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国在抓住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同时，也面临着各方面随之而来的严峻挑战，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各种社会矛盾进入多发期。习近平在承续和深化毛泽东、邓小平等的有关思想时，根据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探索和创新了一些方法、原则和路径，为正确处理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理论指导。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同时，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方面的矛盾也进一步凸显。
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正处于发展、变革和调整的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然没有变，合作与共赢已成为时代潮流，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逐渐突出。科技革命和信息化带动了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由此带来了世界各个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心的多样化的格局，国际力量的对比更加平衡，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越来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人类依然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世界经济近年来增长动能明显不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叠加各地区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因素带来的局部动荡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等等。就国内形势而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也面临不少的困难和挑战。经济建设上，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逐年提高，很多方面都进入了世界前列。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0367.4亿元到2016年的743585.5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居民消费能力也逐年攀升。人民生活方面，我国的城镇化率保持着过去五年年均提高1.2％的速度增长，医疗、住房等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也基本建立，高铁、公路、港口、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科技文化方面，天宫空间站的建设、国产大飞机的试飞等等，创新型国家建设硕果累累。可以说，中国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所带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然而，“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带来了一系列变革和要求：经济发展方式要求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增长动力也要求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型驱动，等等。这些变革和要求，冲击着我们一直以来的“速度情结”，造成了“换挡焦虑”。
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给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各种矛盾和问题。如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调整行业企业过时或僵化的发展方式，协调其中的利益关系；如何在地区、贫富差距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的情况下，缓解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何在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的情况下，预防和化解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等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何处理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以及由此诱发的人民内部矛盾，等等。诸多无法回避的矛盾和问题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和治理能力，“这些问题，必须着力加以解决”。
面对新时代诸多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习近平充分吸收和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宝贵经验，并有所创新。
毛泽东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外出现的新形势，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并且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重要观点。敌我矛盾主要是分清敌我，采取的是专政的手段，而人民内部矛盾则主要是分清是非，采取的是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总之……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毛泽东还强调，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并对不同领域内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处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的这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习近平所充分重视和吸收。首先，从宏观上强调要加强学习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视包括人民内部矛盾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提高处理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明确指出：“社会总是在解决矛盾中不断前进的。”他强调：“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不管是新矛盾也好还是老问题也罢，“要认识好、解决好，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所以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任务，把学习放在了第一位。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党史、国史。通过学习，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要通过学习，使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规律，探索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不断提高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
其次，强调要重视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及其方法原则。习近平在主政浙江时就谈道：“五十年前，毛主席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半个世纪过去了，伟人著作至今读来，对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仍然很有启发意义。”习近平分析说，虽然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由就业、保障、收入分配、土地征用等原因带来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其表现形式、交织程度等都更加复杂多样，解决难度也大大提升，而“无论其表现形式多么复杂多样，就其性质而言绝大多数还是表现为人民的内部矛盾”。处理这些人民内部矛盾时，决不能用强制办法或置之不理的态度对待，一定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过一个重要论断：‘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我们今天考察基层民主与社会和谐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综合采用各种手段，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争取将人民内部矛盾控制在“源头”，化解在“源头”，消灭在“源头”。
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及其基本方法时，也进一步深化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一些观点和方法。
第一，深化了改革和发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和根本途径的观点。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才能抓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否则一切只是空谈。胡锦涛也着重强调：“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
习近平在此基础上分析指出，我们的改革往往是由各种矛盾和问题倒逼产生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中得以深化。我们已经积累了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矛盾和问题的经验，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对于如何改革，习近平从化解改革过程中的矛盾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宏观上的基本要求和原则：一是我们的改革与发展是有方向、有原则和有底线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二是我们的改革与发展是有立场的，这个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不但要“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而且“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在遇到一些利益难以权衡或者关系复杂的矛盾时，“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三是改革的态度要积极，要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勇气。我国经济的“新常态”表明，容易的都已经做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比较棘手的“硬骨头”。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要坚定改革的信心与勇气，要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四是在改革的整体视野和方法上，要有大局意识，要从全局统筹考虑问题。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其牵引作用，又统筹考虑其他领域的改革，协同配合，整体推进；既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宏观思考，又摸着石头过河，慎重推进阶段性改革。
