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对外开放历史悠久，有“千年商都”的美誉。建国后，广州一直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改革开放后，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广州成为中国的商贸中心，每年广交会万商云集，广州经济也得以快速崛起。

但近年，由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较慢、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等原因，广州经济面临着下行压力，甚至出现了广州是否掉出一线城市的讨论。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背景下，广州迎来了新的政策机遇期。把握机遇，正确处理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让千年商都出彩出新，对广州而言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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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商都，细说广州发展  

作为“千年商都”，广州对外贸易传统悠久。改革开放后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红利等优势，实现了经济腾飞。2000年后，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广州工业结构逐步从以轻工业为主演变为由重工业主导，第三产业也逐渐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2008年后，广州再一次实现了从传统工业到先进工业，从传统服务业到现代服务业的升级，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共同驱动着广州经济的增长。

（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

“千年商都，因港而兴”，广州（番禺）一直是华南地区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凭借着天然的深水海港，广州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最为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缔造了“千年商都”的辉煌。

早在战国时期，广州地区便一直通过海运与中原地区以及南海部分国家有着航运往来。随着秦始皇统一岭南，广州的外贸活动便开始更加活跃。汉朝时期，广州便已经是海上贸易的要冲了，据《汉书》记载，当时汉朝的商队从广州附近港口起航，到达印度半岛，而后再借由印度半岛，将中国丝绸等商品借由罗马、安息商人运往阿拉伯、埃及和欧洲等地。而欧洲的玻璃制品，海外的香料、宝石等也反向输入到广州。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分裂，南方政权为了增强实力开始增加对外贸易的频率，如孙吴政权主动派人前往扶南（柬埔寨地区）、天竺（印度）等地访问，加强广州与东南亚国家的接触。这时候，海上的商路也越发的完善，据记载当时从广州港起航的商船能够经历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附近的港口，航程达1.4万公里，也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这也是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

当时罗马帝国也分裂成了东、西两部，陆上丝绸之路的运输愈发困难，这时大量商人开始转而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贩卖东西方商品，广州的海上贸易愈发繁荣。

随着隋朝统一中国，和之后唐朝的崛起，中国成为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这一时期，阿拉伯帝国也开始兴起，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变得更加频繁。为了更好的管理，唐朝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来专门管理外贸事务，这使得在广州开展进出口贸易活动更加便利。

据悉，当时从广州出发的船队可以沿着印度半岛航行到印度半岛西岸，然后一路越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并到达幼发拉底河；另外一路横渡印度洋，达到非洲。这条航线沟通了亚洲和非洲，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海线路。广州作为唐朝国际性的港口城市，凭借着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快速发展。

唐末五代割据，加上之后东阿拉伯帝国发生内乱，陆地丝绸之路被迫隔断，海上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繁荣。宋朝统一中国后，宋太祖在广州设立“提举市舶司”，并任命专门的官员负责外贸工作，之后宋朝政府也在不断加大对广州外贸业务的支持力度。

外贸活动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广州本地经济的发展，当时广州城区快速扩建，建立了面积更大的东城和西城。虽然当时宋朝在泉州等地也设立了管理外贸业务的市舶司，但是横贯整个宋朝，广州依旧拥有最大的市舶司。

在元朝，由于政策的原因，泉州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贸易港口，但广州依旧是当时最为繁荣的港口之一。据陈大震《南海志》记载，当时与广州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40多个，广州的对外贸易活动也迈上了新台阶。

到了明清时期，广州对外开放的作用越发凸显。明初虽然暂时实行过对外开放，如郑和下西洋，但是因倭寇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明朝逐渐开始实行海禁政策，随后浙江、福建两处的市舶司被革除，广州成为了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大量外国使团和商队纷纷进入广州从事商贸活动。

清朝延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顺治时期“迁海令”使得除广州外其他地区的对外贸易纷纷停滞。乾隆二十二年，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贸易口岸，使得广州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商贸地位更加凸显。

整体而言，广州在历史上一直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它的发展与繁荣与对外开放密切相关，长期的商贸传统也使得广州有了“千年商都”的美誉。

（二）1978-2000：轻纺工业带动经济腾飞

新中国建国后，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加上新中国建国之初自己也断绝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这使得广州的外贸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这一现象的改善一直等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时，广州凭借着对外开放的传统、优越的地理位置，再一次成为了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改革开放之初，广州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1978年广州GDP仅有43.09亿元。但是凭借着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低廉的要素成本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广州积极引入外资发展经济。而此时恰逢香港制造业有向外转移的需求，于是大量港资进入广州，1992年之前港资占广州外商投资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0%左右， 1992年南巡讲话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港资占比才逐渐下滑。

