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麒、马志翔: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扶贫:理论探讨、政策体系及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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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民族地区是脱贫攻坚工作的主战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巩固脱贫攻坚任务重。文化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持久动力,文化扶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路径。为实现2020年所有贫困县脱贫摘帽目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边疆民族地区需要加快推进文化扶贫工作。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文化振兴,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从文化事业方面,整合乡村各类文化资源,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从文化产业方面,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创新线上和线下文化产品。从“扶贫扶志”方面,推动贫困人口内生式发展。

基金项目:2018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云南农村改革40年实践经验研究”(项目批准号:ZDZB201801)课题研究阶段成果。

贫困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的“反贫困”工作经验和成果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肯定和推崇。2013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经有780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到2020年底,全国所有贫困县将全部摘帽,现行标准之下的贫困人口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贡献。对于已经脱贫的地区和人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但需要解决生存问题,而且需要激发发展的内生动力。文化是发展的持久动力,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路径,是预防贫困户致贫、返贫的重要保障。

一、文化扶贫是摆脱意识贫困的根本之策

中国是全世界减贫人口最多、成效最为明显的国家。极端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61%稳步下降到2014年的4.2%,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一)贫困文化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文化的存在是智慧族群特有的社会现象。由于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及思维主体不同,文化之间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是,文化来源于实践,影响实践的根本性却是一致的。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通过对贫困社区和贫困家庭的实际考察,从社会文化的视角解读贫困现象,提出“贫困文化理论”。他认为,现代国家的贫困不但是一种经济状态,而且是自成一体的心理状态。对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来说,现实的物质基础导致他们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由此产生出脱离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贫困亚文化”。在“贫困亚文化”环境中熏陶和成长的年轻人,如果没有文化环境的转化或者其他外部力量的介入,这固有的文化会传承和塑造其特点和人格,最终导致贫困代际传递。贫困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结构,包括其对抗性的世界观、消极的人生观以及多变的价值观。在生产生活中表现为,人际关系与家庭关系的紧张,劳动观念与消费观念的偏离,主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错位等。

这一理论主要的出发点是基于西方国家存在的“贫民区”“贫民窟”等共同的“文化场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在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和“贫困村”等概念与西方国家的“贫民区”情况有所不同。在农村,富裕的人口与贫困人口在居住方面没有截然分开,处于交错杂居的状态。人际交往上没有明显分离,决定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依托于血缘、地域及传统道德等自然形成的关系。在社会保障上,国家健全的社会组织网络对民生问题高度敏感,具有高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和工作成效考评机制,能够有效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和协调发展的基本方略,能够确保边疆民族地区和贫困人口享受差异化、倾斜性帮扶政策。

(二)贫困行动实验室的贡献与不足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通过对全世界18个国家和地区的深入调研,从贫困人口的日常生活出发,寻找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以贫困人口的生存和选择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扶贫援助、制度设置对贫困人口的价值与意义。他们认为,贫困人口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有生存的考虑与文化的影响。他们发起成立的“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致力于将庞大的反贫困工作分解为具体而细小的类别,使用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公共卫生、小额信贷及防治艾滋病等具体工作的指导,推进全球的反贫困事业。目前,“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已经在五个大洲成立了办事处。他们不仅在研究技术创新、制定政策和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成就,而且在采用团队方法来评估“反贫困”成效方面做出贡献。

他们以科研团队推动扶贫工作,拥有精准细致的优势,也存在缺乏统筹协调的劣势。“反贫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精密的设计,也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在小范围之内可以选择用“社会实验”的形式推进扶贫工作,但是在较大的范围之内将面临难以克服的挑战,包括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反馈与纠错,内部制度挑战者的安抚与处理,外部利益攸关者干扰的排除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政府的集体意志,需要政府展现决心和魄力,统筹协调,强力推进。政府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健全的组织体系和有效的社会动员网络,是推动“反贫困”的最佳领导力量。

(三)中国文化扶贫理论的特色

彻底消灭贫困,必须从物质贫困和意识贫困共同入手。解决意识贫困问题,激发贫困人口发展内生动力,才是扶贫的根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工作时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

