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令“互联网+医疗健康”照进越来越多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

据国家卫健委规划信息司统计， 疫情防控期间，国家卫健委属（管） 医院互联网诊疗比去年同期增长17 倍，一些第三方平台互联网诊疗咨询增长20多倍。来自银川互联网+医疗健康协会的数据也显示，疫情防控期间，该协会会员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共完成网络义诊量约2000万次。

数字是一个表征。它意味着， 在国家和地方陆续出台的支持性政策、公众线上医疗健康需求空前旺盛的双重驱动下，互联网+医疗健康行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而在未来，这种良好态势还将继续。

按照6月1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国发〔2020〕6号）要求，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相关工作由国家卫健委牵头， 年内持续推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目前处于怎样的阶段？下一步，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发力？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以审慎务实的态度进行制度创新，将为互联网+医疗健康行业打开更为广阔的天地。

政策利好不断，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是底线

“在健康中国战略下，为全体国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互联网+医疗健康’是必选项。”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疗保障研究室主任顾雪非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医疗健康”在改善就医体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2018年以来，围绕互联网医疗的政策开始密集出台， 我国互联网医疗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长期发展的政策导向比较明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马源向《中国发展观察》介绍，这些政策包括“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总领性政策， 针对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诊疗、远程医疗的规范管理办法，以及关于“互联网+”医保服务等配套政策， 覆盖了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涵盖主体准入、医师资质、诊疗行为、医保支付、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等要点，构建了融线上线下于一体的医疗服务监管制度。与此同时，广东、山东、福建、四川、宁夏等多个省市区也出台了相应的省级方案，政策层层递推，助力互联网医疗步入发展快车道。

特别是，“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按照线上线下公平的原则配套医保支付的政策，大大促进了互联网+医疗健康行业的繁荣发展。”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疗保险服务处处长冷家骅对《中国发展观察》记者表示。据记者了解， 今年以来，北京市已陆续公布了多批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山东省也一直在推进“互联网+医保+医疗+医药”综合保障体系建设。

而在今年的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存在交叉感染风险、交通不便等因素，线上医疗健康服务（尤其是线上问诊、开具电子处方等）更成为患者及家属在特殊时期的第一选择。

互联网医疗企业亦纷纷抢抓这一机遇。好大夫在线创始人兼CEO 王航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在该平台实名注册的医师约23万名，近80%来自三甲医院。患者可通过好大夫在线App、PC版网站、手机版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多个入口与医师取得联系，方便获得线上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医院/医生信息查询、图文问诊、电话问诊、远程视频门诊、门诊精准预约、诊后疾病管理、家庭医生、疾病知识科普等多种内容。截至2020年6月，好大夫在线已累计服务超过6400万名患者。

“当信息可以很方便地获取的时候，背后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一定会随之改变。”王航说，擅长某种疾病治疗的医生、科室、医院可以通过互联网精准地聚集越来越多的患者，从而进一步提高诊疗水平。与此同时，患者也能够获得更专业、更高效的治疗。

本刊记者了解到，考虑现实需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卫健委先后印发多个文件，推动互联网医疗服务在特殊时期发挥积极作用。这些文件包括《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关于在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开展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国家级远程会诊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线上服务进一步加强湖北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等。此外，在2月底，国家卫健委联合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5月8日，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和规范管理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330号）。该通知强调，各地要坚守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底线， 在开展任何试验探索时，不得突破现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的有关规定，按照国家卫健委《关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3个文件的通知》要求，不断规范互联网诊疗和互联网医院的准入和执业管理，加强监管。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上述通知的发布，意味着在国家卫健委层面，互联网首诊依然未被放开。

“就现阶段而言，整体看来， 互联网医疗还无法实现完整的首诊过程。互联网首诊是否可行，需要在不同学科、不同场景下，以务实的态度分别讨论。”顾雪非对本刊表示，一个病种是否可以进行互联网首诊，关键取决于该病种的线上诊疗能否达到医疗标准，这在不同的专科情形是不同的。比如皮肤病，医生可以通过远程读取高清图片信息进行确诊，这个病种的互联网首诊就具有可行性。

在更多的临床科室，其首诊还是强调医患双方“面对面”问诊。“如果只靠线上，医疗方面的不确定性太多，往往无法完成符合诊疗规范的首诊。”冷家骅举例说，他所在的胃肠肿瘤外科，医师在首次接诊患者时，进行相应的物理诊断（如触诊、指诊等）是必须的环节。西医的“视触叩听”、中医的“望闻问切”，在首诊中都是必要的，是医师对患者病情进行初步判断及提出下一步诊疗意见的基础。而线上通常只能完成其中一部分。

