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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露:缔造中国的“进步主义时代”

作者: 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 发布日期:2015-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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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期,同时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关键期。我们面临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化前进、经济发展向中高速转变、社会发展向城镇化迈进等转型,腐败高发、贫富分化、法制不彰、环境污染、社会矛盾积聚、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通向中国梦的道路不是坦途,而是艰难险阻不断,必须有跨急流、涉险滩的勇气。

从世界历史看,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关键期是风平浪静的,关键是如何通过改革释放社会活力,使之成为国家持续进步所需要的“正能量”。按照现有发展趋势,2025年之前,我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上一次“榜首”易位,还是一个世纪前。当时美国内部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压力,恰与当今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

大约1890年至1920年期间,是美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国的关键期。美国在这段时间经历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被史学界称为“大转折的年代”,同时由于这些转折是在“进步主义改革”引领下实现的,这一时期又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时代”。

南北战争后,美国开始大国崛起进程,1894年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到1900年美国工业产值已占全球近1/3。与此同时,美国社会问题非常尖锐,占总人口1%的富有家族掌握了全国51%的财富,而占人口44%的中下层人群只拥有1.2%的财富。贫富悬殊、政治腐败和利益集团化问题十分突出,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面对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严峻问题,美国出现了“进步主义”改革运动。通过以制度改革和完善法制为中心的一系列治理创新,美国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为日后美国赶超英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过头看,“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为美国带来了长远受益的三方面创新。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新。通过《彭德尔顿法》创立了文官制度,此后设立了联邦调查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社会治理机构,创制了最低工资制、八小时工作制等社会管理机制,改变了美国政府不参与经济社会事务的传统,代之以由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的新传统,重塑了政府公信力。二是法制创新。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预算与会计法》等有关经济社会事务的新法律,使法制超出以往局限于政治关系的范畴,转而成为现代社会网络的运行保障系统。“进步主义时代”由此成为美国法制获得根本性升级的时代。三是社会价值观的创新。解决了“公共”与“个人”价值长期对立问题,以“实用主义”价值观协调了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个人自由必须与社会责任相伴,成为社会新的价值观。此后,“美式自由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实力输出的强大“武器”。

当今中国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一样,都处在预备历史性跳跃的特殊时期,都需要通过改革克服社会矛盾、实现结构升级。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从顶层设计高度深刻回答了治国理政的根本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回答了前进目标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回答了实现目标的途径问题,“全面依法治国”回答了实现目标的根本保障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回答了实现目标的核心领导力量塑造问题。这“四个全面”由此成为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行动纲领。

当今世界发展,远超一个世纪之前;当今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法制建设、核心价值观等方面,也有着远超一个世纪之前美国的潜能。未来十五年左右的中国,必须通过可持续发展和无危机的增长,实现新型工业革命的理想。关键在于落实。只要能够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我们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推动制度变革,调动一切有效的结构性工具,激发出中国社会的创新动力,缔造出世界历史中更为辉煌的中国“进步主义时代”,成为世界的核心国家。

来源:《学习时报》,2015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