1979-1999年，广州与外商签订投资项目50755项，合同利用外资金额417.55亿元，其中直接投资项目11187项，项目金额380.70亿元，包括合资经营65.7亿元、合作经营265.5亿元以及外商独资49.5亿元。

大量外资涌入广州设厂，为广州带来了充裕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而这也带动了广州经济的发展。

在发展合作之初，由于在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欠缺，广州主要发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业，通过开展“三来一补”业务（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充分利用自己在劳动力和土地价格方面的优势，引进外来的资金和技术，并逐步完成了初始的资本积累。

而在这一阶段广州发展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其中纺织服装、鞋类等轻纺工业发展态势良好。据统计1979-1991年广州轻工业以年均14.08%的速度递增，这带动广州成为当时的轻纺工业基地之一。而从出口结构上来看，纺织服装类产品也是广州的主要出口商品，1998年广州出口商品中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服装及衣着附件（24%）、鞋类（19%）、原油（9%）、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8%）、玩具（6%）。

到了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在经历了前期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积累后，广州传统产业开始升级，新兴产业也开始崛起。在“八五”计划和“九五”计划时期，广州开始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电器机械、 石油化工等重工业，电子通讯、石油化工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行业排序中逐渐位居前列。

而原来的传统支柱产业如纺织、煤炭也开始外迁，部分对环境污染严重、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的产业逐渐被淘汰。

另外这一时期，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也开始逐渐发展，“九五”期间，全市高技术产品合计完成产值1294.7亿元。

但是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广州的工业结构依旧是以轻工业为主，截至1999年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60.4%，相比于1990年的63.9%虽然略有下降，但是依旧是占据绝对优势。

（三）2001-2008：重工业主导，第三产业并重

步入21世纪，广州面临的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融入全球化步伐加快，这对广州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加入WTO有利于广州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出口，还有利于广州引进外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推动广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广州部分产业如汽车、化工、电子通讯制造业这三大新兴支柱型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加入WTO后，相关行业的发展承压。

其次，国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北移到长三角地区，而其他沿海省市也开始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促进产业升级。国内市场也从原先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商品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

此外，经历了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广州产业结构内部也面临着优化的需要。

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广州开始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引导发展重工业，改造传统轻工业。

广州《工业发展“十五”计划》明确大力发展壮大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汽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三大支柱产业，如通过建设广州科学城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天河软件园等来扶持发展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通过加大对广州本田、广州五十铃客车等龙头企业的支持，增强自主开发能力和产品制造水平等措施来发展汽车工业；通过发展乙烯产业、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塑料等合成材料的生产基地来发展化工行业。

除了发展三大支柱型产业外，针对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广州一方面有序的将部分污染较大、市场竞争力较差的企业向周边地区迁移，另一方面通过运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如服装业由原先的来料加工向自主生产经营转变，发展广州服装品牌，并通过向产业链上下游发展，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通过战略调整，这一时期广州工业结构逐渐的实现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2000年时广州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仅有43.2%，之后重工业发展加速，到了2008年重工业产值占轻重工业产值比重达到62.04%，重工业成为广州工业发展的支柱产业。

在这一时期，三大支柱产业特别是汽车产业的发展极为亮眼。在80年代广州就在探索发展汽车产业，但是过程曲折，1997年随着广州汽车集团的成立，广州汽车产业迈上了新的发展台阶，通过与日本本田汽车合作，广州汽车集团快速引进并消化国外的先进的技术，1999年广汽集团生产的广本雅阁国产化率达到了45.4%，之后广汽集团也一直带领着整个汽车产业的发展。

除了发展本土车企，广州政府也一直在大力引进国际知名汽车厂商落户广州，2003年，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落户广州，随后本田、丰田等日本主要汽车生产厂商都相继进驻，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广州的支柱性产业。2004-2008年间，广州汽车制造业以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产业的同比增速远远超过了广州工业产值的同比增速。

除了工业结构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这一时期广州的三次产业结构也开始优化升级，第三产业的产值逐渐超过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广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逐渐超越了第二产业。

