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习近平所说：“近代以来，中国屡屡被经济总量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为什么？其实，不是输在经济规模上，而是输在科技落后上。”正是19世纪后半期中日学习欧洲先进科技和制度的成与败的差别，揭开了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近代史的序幕。

一、近代中日关系问题的起因：抓住还是错失科技革命的机遇

日本在历史上曾积极学习中国先进文明，至今在日本的社会、文化乃至日本皇室内部依然留存着古代中华文明影响的深深印记。然而，经过明治维新转向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之后，日本恩将仇报，利用从西方进口或模仿建造的坚船利炮，不仅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起欺侮中国，而且后来居上，对“恩师”中国下手比西方帝国主义更加凶狠。正如邓小平所说：“从鸦片战争起，……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账是最多的。”

在科技方面，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然抓住了工业与科技革命机遇，却没有“用好”而是“用歪”了这个机遇。日本科技发展极度偏向军事，在一段时间获得军事武器方面的优势（例如造出“零式战斗机”等精锐武器），但一般科技却明显处于劣势，致使“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日本与欧美的技术差距的历史是日本追赶欧美、缩小与欧美的差距后又被欧美拉大差距的历史”。最终，导致“科技失败”，成为日本从一时的“胜利”巅峰跌入失败深渊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日本战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1945年8月15日，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天皇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遭受第二次科技革命成果之一——原子能军事应用的毁灭性打击，日本成为迄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其失败堪称惨烈。

二、战后中日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

二战后，日本人在一片战争废墟上重建国家，再次抓住了新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不同于战前过度偏重军事的重工业化的再一次重化工业化，成为世界上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之一。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家用电器、钢铁、汽车、半导体等诸多技术和产业领域追上甚至超过了美欧。这是日本紧紧抓住战后世界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机遇所取得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科技发展方面，如“两弹一星”、航天、杂交水稻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总体来看，从战后工业化到经济增长，日本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方面，都比中国先走了一步。虽然世界各国科技与经济发展都有着各自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汲取，但日本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更值得中国重视。这是因为：中日同为东亚国家，文化相似性较大；日本作为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迟到者”，加之二战失败，其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追赶先进国家”的特征，其发展经验与欧美相比更适用于作为又一轮“追赶者”的中国。中日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走过和将要走的道路也十分相似，因此，中国必然会面对日本曾经面对的发展中的成就、问题和苦恼。

（一）在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方面

日本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比错失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机遇的中国先走了一步。日本工业化始于1868年明治维新，最初是学习德国，接着学习美国，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比欧美更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大量生产社会，达到了德、美等任何国家都未能达到的高度的工业化水平。

中国工业化建设始于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增长都很迅速，但至今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即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工业化途中国家”。

（二）在技术引进方面

技术引进是工业与科技革命“后进国”追赶“先进国”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50年代，技术引进已经在日本几乎所有产业技术领域全面铺开，其中来自美国的技术引进占全部技术引进的2/3。

以战前工业化积累（特别是人才）为基础，日本具备使技术引进得以成功的社会条件，其技术引进形成了“一号机进口，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的成功模式：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后，能迅速将“物化”在机器设备中的技术消化为自身“血肉”，用于制造国产机器设备并加以改进，扎扎实实提高质量，使国产机达到能与引进机进行竞争的水平并用于出口。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通过弄清日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引进技术，可以解开日本经济增长的秘密。”

新中国的技术引进也开始得比较早。从1953年开始，苏联给予中国以“156项工程”为标志的巨大援助，然而1960年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决定废除大批科技合作项目，撤走技术专家，致使新中国初期技术引进被迫中断。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重新开始从国外特别是从日本大规模引进工业技术，但在相当长时期引进得不太成功，形成了重复引进的循环。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重点转向引进外国直接投资，1994年外资金额达到技术引进金额的八倍多，形成了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的技术引进，由于引进外资包括引进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和营销等，因此可称之为“广义的技术引进”，它比单纯的技术引进更符合当时中国既需要提高技术水平又需要提高管理水平的实际情况。

（三）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为1956—1973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为1979—2018年。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条最重要经验是，日本作为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却能够将“资源小国”的压力转化为开发头脑资源和推动技术进步的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也比中国先走了一步，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转折点是1973年发生的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前十年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为9.3%，后十年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降至3.6%。与之相比，中国经济在2008年进入新常态以来，已走过十年，GDP增速从14.2%降至6.3%，并可能继续下降为中速增长。

