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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接力: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2014)》

作者: 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研究员;余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吴振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出版日期:2014-08-01 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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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长阶段转换”、“增长进入第二季”、“经济步入新常态”,这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态势的表述,反映了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和机制?张军扩、余斌、吴振宇所著的《追赶接力(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从后发国家追赶周期的理论分析人手,结合当前供给、需求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特点,研究了中国增长阶段转换的成因、挑战和对策,认为中国正逐步进入由“TFP1”和“TFP2”共同推动的质量提升型中高速增长阶段。在该阶段,经济运行将面临新挑战,呈现新特点,并对政府和企业提出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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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这本书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度重大研究课题“增长阶段转换的成因、挑战和对策”的研究成果。

研究目的与基本结论

开展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从比较宏观的视野,对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增长潜力和增长前景做出客观评判,对增长阶段转换的性质和特征做出科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为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所需要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所需要推进的改革举措。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整后的年度增长数据,从2003年到2007年的5年间,中国经济连续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2008年增速从上年的14.2%,大幅回落至9.6%,2009年进一步降至9.2%。虽然由于采取了超大力度的需求刺激政策,2010年增速又回升到10%以上,为10.4%,但好景不长,回升乏力,从2011年开始,经济增速持续回落,2011年为9.3%,2012年和2013年均为7.7%,2014年预期目标确定为7.5%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2008年以来的增速回落,如何看待现阶段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及政策研究领域十分关注和热议的一个话题。虽然不同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研究的重点等各有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多种多样,但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增速回落主要是经济景气循环、结构矛盾制约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本面并没有变化,仍具有高速增长的条件和潜力。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2008年以来经济增速的回落有外部冲击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更本质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不再具有高增长的潜力和可能性,并会很快回落至低速增长水平。

本课题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既不像上述第一种意见那样乐观,也不像第二种意见那样悲观。课题组认为,一方面,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增长潜力的确正在发生变化,现阶段的增速回落并不仅仅是景气循环和外部冲击等短期因素所致,也有潜在增长率下降因素的影响,因此,再恢复到以前接近两位数高增长的条件已不再具备;但另一方面,基于对我国发展实际及相关国际经验的分析,现阶段我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国后发优势的消失和追赶型增长进程的终结,而是意味着后发优势性质、结构和程度的变化和追赶型增长的阶段转换,因此,尚不会使我国的潜在增速滑落至低速水平;综合各种因素分析,课题组认为,在今后大约10-15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课题研究还表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并不仅仅意味着增长速度的变化,而是同时意味着增长动力和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中高速增长并不能在延续旧的增长模式下自动实现,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调整去争取,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共同为此做出努力。如果不能真正建立起适应发展阶段变化的、有利于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那么不仅中高速的增长潜力不会变为现实,经济也有可能很快滑落至低速徘徊,甚至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因此,关键还是要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

后发优势与追赶型增长

得出以上判断,首先是基于对后发国家追赶型增长一般规律的研究。之所以首先研究后发追赶型经济增长的规律,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总体上属于一个落后国家的追赶型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要把中国问题说清楚,首先就要把后发追赶型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说清楚。

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创新引领式增长,典型的如过去的英国、当今的美国等;另一类是落后国家或经济体的追赶型增长,成功者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前一种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新技术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因此,尽管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时也可以实现较快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增长速度比较平稳和缓慢。比如,据研究,美国在过去的大约180年的时间里的长期平均增长率大约为3%-4%。这种增长可以形象地称之为“蜗牛爬行式”增长。而后一种增长则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和作用,常常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实现比前沿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或者,换个角度说,常常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前沿国家在较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和增长任务。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到80年代的韩国。这种增长被称为“压缩式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属于后一种增长,即追赶型增长或压缩式增长。

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之所以能够实现压缩式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所拥有的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简单讲,就是指由于其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拥有的增长潜力和增长优势,这种优势既可以表现在对先进技术、制度、管理经验等的学习、引进、借鉴等方面,也可以表现在较低的劳动力及其他资源要素的成本方面,还可以表现在较为广阔的市场需求潜力等方面。当然,后发优势所决定的,只是追赶型增长的潜力,这种潜力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其他因素,主要是政治经济体制及发展战略和政策等。后发优势与压缩式高增长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就是说,没有这种后发优势,后发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压缩式高增长,而仅有后发优势,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压缩式高增长。正因为如此,许多非洲国家都具有后发优势,具有高增长的潜力,但由于其他条件不具备,因此并不能实现高增长。

追赶型增长的两个显著特征

既然追赶型增长的潜力来源于后发优势,因而后发优势的大小,就决定了追赶型增长潜力的大小;后发优势减弱了,高增长的潜力就会变小;后发优势消失了,高增长的潜力也就不存在了。正是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的这种变化,使得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过程还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增速变化的生命周期特征。即,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启动前,一般是传统经济状态下的低速增长,其增速有可能比前沿国家的增速还低。而追赶型增长进程启动后,增速迅速提高,达到远高于前沿国家的水平,并会持续一定时期。而当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发展差距和后发优势消失,增速回落至前沿国家水平。不难看出,由后发国家增长的追赶性质所决定,增速的生命周期特征是内生的,是必然会发生的。只要实现成功追赶,增长速度就必然会收敛于前沿国家的增长水平。当然,也可能追赶不成功,在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前沿国家水平前而增速掉下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是落入了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在内的增长陷阱了。