2003年中国与香港签订了CEPA协议，这为香港发达的服务业进入广州打开了大门。改革开放后，香港大量的制造业涌入广州为广州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但是随着香港制造业的空心化，原先的“前厂后店”模式难以维系。此时CEPA协议的签署则为香港发达的服务业找到出路，恰逢广州第三产业发展处于较低水平，大量香港服务业如金融业、会展业、专业服务业开始进入广州，带动了广州第三产业的发展。

但是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广州的第三产业结构较为传统。2001年广州第三产业中排名前三的细分产业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7.05%）、批发零售和餐饮（18.5%）和社会服务业（18.2%），之后虽然第三产业结构有所优化，但是如金融业、计算服务和软件业等高端第三产业的发展依旧较慢，到了2008年广州第三产业中排名前三的是批发和零售业（1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3%）和房地产业（13%）。

（四）2009-至今：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2008年次贷危机对广州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2009年广州出口同比为负。但同时，2008年出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则为广州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外部的冲击、政策的利好加上广州本身产业结构优化的需求，2009年广州出台了《广州市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规划纲要（2009-2015年）》，明确未来广州要做到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着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并且通过构筑产业发展“一带六区”空间战略新格局，加强与珠三角地区的联系。

此后在《广州制造2025战略规划》、“十二五”、“十三五”计划期间，广州多次提到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等方式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当然具体发展的先进制造业与高技术产业等随着时间的演变而有所不同，如在制定《制造2025战略规划》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在制造业领域应用，广州也因时而变更加强调发展智能装备及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更为先进的产业。

这一时期，广州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态势良好。2018年广州先进制造业增加值2655.6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了59.7%。同时广州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如在现代注塑装备制造业保持世界领先优势的博创智能，在测绘信息技术领域占据优势的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等。

另外这一时期，广州的服务业结构也在优化升级。在“十二五”期间，广州明确指出把现代服务业作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产业，通过构建以商贸会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等八大行业为主体的高效生产性服务体系，以酒店与餐饮、社区服务、健康服务、教育培训等六大行业为主体的优质生活性服务体系来推动广州服务业的优化升级。

截至2018年广州GDP2.15万亿，其中服务业增加值1.53万亿，占比超过70%。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66.1%。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共同驱动着广州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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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机遇与挑战  

（一）广州经济现状

时至今日，广州经济的发展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改革开放后，广州把握住机遇快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总量第三的城市，在深圳崛起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并列被称为四大一线城市。但是，近几年来广州经济增长开始乏力，市场上关于“广州退出一线城市”的言论不绝于耳。

2017年深圳GDP2.25万亿，同比增长15.38%，而同年广州GDP2.15万亿，同比增长10.00%，深圳正式超过广州，成为经济总量第三的城市，原先的北上广深变成了北上深广，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广州经济逐渐失速。

除了被深圳超越，广州被别的后来者赶超的迹象也越发明显。四大一线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在不断的在缩小与一线城市之间的距离。2019年广州GDP仅比重庆高出22.8亿元，差距几乎已经被磨平。而在2013年广州GDP比重庆高了2636.9亿元。在短短6年间，重庆已追上了广州的步伐，并呈现出超越的态势。

而2020年疫情或许会加速这一趋势的发展。疫情的全球化扩散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抬头。国际经济下行、外贸环境恶化无疑会使得外贸依赖度较高的广州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一方面，广州现在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外部环境也不断恶化。

但另一方面，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先行城市，依旧具有地理位置优越、产业结构完善、市场化水平高、科研基础较为扎实等优势，此外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升级为国家发展战略，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也迎来了新的政策发展机遇。

（二）广州面对挑战的底气

1、粤港澳协同发展下的政策红利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落实之前，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中，广州在政策方面的优惠力度明显低于其他几个一线城市。

如从财政体制上来看，按照目前的财政规定，省辖市与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执行不同的收入划分，北京、上海、作为直辖市按规定除中央分享部分外，其他均留成直辖市。而深圳作为计划单列市，在财政体制上实行计划单列，被赋予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按规定省级不参与其税收分成，除中央分享部分外，其他税收收入留成深圳。

但是广州仅仅是省会城市，按规定广东省对广州执行统一的省以下财政体制，中央、省参与税收分成。这就出现了在财政上，广州大部分财政收入需要上交，仅有一部分是归属于广州自己使用，这极大的限制了广州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所能够动用的财政力度。

广州目前属于三级财政体系，除了上缴中央的税收外，增值税需要上缴省25%，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需要上缴省20%，“四税”之外的土地增值税还要上缴省50%。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杭州、南京、成都等其他省会。

