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新高考背景下不同阶层入学机会变化及学校生涯教育的补偿效应探究

教育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中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分配方式直接关系到个体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尤其精英高等教育，不仅决定着个人的命运走向与阶层地位，更是影响社会精英来源与构成的核心要素，是衡量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准。[1][2]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接受普通的高等教育，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一流院校入学机会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追求与竞争中。[3][4]然而，近些年来“寒门难出贵子”等论调频繁出现在媒体与大众视野范围之内，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不少研究发现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国内社会阶层流动趋缓甚至呈固化趋势，高等教育作为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正在发生着某种程度的异化。[5][6][7]

其实，除了大众所普遍关注的教育公平问题外，高考制度还发挥着人才筛选尤其是精英选拔的重要作用。[8]高考以素质教育为改革导向，愈来愈关注人才培养与选拔的科学性与有效性。2014年，为进一步破除现行高考制度下人才选拔标准单一化、一考定终身等弊端，优化筛选机制，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了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明确提出将“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作为高考改革的主要目标，并确定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1此次改革取消了文理分科，推行“3+3”自主选科制，选考科目实行等级赋分制，2在出题内容、考试方式、志愿填报等多层面做出大幅调整。上海、浙江作为第一批试点地区，面向2014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开始实行基于“两依据一参考（依据统一高考成绩、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新高考制度体系。当前，改革依旧在有序推进中。

公平与效率这两种价值取向在高考改革过程中往往处于博弈状态，一项高考政策的出台很难同时兼顾到二者。[9]新高考在推动学生自主发展与多元评价方面做出了更加大胆的尝试与突破，但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人对其公平性的质疑——新高考改革错综复杂的制度设计，要求考生以充分有效的信息做升学支撑，为掌握这场“战役”的主动权，优势阶层家庭倾向于主动出击，利用充足的经济资本购买更优质的市场升学服务，通过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更全面的信息搜集，凭借自身高文化素质开展更有效的信息筛选与决策，而中下层父母往往囿于资本的匮乏，难以参与到子女的升学准备过程中，最终很有可能演变为一场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博弈。[10]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为应对新高考给考生与家长带来的迷茫与焦虑，全国各地高中已经纷纷开始探索学生生涯规划指导，旨在与家长共同帮助学生发现自我、科学决策。但是学校生涯教育究竟效果如何，能否弥补弱势家庭可能在新高考改革中面临的信息闭塞风险与不利地位，目前尚无定论。本文试图围绕高考改革的公平性取向，以某双一流大学2016-2019级本科新生基线调查数据为例，探究新高考改革过程中不同家庭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变化以及学校生涯教育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以期为新高考改革提供借鉴与思考。

2、文献回顾

新高考背景下不同阶层入学机会变化及学校生涯教育的补偿效应探究

（一）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

上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国民收入的持续增加，法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入学人数激增，不少人欣喜地将其归结为招生民主化，然而，这并不真正意味着法国社会实现了高等教育方面的平等。1961-1962年，法国农业工人子弟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1.2%，工业家子弟则超过50%。[11]这种阶层差距在精英大学中更为显著，法国84所高校学生家庭背景调查结果显示，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巴黎高等商学院等精英大学的学生超过半数出身于社会支配阶层，而技术学院、工艺学校等普通高校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中下层。[12]

对此，布迪厄从文化资本视角揭示了教育不平等机制。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孕育为特征的复杂社会中，社会结构逐渐从一种基于私有财产通过家庭内部传递权力的直接再生产转变为一种以学校为中介的文化再生产。教育成为社会再生产的暴力符号。统治阶层巧妙地将权力委托给看似中立的中介——学校，将意志移植到教育行动、教育标准等中，其实只是换了一种社会不平等的生产方式。教育系统表面上保证学习学术文化面前人人平等，却选择性地忽视家庭环境中的智育氛围、家庭所用语言的结构或家庭所支持的对学校和文化的态度等对子女的影响，将学生学业表现差异完全归因于个体天资方面的不同，默认家庭传承的不平等文化资本的合法性，并且通过把社会特权转化为成绩，保证特权阶层的优势地位。[13][14][15][16][17]

