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国家一直深受朝核问题困扰，其间经历过美朝签署“核框架协议”、中美俄朝韩日举行“六方会谈”、奥巴马政府搞“战略忍耐”、以及特朗普上任以来对朝搞“极限施压”和“峰会外交”等不同阶段。尽管如此，朝核问题依然未能得到合理解决，有人甚至认为又回到了“起点”。
朝鲜会否完全弃核？美国在朝核问题上是寻求战略妥协还是寻求武力解决？朝能否保住其核武器并解决其生存、发展问题？东北亚是否会因朝坚持不弃核而出现核扩散？以及国际社会是否会在“默认”朝拥核现实的基础上重启“六方会谈”等，这些从一开始就困扰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依然如故。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析，“通过已知求未知”，以期就朝鲜核问题及其演变趋势发表一管之窥。
一、朝鲜核选择：“冻核”还是“全面弃核”？
朝鲜会否弃核？这是分析朝核问题及其演变趋势的逻辑起点。无论是克林顿政府与朝方搞所谓“核框架协议”，还是中美俄韩日与朝鲜举行“六方会谈”，或是奥巴马政府奉行对朝“战略忍耐”，都以朝会弃核为前提并以促朝弃核为目标，都直接间接表明国际社会普遍认定朝有可能放弃其拥核目标及其核武开发活动。特朗普冒险三次会见金正恩，也是以朝有可能弃核并促朝弃核为其假设前提与目标。迄今为止，国内外不少人仍然认为朝在一定条件下会和平弃核，并以这一假想前景为其分析朝核问题的逻辑起点和战略追求。这明显是把期望朝弃核的“理想”凌驾于政治现实，是建立在不了解、不理解朝何以搞核武开发、何以坚持拥核立场不动摇、朝鲜民族的韧性、东北亚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是靠不住的。
朝鲜何以不可能和平弃核？解释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回答朝这样一个仅有2000余万人口、经济总量不过区区数百亿美元、人均GDP不过1700美元的小国何以要坚定不移地走上核武开发之路的问题。
朝鲜搞核武开发的历史可溯及20世纪60年代，不过此后约30年时间，都进展不大。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朝在战略上有中苏支持，且可凭借其足以摧毁首尔的常规实力威慑美韩、保障安全。冷战结束改变了这种态势。一是1991年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精确打击能力导致朝对其常规威慑力的信心削弱；二是苏联解体、中国搞改革开放、中苏相继与韩国建交，导致朝战略上有孤立感，加之冷战后美国加大对朝“和平演变”压力及韩方不断造势要对朝搞“吞并式统一”，朝不得不把求安全的希望寄之于核武开发。自此以后，朝核武开发力度不断加大，进展大大加快。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间，朝一直承受巨大的国内国际压力。在国际上，美把朝划为“无赖国家”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多次宣称要对朝搞“先发制人”打击、“斩首行动”和“政权更迭”，克林顿政府诱朝签订“核框架协议”、小布什政府对朝搞“政权更迭”、奥巴马政府对朝搞“战略忍耐”以及特朗普政府上任第一年对朝搞“极限施压”等，其本质始终是“诱压结合”，迫朝弃核；在国内，朝更面对各类自然灾害打击及经济转型“适应期”的困难，不得不进行“苦难行军”。
尽管如此，朝却“勒紧腰带”，成功实现了核武开发，包括原子弹、氢弹的成功试爆及远程导弹试射成功，并初步拥有了核导结合、直接威慑美本土的核战力。美方也认识到朝具备对美本土实施“第二次打击”的能力。即是说，美认为美朝之间已经初步形成极具危险性的“核对峙”状态。核导开发取得成功也使朝增加了战略自信，其国际地位也有一定提升。2017年11月朝远程导弹试射成功以来出现的以朝为中心的所谓“峰会外交”就是明证。很难想象，朝承受如此大的风险、压力，千难万难搞成了核武装，且又将其视为保障安全的“神器”，会轻易全面弃核，会以全面弃核换取钱物或美国靠不住的和平“承诺”。