从数据上我们也能够看出，深圳的公共财政收支水平明显高于广州，2019年广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65.1亿元，而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了4551亿元，深圳是广州的1.59倍。

除了财政体制外，广州在其他政策力度上也不如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如2013年9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自贸区，各项开放措施及相关制度创新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上海和深圳也在2011-2012年率先启动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QFLP）试点，而广州直到2019年4月才发布《广州市促进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集聚发展工作指引》，启动试点政策。

但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等发展战略的落地，广州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愈发受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全面增强广州作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的功能，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将广州建设成为国际大都市。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四大核心城市之一，随着大湾区建设，一则可以通过与湾区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合作，例如与深圳发挥“双核联动”作用，提高自己的经济增长潜力。二则借由粤港澳大湾区，广州能够有效的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同时规划纲要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打造广州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华南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地；支持广州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提升国际化水平；支持广州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研究设立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等。

广州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对广州之后的发展方向进行系统性的规划，而广东省委也对相关的发展规划给予的更高的政策支持。如广州市政府先后出台了“综合功能”、“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等四个“出彩出新”文件。此外，广州还出台了相关政策推动数字经济、服务贸易和外包发展等，让政策更好的指引经济的发展。

广东省也加大了对广州的政策支持力度。2019年广东省委明确以支持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同等的力度支持广州“四个出新出彩"实现老城市新活力，要求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要参照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模式，牵头建立支持广州的工作机制和特事特办机制，相关部门主动协调解决广州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这也是广东第一次给予广州和深圳同样的政策待遇。

2、优越的区位条件

广州地处中国南部，位于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濒临南海，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以及“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也是华南地区海陆空交通中心。优越的地理条件，完善的交通设施是此前广州能够成为对外开放桥头堡的原因，这也是此后广州经济发展的基础。

从交通条件来看，广州海陆空运输条件完善，2015年在福布斯中国客货运能力榜单中，广州连续多年以客运指数、货运指数双第一的优势位列第一。具体来看，海运方面，广州港是珠江三角洲以及华南地区的主要物资集散地和最大的国际贸易中枢港，现已与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

根据中港网的数据，2019年广州港的货物吞吐量60616万吨，同比增长12.6%，位居全国第四，集装箱吞吐量2283万标箱，同比增长5.7%，也位居全国第四。围绕着广州港，广州一直在大力建设南部临港产业区，充分利用自己在航运上的优势地位。

空运方面，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在2004年正式投入运营，是中国大陆第三繁忙的机场，2017年，白云机场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210多个通航点，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点近90个，已有超过75家中外航空公司在此运营。

近几年白云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与货邮吞吐量快速上升，2019年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7338.6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到192.2万吨。另外，围绕着白云机场，广州也一直在建设临空经济示范区，巩固自己的航空优势。

陆路运输方面，广州目前是中国大陆四大铁路枢纽之一，京广复线、广茂线、广梅汕线、广深线、广九准高速铁路等均经过广州，为广州构建了四通八达的陆上交通网络。

此外，广州内部交通设施也极其完善，截至2019年底，广州地铁已开通14条线路，总长度达513公里，位居中国第三、亦是世界第三。另外，目前广州地铁的在建线路为12条、长度310公里；预计到2023年，地铁线网总里程将超过800公里。公路方面，2018年广州公路里程也达到了8975公里。

3、优越的营商环境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广州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上也一直走在最前方。随着广州持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广州企业经营环境明显改善。

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地区招商引资的多寡、地区内部企业经营情况等，从而对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状况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体现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李克强总理也多次指出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在政府的不断努力下，中国营商环境明显优化，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目前在全球排名第三十一位，相比于上一年提高了15位。

而就中国内部各个城市而言，广州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上也一直走在中国的前列。作为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城市之一，广州政府一直在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激发市场经济主体活力，完善现代市场体制，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

2018年广州发布了《广州市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实施1.0改革。之后广州逐步加快了在优化营商环境上的步伐，2019年3月，制定印发《广州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实施2.0改革，此后又在7月制定《广州市推动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出新出彩行动方案》，推动改革“再提速”。

经过广州政府的不断努力，广州市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家评价调查报告》，广州市在全国34个主要城市中营商环境位居首位，从细分项来看，广州总体社会环境指数位居第一，其他如总体市场经营环境、政务环境、法制环境、开放环境等也均位于前三之列。另外在《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中广州的排名也位居前列。