中国历来重视文化的作用,强调“以教化政”,认为文化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传统政治思想中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大同社会”。所谓“大同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传统的民本思想中也反复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认为要重视民意、爱惜民力、改善民生。在长期的发展演化中,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助人为乐、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优良文化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其始终将文化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文化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2011年,更是将文化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正式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目标。2014年,在总结过去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自信”正式明确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任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文化扶贫理论的鲜明特点。依托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充分利用健全的基层组织力量,从文化和精神等层面,支持和鼓励边疆民族地区和贫困户实现脱贫摘帽,是中国始终坚持的脱贫攻坚工作原则。帮助贫困户改变落后的思想观念,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学习新的脱贫技能,提高发展内生动力是中国始终坚持的文化扶贫工作基本目标。

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刚刚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县考察时就指出“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革命老区、边疆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在“三农”工作中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中之重,对于贫困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2015年,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中国的扶贫工作在对贫困人口进行政策性倾斜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文化扶贫的作用。在宁德工作期间,他就提出“思想的贫困是最令人担心的贫困。”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对贫困地区来说,外力帮扶非常重要,但如果自身不努力、不作为,即使外力帮扶再大,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只有用好外力、激发内力,才能形成合力。”同时提出“扶贫扶志”“扶贫扶智”及“扶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等文化扶贫的重要思想。

二、中国文化扶贫政策体系的发展与嬗变

文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晶,是人类自身存在的方式。人类社会迈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文化的跃迁。

(一)文化扶贫政策体系的发展脉络

文化扶贫政策体系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

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扶贫作为对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主要是与文化宣传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及教育工作等一起推进。文化扶贫内容主要集中于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由教育和文化等部门负责。

第二阶段是规范化阶段,1986年5月16日,国务院成立国务院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牧渔业部,主要任务是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指导和尽快改变贫穷面貌。1988年7月18日,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与“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合并,办公室设在农业部,职能有所增加。1993年12月28日,正式改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标志着文化扶贫工作进入新阶段。1993年12月,文化部“文化扶贫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文化扶贫工作走入正轨。文化扶贫工作由文化部、教育部、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共同负责。

第三阶段是具体化阶段。1994年,中国第一个全面的扶贫工作文件《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将扶贫开发工作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要求文化部门要为边疆民族地区安排建设一定数量的文化设施,改善群众文化生活,第一次正式提出文化扶贫任务。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系统阐述了文化扶贫的目标和方法,明确提出要引导和帮助贫困人口更新观念,重视确立贫困人口的主体地位,采取措施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将“文化建设工作”作为十大主要工作任务之一,要求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效能,积极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为新时代文化扶贫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

第四阶段是聚焦重点阶段。2015年,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纲领性的政策文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进一步提升了文化扶贫的作用,将“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作为扶贫工作的基本原则。2018年,针对脱贫攻坚工作中出现的贫困人口主体意识淡薄和“等靠要”思想突出等问题,国务院扶贫办、中央组织部等十三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将扶贫扶志作为当前文化扶贫的首要任务,要求通过具体的政策和有力的措施,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二)文化扶贫政策内涵的发展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文化扶贫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涉及文化、宣传、教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扶贫的内涵正在不断充实,越来越丰富。《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文化扶贫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一定数量的文化设施,开展电影巡回放映及文化流动车巡演,扩大电视收视率和有线广播覆盖范围。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限,这一时期文化扶贫工作主要立足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简单的文化服务,完成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任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文化扶贫主要任务是基本建立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自然村基本通宽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文化扶贫的主要任务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基本一致。这一时期文化扶贫的任务已经转变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提高文化服务效率并重,强调提供有质量的文化服务。

2017年,文化部发布的《“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对文化扶贫内涵进一步进行了扩充,提出一系列工作任务,包括推动边疆民族地区艺术创作生产,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加快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市场健康发展,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交流互通,加大边疆民族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等内容。

2018年开始的“扶贫扶志行动”则聚焦于贫困户内生动力的激发,从思想方面提出了开展扶志教育、技能培训和典型示范的要求,从方法方面提出了改进帮扶方式、发展产业和就业、加大以工代赈、减少发钱发物等要求。这一阶段的文化扶贫秉持精准的要义,强调顶层设计,重视系统协同推进。

同时,宣传、教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及人力资源等部门,也从自身职责出发,提出了相应的文化扶贫目标。文化扶贫逐步发展成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文化服务效率、培养人力资源及宣传教育发动等全方位的体系。

