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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吴赛:试析“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美俄三角关系

作者: 李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赛 发布日期:202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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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美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从地缘上来看,俄罗斯是亚欧大陆举足轻重的大国,因此美俄关系、中俄关系关系着亚欧大陆的和平与稳定。中美则是亚太地区最有影响的大国,中美关系决定着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亚欧大陆与亚太地区几乎囊括了全球所有的经济、政治核心和热点地区。虽然中美俄关系不是中美俄有意构筑的三边关系机制。中美俄三边关系缺乏专属工作框架的规范与制约。但是,中美俄作为三个相互作用的大国,其三边关系对产生国乃至全球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也最复杂的大国关系,有助于为大国关系研究,或大国三角关系研究提供典型的案例,同时也有助于认识大国关系中,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

对于中国的现实利益来说,中美、中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直接决定着中国外部生存和发展环境,决定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俄依旧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存在是客观的。中美、中俄、美俄关系不是彼此割裂,而是紧密相关,共存于一个大三角关系中。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些目标,特别是当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没有俄罗斯的参与配合,其效果将大打折扣;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虽没有与中国直接接壤,但其对中国方方面面的影响远超中国任何一个邻国。中国要塑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外部环境,与美俄两大国的关系是绕不开的。

一、问题的出现与研究综述

中美俄三角关系起源于冷战时中美苏三角关系,是美苏两极格局在中国实力增长之后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大国间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是伴随中国实力增长而出现的。中国本身在领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数量方面就具备大国的体量。建国初期又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进行过正面军事冲突而不落下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出现了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特别是“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中国具备了成为世界有影响力大国的硬指标。第二,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逐渐清晰,建国初期,中国出于国际环境考虑,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但随着现实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倾向越来越明显,不再唯意识形态决定关系远近。这样,中国实现了与包括美日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第三,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合法席位得到恢复,政治大国身份得到普遍承认。中国逐渐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极,并且成为左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外关系最为重要的大国,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成为三方最不可忽视的外部关系,同时也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

而当今中美俄关系则更加复杂,整体大环境不再是冷战中的两极格局,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是新的背景,影响因素复杂多样。俄罗斯曾一度出现倒向西方阵营的意图,但休克疗法的失败以及西方对俄罗斯国内问题的苛责,促使俄罗斯很快调整政策,并且提出重振大国地位的战略。由于三个双边关系的相互联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美苏三角关系被中美俄三角关系所取代,成为左右国际格局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国内对于中美俄三角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郑羽研究员系统地研究了中俄美三角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轨迹,认为“中国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构成了中国最主要的外部环境,研究21世纪中俄美三角关系的演变,有利于我国外交战略运筹的趋利避害”。赵华胜教授在《论中俄美新三角关系》中分析了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变化趋向,认为中美俄很难形成三边合作的局面,最有可能的是中俄保持战略合作,但中俄美相互保持独立,维持着三极结构。李勇慧研究员认为“国际秩序的变化、双边关系中结构性的矛盾以及国家实力的变化”是影响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基础,而中美俄各自对外战略是中俄美三角关系未来变化调整的基础。李静杰学部委员则认为中俄与美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进取性的均衡外交”应该是中国明智的选择。

当前研究成果中,达成了一些共识性的内容,例如认为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仍处在变动之中,未来发展仍然具有开放性;中美俄三角关系受中美、中俄、美俄三对双边关系互动的影响;实力、对外战略、国际环境等,都是影响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外部因素;巩固中俄已有的良好关系,尽力保持与美国关系的稳定,等等。针对有人质疑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存在与否,李兴教授明确指出中美俄三角关系不仅存在,而且是当今世界最复杂、最微妙、最重要的的三角关系之一,只不过与20世纪70-80年代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相比,时代环境、力量对比、影响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他主张“中国平行发展与俄美关系,实行‘双向合作’战略……良性互动,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中俄友好“并不意味着结成反美联盟”。“中国与美俄之间是最重要的两组大国关系”。

当然,三角关系是高级的三边关系,三边关系是低级的三角关系。三角关系必定是三边关系,但并非所有的三边关系都能构成三角关系。把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放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考察,这个视角很重要,也很有现实意义,但目前国内外成果极少,几乎没有,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本文从中美俄三强实力比较研究出发,探究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基本格局,剖析当前中美、中俄、美俄三对双边关系,特别是“一带一路”视角和框架下的经济政治关系,进而分析当今中美俄三角关系的特点、前景及其应对等问题,以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二、中美俄实力比较:一超两强格局

