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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伟:充分发掘内部潜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

作者: 张俊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二级巡视员、研究员 发布日期:202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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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明显增加,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能立足于“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挖掘内部潜力,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顺应发展趋势,拓展发展空间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努力方向,就是在前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到2035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实现上述目标,我们需牢牢把握如下发展方向:

一是迎接“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把第三产业作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主战场。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就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9年已达到53.9%,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也将于2020年前后达到50%左右。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超过“半壁江山”的客观事实,决定了今后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增加就业惠民生,都必须把第三产业作为主战场。我们要以构建竞争开放的市场格局为抓手,加快发展服务业,推动中国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

二是深入推进工业化,提升制造业水平。服务业的发展是制造业升级、社会分工深入发展的结果。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重大装备自主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制造业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成效。与此同时,突破国外“卡脖子”技术的制约、维护民族产业利益,也对国内产业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后一段时期,要以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5G通讯为抓手,追赶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要深入推进“互联网+”,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路子,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小微企业服务网络,全面提升制造业水平。

三是加快新型城镇化,补齐城市化发展的短板。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而户籍城市化进程更远远落后于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步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势:大城市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城市群、都市圈成为新的发展潮流。要按照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的思路,引导各城市找准各自定位,明确主导产业,改善营商环境,做大做强城市产业集群;要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跨区互认,促进城市间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城市群良性互动发展。

四是要聚焦“三农”,加快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三农”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的“副产品”,也是检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否完成的试金石。要抓住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的难得机遇,加快农村承包土地流转,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工人”,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要稳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不断做实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村社区服务的制度基础;要增加政府投入,因地制宜推动农村改造,改善农村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条件;要加快农民养老主要由家庭保障向主要由社会保障转型,消除农村老年贫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消除堵点和难点,畅通国内经济循环

一是畅通企业成长通道,激活新旧动能更替循环。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学依据,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在劳动人口既定甚至逐年下降的背景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在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需要聚焦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两个环节,进一步疏通涵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成长通道,为“破坏式创新”、盘活存量资源创造外部条件。

从市场准入的角度看,要进一步厘清政企关系,切实履行政府监管义务,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为企业创造法治、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要坚持内资外资平等对待,全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严格履行市场开放的承诺;要加强法律保护,保障民营资本公平使用基础设施的权利;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康发展,推动不同所有制合作共赢;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通过国有资本优化重组,推动所有制结构布局梯度优化,为民营资本创造更多发展空间。从市场退出的角度看,则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鼓励企业资产交易和资本运作;要加快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处置和损失核销工作,加快处置“僵尸企业”;要加强债权人委员会的权力,提高企业破产重整、破产清算的灵活性;要制订出台《个人破产法》,解除投资者个人承担的无限偿债责任。

二是消除人员流动的障碍,激活城乡经济循环。

着力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加快城市外来人口落户步伐。各级城市要转变发展观念,把吸引外来人口作为实施人才战略的重要抓手。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义务教育、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再就业培训等领域实现对外来人口的全覆盖;要提高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保障制度的衔接与可转换性,便利人员跨地区、跨部门流动;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把外来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引导其在工作城市安居乐业。

引导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要引导人才、资金向农村流动,用现代经营理念改造传统产业。要充分发掘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的潜力,有序推动村庄整治,提升农村社区服务水平。城郊农村、部分乡村要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等产业。对于集体所有的房屋,更可以探索引入长期租赁、分时度假乃至有条件的“产权出售”等方式,吸引部分城市居民到乡村休闲、生活。当前,全国各地正在集中整治违章建筑,对于手续齐备的“小产权房”,建议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予以承认;对于存在手续欠缺的“小产权房”,建议采取妥善的补救措施,避免简单粗暴的“一推了之”。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城市居民的信心,调动其下乡生活、居住的积极性。

三是推动发展成果共享,激活生产消费循环。

完善企业制度,提高职工地位。要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增加工人代表在董事会、监事会的话语权,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要推动实行集体工资谈判制度,改变员工相对于企业的弱势地位;要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障职工收入随企业效益提高而持续增长;要加强对灵活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

完善收入分配,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要聚焦1%高收入人群,加强所得税执法,打击逃税、避税行为;要积极推动遗产税立法,发挥遗产税的调节功能;要全面清理、大幅缩减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把财政资金更多用于增加提供公共服务。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提到,全国尚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其中有很多是老人。要显著改善这些人的生活水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养老医疗保障制度、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充分发挥“社会安全网”的兜底作用。

四是破除物流、园区壁垒,打通供需循环。

消除涉外经济区与国内市场的制度落差,推动国内、国外市场的有机衔接。国际环境的变化给保税区、加工区、自贸试验区内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风险。应当看到,“放管服”改革的理念和改革措施与上述园区的管理理念和政策基本是相同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实现程度和政策优惠力度的不同。应该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分类监管,加快推广复制保税区、加工区、自贸试验区成功经验的步伐,逐步拆除有形的物理障碍,使出口企业的产品能够便利地在国内销售,内贸企业的产品能够便利地销往国际市场。

加快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消除市场供需障碍。要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要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推进物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发展;推动商贸流通设施的改造升级,加快建设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立完善应急物资的储备和流通体系。不断提高流通效率,更好地促进产需衔接和消费结构升级。

化解和消除风险,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自出现“三期叠加”、步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就面临增速下调、结构升级步伐加快、风险因素暴露增加的挑战。党中央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在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最高决策层面统筹、协调风险防范和风险化解工作。在工作思路上,更是总结多年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经验,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方针,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走向深入。近年来,在防控地方债风险、处置僵尸企业、处置互联网金融、应对股市大起大落、处置影子银行风险以及协调个别企业、银行有序破产清算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有力地维护了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仍将面临一些风险。我们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定期开展系统性的风险评估,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主动出击,通过稳固能源、原材料供应,建立完善价格风险对冲机制,减少关键技术对国外的依赖,助力企业业务转型等举措,化大风险为小风险,以小风险的有序释放代替系统性风险的集中释放,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发表时间:2020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