具体而言，精英阶层的子代通常自幼就可以从父代继承丰厚的文化资本，习得学校所认可的各种习性，并且在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适应力，形成良性循环，即优质的初等和中等教育——进入精英大学——获取名校文凭——从事高薪工作——进入社会上层，进而顺利实现家庭阶层的代际传递。然而底层学生家庭资本匮乏，几乎没有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接触过任何主流文化熏陶，不具备学校所事先客观要求的资本和精神气质，学校是他们接受文化唯一和仅有的途径，他们只有十分刻苦，才能掌握教给有文化教养的阶级子弟的那些东西，如风格、兴趣、才智等。阶层差距是难以跨越的，“对于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13]

（二）中国的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变化发展

在布迪厄看来，教育是法国现代社会中阶级产生的一种重要机制，它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此类不平等正当化和永久化。同时他还利用他人研究发现欧美主要国家皆呈现出与法国类似的现状，即精英学校越来越被社会上层所垄断。那么，中国教育制度背景下家庭资本对大学入学机会的影响如何呢？本文对国内高等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

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对科举制与社会变动的系统研究。[19]美国学者柯睿格通过分析宋代科举制的代际流动，表明科举考试给予了平民子弟仕途升迁的开放机会。[20]何炳棣对明清时期进士的社会成分加以统计，发现近一半进士来自平民家庭，进一步佐证了科举制对社会流动的积极影响。[21]晚清和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进一步扩大。[22]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体制与结构发生巨变，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5年，高校招生政策向工农阶层倾斜，其子女获得大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23][24]不过有学者指出，该阶段个人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被过分强调，侵犯了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25][26][27]第二阶段，1977-1998年，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得以恢复，分数能力取代强制性政治标准，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明显上升，中下阶层向上流动变得相对困难，[24]尤其清北等重点高校的农村生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下降趋势。[1]第三阶段，1999年后，高校扩招总体上缩小了大学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增加了弱势阶层进入地方院校和专科院校的机会，但在部属重点院校尤其是精英大学中，阶层差异在扩大。[30][31][1][33]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扩招前后不同阶层教育机会获得没有发生实质变化。[34][35][36]第四阶段，2003年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自主招生政策出台，多数学者认为这进一步加剧了高等教育阶层不平等。自主招生重点考察学生综合素质，优势阶层考生往往从小接受文化熏陶，思辨力和学识都更加突出，弱势阶层生源在这场竞争中只能被排斥在边缘地位。[37][38][39][40]整体而言，高考制度恢复后尤其是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阶层差距呈扩大趋势。

（三）新高考改革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对于2014年启动的新一轮高考改革，学术界围绕其公平性价值取向展开了大量探讨。有学者认为新高考方案从注重实质公平、实施分类考试和加强监管与问责上回应了公平公正的社会诉求。[41][42]也有学者认为新方案存在潜在的公平性问题，如新高考将综合素质测评纳入高考录取标准，核心素养与家庭资本紧密相关，可能会延续自主招生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强化中上阶层入学优势。[43][44][45][46]更多学者则对错综复杂的计分方式和志愿填报规则变革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

具体而言，一方面，新高考改革推行“3+3”自主选科制，选考科目采用等级赋分制，考生所获等级很大程度取决于同样报考该科的学生群体的资质和规模。同等的学习投入和实力，很可能仅因科目选择不同，所获收益相差很大，所以学生在选科时变得异常谨慎，除专注于课业学习外，甚至还要考虑同辈选择，权衡利弊，选择竞争相对较小、易获高分的科目而非感兴趣的科目，这种田忌赛马的投机行为造成了选择不同考试科目学生群体之间的不公平。[47][48]此外，大学实行以专业为单位的录取改革，相较于传统文理分科制，对学生志愿填报有了更强的学科限制，考生需综合自身科目优势、未来职业规划及各学科组合在高校中的专业覆盖率等情况做出选择，有可能进一步加大考生在科目和专业选择方面的挑战。[49]另一方面，各省份选考科目往往有两次考试机会，且不同选考科目的考试时间存在差别，有学者实地调研发现首批参加新高考的浙沪地区考生会基于对考试时间成本的计算进行最优化方案的选择，即使是第一次选考科目满分者，也可能为了“占位”选择参加二次考试。[50]