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启示是:实力是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因素,总体而言,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相对简单明确,围绕着美苏争霸的冷战大背景,军事实力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

经贸、文化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影响微乎其微。即使是作为冷战时期最具有标志性的意识形态因素,也没能完全左右中美俄关系,中苏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曾经属于同一阵营,但中苏关系也出现了恶化甚至爆发武装冲突,中美、苏美之间虽然分属两大对立阵营,中美还在朝鲜半岛爆发过直接战争,但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美苏关系、中美关系都出现过缓和,直至关系正常化。实力是决定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状况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因素。正是因为中美俄具备了相当的实力,才有了三角关系产生的前提。

在国际关系中实力一般以综合国力来衡量,对于综合国力的论述,相关研究已经汗牛充栋,评价体系和标准也越来越丰富。胡鞍钢、高宇宁将综合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之行动追求其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国家战略资源是其核心组成因素和物质基础”,并将国家战略资源分为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技术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等八大类。唐彦林、吴志焜选择了国内生产总值、人口、人类发展指数、国土面积、石油资源储量、军事人员和军费开支等七个指标作为分析综合国力的要素。

综合上述相关研究,关于综合国力的评价标准虽然各有不同,但均有一些共同的指向。本文选取重复度较高较为直观体现大国实力和大国能力,且能够直接转化为大国影响力的指标即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进行比较,以对中美俄实力对比进行一个直观的描述,从而明确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基本态势。

图1的经济总量指标显示,美国的经济实力最为雄厚,领先于中俄之和。但是中国的发展速度正在加快,经济发展潜力更加明显,是当前中国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实力地位的主要支撑之一。俄罗斯经济总量远远小于中美,且发展并不稳定,但是俄罗斯的资源丰富,发展潜力亦不可小视。图2的核弹头数量对比显示了美俄在核力量上几乎平分秋色,中国远远低于美俄。另据全球火力网站根据各国的人口、武器装备、后勤能力、资源、战略储备等50余项(排除核武器)指标的综合评估,美国军力排名全球第一,俄罗斯和中国分别居第二、第三,再结合核武器的情况可以认为,中美俄军事实力对比,美国最强,俄罗斯次之,中国最弱。因此,由经济总量与军事实力的比较可以看出,美国这两项指标均领先于中俄。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领先于俄罗斯,越来越接近于美国,俄罗斯则在军事实力方面超过中国,虽然相比美国尚有差距,但足够与美国抗衡。因此,中美俄实力对比,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中俄则各有优势,在某些方面拥有与美国竞争的实力。

按照三角关系的实力分布,中美俄实力可以出现以下几种模式:(1)均势大三角关系,类似于一个等边三角形。在这个状态下,三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基本相当,势均力敌,没有一个国家实力明显超出另外两个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实力明显弱于其他两国。任意两国实力相加都绝对胜过第三国,任意一国都无法同时与另外两国发生全面对抗。(2)一超两强大三角关系,类似于等腰直角三角形,在这种关系状态下,存在一个超级大国,综合实力明显超过另外两国中的任何一国。而另外两国也具备一定的实力,两国实力之和与一超相当或略有优势。(3)两强一弱三角关系,类似于锐角三角形,其中一国实力明显弱于另外两国,即锐角国,而另外两国实力相当。美苏争霸时期中美苏三角关系即是这种形式的写照,中国即是其中锐角国的角色。在这种形式下,锐角国也能够单独与另外两国中任何一国对抗,但是代价巨大。这种形式也从侧面说明了三角关系的存在依赖于实力的基础,即使是较弱的一方,也需要具备相当的实力,才能构成大三角关系的基础。中国曾经采用“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同时对抗美苏。而两国中的任意一国与锐角国联合,共同反对第三国,则会形成对第三国的明显优势。中苏曾联合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中美也曾联合对抗苏联。(4)一强两弱模式,类似钝角三角形,该关系模式下,其中一国的综合实力大大超过另外两国,即使另外两国联合,也无法与该超级大国抗衡。

图1 中美俄2016-2018年GDP总量比较(单位:万亿美元)①(略)

图2 中美俄核武器(弹头)比较(单位:枚)②(略)

