相承、互为补充。党的十九大对进人新时代的中国外交进行了顶层设计，集中概括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1949年以来中国世界理想的集大成者，所关涉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五个世界是中国理想世界的集中表达。
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探索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甫一提出，立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被视为新时代世界理想和超越西方霸权的战略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反思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为前提，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克服过去的征服型文明、建构相互合作的新文明，是超越霸权的世界理想，与西方三大霸权的诉求形成了鲜明对照。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的，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一方面顺应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超越了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侵略扩张和霸权战争此起彼伏的现状和局限，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积极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
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堪称中华天下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结合，既反映了传统天下观在中国和平发展背景下的战略复兴与运用，也代表了马克思发展共同体思想在当代条件下的新发展。进一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使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在新时代得到了新诠释，最大限度地压缩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唯物史观的重大理论与当下世界历史现实的时空距离，实现了唯物史观与现代社会实际的创造性结合，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丰富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为人类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我到了逻辑和历史中介。从实践创新的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文明、两种价值竞争和博弈的历史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致力于贡献人类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也是致力于克服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药方。
新的世界境况虽然呼唤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但是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还需要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创造条件，从利益共同体到各国共担、大国多担的责任共同体，再到共享未来的命运共同体，是合理而切实的路径。各国应该寻求适合本国的特殊发展道路，形成和而不同的世界发展格局，搭建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习近平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本文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应聚焦于六个方面。
第一，深化战略机遇期思想，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世界进入转轨时期，出现了严重的逆全球化潮流。在世界经历困境且进入系统性失调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强烈的对比刺激着许多人的战略神经。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问题。变局是世界之常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则具有特定含义。冷战结束以来，我们长期秉持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判断，强调世界发生深刻变化、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密切关注全球变革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调整外交战略布局。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演进的高度，深刻把握时代风云、做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他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当前我国处在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他在2018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强调，“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在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全球治理处于变革期，国际环境新变化蕴含着新机遇。无论是新技术革命的汹涌蓬勃、跨国公司的全球开拓还是发展中世界强烈的发展诉求，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遇，也都是中国推动全面开放的战略机遇。在道全球化潮流汹涌之下，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立场、通过自身努力创造战略机遇的作为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这也是中国拥有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条件。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期，三者互动必然蕴含并塑造新的挑战与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生成条件从相对稳定型和自发型为主向相对脆弱、更加依赖主动塑造能力的方向转变。中国在继续拥有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战略挑战期，风险与挑战亦空前绝后。有鉴于此，新时代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国内外条件和把控方式均发生重大变化，需要我们深入观察、密切把握、主动塑造。
第二，推动国家利益全球拓展，合作引领国际治理变革进程。中国正在构建以融人一变革一塑造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战略框架，如何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塑造世界的未来，成为中国超越和平崛起、丰富和平发展、规划崛起之后的战略着眼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崭新的国际秩序构想，秉承老子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认知，与世界命运与共的现实发展趋势相匹配，与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理想前景相契合。全球化正在催生全球治理变革，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和平等的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的道义力量所在。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致力于发挥理念引领作用。
当前，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国际规范和国际规则成为大国竞合的核心内容，面对全球化转型，出现了美国所带领的西方和中国所引领的发展中大国之争的苗头。当前，美国似乎厌倦了“领导”世界，或将从世界事务中抽身，有人鼓动中国填补空白，取而代之并发挥领导作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慎重对待。实际上.全球化转型的方向之争已经将矛头指向中国。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故而不存在全球化退场的可能，但面对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各国选择的差异性、复杂性在扩大。有鉴于此，推进新型全球化，中国既要勇于承担起推进新型全球化的历史使命，自觉高举新型全球化大旗，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服务便利化，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谋发展、以发展赢繁荣，又要与世界诸大国协调合作，联合进行顶层设计。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致力于寻求共识和妥协，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失败国家、气候变化等共同威胁上开放合作，与美国共同协商推进新型全球化，实现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上的联手，防止形成战略对抗的局面。与此同时，美国在多边领域与全世界为敌的做法引动他国战略调整，这不啻是对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邀请，我们要在全球治理和自由贸易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进中国全球利益的制度化。
第三，专注于东亚战略拓展，打造地区新秩序。英美两个世界大国形成的重要历史经验是，全球布局与地区聚焦并重，致力于夯实地区优势，而欧陆均势被打破是英国霸权销蚀的根本所在。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已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传统而言，大国地区战略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获取地区主导地位为目标，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趋势之下，大国的地区战略路径转而追求地区共同利益，将开放地区主义作为战略工具，将地区制度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主脉络，将地区秩序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愿景。