目前，广州也一直在不断的优化营商环境，2020年1月广州出台《广州市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一般也认为这是3.0改革，相比于此前广州的政策力度再次加码，这一次广州优化营商环境的力度更大、涉及的范围更广、措施更加的全面。

（三）广州面临的挑战

1、外贸环境恶化

广州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国际商贸中心、“一带一路”枢纽城市，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广州出口总值从1988年的14.59亿美元快速上涨到2017年的853.2亿美元，截至2017年广州出口金额占GDP比重依旧达到了26.8%。

但是2018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开启，广州的出口业务受到了明显影响。一直以来，美国都是广州最主要的贸易对象，2018年广州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总值占广州总出口份额的14.65%。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很多广州商品是借由香港转运，最后出口到美国地区的，据悉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总出口金额的比重超过了15%。而美国和香港是广州最大的出口对象，广州出口到美国和香港的商品占比接近30%，这就使得广州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会进一步加深。中美贸易摩擦加上去年香港局势动荡，广州的贸易环境出现了明显的恶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出台的关税清单与广州优势出口产品的重合度较高。分析美方关税清单，我们能够发现 “机械、电气设备、电视机以及音响设备”、“纺织原料即纺织制品”、“杂项制品”等是美国的主要制裁对象，其中“机械、电气设备、电视机以及音响设备”行业涉及的金额占比超过40%、“纺织原料即纺织制品”占比超过10%。

而广州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便是机电产品。2018年机电产品出口金额占广州出口总金额的比重接近50%，另外如“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等一直以来也是广州的主要出口商品。由此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广州的冲击更为明显。

中美贸易摩擦也确实对广州的外贸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整体来看，2018年后广州的外贸环境明显恶化，2018年下半年以来广州出口累计同比一直在下滑，2019年出口同比下降10.2%。

更为直观的来看，外贸环境的恶化对广州企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过去快速发展的外贸业务使得广州自然而然的诞生了很多外贸企业，部分企业更是专门针对美国市场，但是当中美贸易环境恶化的时候，这些企业便首当其冲，经营环境严重恶化。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虽然有所缓和，但后续发展还有待观察，中美贸易关系的走向无疑会对广州之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而2020年新冠疫情则更是让广州的外贸环境进一步恶化。

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广州工业企业纷纷停产停工，这使得很多国外企业的订单暂时无法生产，如因为广州停工，日本汽车厂商由于缺乏原材料被迫停工（上文我们也提到过日本主要汽车生产厂商纷纷在广州设立生产基地），这使得日本政府开始提出减少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可以预计疫情结束后，部分日企会开始减少在中国投资或撤出中国。另外，出于防疫等方面的考虑，部分国家也减少了对中国的订单。

此外随着2020年3月以来疫情在海外迅速扩散，全球各国纷纷开始“闭关锁国”，经济活动陷入停滞，全球需求将会更加疲软。另外，原本在4月份举办的广交会也被迫延期到6月在网上举办，作为广州外贸的主要窗口，广交会的延期线上举办可能会进一步打击广州今年的贸易情况。

2、企业外迁趋势明显

广州的工业结构，从一开始的以轻纺工业为主，到后来的以汽车工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等重工业为核心，再到现在坚持发展三大支柱产业，同时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技术产业。另外，广州服务业也在逐步优化升级从以生活性服务业为主到强调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保险等。而新的产业兴起必然伴随着原有产业的衰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州就有企业外迁到周边落后地区的现象，当时大量污染较大的轻纺工业或是被迫倒闭或是外迁。但是当时的广州经济正处于快速上升的时期，部分企业外迁的同时，更多的重工业企业如汽车零配件生产企业、石油化工企业开始快速在广州兴起。原有企业的外迁推动了广州“腾笼换鸟”，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

但是现在来看，广州企业外迁压力依旧严重，主要是因为快速上升的劳动力和土地价格成本使得广州企业的经营成本快速上升。2005-2017年，广州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34360元/年上涨到了98612元/年，上涨了近3倍。

房价也开始快速上涨，2005-2017年，广州二手写字楼成交均价由3676.5元/平方米上涨到了17627.9元/平方米，涨幅达到了479.4%。二手商业用房成交均价由5435.7元/平方米上涨到了14309.5元/平方米，涨幅达到了263.3%，而住宅的涨幅更高，由2997元/平方米涨至17547元/平方米，涨幅高达585.4%。