综合当前中美俄各自综合国力来看,中美俄呈现的是明显的一超两强模式,即三方都有较强的实力,而美国的优势明显,超过中俄。一超两强模式说明中美俄总体处在较好的发展时期,按照这种趋势,中美俄三角关系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将会越来越突出,谁也无法成为绝对的主导,也无法形成任何形式的三边机制。

美国的大西洋-太平洋“两洋战略”也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好,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机制也罢,都可以理解为巩固和加强自身实力、改变三方力量对比向有利于自身方向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一超两强的大三角关系虽然能够直观地描述当前中美俄关系状况,但是这是一种静态描述,无法体现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动态变化。因此,要更加深入了解中美俄关系的实质,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势,还需要对双边关系进行分析。

三、中美俄三对双边因素分析

从动态构成要素来说,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是由中俄、中美、美俄三对双边关系构成,每一对双边关系又同时与另一方相互影响,这三对关系的互动,共同构成了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发展变化和基本趋势。

1.中美关系:复杂不定的两面性

中美关系不仅仅是两国的关系,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尤其是亚太地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美关系是大三角关系中最为复杂,也最不稳定的关系。中美关系从敌对、冲突,到缓和、建交再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状态。中美关系发展到了方方面面,矛盾也涉及到方方面面,从最开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到军事安全上的冲突,到今日错综复杂的贸易纠纷。中美几乎在所有双边关系领域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只是在大环境或者其他更重要问题的影响下,暂时有所缓和,随着形势变化,随时可能重新爆发。中美曾经爆发直接军事冲突,时至今日,美国依然在中国周边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存在,并插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问题上的争议,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虽然中国早已不以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上的差异来衡量中美关系,但美国时常在社会制度、人权等问题上指责中国,给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

然而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也在向前发展,尽管矛盾重重,但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中美都意识到,完全敌对是不符合两国利益的,这也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共识基础。中美建交时两国领导人确信,中美可以在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展开战略性合作。相比中国,美国的出发点具有更加明显的现实政治考虑,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在全球面临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态势之下,认识到与中国接触的必要性,这才有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基础。随着苏联解体,一超多强的多极格局逐渐形成,美国与中国的结构性矛盾再次凸显出来。然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伴随着地区争端、核扩散、恐怖主义等问题的不断出现,使得中美终究不能走向全面对抗,中美关系恶化会损害双方的利益。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是客观存在,完全把中国推向敌对,美国必将承担巨大的代价。

各种现象表明,当前的中美关系处在新的调整或转型时期,但是对中美关系将向何种趋势发展,说法不一,这本身就说明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兰德尔·施韦勒等从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来定位中美关系,对当前中国不断增长的自信和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与美国内向收缩的倾向进行对比,并从两国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完全可以与未来以和平、和谐为特征的国际关系相容。也有认为中美关系竞争性增加,竞争性共存“将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特朗普上台后,明确地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2017年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声称“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并试图削弱美国的安全和繁荣”。

2018年,特朗普政府大幅度提高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并对中国相关企业采取各种措施。中美贸易战之激烈令世界关注,但即使如此,中美仍然在进行接触和谈判。在“美国优先”的政策转型之下,美国在全球会有一定程度的收缩,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霸权主义和领导权,收缩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美国最终目的是将更多地资源用于美国的“再次伟大”。同时,美国的对外政策趋向保守,处处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考虑,与其他国家关系良好与否则无关紧要。与中国贸易战就是这种政策在贸易领域的直接体现。可见,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单方面的努力无法克服中美结构性的矛盾。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美国的目标,而是美国的手段。美国向来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决定与中国的关系。当前中美关系竞争性、矛盾性因素增加,正是当前美国政府“美国优先”政策之下的直接结果。中美关系不是靠某一领域决定的,而是整体的影响。中美之间在政治、军事、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信任度很低,在经贸领域往来密切,相互依赖程度高,但中美关系并没有因经贸关系的密切交往而加强政治互信,中美巨大的双边贸易额没有成为促进双方关系稳定或改进的因素。

对于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美国更多地视为中国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战略和竞争。美国官方基本上是冷眼旁观,且以负面看法为主,认为“一带一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会削弱美国在亚欧、亚太区域和全球的影响力甚至霸主地位,也会冲击二战后美国主导创立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制度,因此,美国总统没有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而丝路经济带向西发展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可能不无干系,中国北向与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也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并非完全无关。美国甚至公开反对和威胁其盟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合作,诋毁中国“不透明”,搞“新殖民主义”。在舆论层面抹黑“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一些国家的政权更迭,利诱新政权全盘否定和推翻与中国“一带一路”相关的各项合作协议。对中国发展制造业和高科技的努力不断地制造障碍。