由此可见，旨在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权的新高考改革无形之中却引发了学生之间一场心理和行为的双重博弈，充足的选考信息和得当的志愿填报战略有可能比学生自身实力更重要。升学选择的复杂性增加使考生对选科指导的需求激增，扩大了国内有关信息服务和升学咨询的市场，上层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进行信息购买与筛选，底层既缺少购买力，也缺少对信息价值的辨别力，易陷入信息不对称困境，无法做出及时有效的升学选择。[51]

除家庭资本外，学校资本是影响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另一重要因素。新高考改革所赋予学生的选择多样性与学生及其家长的迷茫倒逼高中生涯规划教育改革。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让生涯教育因其所具备的培养学生选择能力的重要作用而站上了教育改革的前台。[52]目前有关学校生涯教育的声音呈多元化。有学者认为无论是聚焦于眼下新高考“学生不会选”的急迫性需求，还是放眼于以人为本的终极教育理念，高中生涯规划教育都具有极其丰富的现实意义。[53][54]鲍威等基于2017年浙江地区的调研数据，发现学校层面的升学指导能够有效弥补弱势阶层在升学过程中的不利地位。但也有学者表示现阶段普通高中生涯规划教育是不到位的，缺乏系统化理论支撑与专业化教学团队，教学效果无法得到保障。[55]很多学校的生涯教育长期缺失，短时间内难以把生涯发展理念融入学校管理和目标预设之中引领学生发展。[56]

综上，目前关于新高考公平性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思辨性探讨与经验分析的层面，对新高考究竟是进一步拉大了阶层差距，还是弱化了阶层固化，以及学校资本即高中生涯教育在其中发挥的实际效用，尚未形成共识。有个别研究关注到了改革过程中家庭阶层与学校生涯教育对高考分数增量的影响，但新高考改革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高考分数，还包括志愿填报、录取路径以及最终录取院校等方面。因此，本文尝试基于某所双一流大学新生基线调查数据进行新高考前后入学学生家庭阶层变化及学校生涯教育的作用分析。

3、研究设计

新高考背景下不同阶层入学机会变化及学校生涯教育的补偿效应探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国内某双一流大学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2016-2019级本科新生基线调查。为提升新生适应能力，为其未来的生活和挑战提供支持，该调查于每年新生入学初期展开，主要通过问卷发放形式收集下述新生信息：个人基本情况（如性别、政治面貌、户口类型、家庭所在地、家庭年收入、父母文化程度与职业），高考及志愿填报情况（如高考类别、高考选拔形式、参考高考省份），高中学习状况（如师生互动、教学方式等），综合能力评估（如组织领导能力、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大学毕业规划等。

（二）分析框架与模型设计

本文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探究：第一，新高考改革后不同家庭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改革对其入学机会的公平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伴随新高考改革所开展的学校生涯教育能否有效弥补弱势阶层子女在升学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基于该校2016-2019级新生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分析高考改革对不同家庭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净影响。新高考实行分阶段、分地区的试点改革，上海与浙江作为首批试点区于2017年正式推行改革，本研究利用新高考在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差异，将高考生源地为上海和浙江的新生设为实验组，将与其教育水平与录取人数相近的北京和江苏新生设为对照组。实验组于2017年进入改革，对照组在2016-2019年未启动改革。假定实验组内所有学生接受新高考改革的措施和力度基本一致。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共计1425个（如表1略）。

设计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其中，yit是因变量，表示2016-2019级本科新生的家庭背景，包含经济资本（家庭年均收入对数）、文化资本（父母受教育年限）、社会资本（父母职业阶层3）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总得分4（如表2所示）。Dpolicy是组别的虚拟变量，对照组（北京与江苏考生）取0，实验组（上海与浙江考生）取1；Year是改革前后的虚拟变量，改革实施前（2016级新生）取0，改革实施后（2017-2019级新生）取1；Dpolicy*Year为上述两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α为常数项，εit为随机扰动项。其中交互项的估计值β，即为我们最关心的新高考改革对于代际流动的净影响。[57]如果β显著为正，表示新高考改革对考生家庭背景有正向的影响作用，使得家庭资本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容易进入精英大学；反之，则表示新高考改革有效弱化了家庭背景在升学竞争中的作用。