(三)文化扶贫工作取得的成效

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任务繁重,成效显著。我国边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总贫困人口的一半以上,贫困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省份有5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有12个,“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全部在西部。通过多年的努力,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扶贫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效。

1.现代化的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在县市、乡镇和村组建设了一大批文化服务基础设施。乡村综合文化站(室)、农家书屋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博物馆实现县域全覆盖。所有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及文化站实现全部免费开放。广播和电视覆盖率达到99%以上,行政村村委会、学校及卫生室通宽带率达到100%。部分边疆民族地区提前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

2.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稳步提高

在农村实施“小广场大喇叭”工程,每个村组确保都有一个集体活动的小广场,有一套用于文化活动的音响设备,从基础设施上解决文化扶贫的阵地问题。实施“总分馆制度”,在乡村设立文化馆和图书馆分馆,实现手机图书馆、流动图书服务车等文化服务全覆盖。按照文化惠民、文化育民、文化乐民的原则,在各地搭建起公益性文化活动平台,推行“订单式”和“菜单式”文化服务,定期开展便于参与的群众文化活动。优秀的精神产品进入基层、惠及群众,送戏、送书、送电影及送文化下乡蔚然成风。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及贫困户等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

3.深入发掘民族文化资源

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各地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感知民族文化的魅力,增强自身艰苦奋斗、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部分地区立足自身实际,彰显自身文化底蕴、转换民族文化资源,巩固文化扶贫基础和提升特色文化品牌。文化的引导力、凝聚力、组织力不断增强,贫困人口的自信心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四)文化扶贫面临的现实困境

随着文化扶贫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不断深化,一些存在的问题需要破除制约的体制机制障碍来解决。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行效率不高

尽管公共服务文化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是边疆民族地区依然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和薄弱环节。基层文化建设存在条块分割、重复建设及多头管理等问题,缺少统一的协调和规划,文化资源难以有效整合。总量不足与资源浪费问题并存,难以发挥出整体效益。一些地区在脱贫摘帽期间,文化扶贫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摘帽以后,缺少后续的管理运行、人才队伍配套,服务效能严重偏低。基层乡镇文化站人员缺编严重,很多人身兼数职,任务繁重,文化工作难以有效开展。村级缺少负责文化工作的专兼职人员,致使农家书屋及村民活动中心等文化设施管理和利用不到位,功能发挥严重不足。

2.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总体较低

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规模偏小,集约化程度不高,竞争力不强,市场占有份额小。文化企业的培育以及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薄弱,产业规模集聚效应差,辐射带动效应弱,产业发展缓慢。新媒体、文化创意等新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资源整合开发及产业融合度偏低,文化产品开发滞后。

3.贫困人口意识贫困问题突出

在一些地区,由于密集的扶贫政策支持,导致“安贫”“守贫”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群众内生动力激发不足。一些贫困人口存在“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思想,把自己的贫困归于老天的安排和命运注定,面对贫困怨天尤人,无所作为。个别贫困人口存在“得过且过,好逸恶劳”的情况,将政府的帮扶视为理所当然,依赖低保金、临时救助及社会捐赠度日,对基层扶贫工作者动辄以“对扶贫工作不满意”、上访等相威胁。

三、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扶贫创新的路径选择

文化建设内容丰富,文化扶贫主要包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大范畴中的项目。文化事业是按照国家意志和社会需求提供文化公共产品的,文化产业是按照市场规律和消费需求提供文化商品的。按照贫困县摘帽“三率一度”(漏评率、错退率、综合贫困发生率和群众认可度)和贫困户摘帽“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的标准,文化事业是脱贫摘帽的基础,文化产业是发展巩固的保障。在文化扶贫工作中,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各有侧重、相互补充。

(一)整合基层文化资源,巩固脱贫攻坚建设成果

让群众认可脱贫攻坚工作,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仅需要政策的落实和资金的投入,还需要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贫困户采取不同的文化扶贫措施。文化事业部门具有结构化程度高、人才队伍稳定和规则意识强等特点。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通过改革创新文化扶贫产品提供机制,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活力,建立和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运行机制,能够有效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长效发展,为乡村振兴奠定文化基础。