第二，深化了制度建设特别是民主法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观点。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种种错误，大都与制度方面的因素有关，因此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人民内部的各种复杂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江泽民也强调：“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把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使得各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能够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胡锦涛多次强调，要“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平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指出，预防、减少、化解各方面的社会矛盾，“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因为从根本上来说，预防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是需要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而制度始终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所以习近平特别指出，各级领导干部既要“从制度、机制、政策、工作上积极推动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工作”，又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努力把我们的制度优势、法律法规充分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有效减少和化解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要建设法治中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协调一体建设。党的十九大则提出了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习近平着重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抉择，“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因此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统筹考虑，“对各类社会矛盾，要引导群众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推动形成依法办事、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
此外，习近平还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从利益关系特别是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为新时代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基本理路。
在承续和深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习近平还从原则与路径方面对新时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创新。
第一，对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做了科学判断，从而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中，社会主要矛盾居于第一层次的社会基本矛盾和第三层次的两类矛盾和其他矛盾之间，处于第二层次。与代表着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不同，它代表着人与物之间的矛盾，它既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反映着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又影响和制约着人民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
1956年党的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的说法，并揭示出主要矛盾的根源在于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其后虽然经历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偏差和曲折的阶段，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恢复了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邓小平在1979年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其后中央又在有关决议中正式概括了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多年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和抓住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历史性的成就，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综合国力等显著提升，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并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迈进。正是在这一基础和背景下，人民群众对生活的需要也更为广泛，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和增长。一方面，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人们对现有需求的层次也进一步提升，“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然而面对这些日益增长的需求时，我们在供需、区域、群体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
正是基于这些客观情况的变化，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强调，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习近平着重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变化，是关系党和国家发展事业，关系到人民根本利益和幸福的全局性的、历史性的变化，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直接影响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而能否解决好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更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和妥善解决好新时代的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第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梦”和“不忘初心”的思想，为新时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价值导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既需要方法层面的恰当手段与策略，也需要价值层面的理想诉求与目标导引，后者以前者为实现手段，前者以后者为价值牵引，两方面辩证统一。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视角来看，在价值观念复杂冲突以及理想信念断层甚至是缺失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习近平围绕人民以及其内部之间关系的处理，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强调了“中国梦”和“不忘初心”，为新时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和明确了理想目标和价值诉求。
一方面，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发生主体即广大的人民群众而言，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价值诉求，自觉调整、规范内部之间的利益及各种关系，凝心聚力实现“中国梦”。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以及人民的幸福，都是建立在社会和谐的基础上的，而实现社会和谐也是“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要求我们放眼长远，经常性地将自己的个人利益、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与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统一起来，自觉地调整、处理好其中的利益关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积极投身于“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的“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之中，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实现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反过来说，个人利益、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与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国家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利益的实现和目标主体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中国梦”既是整个国家的梦、整个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但“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而在价值取向多元化且易发生冲突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以“中国梦”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作为整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诉求来团结和凝聚各方力量，对于社会结构调整以及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等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处理主体特别是党员干部而言，除了“中国梦”的价值诉求之外，习近平还着重强调了要“不忘初心”，以“初心”来对待增进人民福祉的事业和处理发展中遇到的矛盾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不忘初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既是纲领，是目标，又是精神，是旗帜，更是理想信念和宗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持人民的立场。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共产党人如果信念不坚定，缺乏理想信念这个“钙”，就会经不起各种诱惑和考验，丧失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而坚持理想信念，其出发点与落脚点仍在于增进人民福祉。因此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保持了这份“初心”，就能“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保持了这份“初心”，就能在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时，摆脱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妥善解决。