对于第二个问题，本文试图以2019级新生基线调查数据为例5进一步探究学校资本即学校生涯教育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由于样本皆为进入同一所大学的考生，高考分数不存在显著差异，受数据所限无法探究学校生涯教育对分数或录取结果的直接影响。不过已有研究表明，父母参与是影响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重要因素，[58]尤其弱势家庭如果能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进行积极的亲子沟通，则可以对子女学业表现产生补偿效应。[59]但现实是弱势阶层普遍缺乏教育参与意识，在与学校和子女互动时较为被动，相较于优势阶层，更需要外部推动力去鼓励其教育投入。而学校资本恰好是强有力的助推器，学校层面的升学服务能够以家校互动等方式提升家长特别是弱势家庭的教育参与。[60]国内学者华桦以2016年上海高中生调查数据为例，发现家校联系与学校升学服务能够促进家庭资本不占优势的父母主动参与其子代的升学准备。[61]而美国相关研究表明，接受学校升学服务与家校沟通更顺畅的学生更有可能进入四年制大学。[62][63]

“开展生涯教育的一个重要挑战来自于家长，尤其对低学历的父母来说，需要转变他们的教育观念。”这是一位一线高中生涯教师的真实心声。笔者所在团队曾于2018年底围绕生涯教育，对全国覆盖东中西部地区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学校长、教师、教育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其中不少学校已经意识到家长教育是生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以沙龙、讲座等形式对家长展开针对性培训，还以请家长进课堂或参观家长工作场所的方式增加学生的职业体验，同时提升父母参与感，收效良好。

因此本文聚焦于分析学校生涯教育对大学升学准备过程中父母参与的影响，以间接的方式探究学校生涯教育的作用。如果学校能够促进家校互动，并且以家校互动的方式对父母参与进行有效干预，缩小不同阶层父母参与差异，则可以间接表明学校资本对弱势阶层起到一定的补偿效应。具体分为两个步骤，第一，基于2019级全体新生数据，在对性别、城乡类型等变量加以控制的前提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探究学校生涯教育对家校互动与父母参与的影响作用。第二，将SES得分排名近前25%的样本划分为优势阶层（样本量为287人），末尾25%的样本划分为弱势阶层（样本量为279人），共计566个样本6，以交互项（优势阶层*学校生涯教育）和分样本回归两种方法探究学校生涯教育对弱势阶层家校互动与父母参与的补偿效应。

主要变量如下：高中阶段的父母参与。以下述五个题目的得分均值加以量化：“父母经常和我讨论有关学校如升学相关事宜”、“父母经常辅导我的功课、”“父母经常检查我的家庭作业”、“父母经常规定我看电视或打游戏等娱乐时间”、“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给予了我足够陪伴，例如经常花时间陪我谈论我所感兴趣的新闻或书籍等”。题目采用李克特式四点量表，1-4分分别代表很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和很符合，分值越高表示父母参与程度越高。

家校互动。以下述五个题目的得分均值加以量化：“父母经常主动联系老师，与老师讨论我在学校的表现”、“父母经常与其他家长之间交流”、“父母认识很多我的朋友和同学”、“父母会积极出席每一次家长会”、“如果学校邀请，父母会主动出席每一次学校活动”五个题项。题目采用李克特式四点量表，1-4分分别代表很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和很符合，分值越高表示家校互动程度越高。

学校生涯教育。以下述两道题目的得分均值加以量化：“是否参加过学校组织的生涯教育的活动或课程（包括认识自我、了解大学、职业等教育活动）”、“如果参加过，你觉得效果如何”。前者由三个选项构成，1分=没有听说过、2分=听说过但没有参加过、3分=有参加过。后者由第一题中选择“有参加过”的调查者继续填答（其他调查者该项得分为0），包含四个选项，1分=完全没用、2分=没太大帮助、3分=有一些帮助、4分=非常有用。分值越高表示学校生涯教育开展的有效性越强。