1.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随着农村网络条件的不断改善以及移动终端的日益普及,人民群众获取文化知识的渠道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到图书室、电脑室及文化站等传统文化机构读书看报、获取文化知识的人越来越少,传统的乡村电影和文化晚会已经难以吸引中青年观众。通过移动终端,人民群众能够以更加便捷的方式获取高质量的文化资源,但是不能够获得参与文化活动的现实体验。基层文化服务体系的职能将从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文化服务的普及,逐步转向文化素质的培养与文化活动的组织。在行政村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将分散于各个部门的文化工作职责和任务集中起来,统筹安排,集中谋划,能够有效降低工作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需要具备简单的文化演出、文体活动、展览展示及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功能,发挥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的积极作用。在脱贫攻坚工作的不同阶段,文化扶贫工作内容应该有所侧重。在起步阶段,一般以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宣传发动为重点;在推进阶段,一般以正确理解政策和加强思想教育为重点;在冲刺阶段,一般以统一认识和振奋精神为重点;在巩固阶段,一般以推进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为重点。四个阶段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

2.健全基层文化服务供给和运行机制

通过强化顶层设计,解决基层文化服务工作的体制问题。确实发挥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终端平台优势,实现人、财、物的统筹管理和使用。以国家政策性的引导为基础,制度体系的构建为保障,重新启动基层闲置的文化基础设施,重新赋能基层文化工作者。通过鼓励基层探索,解决好基层文化服务工作的机制问题。结合不同地区和不同服务对象的特点,设置不同的文化服务项目,采取“规定项目+自选项目”的方法,明确文化服务的种类和数量,细化文化服务的质量和要求,实现文化产品供给与需求相对接,文化服务数量与质量相配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文化扶贫需要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通过开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研究工作,推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活动开展和少数民族题材文化作品创作,打造少数民族文化品牌和艺术精品。立足于各地不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特点,利用地方节庆、民族歌舞和传统体育等不同载体,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在共同的群众性活动中,寻找与贫困人口思想上的“公约数”,规范非贫困人口与贫困人口行动上的“同心圆”,潜移默化中实现扶贫目标。

3.健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当前,基层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一般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文化部门和单位为完成工作任务而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另一个是通过政府向社会采购而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对于文化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任务,一般有较为规范的制度保障和专业的考核评估。但是,通过政府向社会采购的公共文化产品,则存在供需脱节、良莠不齐等现象。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原来具有重要价值的项目,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但是依然占用大量的财政资金。比如,农家书屋实际上大量闲置,“送电影下乡”观者寥寥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另一方面,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能够解决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项目因为缺少资金而难以有效开展。比如短视频、VLOG等形式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因此,在文化扶贫工作中,政府向社会采购的公共文化产品需要开展严格的绩效评价,通过规范化进行产品选择、质量控制、监督管理、成本核算、招投标管理和能力建设等环节,做好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建立科学合理、协调配套的评价指标体系,强化对文化扶贫具体成效的量化管理。按照所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群众认可度等标准进行考核评价,合理使用资金,确保使用效果。建立退出机制和择优机制,对不合格的承接主体给予处罚,对优秀的承接主体予以奖励,避免权力寻租行为。

(二)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巩固脱贫攻坚发展成果

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全球产业分类格局已经基本稳定。面对占据前期优势地位的产业竞争者,“融合发展”将成为“后发地区”产业发展的显著特征和重要趋势。通过将时间上处于不同阶段、结构上处于不同层次、资源上相互补充的产业进行优化配置,整合到同一个产业或产业链之中,能够有效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实现原有产业转型升级。

1.文化产业与多个产业存在耦合关系

文化产业具有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产业链长特点,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边疆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富集,一大批知名的文化品牌在国内外家喻户晓,文化产业发展潜力深厚。树立“大文化”理念,推动文化与市场相互接轨,促进文化与网络相互融合,实现文化与创意相互渗透,就能够超越传统产业的局限,为脱贫攻坚工作积蓄新的推动力量。

2.寻找文化产业发展增长点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经济本质上是“注意力经济”。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流量”是网络经济行为的基础。打造“爆点”是吸引“流量”较为有效的方法。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最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的东西。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就是文化产业发展最为有力的“爆点”。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乡村文化和生态文化等优势资源,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需要突出地域特色和个性特征,走信息化发展的道路。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政府需要加强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和合理利用,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边疆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优美、文化类型多样、文化人才济济。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市场的竞争,培育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能够将西部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将文化优势有效转化为发展优势。通过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发挥体制内文化院团的作用。体制内文化院团在履行好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确保文化资源保护传承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市场,利用好社会资源与自身资源,建立互利共赢和优势互补的开放性合作机制。按照创新和实用相结合的原则,推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和现代生产生活相适应,实现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有机统一。