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进步，在大多数疾病的诊疗规范中，查体、化验、影像学检查、病理检查等成为确诊的重要依据，而这些仅仅通过互联网问诊显然无法完成。

“此外，从医保角度说，线上首诊还面临如何核实患者身份、确认患者医保资格等问题。”冷家骅说，从医保角度看，将常见病、慢性病的“互联网+”复诊服务可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是审慎的。

在顾雪非看来，作为线下医疗行为的有益延伸和补充，互联网医疗的优势在于分诊、部分常见病和慢性病的复诊，以及线下诊疗的后续咨询。而优质医疗资源稀缺的问题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存在而彻底解决，如何客观公正地对互联网医疗服务质量进行有效评价，则是互联网医疗发展当前面临的两大问题。

马源在调研中发现，互联网医疗在一些标准和制度规范建设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包括在线问诊标准、服务标准、纠纷解决机制、数据标准、平台责任等尚不统一等， 从行业长远发展来讲都亟需完善。

完善相关政策，打通“互联网+医疗健康”供需两端

互联网+ 医疗健康的供需两端，分别是医师和患者。在马源看来，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未来发展， 相当程度上在于能否彻底打通“互联网+医师多点执业”和“互联网+ 医保”，充分调动起海量的医师资源来满足患者的诊治需求，最终实现资源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

马源表示，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一个突出难题就是医师多点执业政策。虽然现行政策已经明确对医师多点执业放宽了条件，但医师不能独立注册，且职称评审、职务晋级、工资福利、学习进修等都与所在医院的管理制度密不可分，这种依附关系让不少医师心有疑虑， 跨区域执业也存在不少限制。截至2019年底，我国注册多点执业医师数仅20余万，占比不足6%。

从互联网+医疗健康的需求端来看，过去由于线上问诊没有医保付费，用户流失严重。2019年8月， 国家医保局公布《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对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互联网+”医疗服务，按照线上线下公平的原则配套医保支付政策，为“互联网+医保”打开缺口。2020年初，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国家卫健委和国家医保局联合出台文件，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但马源在调研中了解到，不少互联网+医疗企业对政策落地细则还有些担忧。比如，政策要求限定在当地有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 只针对常见病、慢性病提供复诊服务，其他被排斥在外；此外，由于医保控费要求，实体医院难以把宝贵的额度切分给挂靠或合作的互联网医院；现阶段医保以属地管理为主，跨省尚未全面打通，各地出于对控费和骗保的担忧，对互联网医疗实现结算依然困难。

马源建议，加快落实“互联网+医保”，建立健全跨区域就医协议管理机制和基金预算试点。坚持对线上线下医疗服务同等待遇、统一管理，探索对已批准或纳入改革试点的互联网医疗企业开放医保定点，例如单独开列支付单位和分配支付额度等，除将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在线复诊服务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外，还可探索首诊试点的病种及复诊扩围的病种一并纳入支付范围。为适应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以及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发展需要，要合理规划各类医疗资源布局，促进资源共享利用，抓紧探索开展跨区域基金预算试点。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覆盖医保定点单位、执业医师、病种、病患的医保监管系统，强化过程追溯和信用监管，建立红黑名单制度，从严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确保基金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顾雪非认为，“互联网+医保” 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两种路径。一是按照传统思路，有条件、有标准的服务项目报销。他说，这需要制定线上诊疗服务的标准，包括清晰的项目规范和相应的价格、医保支付标准。影像诊断、病理学、药学服务、精神心理咨询、重症监护、疾病预防、慢病管理、急诊等不同应用场景下应有不同的服务项目标准和软硬件要求。特别是，服务项目的编码和内涵制定取决于某种线上服务能否达到诊疗目的和质量，因此线上服务项目数量必定远远低于线下。

此外，同类项目线上和线下的比价关系需要考虑，互联网医疗和分级诊疗的关系也需要慎重权衡， 因为互联网的便捷性并不能解决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性问题。此外， 不同平台模式下的利益分配机制则决定了其能够持续发展。