4、结果分析

新高考背景下不同阶层入学机会变化及学校生涯教育的补偿效应探究

（一）不同家庭阶层入学机会的差异分析

本文分别以家庭年均收入对数、父母受教育年限、父母职业阶层和SES总得分为因变量，采用稳健性标准误进行双重差分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Dpolicy的回归系数σ反映的是实验组与对照组家庭背景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在所有因变量估计中，σ值均显著，与前期描述性统计结果一致，即对照组新生家庭背景普遍优于实验组，以SES得分为例，对照组新生SES得分比实验组平均高0.335分。Year的回归系数μ反映的是新高考改革前后考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除母亲职业阶层外，在其余因变量估计中，系数μ值均为正（且在家庭年均收入对数、父亲受教育年限与SES得分的回归中，μ呈5%的统计显著性），表明2016-2019年间，进入该高校学生的家庭背景变得越来越优越。同样以SES得分为例，相较于2016级，2017-2019级新生的SES得分平均高0.156分。

虽然变量Dpolicy和Year的回归系数结果显示，无论是实验组与对照组，还是改革前与改革后，均存在显著差异，但这并不是新高考改革的净效应，交互项Dpolicy*Year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β才真正反映实验组（浙沪两地）在接受新高考改革后，被录取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发生的变化。总体来看，这一系数相对稳定，均为正值，且在以家庭年均收入对数、母亲受教育年限、母亲职业阶层和SES得分为因变量的回归中，交互项均达到不同程度的统计显著性，即新高考改革对考生的家庭背景还是有了更为严苛的筛选，优势阶层子女在这场改革中占据优势地位。具体而言，新高考改革试点推行之后，上海与浙江生源考生的家庭年均收入对数，要比北京和江苏生源的考生平均高0.249个单位（10%的统计显著性），母亲受教育年限高0.944个单位（10%的统计显著性），母亲职业阶层高0.627个单位（5%的统计显著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总得分高0.215分（10%的统计显著性）。虽然在父亲受教育年限与职业阶层的估计中，交互项系数未呈统计显著性，但均为正值，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表明新机制下录取的考生其家庭背景有更优越的可能性。

表2 双重差分回归结果下载原表（略）

（二）样本稳健性检验

对于可能存在的样本偏差问题，本文通过替换不同的对照组进行稳健性检验。原设计中对照组为北京与江苏生源，这里加入天津（N=131人）与福建（N=173人）两地，重新构成天津与福建、福建与江苏、北京与天津、北京与福建以及江苏与天津五个对照组加以估计。由表3可以看出，Dpolicy*Year系数稳定性还相对欠缺，显著性大多出现在以母亲职业阶层与SES得分为因变量的估计中。不过所有系数均为正，显示出新高考机制背景下录取机会存在向优势阶层子女倾斜的可能性。此外，考虑到本研究中的多个被解释变量（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年限、父母职业阶层、SES得分）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其各个方程的扰动项可能存在相关性，故本文还专门使用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简称SUR或SURE），对所有方程同时进行联合估计，以尝试提高其估计效率，结果呈现各个对照组的模型拟合度上升、交互项系数增大、显著性进一步增强的趋势，适当说明了样本还是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下载原表（略）

（三）学校生涯教育的补偿效应

基于新高考后优势阶层子女表现出更强入学机会优势的初步发现，本文进一步分析学校生涯教育的补偿效应。首先以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与加入交互项的方式发现（见表4），优势阶层父母的教育参与程度明显高于弱势阶层，学校生涯教育对家校互动和父母参与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不过未在家庭阶层对家校互动和父母参与的影响中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对弱势阶层没有明确的补偿效应。具体来看，未加入交互项时，优势阶层父母的家校互动程度比弱势阶层平均高0.184个单位，父母参与程度平均高0.204个单位；学校生涯教育开展的有效性每提升一个单位，家校互动显著提升0.425个单位，父母参与显著提升0.279个单位。加入优势阶层与学校生涯教育的交互项后，交互项均未呈现出统计显著性，不过系数都为负，即学校生涯教育使弱势阶层的家校互动提高0.308个单位，父母参与提高0.136个单位，学校生涯教育还是表现出了未来能够弥补弱势阶层资本不足、缩小阶层间家校互动与父母参与差距的可能性。