综合来看,中美关系发展道路崎岖不平,晴雨不定,有好转也随时会有逆转。中美之间缺乏稳定的基石,总体关系曲折性较大,充满不确定性。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外条件和战略选择之下,中美关系会出现周期性的反复或转型,如果中美两国能在转型期通力合作,管控矛盾,那么中美关系将迎来一段时间的稳定发展,否则中美将进入新一轮的竞争,甚至冲突。

2.中俄关系:全面战略协作“准同盟”

三角关系中关于中俄关系的定性,其实是存在争议的。中俄关系也出现过反复,但与中美关系不同的是,中俄关系总体趋势较为明朗。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全面联盟对抗来自西方世界的封锁,苏联对中国提供大量援助,帮助中国完成工业化建设。随着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裂以及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两国各方面矛盾接连爆发,以至发生武装冲突直至全面对抗。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开始接近并共同对抗苏联在全球的扩张。而苏联在全球扩张失败、内外矛盾丛生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求与中国关系的缓和。随着苏联解体,超级大国地位不复存在,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成为苏联继承者俄罗斯的必然选择。

总体来看,中俄关系是从结盟到全面对抗再到缓和、正常化,再到全面发展的趋势,是一个各种问题和矛盾不断爆发和解决的过程,中俄之间曾有过意识形态冲突,有过领土争端,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并且没有发生周期性反复。随着苏联解体以及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中俄之间意识形态问题不复存在,随着中俄领土问题划界的最终确定,影响中俄之间的核心利益问题均得到妥善解决,特别是经过最近20多年来的探索与发展,中俄之间有了高度互信的基础。中俄没有结盟,但是建立了一种比结盟更可靠,更稳定,也更符合两国利益的关系,堪称大国关系的典范。主要原因是两国之间矛盾的不断解决,高度相似的外部环境以及对外战略。

冷战后中俄在政治环境与对外战略上具有较多的相似性。政治环境方面:第一,中俄都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共同面对美国压力是中俄加强战略协作的关键性外部因素。中俄在政治制度上均有别于西方,中俄的大国实力和地位及自身利益均决定了中俄必然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采取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而绝不可能唯美国及西方马首是瞻。第二,中俄周边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中国有台湾问题,以及与陆上、海上邻国的领土争端,东部沿海面临着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而俄罗斯西部则面临来自北约的压力,与前苏东地区国家也存在一些领土、资源、安全上的矛盾,南部与中东接壤的地区则有恐怖主义渗透。第三,中俄均面临相似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西北长期存在“三股势力”的威胁。俄罗斯高加索地区也有分裂势力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恐怖主义的威胁。

对外战略方面:第一,中俄总体对外战略上都以和平为主要基调,主张尊重国际机制和秩序。当前中国积极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走的仍然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中,也主张“全力巩固国际和平、普遍安全与稳定,确立公平民主的国际体系,尊重国际法首先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发挥联合国的核心协调作用并以集体原则解决国际问题”。

第二,中俄都极其重视周边关系。中俄周边都有大量的邻国,形势复杂。中国周边有14个陆上邻国,包括核大国,俄罗斯同样有14个邻国,其中还有一些共同的邻国,中俄还彼此互为对方最大的领国。中俄都需要一个稳定、安全的周边。中俄都认识到周边关系对于本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关系到本国生存环境。中俄自身的周边环境远没有美国优越,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比美国复杂得多。第三,中俄都重视发展与对方的关系。所以中俄对外战略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保守的和防御性的特征,中俄都力图维持世界秩序,尤其是周边环境的稳定和安全。中俄都没有主动挑起纷争的动机和需要。所不同的是,在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的时候,俄罗斯相对中国更加愿意选择强硬手段主动出击,而中国则更加审慎。第四,当前中俄都重视发展亚欧大陆多边合作,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大力建设欧亚经济联盟,力图通过自身的实力和资源,促进区域共同发展,优化自身发展空间和周边环境。

