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各国迫不得已暂时“封国”，民众生产生活处于停滞状态，疫情进一步加速了逆全球化思潮泛起。近期，受到疫情影响，美日等一些国家为了扩大国内就业，缓解产业空心化，维护全球价值链中的“链主”地位，提出将产业链回流国内。疫后国际社会是否会进入更长周期的“去全球化”或者说“逆全球化”的阶段？要走出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漩涡，破除全球合作的阻碍因素，中国如何应对？

影响全球化的因素及全球化的利与弊

中国经济时报：从当前全球化特征来看，哪些因素决定了全球化发展？全球化有何利弊？

罗雨泽：影响全球化的因素很多，我们可简单概括为利益、技术、规则和互信。利益是全球化的动机和目的，就是由于各国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生产技术不同等导致相互之间存在比较优势，通过全球化下的分工和贸易可以带来利益。技术是全球化的条件，它决定着全球化的水平，比如历史上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今天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都对分工和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规则是全球化的制度保障，WTO、诸边协定以及区域和双边的贸易投资协定都是在确立规则，使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公平、便利、有序进行。互信是全球化的重要基础，不但包括商业互信而且包括政治互信、安全互信等方面，它影响着全球化的可行性及成本。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全球化也是如此。全球化好的一方面是可以带来资源优化配置、生产效率提升、消费互通有无、知识技术扩散共享、文化交流融合等；不太受欢迎的一面是，可能带来不平等（如殖民时期的掠夺）、产业安全威胁（幼稚产业受到冲击）、金融危机的扩散（2008年美次贷危机的外溢）、流行疾病的传播等。

全球化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任何国家都很重要。WTO、联合国等全球治理体系建立起了基本的规则，对全球化的不利方面进行了限制，在经过广泛谈判或者细致谈判达成的规则约束之下，目前的贸易投资基本都是基于自愿原则进行的，表现出较强的互惠互利特性。经济学上讲生产可能性边界，全球化与封闭相比，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外移的，因为它可打破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各种约束，使生产效率效益得到提升。对于发生的特殊情况如危及产业安全和卫生公共安全时，现有规则也允许一国采取特别救济措施。

时红秀：有学者回顾，有史以来人类出现六次全球化浪潮。仅工业革命以来就有三次全球化的“小高潮”。其中的决定因素，有人以“双层博弈”模型归纳：一是国家间利益的竞争，主要取决于各国统治者。历史上有些统治者鼓励或亲自参与海外开拓活动，有的则闭关锁国，都视自身统治是否稳固而定。二是要素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在现代社会则主要基于以企业这种组织为主进行的，基于成本（风险）收益的决策。由于要素全球流动能力不对称，资本和技术要比劳动力更容易跨国流动，全球化往往导致一部分阶层“失败”。当然，这两层之间也有互动。公众、企业对于全球化的态度也可推动本国决策者作出不同的选择。

全球化的利弊判断，要看站在谁的角度，还要视以什么方式展开。以平等贸易和人员流动为方式的全球化，相比在一国之内，使要素配置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而全面提升了人类的福利水平。一般地讲，以真正平等的商业贸易与投资方式进行的全球化，足以消弭大部分国际对抗和战争风险。

但全球化的弊端有时也非常明显：一是对民族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其权力可能因全球化而受到来自内外部的压力甚至威胁。二是各国企业或公众。企业失去国内垄断，无法高枕无忧地赚钱，这就会出现反全球化的利益集团。劳动者也可能因国外更低劳动力竞争而降低收入甚至失业，例如被称为“铁锈地带”的美国传统制造业地区的民众。

不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说明，全球化还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风险：致命病毒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一旦失控，可能导致的不仅是经济损失，而是全人类的“减员”。

全球化使中国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新浪潮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经济时报：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张建平：全球化的发展是在和平发展阶段，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交通运输以及通讯工具的日趋便捷，导致国际产业的转移和分工加速进行。在产业转移浪潮中，全球制造业中心从历史上的英国、德国、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内地，同时国际分工体系已经从产业之间的分工、产业内部分工，发展到目前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也叫“工序分工”，即一个产品在多个国家完成组件和零部件生产，然后在某地组装，面向全球出口。基于国际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分工理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个轮子加速推进了国际经济结构重组以及国际分工的深化，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逐步形成。全球化发展使中国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新浪潮的历史性机遇，有机会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找到自己的分工和定位，取得了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时红秀：综观历史，中国从来都因为参与全球化而受益，从来都因为拒绝或错失全球化而受害，这一点可能与其他国家情形不一样。尤其是近代以来，闭关锁国使中国深受其苦。正是通过打开国门，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各种思想、技术、资本、商品和制度经验，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相结合，中国人的命运彻底改变了。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不仅从全球化当中大受其益，而且对人类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应对疫情，中国正在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关键角色和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停摆”、逆全球化思潮泛起，这些对于中国来说，面临哪些挑战？存在哪些发展机遇？