二是在整合型医疗服务的大背景下，医共体打包付费。顾雪非认为，在这种机制下，医共体有动力去提供包括慢病管理、复诊在内的远程医疗服务。他说，若建立医保基金结余留用、按绩效付费的激励机制，成本效果好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必然会得到医共体青睐，同时解决了互联网医疗项目规范、定价和支付，以及监管难题。而当互联网医疗服务成为医共体的主动行为时，医共体必须对其提供的线上服务的边界进行把握，互联网医疗和分级诊疗的融合问题也随之解决。

王航分析，医保支付向互联网医院放开之后，第三方平台能够获得的医保份额非常小，若想拿到更多份额，必须降低价格， 提升用户体验。他认为，互联网领域的竞争手段，将来都可能在互联网医疗领域展开。“ 但患者的需求是不同层次的，平台可能会把自己的服务拆分成两个领域，一部分是基本医疗需求，要保证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另一部分是商业医疗需求，用户对医疗服务有更高要求， 希望有更多选择。” 王航称， 随着部分人群对商业医疗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商业保险将迎来发展机遇，可以用商保来覆盖医保覆盖不了的内容。他认为，医保成本降低，商保空间增加，将是未来极有可能出现的态势。

冷家骅表示，常见病、慢性病“ 互联网+ ” 复诊服务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后，患者足不出户就能方便地使用医保就诊和报销，各种成本大大降低。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线上诊疗“零接触”的医患互动方式，在减少人群聚集、降低交叉感染风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长远看， 也应该评价这种便捷的可及性是否存在诱导参保患者过度使用医疗资源的可能性。

他还提到，在医保框架下， 线上复诊的界定等问题仍需细化。需要探讨的是，复诊不是简单的医师线上开处方，更重要的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而如何在互联网环境下动态监测患者的相关指标，患者完成线上诊疗后是否同样具有和线下诊疗同等的依从性，从而确保诊疗质量，从目前看，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冷家骅特别建议，无论从医保角度还是从诊疗质量和规范角度，应当对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设置一整套指标进行评价。根据整体评价结果，如果同样的病种，互联网线上诊疗效果能够达到现实场景中的临床诊疗效果，或者差别不大（在合理可接受的区间），那么下一步，应鼓励此类线下诊疗行为向线上转移。如果线上、线下的诊疗效果产生严重偏离，那么应对线上诊疗行为进行系统性评价。他强调，未来线上、线下诊疗相结合， 形成完整的诊疗数据体系，将有助于提升整体的医疗质量。形成的大健康数据将为下一步卫生政策的调整提供重要参考。

行业不断探索，新的商机正在显现

互联网+医疗健康行业正在迎来发展的风口。

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 年中国互联网医院行业市场前景及机会研究》显示，2019年，我国互联网医院数量约300家。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报告预计，2020 年中国大健康产业市场规模将超过9 万亿元，增幅32.1%。

“应当继续扩大互联网医疗的创新探索空间，以制度创新带动社会投资和行业发展。”马源建议。

行业探索正在进行，新的商机正在显现。

王航认为，虽然互联网医院不能做首诊，但能对首诊病人提供咨询和导诊服务，而且互联网医疗第三方平台是跨地域的，能够建立中立的口碑体系，成为患者的就诊指南。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医疗第三方平台汇聚了大量新患者，在新患者的导诊、转诊环节，第三方平台和公立医院则可以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关系。如此，公立医院可以把第三方平台视作自己的“网上医疗基层机构”。他分析，短期来看，公立医院可以建立自己的互联网医院；但长远看，特别是从精准地筛选专科患者这个角度看，公立医院将和第三方平台形成合作关系。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合作共建模式开始运作。

“互联网医疗是未来医疗体系的一支关键力量”，马源表示，数字技术与医疗行业、健康行业、生物技术行业的融合正在日益深入， 互联网+医疗健康行业蕴含着巨大的变数和机遇，众多社会资本将其作为布局重地，培育出不少新模式新业态。虽然发展趋势受到各界高度重视，但创新充满不确定性。他说，传统政策体系难以适应快速创新的需要，应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投资，坚持“放松准入、包容创新、宽严相济、敏捷监管”，以试点促改革，动态优化制度环境，加强各类医疗机构之间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建设医疗云、医疗监管平台、病患大数据平台等互联网医疗基础设施，提升监管能力，培育互联网医疗服务新模式新业态， 盘活现有医疗资源。

此外，统筹推进互联网医疗改革，坚持放管结合，扩大试点范围和力度；守住医疗安全和用户数据安全底线，提升大数据利用和治理能力也是未来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总而言之，制度创新是互联网医疗长远发展的出路。”马源说。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记者：杜悦英 发表时间：2020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