第三,上述两个方面中,政治环境是客观现实,对外政策则是主观选择,中俄在这两个方面高度相似和相互契合,而与美国差异显著。政治环境方面:美国地缘环境优越,周边更没有安全威胁;对外政策方面:相对于中俄,美国的对外战略具备迥然不同的单边性和进攻性特征,美国视自身为世界的领导者和规则制定者,始终存在按照自己的意图塑造地区和世界秩序的冲动,并将其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中俄的政治互信呈现出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中俄在各自重大政治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立场基本一致,但鲜有实质上的相互帮助。笔者用“准同盟”来定位中俄这种特殊的关系,认为中俄关系是没有正式法律规定的“准同盟”关系,不是正式同盟,但近似同盟,有时胜似同盟。

因此中俄关系兼有同盟关系的稳固性和非同盟关系的灵活性:在中国的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俄罗斯对中国基本持支持态度,至少没有反对中国。而中国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等问题上,没有公开但基本支持俄罗斯。这种相互支持,仅限于两国态度或道义上的支持,并没有实质性的付出,但即使如此,以中俄两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这种支持也有一定的政治分量。如果说在同盟和非同盟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和过渡的状态,与明目张胆的签约正式同盟相区别,那么心照不宣的事实上的全面战略协作状态称之为“准同盟”,恰恰这点是中俄两国“准同盟”与真正的同盟之间最大的区别。

从现实来看,中俄两国不需要结成真正的同盟关系,中俄“准同盟”关系发挥着比同盟更加有效的作用。中俄关系的历史已经证明,结盟并不能保证关系的稳固,不结盟也不意味着关系的疏远,适合的、适度的才是最好的。一方面中俄能够在重大安全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彼此信任;另一方面,中俄没有同盟关系的束缚,避免卷入复杂的地区政治关系,以及消耗过多的精力和资源。

当然,中俄关系绝不完美,同样也有弱点,有短板,更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出现新的问题。俄罗斯也出现了对中国实力增长、参与开发俄远东等问题的疑虑,但并未形成主流。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认知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纠结的过程,从最初的不解、疑虑、担忧到逐渐认可、抱有希望、局部接受和支持,再到中俄达成“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达成战略共识,消除障碍,互联互通,相辅相成,两国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普京总统在2019年的国情咨文中再次肯定了“一带一盟”对接合作,高度评价中俄平等互利关系是国际事务和大欧亚伙伴关系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历史性地突破了1000亿美元。

习近平主席2018年9月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普京总统第二次以贵宾身份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9全年以及2020年第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仍然逆势增长,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成效显著,以及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紧密合作。这些都说明中俄关系还有很大发展潜力,有待于两国进一步深入合作,不断完善。从历史来看,中俄关系本身就是在不断解决各种问题中发展的,只要中俄保持和加强现有的政治互信,遵循中俄已经达成的各方面共识,未来中俄关系仍然是比较乐观的。

3.美俄关系:结构矛盾,总体可控

美俄是基督教文化远亲,且都是军事强国、核武器和外交大国,都具有强烈的救世情结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传统。与中美关系不同,美俄经贸关系远不如中美联系密切,美俄矛盾主要集中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主要包括俄周边战略空间问题,美俄军备发展问题以及美国对事关俄罗斯领土与安全内政问题的干涉上。这些问题都比较严重,但并未对美俄关系造成灾难性后果。

美俄关系虽然矛盾重重,但总体可控,即使在矛盾最为尖锐,对抗最为激烈的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都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并且双方都有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不过,虽然美俄均有意控制自己行为的分寸,避免直接冲突。特别是美俄作为当今世界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较小。但是美俄矛盾足以影响很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美俄双方均有清醒的认识,在目前情况下,与对方发生直接冲突都是不明智的选择。因此,美俄双方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冷战时的某些做法,即军事上彼此竞赛,地区上激烈争夺。美国向来不遗余力地发展先进军力,力图保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8月13日签署的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军费增长至7163亿美元,增幅为9年来最高,总额再创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来新高。

俄罗斯虽然军费投入不及美国,但是在尖端武器研发和应用上不甘落后,始终保持令美国不敢小觑的军事实力。在地区问题上,美俄的做法与历史上美苏之间的代理人战争非常相似。在一些国际问题中不遗余力地针锋相对,通过在其他地区的较量来平衡对方的影响,一些地区和国家就承担了美俄矛盾爆发的直接后果。如在美国的搅动下,独联体国家如格鲁吉亚、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矛盾激化,俄罗斯则以强硬手段应对,致使这些地区持续出现动荡,不仅为美俄关系蒙上阴影,也阻碍了地区和平与发展。

