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共政策引导，逐利的个体资源并不能自动配置到理想的产业

市场机制有缺陷，需要政府政策弥补。这个观点几乎是学术界的共识。没有政策引导的企业竞争，就像没有法律的自由，在逐利驱动下，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何况，政策有可能失误，企业决策也有可能失误，并不能保证企业决策失误就一定比政策失误损失小。所谓外部性、垄断等，讲的都是市场机制失灵。比如，最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证明了，监管不足、人心贪婪、创新过度，引发危机是必然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都在运用产业政策。例如，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美国提出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还有“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也有人称为“制造业回归”；日本实行了“产业重生战略”；德国也发布了“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产业政策确实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共政策与企业家精神是不矛盾的，就像足球比赛规则并不妨碍天才球员的场上发挥一样。产业政策是公共政策，体现的是宏观利益、长期利益。政策的公共利益与企业追逐短期利益、局部利益是有矛盾的，但这并不是扼杀企业家精神，也不是资源错配。相反，企业家精神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有益的。企业家精神确实重要，社会进步和人类富有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正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目前正规的经济增长模型都缺少企业家这个关键因素。所以，为了保护企业家精神，我们的公共政策应有容错精神，要尽量少干预，给企业家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

并非不要产业政策，而是要好的产业政策

我国产业政策失败先例虽然不少，原因在于没有正确的政策形成机制，是操作层面的问题，而不是从理论上就否定了产业政策。不能因噎废食，产业政策也有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产业政策除了利益机制外，还有个正确与否、高明与否的问题。我们讨论问题的焦点，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如何产生好的产业政策。

创新是不可预见的。20年前、30年前恐怕没人会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我们今天也难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不能用锁定预定路径的产业政策，不能规划新产业、创新。另外，行业政策也不能一成不变，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而纠错，做动态调整。产业可分为追赶型、领先型、退出型、弯道超车型、战略型等，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区别对待，有区别就必须有产业政策。

鉴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长远考虑，创新、转型、升级是战略选择，产业政策需要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一是鼓励一些有前途的行业发展。比如，信息、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生化等领域，诞生了许多新的科技，这些技术需要产业化，短期不能产生效益，就需要产业政策的扶植。二是限制一些要淘汰的行业发展。比如，我国有一些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也有一些资源消耗过大、污染严重的行业，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以及关停并转的办法去化解。三是重大科技攻关需要举国体制。为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为在国际竞争中不落后，我们必须要用举国体制来搞科技创新。四是基础设施行业仍然需要政府直接投资。基础设施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不仅能够提升我国国土整治水平，拉动低迷经济，还能通过“一带一路”等举措走出去，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体系。五是配套的金融、财税、投资、分配、法律等政策。

发挥民主决策，不断推进产业政策形成机制的改革

如何形成好的产业政策，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的制定非常困难，需要不断试错、不断改革。企业家本身随着时代变化，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也不是判断未来的最好人选。即便由最前沿的科学家组成产业政策委员会，也只能看到某一个领域上的技术变化。因此，发挥民主决策可能是解决办法。重大产业政策需要由政府、企业、专家充分论证，并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政策形成是可以低成本实现的。同时，坚持反腐，避免产业政策权力寻租。用理想信念武装公权力，解决动力机制问题。没有一成不变的好体制、好政策，只有不断通过改革，才能有个相对不错的产业政策。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即证明了这一点。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6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