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制定抗击新冠疫情的政策？例如，为了抗疫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限制经济活动？如何平衡卫生风险与停工造成的经济损失？重启民生意味着承担风险，从经济学角度来权衡收益、成本和风险，可以对决策提供帮助。

前期的研究表明，如果不采取措施，新冠疫情在美国的致死人数可能高达220万，隔离措施将这一数字下降到20万以内。但隔离的代价几何？当时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计算。

事后看，一个合理的估算是：发达国家因为隔离造成的国内生产总值（GNP）降幅，最高可达30%。对于年GNP达到20万亿美元的美国来说，三个月的隔离造成的损失大约为1.275万亿美元。

如何来计算隔离政策的收益呢？经济学家运用了“统计学生命价值”（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VSL）——一种评估死亡风险的方法。如果没有VSL的准确评估，死亡风险可能被忽略或低估。当一些与死亡率相关的政策，例如公路限速制定时，经济学家会计算因此带来的死亡率变化，再与VSL相乘。

在不同情境下，VSL并不完全相同，不过大部分研究会依据美国环保局使用的给定VSL值——740万美元。以此计算，隔离政策挽救了200万生命，相当于14.8万亿美元，远超1.275万亿美元的损失。所以，隔离政策是非常值得的。

根据疫情的真实情况，我们可以将研究再深入。新冠疫情中的罹难者多数是老年人，在美国，新冠罹难者平均比预期寿命少活了14年。我们可以用另一种名为“质量调整后寿命年”（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QALY）与预期寿命差值的方法，代替粗泛的VSL进行计算。大部分医学研究中，每个QALY的价值是15万美元。由此，隔离政策的收益是4.2万亿美元（15万美元X14年X200万人口），仍然高于其造成的经济损失。

需要注意的是，用这种计算方式，收益与损失的差值已经大大收窄了。如果当初我们能选择既明显减少死亡数，同时大多数经济活动仍然延续的政策呢？瑞典就是这么做的，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好判断。

制定抗疫政策是非常艰难的。决策者需要平衡经济和卫生，并且面临着不确定性。各国的国情各不相同，所以可选的政策也不一样。伟大的经济学家艾尔波托·艾莱斯纳（Alberto Alesina，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断言，世界不是围着经济学家转的，所以经济学家应该明白，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政治因素。

政治学家信奉：“政府的本质是保护公民免遭伤害。”公共安全正是政治家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我个人认同这个观点，新冠疫情就像一场战争，要赢得胜利需要做出牺牲。不幸的是，虽然很多政客也用这个比喻，但是用于抗疫的经费比起军费来简直少得可怜。很明显，美国并没有为这场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致于新冠带来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越战。

整个四月和五月，新冠疫情是导致最多美国人死亡的原因。新冠像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但我们必须阻止它的入侵。当然，我们需要权衡抗疫政策的收益和损失，不断做出调整。我非常支持加州和其它一些州迅速做出的封城决定，我也相信封城政策对许多欧洲国家也是适用的。

现在情况又有所变化，病例检测和接触者追踪的能力提升了，疫苗也在研发之中，应该考虑如何重启和复兴经济了。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外部环境快速变化的情况下，制定相适宜的政策，因为政策应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当然，有一些基本措施还是普适的：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远离易感人群；万一出现症状，立即自我隔离并求医。对国家来说，则应该对可能发生的新的暴发当机立断，提供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确保自我隔离、保护易感人群。在做到这些措施的前提下，重启经济和教育的重点仍是限制大规模的人群聚集。

新冠疫情在美国已经导致了超过10万人死亡，大部分集中在几个热点区域。下图表1以百万人死亡数为序，显示了22个国家和美国22个州的疫情数据，时间截至5月20日。表中可以看出，死亡率在不同的国家/州之间有明显分野，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密度（纽约州对比怀俄明州）、气温（1-4月较冷的北方地区对比较暖和的南方地区）、人员流动（高度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对比发展中国家）等。免疫低下人群聚集的区域，当然也更脆弱易感。另一个原因是政策，加州、华盛顿等政府较早要求保持社交距离的地区，比起那些政府拖延或者公众自己不乐意保持社交距离的地区，情况要好得多。

（表略）

看起来，严格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还是有所区别。高收入国家具备有效运作的保障体系，人口也更高龄，出于对安全的关注，暂停经济是正当的。但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采取相同措施很可能引发食品短缺、失业、贫困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死亡。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年龄比发达国家要小很多，因此如表1所示，新冠疫情的死亡率也低很多。豪厄尔（Zachary Barnett-Howell，耶鲁大学麦克米伦中心博士后）和莫巴拉克（Mushfiq Mobarak，孟加拉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持类似观点，经过损失-收益分析后，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

为何莫迪在印度采取了严厉的防疫政策？有可能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在社交距离政策中获益的是年纪更大的富人，受损的则是年轻的、贫困的群体，而话语权显然被有钱的上等人掌握。现实中，北方国家（编者注：发达国家主要分布于北半球的北美洲和欧洲，因此习惯上用北方国家指代发达国家，南方国家指代发展中国家）富人的潜在需求，往往凌驾于南方国家穷人的实际需求之上。印度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应该制定自己的抗疫政策，而不是照本宣科。政策制定者必须依据国情因地制宜，尽可能考虑到对不同族群可能造成的影响。

像新冠这样的危机暴露出不同系统的弱点。在美国和英国，易感人群包括老人以及糖尿病、肥胖症、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疫情导致的医疗资源短缺，让这些人群更易感。我希望在新冠暴露这些缺陷之后，医疗系统能够有所改进。

我们指出了新冠抗疫政策的缺陷，但是抚今追昔，我们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对小儿麻痹症非常恐慌。我们烧开水喝（编者注：许多国家习惯于直接饮用自来水），尽量不去餐厅吃饭。我们等小儿麻痹症疫苗等了好多年，当它终于研发成功之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我终于可以去路边小贩那里买炸豆丸子吃了；而现在，我们期待新冠疫苗在几个月内就能研发成功。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人口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新冠和埃博拉的死亡率不到0.01%。

除了对卫生的不利影响，我也担心疫情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健全的政治领导体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发展科学、防止战争、建设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新冠病毒将改变教育和商业体系，希望它也能让美国的卫生系统更加高效、包容。若能如此，当下一次卫生危机来临的时候，美国就能有更有效的响应。

来源：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812117 发表时间：2020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