美俄关系并非没有缓和的可能,但是两国战略选择始终缺乏同步相向。冷战期间,美国为寻求战略缓和,曾尝试与苏联接触,但迟迟未获得势头正盛的苏联回应。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曾尝试倒向西方,但也没有得到西方真正的接纳。而西方开出的药方———以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休克疗法”也没有让俄罗斯经济得以恢复,反而导致俄卢布贬值,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对西方的多次失望使得俄罗斯转而走向更加独立自主的大国道路。

由于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对俄实施多轮经济制裁,给俄经济发展制造了很大的困难。美国认为,俄罗斯搞欧亚经济联盟是企图“恢复苏联”,中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是传统地缘政治竞逐,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美国很不以为然。俄罗斯一方面努力经营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大国地位的支撑,尽管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谈不上风生水起,但既没有烟消云散,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说明西方经济制裁未能使俄屈服。另一方面,俄罗斯加紧了“向东看”“转向东方”的步伐,争取搭乘中国经济的快车,加强与中国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一带一盟”的对接与合作在这种背景和框架下去解读更为可信和接地气。应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经济制裁没有使俄罗斯屈服,俄在中国一定程度的帮助下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当然有内在的刚需,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特朗普傲慢而又冒失的双拳出击和左右开弓使中俄走得更近。

从未来发展来看,美俄将继续保持在军事领域的竞争关系,特朗普政府退出《中导条约》还会增加这种竞争的激烈程度,但是未来这种竞争变成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俄罗斯当然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恢复正常状态,而特朗普总统也释放了对普京和俄罗斯的一些善意,加上美国总体上采取了全球收缩政策,有减少干涉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倾向,使得美俄关系有改善的可能,但囿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和“通俄门”事件,程度如何仍有待观察。

4.中俄美:亚欧中心跨区域合作三大体制机制比较

在冷战时期,分别是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全面对抗,在经济方面全球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平行市场,即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和有紧密联系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苏联为首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而中国当时无论是综合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都非常弱小,只能依据中国智慧和外交技巧在两个超强之间左右逢源。冷战后,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不存在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扩大为欧洲联盟。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趋势得到了大发展。多年后,在普京的整合下,在苏联地区部分国家范围内形成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新的欧亚经济联盟,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等国。而此时中国已然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而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中国为出发点,自东向西横贯,包括亚欧几十个沿线国家和地区,以中国为圆心,共建六大经济走廊。而美国倡导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则力图以中亚为中心,将中亚和南亚地区联结起来,南向印度洋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和“新丝绸之路计划”,是冷战后亚欧中心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体化体制机制,主导者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家,集中体现了中俄美三大国的亚欧大战略,是大三角关系在区域经济、地缘政治和人文地理领域一个比较集中、具体的和突出的表现。支持、冷待还是反对“一带一路”倡议,赞成、消极还是抵制“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是分析和判断大三角相互关系的全新视角、有效框架和重要指标。

三个体制机制均以中亚为核心,发展方向与路线不同,丝绸之路经济带横贯东西,欧亚经济联盟从南往北,而“新丝绸之路计划”从北往南。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尽管有很多不同,但两者不仅客观上存在对接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主观上两国最高层达成了对接合作的战略共识,实践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早期收获,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民心相通等领域努力继续推进,促进大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尽管名称与丝路经济带相似,但两者历史背景、包含区域、具体内容、地缘目标等都很不相同。丝路经济带的空间范围、包容性和吸引力都大于“新丝绸之路计划”。由于三者都在中亚交集,且经济和互联互通是其重要内容,原则上“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丝绸路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存在合作的空间,但由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政治性、排他性、针对性和投机性,互信不足,平行、竞争的一面倒是较明显。由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当选为美国总统,采取美国至上、国内优先、全球战略收缩的外交取向,美国内斗激烈,政策多变,其政敌民主党人希拉里倡议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恐怕是前景堪忧。当然,美国不会甘心退出、让出亚欧中心地带给中俄,或会以别的方式、框架、概念包装行“新丝绸之路计划”之实。