二是增长速度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追赶过程中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会从低收入直接跨入高收入,后发优势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发展水平的提升必然是一个由低到高渐变的过程,而随着发展水平的变化,与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后发优势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压缩式增长动力和增长潜力的变化。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增长过程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说明,凡是成功完成追赶任务的经济体,其压缩式高增长过程都不是一下子从高速增长直接转入低速增长,而是会呈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再到低速增长的阶段性变化。有些经济体能够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速增长,实现的平均增速也相对较高,比如,我国台湾地区,在经历了从1953到1979年27年的年均9%左右的高速追赶之后,还维持了自1982至1997年长达16年之久的年均7.3%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而另一些经济体中速增长持续时间则相对较短,实现的平均增速也相对较低。比如,韩国在从1963到1997年的35年时间里,平均增速达到8.2%,而在此后的自1999到2008年的10年里则实现了5.6%的中低速增长。再比如日本,在1946到1973年的27年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4%的高速增长,而在此后1975年到1991年的16年时间里,年均增长率只达到4.4%的中低增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速增长期究竟能持续多久,能够实现多高的平均增速,不仅取决于其增长潜力,也取决于当时一系列的国际、国内环境及条件。进一步观察我国台湾地区及韩日两国增速明显回落、出现增长阶段转变时的发展水平及与前沿国家的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可以发现其相互之间不仅不完全一致,而且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进一步说明,对于相对差距、后发优势、增长潜力和现实增速之间的影响和决定关系,我们决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和类比,而必须根据历史和现实状况做更加深入的研究。相对差距和后发优势决定压缩式增长的潜力这一点从理论上说没有问题,但这个潜力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释放,因而能够实现多长时期、多高水平的高速增长或中速增长,阶段转化何时发生、以什么方式发生,等等,都不仅取决于增长潜力的变化,也取决于其他一系列内外部经济、政治、社会因素的变化和影响,因此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考察。


目录

第一章 增长阶段转换的成因、挑战和对策

一、追赶周期及其阶段特征:对后发国家经济增长规律的再认识

一、中国追赶进程的特征及阶段转换

二、增长阶段转换期重要领域的新变化

四、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及其对策

第二章 增长阶段转换期中国产业升级研究

一、增长阶段转换期产业升级分析框架构建

一、我国经济进入到增长阶段转换期的产业因素

二、增长阶段转换期我国产业升级的方向

四、增长阶段转换期促进产业升级的主要思路和举措

第三章 增长阶段转换期的需求结构变动趋势与增长潜力

一、增长阶段转换与需求结构升级

一、内外需结构和内需结构变动趋势

二、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与增长潜力

四、投资结构的变动趋势与增长潜力

第四章 推动对外经济转型,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一、对外开放对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原有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面临挑战

二、低成本制造优势弱化动摇了对外经济原有发展模式的根基

四、中国的对外经济仍有充分的发展空间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五章 建设创新体系,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一、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发展

一、中国当前创新水平及其阶段特征

二、培育增长新动力面临的主要挑战

四、部分先行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经验

五、建设创新体系,培育增长新动力的思路和政策

第六章 增长阶段转换、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

一、增长阶段和增长动力的转换

一、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

二、转型升级取得的进展与面临的挑战

第七章 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

一、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一、追赶经济体不同阶段技术进步的主要实现方式

一、技术进步与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

四、从追赶周期的视角理解中国的长期增长

第八章 从混合型到库兹涅茨型: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

一、工业化增长的大历史:从资本积累型到库兹涅茨型

一、工业化后发国家:从混合型到库兹涅茨型

一、从增长核算角度看中国增长阶段转换

第九章 应对增长阶段转换的政策建议

一、增长阶段转换期面临的主要挑战一

二、当前推动增长阶段顺利转换的政策建议

三、培育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的相关政策建议

第十章 国内对我国中长期增长潜力和阶段转换问题的比较研究

一、对中国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乐观估计

二、对中国中长期增长潜力的悲观估计

三、关于中长期增长潜力分析的其他观点

四、中国中长期增长分析的相关启示

第十一章 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及启示

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

二、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和悲观估计

三、从世界历史视角看中国增长阶段转换:经济和社会关系角度


作者

张军扩,男,汉族,1961年6月出生,陕西临潼人。1982年7月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5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6月至1993年9月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科级咨研员、正科级咨研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期间:1988年11月至1990年2月借调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研究员)。1993年9月至1998年11月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综合研究部负责人、副部长、研究员。1998年11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2004年9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2010年11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2011年9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2013年3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经济改革方面研究工作。荣获1997年政府特殊津贴,1999、2001年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第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曾在美国洛约拉大学、世界银行从事访问研究,并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项目顾问。兼任西北大学、东北大学博士生导师。

余斌,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87-1989年在浙江大学经济系任教;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专业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先后任经济综合研究部副室主任、室主任、办公厅机要秘书、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常务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中国经济时报社社长、党委书记等职,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厅主任、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中心新闻发言人,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吴振宇,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