3.实施文化产业发展差异化战略

文化产业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必须拥有树立行业内独具一格的优势。随着移动通讯的快速普及,网络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扁平化”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边疆民族地区在文化产业发展区位上的劣势。目前,中国网络经济发展在一线和二线城市已经处于相对饱和期,互联网人口红利基本触顶。而在中小城市及城乡结合部,网络经济发展空间较为广阔,有超过一半移动端的网民来自三线以下的城市。这些用户在消费、在线阅读和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与大城市用户有明显不同。“拼多多”“抖音”“趣头条”等定位于中小城市用户的互联网企业迅速崛起,证明贴近生活、贴近普通人的网络产品受到广泛的欢迎。只要有优秀的网络文化产品,通过适当的营销,就有机会吸引流量,产生经济效益。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来源于生活,具有天然的原生态特点,与工业化方式运作的流行文化截然不同。在“泛娱乐化”的文化侵蚀之下,许多人渴望回归到优美的自然与淳朴的文化之中。同时,康体休闲及健康养生产业的兴起,为文化产业差异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庞大的消费者群体,需要探索当地特色文化产品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投资兴办文化企业。通过对本土特色文化的策划宣传,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催生成长性好的特色文化品牌。在推动脱贫攻坚的同时,促进优秀民族文化瑰宝的网络传播。

4.改进文化产品供给方式

文化产品包括线上文化产品和线下文化产品。以直播、短视频、VLOG(视频博客)等为代表的新兴文化形式,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线上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平台。直播、短视频及VLOG等文化产品具有制作成本低、技术简单及方便快捷等特点。对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运作团队的边疆民族地区而言,是较为合适的线上文化产品供给方式。从产业发展角度而言,线上文化产品要产生经济效益,需要与电子商务相结合。通过包装、营销等手段,激发用户的消费欲望,满足用户的消费心理,从而帮助边疆民族地区和贫困户增加收入。电商扶贫和消费扶贫作为新兴的扶贫模式,优势在于有效激发了贫困户的内生动力,畅通边疆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产品流通渠道。其难点在于消费者第一次购买以后,如何吸引消费者多次购买?网络上屡见不鲜的“悲情营销”是消费人们的同情心,透支消费潜力。只有保证质量前提下的“文化营销”,才是打造产业的长久之计。线下文化产品内容较为丰富,传统的文艺演出、讲座展览等形式已经较为成熟,行业发展趋于稳定。由于历史基础、区位优势和专业人才等方面的原因,后发地区短期内难以赶超发达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需要深入挖掘和提取自身特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生产文化创意产品。通过推动旅游文化资源与创意设计的深度融合,鼓励旅游企业、文化院团与创意设计机构开展合作。利用各地的特色文化载体,提升旅游文化产品的设计水平,开发具有文化品位的旅游商品,组织体验性强的文化演艺活动,打造旅游文化产业链。

(三)推动贫困人口内生式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文化成果

中国贫困人口致贫的原因,除了灾害、残疾、疾病、教育及意外等原因,主要是内生动力不足。针对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政府各个行业管理部门已经建立起有效的帮扶制度体系。对于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则需要因地制宜、“一户一策”地解决。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立足本地的文化背景,通过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共同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活动,实现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通过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提高贫困人口对自身资源进行整合的能力,对自身脱贫需求进行识别的能力,对自身在市场和社会中位置的定位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存在感、获得感和价值感。