四、当前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特征

1.实力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

实力因素决定了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基本模式,即一超两强的基本格局。这种实力结构决定了三角关系谁也无法单独主导未来走向,同时也很难形成传统上的两国结盟反对另一国的情况。在发展趋势上,中俄的实力都在增长,中国突出的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俄罗斯突出的是军事实力、大国战略和国际影响力,整体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但在可预见时期内很难完全赶上美国。中美俄都是核大国,避免直接冲突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维持了基本的和平状态。但也正是实力的相互接近,在和平表象之下的竞争将更趋激烈。但不管对哪一方来说,实力始终是最基本的,没有实力就无法获得大国地位,无法维护自身利益。无论中美俄未来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战略,无论外部环境将发生何种变化,三国都将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即综合实力、总体实力,既包括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也包括制度、文化、精神等“软实力”,还包括智慧、技巧等“巧实力”———以巩固大国地位,应该是唯一可以确定的。实力是决定中国能够有效参与大三角关系博弈的决定性基础。对中国来说,不断增强自身综合实力,是保持与美国关系稳定,使中美关系尽可能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根本。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并非经贸关系,而是中国的实力。只有中国具备了相当的实力,才能形成对美国利益的真正影响力,也才具有使美国尊重中国国际利益的可能性。

2.复合型三角关系是基本特征

中美俄三角关系是由多种层面、不同性质的因素共同所构成,具有明显的复合性,任何一种因素都很难单独构成决定性影响。从基本格局来看,中俄关系的稳定、美俄关系的可控,维系着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整体的相对稳定。但同时,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美俄关系的矛盾重重,使得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始终存在着变动。从矛盾性来看,中美矛盾大于中俄矛盾,美俄矛盾也大于中俄矛盾,而中俄关系好于美俄关系。从内容来看,中俄在政治、军事、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互信程度高,关系稳固,中美则在经济、社会领域往来密切,而在政治、军事领域互信程度低。从实力对比看,美国实力领先,中俄紧随其后,经济上中美往来好于俄罗斯,军事上美俄强于中国,但俄罗斯资源丰富,经济水平不是优势但也不是劣势。从对外战略来看,中俄对外战略具有相似性,都主张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合作机制,美国则更多采取干涉主义或单边主义。在解决地区问题上,美俄倾向于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中国则相对克制,倾向于和平和政治解决。

3.制衡与合作长期并存

中美俄都是具有大国梦想和抱负,并且特别强调独立自主的大国。中美俄三角关系没有主观建构的成熟机制体制规范,也没有成文的规则条文约束,未来可预见时期内也不会形成固定的机制。在美国的压力下,中俄可能走得更近,但不会结成反美同盟。中美、美俄更不可能形成反俄或反华同盟。中美俄既矛盾丛生,又利益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制衡与合作将长期存在于三角关系中,中美俄既不可能走向全面合作,也不可能走向全面对抗,而是既有相互制衡,也有彼此合作,保持着三角关系的基本态势。制衡与合作,既存在于三对双边关系中,也存在于整体三角关系中。中美之间有合作,中俄之间也存在制衡,只不过程度、影响不同。中美合作、制衡都存在,有时制衡大于合作,有时合作大于制衡,变化不定,中俄之间总体合作远远大于制衡。中美俄也有合作,如在防止核扩散、气候环境等问题上,由于中美俄共同利益交集并不广泛,因此三方合作目前并未上升到战略层面。

4.“一带一路”是研究中美俄三角关系的一个全新视角和有效框架

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和“新丝绸之路计划”,集中体现了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亚欧发展大战略,是大三角关系在区域经济、地缘政治和人文地理领域一个集中的、具体的和突出的表现,并且这三大发展战略还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一带一路”等机制是研究大三角关系的一个全新视角和有效框架。当然,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虽然有关联,但并非决定性的关系,各有自己相对独立性和发展逻辑。三角关系中,中美贸易量大,俄美贸易量小,中俄经贸关系原是短板,但增长很快。“一带一路”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多边主义经济合作倡议,体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有利于亚欧区域和全球的稳定和发展。欧亚经济联盟及“一带一盟”对接合作都在艰难但持续地推进。特朗普总统频频“退群”,单边主义和经济霸凌主义表现异乎寻常,例如美国对俄发动多轮经济制裁、对华发动多轮贸易战。虽然不再使用其政敌希拉里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概念,但实际操作并未叫停,并力图纳入他本人任期新提出的“印太战略”之中。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经济体,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其中,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市场,俄罗斯拥有世界上第一大面积和最丰富的资源,三方合则多赢,共同发展,斗则多输,两败俱伤。因此,美国的“逆全球化”是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的,长远来看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持久的。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经济的博弈是非零和的,可以是正和的。因此,经济外交是大有市场的,经济利益是可以谈判的,经济主权是具有弹性的,甚至是可以让渡的。因此,中美俄三角经济关系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这也是除了各自拥有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外,我们判断中美俄三角之间不会发生世界级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5.文化领域关系可以突破