罗雨泽：这次疫情非常严重，并且还在蔓延。我国作为首个遭遇疫情严重冲击的国家，对新冠肺炎病毒面临更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性，因此采取了“封城”“隔离”等严厉手段，将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尽可能地降低了感染率和死亡率，经济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为他国抗疫情赢得了时间、摸索了经验，并积极对外实施了医疗援助。但非常遗憾，一些国家出于一些其他原因，对我们提出质疑和指责，出现了各种不友好甚至抹黑我们的言论，疫情出现了政治化的态势。一些国家的政客呼吁“去中国化”，增强产业本土化、自主化，以提升安全性，信任赤字的上升对全球化形成了较为严重的障碍，也使我们开展国际经贸合作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面对这场世纪灾难，希望得到中国帮助和期盼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是主流。无论是面对质疑还是期盼，我们急人所急、应人之需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都将有助于化解误解、增强信任。我们率先控制住疫情、经济实现很好的复工复产，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基于此的业态模式的创新功不可没，做好此方面的宣传和推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既有利于我国信息通信技术企业“走出去”和各国有效抗疫，也有利于疫情之后的长远互利共赢合作发展。

时红秀：最主要的挑战有两个。一是在前期贸易争端下，本来企业外贸业务、对外投资和技术合作受到影响，而疫情导致海外订单消失，对国内相应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相关行业的就业民生，经产业链的层层传导都带来巨大冲击。二是这次疫情之后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复杂。坦率地讲，下一步外部环境之严峻可能会远超以前的意料，近期有的不良苗头已经初现。这就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客在“甩锅”摆脱自身窘境的同时，借机“污名化”中国从而实现一直以来对我封压策略。在国际上营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环境，在形成自身的话语体系方面，中国需要学习和研究的还非常多。

但我国存在的发展机遇也是明显的，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办好自己的事，我国的大国优势可充分挖掘。这些年来我国网络信息产业的发展，催生了基于现代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物流、金融、教育、文化等新业态新产业，即使在重大疫情冲击下不但维持了社会的基本运行，还为应急救援提供了难得的支撑。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拥有最齐全的产业链，沿着信息化、数字化促进传统产业和传统社会消费的更新和升级，在疫情倒逼下有可能加快发展模式向质量和效益转型。

二是我国率先遭遇疫情也率先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这样的实践经验可造福更多的人。这次抗疫过程中，包括领导指挥决策、国家动员能力，医疗卫生行业的能力和精神，全社会自律意识，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传统，展示世人，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展示大国形象最直接的写照。这对今后我国继续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和全球合作进程都是有利的。

三是在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一些全球化进程的倡导国转而退出或阻碍全球化时，作为全球化受益者和经济力量的后起者，中国一如既往地持续推进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支持者，尤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全球化改善自身命运的力量，既有着坚实的基础和号召力，也独具历史机遇。

张建平：尽管中国已经控制住疫情，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局势尚未得到控制，疫情发展有不确定性，因此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时间长短目前也不确定，短期冲击和中长期冲击的可能性都存在，需要我们做好预案。逆全球化思潮泛起现象在疫情发生前就在发达国家显著存在，疫情进一步加剧了部分发达国家安全民粹主义和脱钩的主张，对未来的全球价值链合作构成重大挑战。但是，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体系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积月累链接形成的，目前讲“断裂”还早，也有些绝对化。准确地讲，应该是疫情冲击下的“停摆”或“暂停”，也可称作“休克”，对全球供应链体系总体而言是负面冲击。部分供应链停摆后很有可能失去商机而难以恢复，但绝大部分实体产业的供应链搭建需要很长时间来进行商务尽职调查、商业模式选择、生产和服务成本核算、艰苦的商务谈判，再去落实投资和生产，如果疫情在今年或明年得到控制，对于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应属于局部冲击和部分断链，难以撼动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大格局。