1.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社会文化发育相对缓慢,一些陈规陋习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相当一部分的贫困人口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生产和生活相对封闭,思想上容易受到贫困文化的影响,行为上经常缺少必要的自律,导致其缺乏脱贫摘帽的能力与勇气。长期的困难和反复的失败,已经使一些贫困人口对贫困状态产生新的适应性和惯性。解决贫困户思想的问题,需要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自治、德治和法治三个维度切入。从“自治”入手,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村规民约的作用。通过明确贫困人口的权利与义务,细化帮扶的措施,鼓励个人的努力,建立村民诚信体系。帮助贫困人口处理好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正确认识自身贫困的原因和脱贫的方法,合理定位自身的能力和水平,走出自食其力的第一步。从“德治”着手,改变贫困人口的精神风貌,以道德建设纠正公德缺失。通过“五净一绿一规范”(院内净、卧室净、厨房净、厕所净、个人卫生净、院内摆放规范)行动,用文明卫生的生活习惯改变其落后的生活方式,用一点一滴的成就感筑牢其脱贫的信心。开展符合乡村实际的孝心村试点,进行五好家庭、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创业之星等评选活动。宣传贫困家庭中勤劳致富、自力更生的人物典型,用身边人和身边事影响群众,实现道德教育入脑入心。从“法治”入手,改变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风气。对子女有赡养能力的“分户老人”,积极探索签订赡养协议,引导教育子女与老人签订赡养协议,定期了解赡养义务落实情况。对拒不履行义务教育法定责任的家长,提起公益诉讼,保障适龄儿童受教育权利。对骗取国家扶贫政策的农户,进行普法教育和行政处罚,精准落实扶贫政策。

2.创新脱贫攻坚制度保障

在脱贫攻坚具体政策的制定中,多征求和听取群众的建议,尽可能把人民群众的合理意见吸纳到脱贫决策中。探索设立“脱贫攻坚奖补基金”,针对不同贫困人口的情况,制定不同的补助标准。对自主就业创业和就地发展产业、自己动手积极改善住房条件及自立自强率先脱贫的贫困人口,给予差异化补助,形成竞争态势。对重病、重残及无劳动能力等特殊困难群体实行兜底保障,由政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开发适合贫困户的公益性岗位,确保“走不出去、有就业能力和条件”的贫困户就近就业。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对有资源无劳动力的贫困户,引导参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资产收益。以股份合作为核心、以股权关系为纽带,盘活农村自然资源、存量资产和人力资本。将国家补助资金、扶贫小额信贷等作为贫困户出资占股资金,采取“保底分红+收益分红”方式,稳定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建立“防贫保险”“防贫基金”等风险防控机制,统筹扶贫资金和社会捐赠资金,针对可能出现的致贫风险进行防控,由保险企业和公益基金进行帮扶,确保不出现新的贫困户、已经脱贫农户不会出现返贫。

3.创新脱贫攻坚评价模式

为确保脱贫攻坚战工作质量,国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在贫困县考核评估指标中,群众认可度是脱贫攻坚工作的“试金石”,也是贫困县脱贫摘帽的重要指标。关于这一项指标,脱贫攻坚工作前期主要的提法是“群众满意度”,后期逐步调整为“群众认可度”。两者有所联系,共同聚焦扶贫工作对象的“获得感”。两者也有所区别,“满意度”更多的是强调主观的感受,“认可度”则包含了主观的感受与客观的帮扶两方面的内容。设立这项指标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确保脱贫攻坚取得成效,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但是在一些地区却出现认识理解上的误区,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脱贫摘帽,采取超常规手段满足个别贫困人口的无理诉求。通过“多给政策、多给补助资金”换取群众对脱贫攻坚工作的“认可”,导致社会福利泛化。一些贫困户由于长期享受扶贫政策,从思想上形成“特殊群体意识”,一旦帮扶的政策措施弱化,就会产生“被剥夺感”。因此,考核评估要充分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引导脱贫攻坚工作不偏离“保基本”的大方向,避免出现超标准帮扶的情况,导致政府大量举债,帮扶政策难以为继。作为第三方评估团队,也应该提前说明考核指标体系及工作流程,避免各地在接待和配合评估工作中“自由发挥”,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和浪费。不同的评估团队之间要统一标准,避免个人因素的干扰,客观公正开展工作。对于存在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进行调查分析,避免考核评估成为滋生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温床”。

文化是引领社会发展的号角,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风貌。文化扶贫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通过文化扶贫,一方面边疆民族地区获得发展的活力、贫困人口激发了脱贫的动力。另一方面,扶贫工作者本身也深入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接受了全面的锻炼与教育。农村是文化创作的肥沃土壤,也是文化发展的广阔舞台。文化扶贫在促进脱贫攻坚工作的同时,也为文化自身的发展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文化扶贫不能遗失价值方向,也不能远离人民生活。在文化扶贫过程中,需要聚焦现实生活,寻找新的路径,激发新的动力。文化扶贫将成为推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机遇,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注释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zx/202010/t20201024_5199408.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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