虽然文化在当前大国关系中不足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但文化领域关系可以作为未来改善中美俄总体关系的突破,有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依据亨廷顿的观点,中国是儒家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是基督教文明的领头羊,俄罗斯则代表着东正教文明。三者各自代表了三大不同的文明。

中美文化差异巨大,但是由于两国经济和社会的推动,中美文化的相互交流程度远远高于政治安全领域。美俄文化之间,虽然不如欧美接近,但是相比中俄,基督教文明和东正教文明却有一种“远亲”关系。中俄之间文化差异显著,但是两国文化中不存在相互否定的内容,基本持肯定、理解和相互欣赏的态度。文明互鉴、人文合作、民心相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流,虽然不是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有时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起到润滑剂的积极功效,为中美俄关系未来的发展起到正面的建设性作用。

五、小结与思考

当今世界,中俄、中美、俄美三组大国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是存在的,并且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虽然其影响不如冷战时期大。三组关系各有其逻辑,并具有新时期的特点,需要更高的智慧来认识和运筹。

大国关系的稳定是世界总体和平的基本保障,也是中美俄自身利益的重要因素。作为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的一方,中国需要同时保持好与美俄的关系。事实证明,中俄保持了高度政治互信,因此中国与俄罗斯接壤的北部、西北部周边保持了相当的安全和稳定。中美关系的紧张,使得中国东海、台海、南海地区始终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未来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一方面继续巩固与俄罗斯的稳定关系,努力消除中俄关系中不和谐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并没有影响当前中俄关系),使中俄关系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管控中美分歧和矛盾,展示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和实力,提高美国损害中国利益的成本,防止中美关系出现失控。

国际关系中政治问题的解决难于经济问题。中俄之间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中美之间的问题最终是政治问题。美国实力强大不仅在于美国本身的总体实力,以及美国盟友甚多,还在于美国利用了中美关系利益攸关的特点,利用了美国科技优势,认定中国一定会妥协、让步。在国际上中俄相对孤立,但在大三角框架下中俄却有数量优势。

美国是全面发展的全能冠军,它深知中国的强项是经济,军事是短板;俄罗斯的强项是军事,经济是短板。美国要让中俄成为有短板的、跛脚的大国,而不是全能的、全面发展的大国,使它们最终谁也不可能单独成为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美国不会允许中国成为军事强国,也不会允许俄罗斯成为经济强国。故美常以军事遏制中国,以经济制裁俄罗斯。由于中国民族性格温和,所谓“亲美势力”有一定市场,外交上善打“太极”,不像俄罗斯民族性格勇猛好斗,爱打“拳击”,从长远来看,美国武力招惹俄罗斯的可能性小于中国,美国经济分化俄罗斯的可能性大于中国。支持还是反对“一带一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是判断三角相互关系的重要指标,也是研究三角关系的全新视角。因为其关系到亚欧大陆的稳定和发展,也关系到中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亚欧中心地带将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试金石。亚欧周边地带将是中俄与美国博弈的主要阵地。

在大三角关系中,与其说中俄战略协作,不如说战略协制;中美与其说战略竞争,不如说战略竞合。无论是战略协制,还是战略竞合,两者均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中俄“协制”以合作为主,中美“竞合”以竞争为主。世界已经进入大国竞争时代。中美战略竞争难以避免,这个结论虽然沉重,但可能最接近真相。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最高目标,要求我们具备客观理性、高瞻远瞩的眼光。以中俄战略协制应对中美战略竞合,以中俄战略协作平衡(而不是抗衡)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到中华之国运。对美政策提倡求同存异的理性大国关系、正常国家关系,以取代原来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向三角关系和国际社会提供“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建设中俄命运共同体和中美利益共同体。包括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合作共赢。应该说,目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对中美俄都有重创,尽管程度不同,影响各异,但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美俄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在大三角关系中,特朗普确实犯了对中俄左右开弓、两线作战的战略错误,这或许是他不愿意的,但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说到底,运筹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关键,还是在于中国“每逢大事有定气”,自身做大做强做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中俄全面合作研究”(16ZDA040)

来源:第一智库,http://www.1think.com.cn/ViewArticle/html/Article_4FFA4A807C07BCF4B4EF9BFBD2A90C8B_49133.html 发表时间:2020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