（四）在人口老龄化方面

日本人口老龄化比中国先走了一步。截至2019年9月，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高达28.4%，已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其65岁以上人口占比是中国12.6%的两倍多。而且，日本人口的老龄化与“少子化”同时并进。“少子化”是日本人造出的词语，意指总和生育率长期或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率降至低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甚至导致日本总人口自2011年开始持续减少。与之对照，中国自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龄化呈现出“速度快、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等特征。据专家估计，2022年我国将可能进入深度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4%）。

日本的老龄化是1.2亿人口的老龄化，而中国的老龄化是14亿人口的老龄化，随着中国养老成本的提高和劳动力缺口的形成，将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结构还存在严重的“男女失衡”问题。

（五）在贸易摩擦方面

日本同美国发生贸易摩擦并受美国制裁比中国先走了一步。日美贸易摩擦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以1985年6月美国就日本半导体产品的倾销提起诉讼为标志，两国贸易摩擦达到高潮。对中国而言，美国在2018年4月宣布禁止向中兴通讯公司销售软件及半导体器件，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开始。中日同美国的贸易摩擦有一个突出相似点，就是两国都在半导体等核心技术领域与美国冲突尤为激烈，中国很需要“学习”当年日本挨整的“心得”。

（六）在建立平等公正社会方面

在建立平等公正社会方面，日本比中国先走了一步。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就采取了有效措施阻止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在一个时期形成了所谓“一亿人总中流”（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以中产阶级自诩）的社会和谐局面。长期以来，日本的基尼系数大约是30%—37%，与之对照，从2003年至今中国的基尼系数从未低于46%。随着2020年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必将加快建设平等公正社会的步伐。

（七）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

日本堪称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之一。王文曾发表文章认为：“除了经济总量的超越之外，中国对日本的社会发展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在医疗服务、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对日本的差距。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世界卫生报告》对世界各国的医疗体系进行综合比较，日本因为“高品质医疗服务”“医疗负担平等程度”等原因，蝉联第一位，中国位居第64位。可以认为，日本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比中国先走了一大步。

总之，战后中日以科技进步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十分相近，而日本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先走了一步。为此，在日本走得好的地方，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经验；在日本走得不好的地方，也给我们留下了值得记取的教训。

三、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下的中日科技发展与合作

马克思说：“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每一次科技革命正是在现代工业革命性的技术基础之上发生的。

（一）新中国对科技革命的两次“补课”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早期工业化发展，可以说是错失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中国的一次“科技革命补课”。在这次“补课”中，如前述给中国以最大帮助的是苏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可以说是又一次“科技革命补课”。而在这次“补课”中，日本对中国的帮助最大。日本结合自身的产业升级向中国转移技术，当然也是为了自己。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向中国转移技术主要有三个渠道：中日贸易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贸易、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2017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到1978年的63倍。1998—2018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累计达到895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进驻中国设立合资或独资的日本企业有三洋电机、松下电器、日立制作所、东芝等几乎所有的著名大企业，还有超过5万家中小企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约十几年时间，笔者考察了中国的不少工厂和研究机构，发现到处可以看到日本的机器设备和仪器，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成为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最大的生产技术提供国。

日本对华经援包括日元贷款、技术合作与无偿援助三个内容。1979—2016年，日本政府承诺向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总计达3.3万亿日元。日元贷款对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的转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技术合作方面，日本累计对华派遣专家近5000人，接纳研修生约1.4万人。无偿援助项目涉及卫生、环保、教育、农业、扶贫等多个领域，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日友好医院”也是由日本政府提供的无偿援助项目。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形势下中日科技水平的关键指标比较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兴起。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三个关键指标（或领域）是创新能力、信息技术、顶尖技术。创新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题，信息技术是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顶尖技术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

1.创新能力

中日都富有创新能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每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2016年中国的创新能力排名为第25位，日本第16位，领先中国9位；2019年中国第14位，日本第15位，中国领先日本1位。这反映了中国的创新能力指数从落后于日本，到缩小差距，到反超日本。但是，在创新能力突出的企业数方面，中国远不如日本。2020年2月，美国的学术与专利情报调查咨询公司科睿唯安依据企业与研究机构所拥有的“专利的价值”，评出了世界上创新能力最强的100家企业与研究机构，其中美国39家，日本32家，中国仅为3家（华为、小米、腾讯）。该调查使用两个指标来确定“专利的价值”：其一是“影响力”，即所获得的专利被其他公司的发明所引用的次数；其二是“全球性”，即在美国、欧洲、中国、日本这四个主要经济体申请的专利数。这个报告反映了中国创新能力突出的企业远远少于美国和日本。