第三，以解决“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党内外议论较多的”党群干群矛盾为切入点，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反腐败工作两大主要途径，着力于党的作风建设，为新时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了突破口。为广大群众所诟病甚至是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等已经严重影响党的形象，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大诱因。党群干群矛盾的解决与否，不仅关系到与之相关的其他人民内部矛盾的应对与处理，更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首先，在理论层面，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常态化任务常抓不懈，筑牢作风建设的思想防线。毛泽东曾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习近平紧紧抓住这一锁钥，并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全方位论述并推进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党的性质和所面临的形势来看，党的根基和力量都在人民，密切联系群众，真心实意地服务群众，既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又体现出了与其他政党的重要区别。而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考验和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危险都更为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所以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既是解决党自身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一系列问题的要求，又“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从目标和任务来看，总的目标“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可能通过几个举措一蹴而就，更多的是有赖于长期性的、经常性的工作来解决，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这项工作，“集中解决……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从推进途径和方法来看，则“要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找准靶子，有的放矢，务求实效”。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在承续毛泽东延安时期提出的“照镜子”等12字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际情况，将其化为常规性动作，以实现自我的不断净化、革新、提高与完善。
其次，在实践层面，以铁腕手段惩治腐败和不正之风，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全方位高压态势。习近平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所以实践层面的“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格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全覆盖、零容忍、无禁区，形成和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和强大威慑。十八大到十九大期间，党中央以壮士断腕和猛药去疴的决心和勇气，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达154.5万件，处分各种违规违纪和腐败人员达153.7万人。与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相配合，习近平还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因此要进一步推动腐败多发的领域和环节的改革，将由体制缺陷与制度漏洞造成的腐败现象尽可能减少，多方面合力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同时要强化公开与监督，形成全方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修订和联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工作规划，实现制度建设上的与时俱进。据有关调查显示，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由2012年的75％增长到了2017年的93.9％。习近平清醒地指出，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工作“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
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重要任务，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问题。如果不及时纠正，就会在党和人民群众中间形成一堵无形的墙，党也就失去了力量、根基和血脉，人民内部矛盾也就容易发生。所以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底”。必须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经常抓、长期抓作风问题，“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第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为重点，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推动共同富裕，为新时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保障。在地区、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等问题相当严峻的背景下，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往往容易成为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源头。毛泽东曾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习近平对此深以为然，他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特地引用了毛泽东这段话，提出我们要主动适应民生工作宏观环境和内在条件的新变化，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与水平，统筹做好各方面的民生工作，特别是要注意两个方面。
其一，要通过制度安排、机制体制创新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国社会历来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虽然由于阶级阶层、历史阶段以及认识水平的不同，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解和诉求可能会有差异，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综合来看，造成社会的不公平非正义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够，另一个是机制体制未建立或不完善。因此我们既要不断推动经济稳步发展，不断做大“蛋糕”，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又要尽量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分好“蛋糕”。特别是在改革发展的红利和成果不断释放的情况下，要加快推进民生领域机制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薄弱地区、薄弱环节倾斜，使全体人民更为公平地分享到改革发展的红利。“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所以社会公平正义好比一面镜子，我们要时常“照一照”，不断地改进和创新社会治理能力。总之，要“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其二，要做好社会托底工作，加强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建设，特别是帮助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推动共同富裕。习近平指出，社会治理要抓关键、抓重点、抓薄弱环节，特别是在“社会问题矛盾增多的情况下，尤其要履行好保基本、保底线、保民生的兜底责任。要从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着手，增强民生工作针对性、实效性、可持续性”。一方面，要在保证财政等公共资金配置使用向民生领域倾斜的情况下，针对群众最关切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发力，特别是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要加强帮扶。比如对供给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下岗职工，就要“更加关注就业问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落实和完善援助措施，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尽快就业”，等等。另一方面，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困难群众的数量仍有不少，因而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就成了我们工作的必然要求。就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而言，目前任务最繁重、最艰巨的就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和现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在扶贫“怎么扶”的问题上，习近平建设性地提出了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批”工程思想，并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战作出了一系列工作部署和要求。他反复强调，“扶贫工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必须扎实，脱贫结果必须真实……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获得群众的支持和认可。
习近平着重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把“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检验标准，把关涉到人民利益的工作抓好抓实，“推出的每件事都要一抓到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从上述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习近平承续了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一步深化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有关思想，并根据新时代国内外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习近平新时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与毛泽东所开创的事业及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来源：微信公众号思想火炬，https://mp.weixin.qq.com/s/VojUNov2fyGuEjyVjIJj0w 发表时间：2020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