表4 学校生涯教育的补偿效应下载原表（略）

除通过加入交互项的方式进行补偿效应检验外，本文还对不同阶层进行了分样本回归。表5显示，学校生涯教育在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群体中都表现出对家校互动和父母参与的显著正向影响，虽然学校生涯教育对弱势阶层的影响系数更大，且显著性更强，例如学校生涯教育对弱势阶层父母参与的影响力表现出1%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学校生涯教育有效性每提升一单位，其参与度提高0.370个单位，而对于优势阶层而言，显著性仅为10%，学校生涯教育每提升一单位，参与度仅提高0.212。但是分样本回归无法以直接比较系数大小或显著性的方式判断系数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采用suest检验进行了学校生涯教育在优势和弱势阶层的组间系数比较，卡方统计量显示二者无显著差异，与交互项结果一致，即学校生涯教育对弱势阶层父母的家校互动和父母参与无显著的补偿作用。

表5 学校生涯教育的分样本回归结果下载原表（略）

5、结论与讨论

新高考背景下不同阶层入学机会变化及学校生涯教育的补偿效应探究

高考制度改革是关系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本文以某双一流大学新生数据为例，探讨了家庭资本与学校资本在新高考改革初期对不同阶层子女的影响。通过对比高考改革前后进入该大学学生的家庭背景，发现新高考改革初期家庭资本丰富的考生可能存在着更强的入学优势；目前开展的学校生涯教育对家校互动与子女升学准备期间的父母参与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在弱势群体中，学校生涯教育尚且没有发挥出显著的补偿效应，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也没有显现出优势阶层的马太效应，且学校生涯教育与优势阶层的交互项系数为负，有缩小不同阶层间父母参与差异的迹象。且在对一线教师的访谈中发现，各地学校对生涯教育的认知在不断加深，多数中学已经构建了家校互动平台，并且围绕生命教育、认知教育、情绪管理、家长成长等主题开设了生涯教育课程，积极探索情景剧、微电影大赛等体验式生涯教育主题拓展活动，学校生涯教育的补偿效应值得期待。

本文数据的调研时间是新高考改革试点初期，浙沪乃至全国的高中学校对生涯教育都处于探索阶段，对其概念和定位认知都较为模糊，能够给予学生的选科指导、志愿填报、职业规划等帮助有限，譬如不少一线生涯教师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初期挑战主要集中于缺乏本土化的理论指导、师资力量薄弱（生涯教师往往由班主任或心理教师兼任，无专职教师）、专业性不强、资金不足（多数学校无专项资金，设备购买与教师外出培训受限）等方面，校本课程和校本教材仍在开发当中，尚无法面向学生提供系统化、理论化和专业化的生涯规划指导。可能正是由于学校生涯教育在改革过程中存在探索期，其有效性的发挥存在滞后期，才突显了家庭资本在这场升学竞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这恰恰强调了新高考制度背景下，继续有效推进学校生涯教育对学生发展和实现真正教育公平的重要调节作用。

传统高考背景下，在教育资源匮乏的欠发达地区，学校教育往往通过牺牲学生个体思维能力培养和非认知素质发展来让学生获取高分和重点高校入学机会；升学无望、学业倦怠等“学业习得性无助”使得弱势阶层子女在高考之前就被“隐形驱逐”出高等教育体系，从而处于社会底层地位；因此，表面上客观公正的高考制度本质上不能有效促进阶层流动、实现教育公平。[64]而新高考制度正是针对传统高考一考定终身、应试教育等弊端，旨在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在新高考指挥棒的倒逼下，各级学校教育必须开展生涯教育。学校生涯教育是促进学生了解自我，了解外部职业世界和大学专业，帮助学生思考、寻找、建构未来人生方向的教育。有效的生涯教育能够引导学生更自主地思考人生和未来，将学校教育与生活实践、未来大学专业选择和职业世界之间建立更深切的关联，更深入的自主学习，从而促进学生个性和社会性均衡发展，提升创新思维和人格的发展。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新高考改革制度下的生涯教育，通过学校生涯教育的开展给社会底层的学生更多见世面的机会，只有体验和锻炼了对学生人生发展的实际效果，才是底层学生实现真正的逆袭——成为有创新能力、有思辨能力、有坚定人生方向的人才——更长远的有力手段。