2.信息技术

中日信息技术都发展很快，两相比较，日本在半导体芯片、智能制造、传感器等领域比较优势，中国在5G、智能手机、人脸识别等领域更胜一筹。最近十年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增加，近年来已超过美国和日本，然而，中国专利的质量与美日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3.顶尖技术

顶尖技术是指：（1）支撑核心技术的基础性技术，往往在精度或纯度或强度等指标方面达到顶尖水平。例如日本的信越半导体和胜高科技两家企业占全球特大尺寸纯度极高的单晶硅圆片市场的70%以上。（2）以强大工业基础为后盾、制作难度极高而且具有重要用途的技术，比如超高精度机床和材料学并称为“工业之母”，当今日本以及德国、瑞士在超高精度机床领域居世界前三位。（3）在数十年至数百年期间不会被“淘汰”的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技术。比如与终端电子消费品不断更新换代相比，在终端产品内部的零组件、原材料技术却相对稳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录像机，现在已很少用，但当年录像机的核心零件——精密轴承至今依然是包括导弹在内的很多终端产品的核心零件，当今精密轴承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仍然是日本、德国等国。（4）身怀绝技、富于团队精神的中小企业历经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刻苦钻研某项专门技术所取得的成果。有统计表明，截至2015年，经营历史超过150年的企业在日本有21666家，而在中国只有5家。

日本在世界上占优势的很多“顶尖技术”主要来源于制造业。需要强调的是，信息化时代的制造业仍然是技术革新最迅速的产业领域，即便是信息与通信技术、互联网或人工智能，也都离不开做芯片、做光缆、做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离不开做用于制造上述产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

如前所述，中日科技水平各有所长，但在创新能力、信息技术、顶尖技术等关键指标上，中国与日本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需要迎头赶上。

（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形势下的中日科技合作新模式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中日两国科技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出现三个重要模式成为中日科技合作新亮点。

1.“日本新技术+中国新市场”模式

“日本新技术+中国新市场”模式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如何将日本的氢能源汽车技术与中国迅速扩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连接起来。例如，丰田公司制造的“未来”（Mirai）氢燃料电池汽车，加氢3分钟，可续航500公里。寿命可达10年，具有“真正的零排放”（氢燃烧后排放水）等优点，明显优于普通电池电动汽车。目前，中国氢能源汽车产业链虽已初步建立，但在核心材料和关键部件方面还依赖进口，与日、美、德等国相比技术差距很大。2018年氢能源车已在日本批量生产，由于前期研发费用大，售价较贵。

日本科技发展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于，它能在一些重要技术领域做得很成功，但市场却未能真正做起来。如果中日合作推进氢能源车实用化开发，以中国新能源车市场迅速扩大趋势，很可能促使氢能源车售价下降，在2025—2030年开始成为大众化新型交通工具。此外，我国的一个优势是有大量廉价副产氢，目前全国副产氢近千万吨，主要来自焦炉煤气、合成氨、甲醇、氯碱等化工行业，从资源角度我国也应该尽快发展氢燃料电池汽车。

2.“中国的资金和人才+日本中小企业和人才”模式

中国资金正在流入为接班人不足和销售低迷而苦恼的日本中小企业。2018年，中国企业对日本未上市企业实施的并购数量增至25件，有些被收购的日本中小企业在亚洲建立起销售渠道，恢复生机。例如，日本一家电子零件企业于2012年申请破产保护，同年该公司将业务转让给中国上海一家企业，如今这家公司向“小米”等中国智能手机供货，与被收购的2013年相比，2019年出货量扩大了900倍。另一案例是2019年华为公司已在日本东京、横滨、大阪建立了4个研究所，雇用日本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达1500多人；华为手机共计1631个零部件中，日本的零部件占到53.2%。应该说，华为手机是该公司研发人员与日本研发人员精诚合作的成果。

3.“中日联合实验室携手病毒研究”模式

“中日联合实验室携手病毒研究”模式，是“针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难题”的中日科技合作的一个亮点。如2006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岩本爱吉教授联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及生物物理所分别建立了“分子免疫学与分子微生物学联合实验室”和“结构病毒学与免疫学联合实验室”，常驻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一起开展传染病研究。随之，中国科技部和日本文部科学省正式将中日联合实验室列为中日两国政府级合作项目，该实验室不仅在致病病原体的机理研究上有理论性突破，还为开发寻找新的抗病毒药物提供了理论依据。岩本爱吉教授荣获了中科院国际科技合作奖。