疫情确实给中国敲响了警钟。对中国来讲，为了维持经济和就业稳定，中国希望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推进产业转移能够正常、逐步、理性推进，使全球价值链以有序和合乎市场规律的方式调整，可以称之为正常产业转移。如果像美国某些政客那样，人为地、政治性推动产业转移或断链，可以称之为政治性产业转移，其自身必然严重受损，同时在有些行业（如电子信息和通信行业）可能会给我国的产业安全及就业安全造成冲击，我们要做好积极应对。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正在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关键角色和作用。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积极开展密切合作，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联合抗疫，对100多个国家提供了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开展了信息分享、专家咨询、派驻医疗队、提供各种抗疫物资和设备，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同时，在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盒、呼吸机，甚至医疗实验室的成套装备供给方面，中国也展现出世界独一无二的制造能力和供货能力。目前，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70多个国家纷纷到中国大量采购各种医疗物资和设备，对于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拉动力。疫情以及与之相关的个别发达国家威胁与中国断链，使中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一方面，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未来的中国发展只有通过加强自主创新才能够真正构建未来中国在全球的新的国际比较优势和全球竞争力，不怕任何国家与我们断链；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成功控制疫情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复工复产，不仅是对我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负责，也是对全球经济发展负责，在全球经济走向衰退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并且在年底有望实现正增长，也将提升和巩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全球经济合作仍是主流 打造后疫情时代全球开放合作的高地和引擎

中国经济时报：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与全球化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作为全球化的推动者，中国如何积极应对？

罗雨泽：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合作仍是主流，但秩序将加快重塑；全球化的大势也不会出现扭转，但会出现较大调整。出于发生“非常事件”时的安全考虑，各国会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放在重要地位，信任度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性提升，全球经济秩序和全球化合作将表现出更多的区域化和双边性特征。我国作为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应顺势而为，考虑各国的安全需要，一方面推进相关国际规则制定，减少由此引发的顾虑和担忧；另一方面，为各国安全性产业的发展提供帮助，加强该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与此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地成为“逆全球化”背景下的逆行者，打造后疫情时代全球开放合作的高地和引擎，不但有利于我们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将为非常时期的全球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建平：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转移有其客观规律，正常的产业转移是一种理性的商业行为，是不以某些政客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即使在某些行业或某些产业链条上这种政治化产业转移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样的做法最终无法撼动全球产业链大格局。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如果改变也是渐进方式。未来半年到一年，疫情对供应链体系的冲击会到什么程度，还需要更多企业调查和客观分析，不能妄下结论。目前，疫情的冲击不会解构或迅速大规模地重整全球供应链，“去全球化”或“去中国化”从趋势上和逻辑上讲难以成立。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可能会在大国博弈的进程中加速改变，但全球化的大方向和大趋势不会发生改变，借用基辛格先生的名言：我们已经无法回到过去。

作为全球化的推动者，中国将坚定地支持全球化和国际区域合作，支持以联合国和G20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和对接合作伙伴，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与发展，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通过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通过广泛的国际产能合作，加快构建新的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努力形成新的全球或者区域生产网络体系，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走向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要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努力构建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大自贸区网络，同时积极建设由18个省份自由贸易试验区构筑的小自贸区网络，以扩大开放促进与合作伙伴的共同发展，最终一定会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战胜今后可能遇到的各种未知考验。

时红秀：从全球疫情形势看，很难预测“后疫情时代”哪一天到来。不过这次疫情教训提出两个警示。一是人类在地球上的交往活动，在频率和范围上是否有一定的界限？也就是全球化是否有某种程度限制，让人类的集聚与流动“适可而止”？这有待于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深入研究。二是从疫情当中人们的各种争论演变为意识“撕裂”，到一些国家之间的争端，都可称为一种“政治疫情”，这更需要防范。

从这两个警示出发，我们可以看待全球化发展的趋势。第一，人类，甚至地球上的生物，相互交流可能存在着频率和范围的限制。“生物安全”包括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们交流的距离范围、流动的速度、集聚的程度，是否需要一定的技术监测，以免超过某种自然约束的“界限”。第二，全球化进程尽管仍会持续，但减速之势已然成为事实。近年来，一度起着领头作用的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居然率先挑起贸易摩擦、主动拒斥合作搞各种“脱钩”，如果把这些看作全球化列车行进的“密集点刹”的话，那么这次疫情则是一次剧烈的“急刹车”。

同样基于上述两大警示，作为全球化受益者也仍是积极的倡导者，中国需要在以下四方面采取行动。

首先，推动相关科学技术——既有来自自然科学，也有来自社会科学方面的全球合作研究，探索下一步全球化究竟存在什么样的“自然生物界限”。尤其是当下，在自身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就之际，不仅继续下力气推动疫苗开发，还有必要率先发起全球性的关于疫情来源、传播途径等研究，以及包括防控过程复盘在内的经验分析。

第二，在国内展开全民现代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教育，包括饮食习惯、个人生活习惯的调整，以及全社会科学素养的提高。

第三，加快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各项部署的落地实施，及时调整和改善政府组织、社会动员、社会管理方式，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趋势。

第四，沉着应对各种“政治疫情”，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务实坦诚的风格，透明回应国内社会关切。同时主动发声，主动作为，发起全球性活动，营造和引导全球舆情。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赵姗 发表时间：2020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