从朝视角看，现有核威慑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足以支持朝不弃核立场的合理性。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以实力求安全，直接面对美韩日战略压力的朝鲜尤其如此。从核威慑理论看，“核武器是弱者的武器”。面对美韩日同盟，朝在经济、外交和常规军力方面处于全面劣势，如朝韩军力对比、朝在军费开支及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等决定性领域处于极大劣势，冷战结束以来尤其如此。如再加上美日实力，朝常规军力的劣势地位就更加突出。但是，朝拥核后，战略态势就不一样了。按照核理论，“核武器不惧怕失衡”。即是说，核武器只存在“有”或“无”的区别，不存在“多”或“少”的区别，一个弱国即使只有少量核武器，也足以遏制诸如美国这样的核大国冒险发动战争。朝鲜虽然只有少量核武器，但在生死存亡关头，却可以绝地反击，拼死一博，以其有限的核武器毁灭首尔、打击日本本土及美在韩日与关岛的军事基地，甚至直接攻击美国城市，这足以使美不敢轻易对朝动武。
简言之，在绝大多数反映力量对比的领域，朝都处于绝对劣势，唯独核实力一项对韩日有优势且足以威慑美国，弥补其常规军力的劣势。还要看到，利比亚因弃核而遭灭顶之灾、伊拉克在拥核问题上搞“半拉子工程”也同样遭遇灭顶之灾，对朝有直接影响，是促朝更加决心拥核的重要因素。因此，朝从国家安全需求以及从追求国际威望及半岛南北关系中主导权的诉求出发，绝不会全面放弃核武装而换取任何“其他”。无论是诱是压，美韩日都不可能使朝完全放弃其核武器。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朝拥核后的各种表态。面对国际社会，拥核后的朝鲜常常两面说事，有时宣称可弃核，有时又表态不弃核，令人不可捉摸。有人分析说，金正恩的话“都是两边讲：一边讲要弃核，一边讲坚决不弃核”，其中讲弃核是策略需要，而“绝不会轻易弃核”才是其真实想法和政策诉求。
实际上，朝从未明确表示过单方面弃核，其经常使用的话语是“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朝鲜的安全保障不受美国威胁，这其实是一种争取主动权的谈判策略，与朝单方面全面弃核有本质差别。朝美在新加坡峰会上的共识也是“实现半岛无核化”，而不是朝单方面全面弃核。正因为如此，当特朗普在河内峰会上向朝方提出无异于要朝单方面全面弃核的要求时，金正恩拂袖而去，河内峰会无果而终就在预料之中了。有人把朝美河内峰会外交失败归因于“朝美严重缺乏政治互信”，存在“认识差异”及“概念差异”，缺乏“总体路线图”等，显然是对朝不弃核的决
心及美朝分歧的实质认识不足。无论如何，朝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冻核”，即不再继续公开开发核武，但会保留其现有核武装，绝不会如美所愿“完全、可核查、不可逆地”全面解除其核武装。国际上依然有不少人认为朝有全面弃核的可能性、必要性，并据此进行政策设计，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只能导致朝核问题继续“无解”。也有人认为数十年后，朝或可能放弃其“最后一枚核弹”，不过即使如此，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二、美国还有以武迫朝弃核的“窗口期”吗？
既然美用尽诱、压方式都不能迫朝弃核，美会否动用武力迫朝弃核，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自克林顿政府开始，中经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再到当今特朗普政府，美一直未放弃以武迫朝弃核这一选项，美军方尤其从未放弃对朝用兵的各种行动方案设计。特朗普上台之初，也多次表示不惜对朝动用武力。为什么美国一直反复威胁要对朝用兵，却始终未能付诸行动？其原因可以套用一句老话：“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美国能否以武力迫朝弃核，不能不受多重因素制约。从军事因素看，无论是核实力还是常规实力，美对朝确实拥有压倒性优势。按照一般的战争逻辑，朝美对垒，美势必胜算在握。然而，朝美如果然开战的话，将是一场有特定条件的战争，胜负标准也有其特殊的规定性。朝虽处于绝对劣势，但首尔在朝方常规火炮的炮口下。一旦美朝开战，朝方在遭遇彻底失败前搞绝地反击，拼死一博，有能力倾刻间把首尔化为火海。早在1994年，美军方在评估朝美开战场景时，就判断开战头几个小时内，首尔就可能死伤数十万人。在朝已经拥核的条件下，朝如绝地反击，直接以日本东京以及美军驻日、韩基地及关岛，甚至以美国本土的人口中心为“抵押品”，战争后果更难逆料。在此态势下，一旦朝美开战，美方的胜利标准就不能仅限于打败朝鲜，而是要从一开始就能对朝实现一次性火力全覆盖，使朝没有绝地反击的任何可能性。这样的胜利标准太高，以美军现有实力没有可能实现。朝军力及其核设施高度分散，不少重要设施和装备隐藏于崇山峻岭的地洞中。以美军方最乐观的估计，美也仅能侦测、压制其中的90%左右，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百分之百地实施火力全覆盖和彻底摧毁。换言之，在经受美“先发制人”打击后，朝仍有能力以残存的武力毁灭首尔，甚至对日本、关岛及美驻日韩军事基地，以及美本土进行报复性核打击。一旦出现这种前景，这场战争对美而言，不但政治上是一场失败，就军事行动本身而论，也是一场失败。