快速上涨的房价与职工工资侵蚀了企业的利润，增加了在广企业的经营压力，也使得广州对外来企业的吸引力下滑。

另外，相关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等也使得企业倾向于外迁，如深圳、上海在财税政策方面享受更大的优惠，这就使得很多企业倾向于外迁到深圳、上海等地。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近几年广州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涨幅明显趋缓。从占比上来看，2005年后广州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一路下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广州第二产业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下滑。此外2013年后，广州固定资产投资的整体涨幅也在下滑，这也反映出近几年广州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盈利能力不强，新增投资意愿下降的现实。

大量外企也开始迁出广州。随着广州要素成本的上涨，越来越多的外企开始搬离广州，相应的广州规模以上外商投资的工业企业数量也在不断地下降。2017年广州规模以上工业外企仅有640家，相比于2008年下降了近40%，大量外企开始迁出广州。

同时，外资在行业投资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偏好变化。2013年之后外商在制造业上的投资比重明显下滑，截至2017年仅为13.86%，反映出制造业对外商的吸引力下降。

3、产业升级进程缓慢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州一直致力于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改造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高技术产业等措施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最近几次的五年计划中多有提及。

尽管如此，但是现实的道路往往曲折而艰辛。2018年广州先进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9.7%，实际上较2011年的59.9%还略有下滑，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陷入停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先进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差距较大。广州先进制造业的统计口径包括装备制造、汽车、船舶、石化和钢铁等产业。以汽车产业为例，广州汽车产业中很多是属于汽车零配件等简单设备的制造，如日本的主要汽车厂商都在广州设立有零配件制造厂，而很多涉及到汽车产业的核心技术如发动机制造等，广州其实并不强，这也意味着广州其实在整个汽车产业链中处于较为低端的位置。

而更能体现科技实力的高技术制造业在广州的发展更加举步维艰。2018年广州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仅598.6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仅为13.4%，而深圳的占比却高达56.8%。

另外从研发投入角度来看，广州虽然一直在支持企业等经济主体加大在研发上的投入，如广州在税收上允许企业的研发支出加计扣除，并且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来支持高技术企业发展。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四大一线城市中，广州研发投入强度远远低于其他三个一线城市，2018年广州R&D经费投入强度仅为2.63%，明显低于深圳、上海和北京。

从广州专利申请的情况也能够一窥广州目前创新能力不足的现象。过去几年间，广州专利授权数量虽然一直稳步上升，但是专利质量欠佳，最能够反映地区创新水平的发明型专利在全部专利数量中占比并不高，2018年仅占全部专利数量的12.1%，而外观设计型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则占据较高比重。

含金量较低的专利授权情况背后映射出来的是广州整体创新能力不足的现实。根据2020 年《2020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评估报告》的数据，广州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100强中仅位列46，而深圳位列27，香港位列15，上海位列12，北京位列7。

4、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

过去几年间，广州服务业快速扩张带动了广州经济的快速发展，2018年广州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1.75%，而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73%。但是在服务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广州服务业的质量并没有明显改善。

2018年广州现代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了66.5%，同比增速7.98%，同比增速相比于2017年明显放缓。

此外，现代服务业占比虽然看似较高，其实只是因为口径较宽。根据广州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广州现代服务业主要包括：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11个统计口径，而服务业的统计口径总共才14个，除却现代物流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子口径，旅游业没有应对口径外，其他口径均一致。

进一步的从细分行业来看，广州服务业位居前5的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20.66%）、金融业（12.8%）、房地产业（12.0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0.93%）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0.93%）。批发零售业在服务业中占比优势明显，而金融业虽然在过去几年里得到了加强，但是占比依旧较小，另外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附加值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也较为缓慢。

横向对比其他一线城市，广州在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上具有明显优势，这与广州作为商贸中心与交通枢纽城市的定位相一致。但金融业以及IT业方面广州远远不如其他一线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服务业的比重均超过了20%，其中上海更是达到了25.15%的水平。

3 

广州如何出彩出新？  

基于上文对广州现存优势与缺点的分析，再结合广州“四个出新出彩"文件以及其他相关政策文件，本文提出如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有序引导传统产业外迁、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是广州破局的关键，也是广州迎接更好的未来的底气。

第一，合理引导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一则应当认识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阵痛期是不可避免的，但合理引导传统制造业外迁，能够为引入现代化制造业企业腾出空间。二则是运用新技术、新工艺等加大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力度，以广州传统的轻纺工业为例，广州可以运用新技术研发新材料如发展高密织物、高档弹力织物等，可凭借原有优势加大品牌培育，开拓品牌供应链和价值链等。