本研究尚且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第一，由于新高考改革于2017年才正式启动，数据收集与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有关新高考改革与入学机会的实证分析较为缺乏，本文所能够参考借鉴的研究有限。第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依赖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接受政策干预之前具有同样的时间趋势，本研究试图进行平行趋势假设检验，但该校新生基线调查从2016年才开始实施，无法获取2015年及更早的生源数据，仅能以上海和浙江为实验组，从教育发展水平、录取分数线等各个维度主观衡量，选取与其教育发展质量相对一致的北京市与江苏省作为对照组加以分析，同时通过替换对照组的方式进行样本稳健性检验。新高考改革背后的公平性问题，还需要基于大数据进行更为严谨的因果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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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EB/OL].[2018-09-14].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9/04/content_9065.htm.

2.上海市与浙江省2017年新高考改革方案存在不同之处，如上海市要求考生从6门科目（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中选出3门作为选考科目，浙江省则要求考生从7门科目（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技术）中选出3门作为选考科目。上海考生的选考试卷等同于学考试卷（60分钟，70分），浙江省的选考试卷（90分钟，100分）由学考试卷（60分钟，70分）与加试试卷（30分钟，30分）组成。上海市仅针对高考英语提供两次考试机会，选考科目仅提供一次机会，时间为每年5月，浙江针对英语和选考科目皆提供两次考试机会，时间为每年4月与10月。

3.由于该大学新生基线调查秉持自愿填写的原则面向新生发放，每年样本回收率在50%左右。表1中四省市样本占比范围在30.0%-60.0%。由于保送生未参与高考，将其删除。

4.原始问卷有关父母职业的变量为定类变量，本文参考陆学艺划分的中国十大阶层（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对父母职业赋值，1=城市无业、失业与半失业者，2=农业劳动者，3=产业工人，4=商业服务业员工，5=个体工商户，6=办事人员，7=专业技术人员，8=私营企业主，9=经理人员，10=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分值越高表示职业地位越高。

5.SES得分借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项目）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算方法：第一步，对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进行赋值，按照陆学艺阶层划分方法进行1-10分的职业阶层赋值；对父母受教育程度赋值，1=小学及以下，2=初中或高中，3=大学及以上；对家庭年收入赋值，1=1万以下，2=10000至50000元，3=50001-100000元，4=100001-300000元，5=300001-600000元，6=600001-1000000元，7=100万以上。第二步，分别取职业和受教育程度赋值后父母双方中得分较高的一方作为该变量得分。第三步，将三个变量转换成标准分，进行主成分分析获取每个变量的因子载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SES=（β1*Z职业地位+β2*Z家庭年收入+β3*Z受教育程度）/εf，其中β1、β2、β3为因子载荷，εf为公因子特征值。本研究的SES得分在-2.74-1.95之间，得分越高表示该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6.数据的有效样本量总计1193人，近六成被调查者表示参与过学校组织的生涯教育活动或课程，其中约82%对其效果表示了肯定（选择“有一些帮助”和“非常有用”的人数占比之和）。考虑到自改革启动以来，各个地区高中生涯教育工作的开展存在一定的探索期，实施效果存在滞后期，2016-2018年全国各地生涯教育推广度尚且较低，即使是浙沪地区也不例外，因此本文选取新高考改革实施的第三年（即2019级高校新生）进行全国生涯教育有效性分析。

7.为探究学校生涯教育对不同阶层的效应，需要对阶层界限加以明确界定，为避免样本SES得分分布有偏的可能性，确保阶层差异的显著存在，本文选取样本中前四分之一和末尾四分之一的样本进行分析。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新常态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人力资本生产研究”（16JJD880003）的部分成果。

来源：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NzMzMjc3OA==&mid=2247485000&idx=1&sn=8b30fd6c6b7933bf57b409fc4b04dc1c&chksm=fc36260dcb41af1b73d1b4ae68adfafb2211cf8f90625a247e59f65835d47e5ac6fa2684380a&mpshare=1&scene=1&srcid=11239zv4q1pmMVpOmvRLSr1q&sharer_sharetime 发表时间：2020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