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主要谈两方面的看法：短期应对疫情的宏观总量政策；长期如何通过内循环来更好地应对外部挑战。

一、应对疫情的短期宏观政策

从经济数据来看，国内经济复苏的趋势是比较明确的。往后看，2020年四季度到2021年一季度，GDP增速预计将持续加快。到2021年一季度，由于基数效应，GDP增速将进一步冲高。比这个数字更重要的是，从9月份的月度数据来看，经济复苏的内生动能在增强。投资端尽管基建投资的增速在放缓，但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都在回升。需求端消费的增长也有明显回升。分行业来看，汽车制造、通用设备、专业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较高。经济内生复苏动能的加强，增强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信心。

经济复苏背景下，宏观政策做一些相应调整是很自然的。从银行间市场短端利率来看，货币政策已经从今年上半年危机应对式的极度宽松状态，回到目前常态式的宽松状态。不过还需要注意到，新冠疫情在全球的传播仍在继续。从新增确诊病例数来看，美国和欧洲的疫情又重新抬头。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对经济仍然会带来不小的扰动，尽管对经济的冲击会比几个月前要小，但这种扰动以及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影响，是需要警惕的。

尽管国内经济增长在复苏，但尚未恢复正常状态，调查失业率比疫情之前的水平还是高出不少，国内“保就业”的压力仍然较大。尽管政策会相机调整，但整体基调还是要保持宽松，现在不宜过快地把稳增长的政策力度降下来，还是要给经济一定的推动力。短期宏观政策应继续发挥托底的作用，稳住宏观大局，保证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只有这样，市场主体，尤其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日子才能够好过，他们才能从疫情的冲击中缓过来、转起来。

二、应对外部挑战的长期政策

如果要讲更长期的政策，疫情之前已经暴露出我们所处的全球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是中美贸易战对我们提出的挑战。疫情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制造产能一定程度上是难以替代的。尽管中美在打贸易战，但中国对美国以及对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出口份额，在疫情过程中是明显提升的，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竞争力。通过这次疫情的压力测试，也说明我们所受的外部冲击是可控的。但是要关注到，美国单方面推动中美脱钩应该是她长期的政策导向。这种脱钩不可能是全面脱钩，就像前面讲的，美国很大程度上还是离不开中国的制造业产能，但在高科技领域的脱钩是大概率事件。

在谈到内循环和外循环时，从供给角度来讲，内循环应该着力于高科技领域补短板，就是应对外部“卡脖子”的风险。中长期看，高科技领域补短板需要着力、发力的地方一方面是增加基础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是重视政策引导。比如半导体大基金在产业发展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科创板推出从资本市场上对创新型企业提供了更好的融资支持。

需求角度来讲，过去依靠外循环，需求层面比较多地是把国内富余产能输出到海外，尤其输出到美国。这简单来讲是由于国内的内需不足，需要把富余产能输出到海外，通过外需弥补内需的不足。但在中美脱钩的大方向下，国内产能向外输出面临的阻力越来越大，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经过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体的对比会发生比较重大的变化。如果看到2021年年底，中国的名义GDP至少比疫情前的2019年高出10个百分点，而绝大部分国家名义GDP会低于疫情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相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又变大了，靠外需带动中国越来越大的体量会越来越难。所以，通过扩大国内需求来逐步缓解产能过剩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国内的杠杆政策对扩大内需是非常重要的。我一贯的观点是，中国作为储蓄过剩的国家，储蓄向国内投资转换主要通过债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来完成，国内杠杆率的上升，具体来讲就是国内债务占GDP比重的上升，是有合理性以及必然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去杠杆政策不符合经济规律。2018年、2019年两年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很明显地体现出来，推动去杠杆，甚至过于严厉地推动去杠杆，最终导致的是经济增长的明显减速。国内去杠杆导致国内内需不足，此时对外需的依赖变得更强，把过剩产能输出到国外的需求更强，反而会恶化中国所处的全球环境。

疫情之后我们非常及时地调整了杠杆政策，现在的提法是允许杠杆阶段性上升，这对我们应对疫情冲击，稳定经济增长是有重要的作用。我认为，疫情之后的杠杆政策也需要重新考虑，相比较阶段性地允许杠杆上升，中国更需要的是杠杆长期性地上升。我们需要思考和关注的是在杠杆上升过程中，如何把负债真正投向有生产力的地方，而不是投向僵尸企业。疫情过后即使推动去杠杆，也要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而不是一刀切地推进全社会去杠杆。否则，可能疫情的冲击过去了，国内经济增长的阻力反而更大。

来源：微信号：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https://mp.weixin.qq.com/s/6IFb-GV3TJpANGwvPTY_Lg 发表时间：2020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