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这是面对发展环境突变的一次战略调整，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预示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种战略调整无疑会促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提出的原因及其对区域战略的影响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最初于1992年提出，其内容与目标随着发展条件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时至今日，其重点经过了多次调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1.0时期（1992—2002年），主要针对西部地区的落后与东北地区的老化问题；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0时期（2003—2006年），明确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3.0时期（2007—2012年），在以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生态文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4.0时期（2013—2019年），在之前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全方位对外开放；区域协调发展5.0时期（2020年至今），强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面对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是应对这种发展环境变化的举措。在新的环境与条件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的空间落实，而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更加注重国内不同类型区域之间的循环与合作。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的背景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为了应对疫情，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封城”或“封国”措施，导致国际经贸交往突然中断、产业链遭到破坏，外向型经济的不稳定性陡然增加。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国际循环，中国的调控较为成功，侧重扩大内需是必然选择。
第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打压中国外向型经济，恶化了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抬头，这导致外需增长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要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中国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内需增长。进入2020年，中国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是应对这种发展环境变化的举措。
第三，以美国、英国等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试图在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过程中“卡脖子”，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自主创新势在必行。除断供高端芯片外，美国等国还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与产品在全球市场的扩张设置各种障碍。面对美国等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霸凌与打压，中国不得不在据理力争的同时，一方面通过自主创新来替代高科技产品进口，另一方面通过区域联动深挖内需潜力。
第四，在由投资、消费、净出口构成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净出口的贡献率下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呈降低趋势，这既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也标志着以投资与消费构成的内需将在更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经济增长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一度出现过净出口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于2007年达到7.50%的峰值后，总体趋势不断下降，2019年降为2.94%。出口占GDP比重的峰值35.36%出现在2006年，2019年为17.39%。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显著下降，这表明内需的作用正在增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第五，中国国内发展的阶段性与空间分布特点决定了内需潜力还很大。2020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各地区增速分化比较明显，中西部地区绝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正，而经济外向度较高的省份绝大多数经济增长率为负。受经济总量较大省份负增长的拖累，2020年上半年全国增长率为-1.6%。在疫情短期内无法结束且世界贸易受阻的情况下，增强发达省份的国内大循环能力，是保增长的必然选择。
促进经济增长要兼顾投资、消费与净出口这三个方面。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是在上述背景下作出的调整，但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排斥国际大循环。之所以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由于中国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且面向国外市场的经济活动是基础产业，而基础产业对国民经济与区域经济会产生乘数效应。国际大循环曾经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为了提升国际大循环的作用。
一般而言，扩大内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解决有效内需不足的问题。提薪、降息、减免税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扩大就业等都是扩大内需的政策工具。此外，还要想方设法调整消费政策，刺激消费，特别是要挖掘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因此，要完善分配制度，缩小城乡与区域贫富差距。无论采用何种政策工具，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空间，这无疑会促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作进一步调整。
在新的环境与条件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也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还是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的空间落实。
二、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调整
围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聚焦穷堵老，需要促进国内区域一体化，需要充分发挥经济核心区域已经形成的城市群与都市圈的带动作用，并培育扩散效应覆盖全国的增长极体系。
首先，需要聚焦穷堵老。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是要解决穷堵老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时，应该聚焦这三类区域，一方面可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还可挖掘巨大的消费与投资潜力，增大有效需求，从而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增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重视这三类区域的作用。从战略区域的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潜力最大，是中国最大的回旋余地。2020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18个省（区、市）中有河南、湖北、陕西、山西与内蒙古5个省（区、市）的经济增长速度为负；在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区、市）中，有16个省（区、市）是正增长，其中有13个省（区、市）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数据表明，在面对重大冲击时，中西部地区抵御冲击的能力要强于其他地区。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较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该重点布局于中西部地区。
其次，要促进国内区域一体化。在“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指引下，在“区域”“省域”和“市域”“县域”以及“城乡”等不同空间尺度的地区强化分工、联系与合作，促进要素在国内区域间充分流动，打破区域间原料大战与市场封锁或分割，畅通不同尺度空间单元间的大循环。需要提高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使国内不同地域单元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是国内区域一体化的最终目标。
最后，需要充分发挥经济核心区域已经形成的城市群与都市圈的带动作用并培育扩散效应覆盖全国的增长极体系。由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组成的菱形地区是中国目前的经济重心，这四大城市群以及这个菱形的几何中心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扩大内需与自主创新的领头羊。这类核心城市群与都市圈不仅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创造新内需，而且负有带动整个国家发展的重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的实施将优化已有增长极并催生新的增长极。城市群与都市圈是整个国家一体化发展的脊梁，除了要发挥已经形成的经济核心地区的城市群与都市圈的作用外，要有目的地培育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新城市群与都市圈，使之与已经形成的城市群与都市圈相互呼应，共同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坚的使命。
三、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调整
围绕“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与都市圈，并打造一批能引领世界技术与产业发展的世界级增长极。
一方面，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目标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各国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的全球化潮流，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式的全球化相比，赢得了世界上更广泛的支持与参与。进一步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各种双边、区域与全球性多边合作，可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了加快国内市场的开放力度，自2013年设立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截至2020年9月，共在全国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及东中西与东北四大板块。发挥“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平台与机制的作用，可进一步增强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与贡献度，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另一方面，需要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与都市圈并打造一批能引领世界技术与产业发展的世界级增长极。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及其中的北上广深都市圈的集聚水平相当高，对世界的影响力大而引领力不足。在世界前沿技术与产业领域率先推动自主创新，“无中生有”是这些经济核心区域的发展重点。天津、南京、杭州、苏州、青岛、宁波、武汉、郑州、长沙、大连、长春、哈尔滨、西安、成都和重庆等都市圈也要各展所长，在技术大国建设中做出贡献。美国对中国实行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禁运，虽然给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发展制造了不小的困难，但注定会倒逼中国高科技企业奋发图强。中国的芯片进口量占全球销售量的三分之一，2019年芯片的进口金额为3040亿美元，部分替代进口芯片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便可激发芯片领域的自主创新。为了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可将雄安新区规划为“中国芯都”，使之成为中国芯片产业的基础研发基地和不同环节的协调与整合中心。如此规划可使雄安新区在未来彰显中国对世界技术的引领力。
来源：微信号“区域经济评论”，https://mp.weixin.qq.com/s/G5t9fSPNalJ_FhTU_GlczQ 发表时间：2021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