第二，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在现代制造业上的合作。

例如与深圳、东莞共建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依托广州开发区和增城两大核心区，推动广东聚华与深圳天马、TCL、华星光电等龙头企业的合作，建设国家超高清产业基地，打造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依托广州知识城新一代信息技术价值创新园，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通过与华为海思、中兴微电子、格力等企业的合作，建设高性能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再例如与佛山、珠海、中山等城市合作，共建珠江西安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带。通过与佛山、珠海等市的企业合作，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共建新兴汽车产业集群。加速推动广州国际生物岛、广州科学城等地的带动作用，合作共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依托增城、黄埔等智能装备重点园区，推动广州明珞、启帆等与珠海格力智能、佛山美的等龙头企业合作，共同建设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此外，加快推进南沙粤港深度合作园区的建设、共建穗港澳“飞地经济”示范园区，对于广州现代产业的发展都极其有利。

第三，大力培育市场经营主体，形成一批“隐形冠军”和单项冠军企业，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的快速发展。

一则政府应该加大引进行业内龙头骨干企业，通过引进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在广州设立区域总部或者研发中心等机构，加速区域内产业链的形成。二则大力扶持本地原有优势企业，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兼并、收购等方式，加快原有企业做大做强的步伐。三则鼓励支持高成长性企业发展，加大对 “两高四新”（高科技、高成长、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的政策支持，打造一批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高技术企业。

第四，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一则加大财政资金对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同时通过鼓励各地区设立符合产业发展定位基金，由财政带头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资力度。二则保障先进制造业企业的用地供应问题，通过引导原有低效企业外迁等方式，盘活土地存量，并优先将土地资源分配给先进制造业。三则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二）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横向对比深圳、北京、东京等其他先进城市，广州在科技创新领域还有较大进步空间。针对如何提高广州的科技创新能力，我们建议：

第一，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推动“广深港澳”科技走廊建设，加大区域协同创新合作。

广深港澳彼此之间各有优势也各有短板。广州集聚了大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基础较为雄厚，但是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特别是高技术企业发展缓慢；深圳虽然高校等科研机构较少，但是产业基础雄厚；香港制造业空心化明显，但是拥有多所国际知名高校，又是金融中心，在资金、技术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不同的优势使得彼此之间具有较强的合作空间。

一则通过在区域间建立完善的要素流动市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如支持粤港澳设立联合创新专项资金等，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与优势互补。

二则大力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支持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含广州大学城）与光明科学城等重大创新载体的合作建设。推动科技服务平台设施共建共享，推动财政科技经费跨境使用，共建穗港科技合作园。

三则加大区域内项目合作，如充分发挥香港在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方面的作用，推动广州科技企业进入香港上市集资平台，拓宽广州企业的融资渠道。

第二，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积极实现“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在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政府居中协调，引领企业和高校与科研主体合作的作用，如通过给予土地、财政补贴资金等优惠，引导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共同研究中心”，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

另外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方向的时候，也能够更好的咨询企业、高校等专业人员的意见，从而更好的制定产业扶植规划。而针对高校，政府可以支持高校建立科技成果转移中心等类似机构，更好的实现高校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另外也可以通过扶持产业学院、新兴实训创研基地、产教融合等项目使得高校与市场更加的接近。

第三，积极引导企业加大在研发领域的投入。目前广州R&D投入的规模远远小于深圳、北京等其他一线城市。在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上，政府应该扮演引导者的作用，通过设立产业基金、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有效的引导企业增加在研发上的投入。

第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由于技术转让（科研成果转让）政策环境、产权保护以及专业服务体系等方面不完善，高校、科研人员等开展成果转换的积极性并不高。可以通过健全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评价和分配激励机制，保障科研人员对科研成果的受益权利建立完善的科研转化服务体系，建立广州知识产权运营平台等措施，营造更好的科研环境氛围，更有效地激励市场主体从事科研创新活动。

（三）打造国际综合交通物流枢纽

广州是岭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也明确指出要全面增强广州作为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

第一，依托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通过优化广州白云机场空域，推进空域管理制度改革，提高白云机场的运行效率。规划研究广州新的机场或者进一步扩建白云机场（如北京去年兴建了大兴国际机场，配合北京原有的首都国际机场以及其他民用机场等，北京的航运实力得到了快速提高）。进一步完善广州机场的配套设施建设，加强白云机场与市内区域的联系、大力发展空铁联运等。