中国当前仍是具有重要全球性影响、以东亚和周边为核心的亚太大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迈向世界大国的征程之中，这一阶段最为关键的是如何确立所在地区的引领国地位，因此东亚的关键性地位愈加突出。如何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应被视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东亚秩序建构与中国战略息息相关。进入21世纪，中国立足临近地区，致力于促成东亚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收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地区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中国在地区秩序建设中的努力为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展望未来，东亚秩序转换加速，地区内外各国均致力于促成有利于自身的东亚秩序架构，地区秩序走向竞争激烈，中国专注东亚战略拓展、完善中国的地区秩序战略框架恰逢其时。
第四，聚焦共建一带一路，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带一路是中国面对改革开放关健期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期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是密切结合全球视野、地区重心和国家基石的战略构想。从某种角度来看，将一带一路与美国战后建立世界霸权的马歇尔计划进行比较，确实能够体现出中美世界理想实现路径的不同。历史地看，美国依托其深厚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从周边和地区拓展开始，通过对外贸易和投资，辅之以政治协调和安全手段，稳步推进，抓住机会进行制度建设，成为利益提供者、合作倡议者和规则制定者。马歇尔计划被视为美国的经典之作，诸多学者将其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提并论，比较研究甚多。国外政策研究界多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但实际上、二者有着根本差别前者以共同发展为根本属性，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以务实合作为导向，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目标；后者不质上是一项政治与安全战略，美国通过附加系件的援助，开始了与苏联的冷战工进程中国可以根据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经济需要和特点进行周密的筹划，制定符合其利益诉求和市场需求的计划和政策；根据条件成熟程度，有重点、分阶段地加以推进；在整体计划之下，争取建立双边合作机制以提高合作的成效，同时充分利用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和机构。中国应坚持推进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积极促成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落地生根。
从国际角度看，一带一路为中国加快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国际合作格局指明了方向，为所涉国家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倡议聚焦东南亚和中亚，贯通亚、欧、非三大洲，为中国开辟了走向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的新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陆海并进、依托亚洲、辐射周边、影响全球的特征，体现了中国对建构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机制的思考。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亚洲国家为重点，以构建陆上和海上经济合作走廊为形式，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区城合作安排。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表明了中国新的国际定位是全球性大国，不把自身利益局限于亚洲，而是寻求全球范围的区域制度化合作。
“一带一路”是中国通过陆海构建对外经济合作、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倡议，是新形势下中国应对国内外困境、把握国际规则制定权、构建国际话语权体系的重要举措，与相关国家共同探讨建立包括商品贸易发展、投资便利化、金融风险防范、经济发展互助、货币与汇率协调等方面在内的合作机制势在必然。“一带一路”建设以各国政策与规划的对接实现发展的国际协同，以合作路径与方式的创新推进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推动中国开放型发展布局的历史性转型升级。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超越了发展合作的传统范畴，上升到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高度，是中国对外开放与地区合作、全球发展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实现新世界理想的战略抓手和核心路径。
第五，以经济手段作为主要战略对外拓展，致力于塑造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秉持经济主义（ccomomism）的理念。所谓经济主义，既包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战略安排，亦表明以经济为主要对外手段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国际战略设计。中国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而经济手段可能是通过与国际社会交往获得双赢局面最重要的手段。乔治·莫德尔斯基（Ccoge Molelki）指出，世界大国首先是世界经济主导国，即经济规模大、富裕程度高，而且在技术革新条件下主导性产业部门兴旺，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
由于经济全球化自身的内在逻辑缺陷、中国正生活在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发展与不稳定并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类发展逻辑的优先点应该是自我实力的增强。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培育，还源于全球化条件下战略资源的获得。中国不可能完全依赖国内资源支撑巨大经济规模并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满足10多亿人口的物质精神需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深刻阐述了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战略思想。
习近平指出，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我们要放眼长远，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持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明确地提出，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从开放型中国经济到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积极承担世界责任，将其世界理想现实化，为其实现找到了重要共识和可行路径。
第六，强调文明互鉴的战略价值，夯实中国软实力。同样重要的是，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以硬实力的稳步上升为标示，也必须以软实力的增强为基础，中国需将提高软实力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作为增强国力的核心。中国多年来专注硬实力增长，部分忽视软实力提升，二者之间的不匹配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损伤了中国潜力的发挥。从国际层面上看，中国在吸引他国追随、改变对方立场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提出议题、设置议程、引导舆论等方面总体上处于弱势，尚未掌握国际话语权。软实力建设事关中国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国际国内两个舞台上塑造和展示自己的魅力。它不仅要求中国要努力争取他国理解和接受自己的优秀文化、发展模式和外交理念，而且更强调中国如何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等领域进行富有吸引力的建设与创新，而后者更是基础性的关键议题。习近平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为此开辟了道路。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呼吁世界各国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核心价值，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共同打造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要求我们积极挖掘人类不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各种优秀文明价值，特别是积极吸收各种文明的世界主义思想价值的有益成果，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政治指引，努力克服自身国家局限，有效应对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危机与挑战。尤其要深刻认识到目前世界各种价值观主要服务于各国的狭隘利益和短期需求，具有浓厚的国家中心主义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尊重各国的差异性与世界多样性，又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纷争和地缘文明差异，展现了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作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主义的辩证超越。有鉴于此，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蕴涵和文明互鉴的战略价值，积极推动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至为关键的文化基础。（注释略）
来源：《国际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 发表时间：2020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