四、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日科技合作与两国关系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式蔓延对全球经济和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由于疫情的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势将走向衰退，出现负增长；在产业方面，疫情已经使相互依赖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物流被阻断，贸易趋萎缩，正在引起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的重构；在政治方面，疫情正在对国家的强弱兴衰产生长期影响，进而深刻改变世界格局，甚至引发国际关系中的对立、紧张与冲突。总之，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能引起全局性改变的因素，是疫情”。

就中日关系而言，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中日两国都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损失，却对促进中日科技合作和改善两国关系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

（一）新冠肺炎疫情增强了中日科技合作的纽带

继中日合作研究非典之后，充满未知数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今后两国科技合作提供了新课题和新契机。

日本每推出一项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新技术时，都非常谨慎，往往要做各种实证实验，反复验证之后，才能推出正式版本，从而影响和迟滞了新技术和新药物在抗击疫情中的应用。2020年3月17日中国科技部生物中心宣布，日本富士胶卷公司富山工厂研发的药物“法匹拉韦”已在中国针对病毒的临床研究治疗过程中显示良好疗效，应急批准将其投入临床试验。这种由日本公司研发的药物，原来主要用于治疗流感病毒等，被中方发现对新冠病毒显示良好疗效并应急投入临床试验后，反过来促使日本政府认识到该药物具有治疗新冠病毒的潜力，立即促使富士胶片于3月底启动将“法匹拉韦”作为新冠治疗用药的临床试验。日本电化株式会社则宣布将重启“法匹拉韦”关键原料的生产。至5月初，已有近80个国家要求日本提供“法匹拉韦”用于治疗新冠肺炎。同是在3月底，日本医疗科技机构JBC开始向日本的医院提供中国的新冠肺炎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多数日本国民对中国阿里达摩院推出的这项前沿技术表示期待和认可。

当前，全人类面临着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破坏等许多重大难题，新冠病毒肆虐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存在着密切关系。比如，非典、疯牛病、口蹄疫等起因于野生动物机体的病毒或致病菌的蔓延；气候变暖导致西伯利亚马尔半岛暴发炭疽病疫情；南北极冰川融化将可能使冻结在冰川中的病毒再度活跃、繁殖、传播甚至发生变异。因此，上述“中日联合实验室携手病毒研究”模式的推广，对于克服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二）在抗击疫情中两国相互支援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

这次疫情在中国暴发期间，日本朝野迅速给予中国很多物质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鼓励，而在日本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和人民也积极出力支持日本抗击疫情。

1.科技“对口支援”

2020年1月底，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从为员工准备的防灾储备中，紧急调拨1万只口罩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送往中国；日本各级自治体也纷纷向结为友好城市的中国地方提供支援，在紧要关头雪中送炭。对于日方的友好举动，中方做出了积极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用日文发布推特：“由衷感谢日本人民温暖的支援和鼓励的话语。我们非常感动，我们不会忘记这份恩情。疫情是一时的，友情是长久的。”后来日本疫情严重，中国高度关注，很多地方、企业、在日留学生纷纷支援日本。中国政府得知日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不足后，紧急向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捐赠一批核酸检测试剂盒。中日两国相互支援，改善了双方的国民感情，成为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回暖的“新暖袋”。

2.中国控制疫情有利于经济交流的恢复

疫情大流行致使全球供应链遭受很大破坏，特别是2020年3月中旬新冠疫情开始在欧美暴发以来，在美国有工厂停产的日资企业占比为49%，在欧洲有工厂停产的日资企业占比为58%。另一方面，在疫情前期中国经济活动停滞，日企受影响较大，但随着中国迅速控制疫情，至3月中旬在华日企复工率达80%以上，而在欧美的日企开工率只有40%—50%。中国控制疫情的成就，使中国在国际上成为复工复产安全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对于日企来说，中国正在成为希望所在。

当前，中日为了应对疫情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正在加快中日韩FTA等区域协定谈判，通过合作强化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增强各方企业应对疫情冲击的韧性和能力。

最后，需要指出，不容忽视疫情还是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了冲击和损失，特别是中日相互基本关闭国门，两国的旅游业、饮食业等遭受沉重打击。另外，随着日本疫情恶化并出现暴发，在日本国内出现了一些有损于中日政治关系的情绪化倾向和言行，在此背景下，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

来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3期 发表时间：2020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