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明显增加，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能立足于“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挖掘内部潜力，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顺应发展趋势，拓展发展空间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努力方向，就是在前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到2035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实现上述目标，我们需牢牢把握如下发展方向：

一是迎接“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把第三产业作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主战场。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就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9年已达到53.9%，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也将于2020年前后达到50%左右。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超过“半壁江山”的客观事实，决定了今后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增加就业惠民生，都必须把第三产业作为主战场。我们要以构建竞争开放的市场格局为抓手，加快发展服务业，推动中国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

二是深入推进工业化，提升制造业水平。服务业的发展是制造业升级、社会分工深入发展的结果。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重大装备自主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制造业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成效。与此同时，突破国外“卡脖子”技术的制约、维护民族产业利益，也对国内产业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后一段时期，要以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5G通讯为抓手，追赶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要深入推进“互联网+”，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路子，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小微企业服务网络，全面提升制造业水平。

三是加快新型城镇化，补齐城市化发展的短板。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而户籍城市化进程更远远落后于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步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势：大城市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城市群、都市圈成为新的发展潮流。要按照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的思路，引导各城市找准各自定位，明确主导产业，改善营商环境，做大做强城市产业集群；要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跨区互认，促进城市间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城市群良性互动发展。

四是要聚焦“三农”，加快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三农”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的“副产品”，也是检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否完成的试金石。要抓住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的难得机遇，加快农村承包土地流转，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工人”，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要稳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不断做实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村社区服务的制度基础；要增加政府投入，因地制宜推动农村改造，改善农村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条件；要加快农民养老主要由家庭保障向主要由社会保障转型，消除农村老年贫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消除堵点和难点，畅通国内经济循环

一是畅通企业成长通道，激活新旧动能更替循环。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学依据，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在劳动人口既定甚至逐年下降的背景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在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需要聚焦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两个环节，进一步疏通涵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成长通道，为“破坏式创新”、盘活存量资源创造外部条件。

从市场准入的角度看，要进一步厘清政企关系，切实履行政府监管义务，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为企业创造法治、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要坚持内资外资平等对待，全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严格履行市场开放的承诺；要加强法律保护，保障民营资本公平使用基础设施的权利；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康发展，推动不同所有制合作共赢；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通过国有资本优化重组，推动所有制结构布局梯度优化，为民营资本创造更多发展空间。从市场退出的角度看，则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鼓励企业资产交易和资本运作；要加快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处置和损失核销工作，加快处置“僵尸企业”；要加强债权人委员会的权力，提高企业破产重整、破产清算的灵活性；要制订出台《个人破产法》，解除投资者个人承担的无限偿债责任。

二是消除人员流动的障碍，激活城乡经济循环。

着力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加快城市外来人口落户步伐。各级城市要转变发展观念，把吸引外来人口作为实施人才战略的重要抓手。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义务教育、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再就业培训等领域实现对外来人口的全覆盖；要提高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保障制度的衔接与可转换性，便利人员跨地区、跨部门流动；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把外来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引导其在工作城市安居乐业。

引导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要引导人才、资金向农村流动，用现代经营理念改造传统产业。要充分发掘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的潜力，有序推动村庄整治，提升农村社区服务水平。城郊农村、部分乡村要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等产业。对于集体所有的房屋，更可以探索引入长期租赁、分时度假乃至有条件的“产权出售”等方式，吸引部分城市居民到乡村休闲、生活。当前，全国各地正在集中整治违章建筑，对于手续齐备的“小产权房”，建议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予以承认；对于存在手续欠缺的“小产权房”，建议采取妥善的补救措施，避免简单粗暴的“一推了之”。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城市居民的信心，调动其下乡生活、居住的积极性。

三是推动发展成果共享，激活生产消费循环。

完善企业制度，提高职工地位。要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增加工人代表在董事会、监事会的话语权，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要推动实行集体工资谈判制度，改变员工相对于企业的弱势地位；要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障职工收入随企业效益提高而持续增长；要加强对灵活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

完善收入分配，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要聚焦1%高收入人群，加强所得税执法，打击逃税、避税行为；要积极推动遗产税立法，发挥遗产税的调节功能；要全面清理、大幅缩减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把财政资金更多用于增加提供公共服务。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提到，全国尚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其中有很多是老人。要显著改善这些人的生活水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养老医疗保障制度、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充分发挥“社会安全网”的兜底作用。

四是破除物流、园区壁垒，打通供需循环。

消除涉外经济区与国内市场的制度落差，推动国内、国外市场的有机衔接。国际环境的变化给保税区、加工区、自贸试验区内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风险。应当看到，“放管服”改革的理念和改革措施与上述园区的管理理念和政策基本是相同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实现程度和政策优惠力度的不同。应该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分类监管，加快推广复制保税区、加工区、自贸试验区成功经验的步伐，逐步拆除有形的物理障碍，使出口企业的产品能够便利地在国内销售，内贸企业的产品能够便利地销往国际市场。

加快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消除市场供需障碍。要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要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推进物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发展；推动商贸流通设施的改造升级，加快建设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立完善应急物资的储备和流通体系。不断提高流通效率，更好地促进产需衔接和消费结构升级。

化解和消除风险，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自出现“三期叠加”、步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就面临增速下调、结构升级步伐加快、风险因素暴露增加的挑战。党中央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在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最高决策层面统筹、协调风险防范和风险化解工作。在工作思路上，更是总结多年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经验，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方针，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走向深入。近年来，在防控地方债风险、处置僵尸企业、处置互联网金融、应对股市大起大落、处置影子银行风险以及协调个别企业、银行有序破产清算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有力地维护了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仍将面临一些风险。我们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定期开展系统性的风险评估，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主动出击，通过稳固能源、原材料供应，建立完善价格风险对冲机制，减少关键技术对国外的依赖，助力企业业务转型等举措，化大风险为小风险，以小风险的有序释放代替系统性风险的集中释放，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发表时间：2020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