第二，围绕广州港等，建设国际航运枢纽。通过加大对原有港口的规划，优化港区功能布局，如通过推进内港港区转型升级，针对性的发展游轮、滨海休闲功能；加大海运与其他交通方式的合作，如通过建设南沙港铁路，推进海铁联运；通过扩建港口、拓宽航道等方式，提高港口的运营能力。

第三，基于现有发达的铁路体系，建设国际铁路枢纽。在粤港澳协同发展的当下，通过大力建设城际高速铁路如建设穗莞深城际、广佛江珠城际等城际铁路加强广州与周边城市的互联互通；加大广州对外的战略通道建设，如建设广州-长沙-北京的京广高铁、建设广州－南宁－昆明通道，规划研究南广铁路连通东南亚通道等。

第四，完善不同交通方式的互联互通，更好的发挥各类交通方式的作用。如可以通过建设广州机场站，连接高铁与机场，实现空铁联运。

第五，大力发展交通+物流+产业模式。加大交通枢纽与物流产业园区紧密衔接，如探索建设“生鲜包机”等业务的航空冷链，围绕机场探索建设“低温货站”等；在港口建设完善的物流园区，推动建设国际物流航运中心；提高交通枢纽建设与产业空间布局的系统如广州北翼依托白云机场建设空港经济区、南翼围绕广州港大力发展航运经济。

（四）建设国际商贸中心

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商贸业务在广州的经济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作用。而愈发完善的交通物流条件、持续推进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正式落地等为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机遇。

第一，建设“一带一路”核心枢纽城市。首先，进一步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贸易往来，大力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不仅有利于降低广州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更有助于带动整个广州外贸行业的发展。具体措施上，广州可以继续深入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增加一带一路方向的航线数量，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政府间的合作，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等。

第二，完善外贸经营环境，提高口岸的保障服务能力。外贸通关步骤冗长等问题一直受外贸企业诟病，一方面，广州可以通过大力推进“单一窗口”建设，切实提高广州口岸通关效率，同时推进口岸全天候通关通航，全面推广内外贸和进出口“同船运输”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南沙自贸区和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加大与国外城市的互联互通，营造更好的外贸环境。

第三，鼓励“跨境电商”的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规模已经不再是对外贸易的决定性因素，多批、小批的对外贸易订单需求将取代传统的对外贸易大宗交易。跨境电商的出现为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和便利化注入了新动力，也能够助力 “广货”以“互联网+外贸”模式加速“优出”。具体而言，可以推动利用保税进口模式开展跨境电商业务，试点保税免税一体化监管运营等。

（五）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广州政府一直在不断优化当地的营商环境，目前广州营商环境在全国位居前列，但目前广州的营商环境距离国际大都市还有差距。针对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简政放权，优化企业经营环境。一是加大放权力度，除规定不得下放的事项外，尽量向街镇（园区）等下放行政管理事权等相关权限，完善政府部门权责清单，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二是进一步压减审批环节，精简行政审批流程，减少行政审批时间，同时实现政府“一条龙”式的服务程序，为企业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如精简水、电、气等报装程序，压缩社会投资项目落地整体环节的审批时间等。

第二，全面深化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借助互联网平台推行“智慧服务”，推动实现政府服务便捷化、高效化，建立完善的网上办事大厅，推动实现全程电子化服务，逐步实现“一窗受理、一网办通”。借助互联网平台推动实现部门间联动协作，推动实现行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部门合作更加深入。

第三，减税降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及时处理各种乱收入、乱罚款等现象，严格落实政府收费项目清单，如在行政事业收费领域实现审批管理零收费、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用电成本、燃气成本等，落实降低失业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单位费率政策。

第四，加强法治环境建设。以政府权责一致为原则，借助互联网等现代科技，加快形成权责明确、信息透明的政府监管格局。一是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兴市场监管机制，借助互联网，通过建立全市统一的公用信息服务平台等方式完善市场的信用环境。二是建立信用联合惩戒机制，依托监管信息化系统，针对有明显违法失信行为的企业、失新被执行人等失信主体进行行为限制，提高企业、个人等的失信的成本。

第五，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借鉴引入国际相关规则深化国家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结合实际建立全方位高效率的现代产权制度，如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制度，强化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建立一站式的维权平台，加速推进广州知识城知识产权综合改革试验，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等。

全文图表略

来源：微信号“ 粤开奇霖研究”，https://mp.weixin.qq.com/s/QaEE9PRb9pQL3lyQN4LaCQ 发表时间：2020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