从地缘政治因素看，美要对朝开战，肯定不能无视韩俄中以及日本等国的立场。美朝开战的第一个直接受害者是韩国。韩国人口和大工业高度集中于首尔，一旦朝方对首尔进行报复性打击，韩方无疑将遭受难以接受的损失。第一次朝核危机期间，时任美驻韩部队总司令格雷·卢克（Gary Luck）就曾评估：美朝开战不但会导致韩巨大的人员伤亡，还将导致韩承受1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正因为如此，自朝核危机以来的20余年间，每当美方祭出武力解决方案时，韩历届政府，从金泳三、金大中、李明博政府，一直到当今的文在寅政府，都出面阻拦，坚决反对美对朝用兵。
中俄也一直坚决反对美对朝用兵，中国所坚持的朝核问题“三不”立场，第一条就是“不战”。中俄反对美对朝动用武力除了地区稳定和战争损害外，还因为中俄都把朝视为伙伴和“战略屏障”。至于日本，通常采取心口不一的立场。一方面，如美真对朝用兵并能成功，日本当然会支持；但另一方面，美只说不做，周边各国又同声反对，日本也只好“王顾左右而言它”，不敢公开支持。这正是日本在朝核危机过程中，每当需要其表态时就拿“被绑架的日本人”问题说事的根源。
总之，周边国家、尤其是韩中俄的反对立场，也制约着美国，使其很难下决心以武力迫朝弃核。所谓时代背景因素，则指美对朝用兵产生的道义难题。美对朝用兵势必导致美朝两个实际拥核国的直接军事对抗，这将是核武器出现后的头一次。
不论美在第一次覆盖性打击行动中是否动用核武器，朝鲜都会以核武器进行绝地反击或“被动”造成核爆炸。无论朝方是主动还是被动用核，都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1945年美对日使用原子弹，很少受到道义责难，因其当时拥有打击法西斯侵略国的道义制高点。在21世纪，美如果因打朝而在亚洲造成第二次核战后果，则会受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尤其是亚洲“有色人种”的同声谴责，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难以承担其政治和道义后果。美本土尤其“难以承受”任何核攻击后果。最近美国战略界兴起了一股第二轮对朝“战略忍耐”或所谓对朝“B计划”的新方案，究其实质，这并非完全回归奥巴马时期的所谓对朝“战略忍耐”。与奥巴马时期等待朝“崩溃”的第一轮对朝“战略忍耐”不同，美新一轮对朝“战略忍耐”或“B计划”是把希望寄之于新军事革命，认为随着新的侦测技术、无人机、人工智能及超高速武器成军，美三五年内就能建立可使核武器“过时”，并可一次性彻底毁灭朝反击能力的新装备，届时再武力解决朝核问题更有把握。美并可借此诱朝进行“没有任何成功希望”的新军备竞赛，拖垮朝鲜。
这显然是另一种异想天开。美国及西方军事思想的一个致命弱点是“武器决定论”。他们只看重一国军事装备的数量、质量与科技含量，而对于一国的民心、士气、意志、谋略和战略文化则看得较淡。他们迄今仍不能正确解释：为什么武器装备数量、质量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会在朝战、越战中惨败？海湾战争后，“武器决定论”思维在美战略界再度上扬。指望美军凭借开发各类新的侦测技术、无人机、人工智能及超高速武器就能实现对朝一次性全覆盖打击，就是证明。然而，有矛就有盾，再先进的军事装备也有其弱点。胡塞武装以廉价、落后装备突破美沙先进防空网，击毁沙特主要油田即为一例。可以预言，指望凭借开发各类新军事装备就能实现对朝一次性全覆盖打击，依然是一种违背战争规律的“妄想症”。
回顾朝核危机爆发以来20多年的美朝对抗史，美确实有一个武力迫朝弃核的“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大体在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到2006年朝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之间的10多年间。但在其前期，克林顿政府迷信“朝鲜崩溃论”，不相信朝有成功开发核武器的经济和科技能力；而在其后期，小布什政府的主要精力聚焦于反恐，无力顾及朝核问题。如今在朝拥有攻击美本土核战力的新条件下，美就彻底错过了这个“窗口期”，更难下决心对朝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除非美出现一个希特勒式的疯子总统。特朗普看似疯疯癫癫，但他明里装疯卖傻，实际上却打了一路好“醉拳”。特朗普倡导“美国优先”“经济优先”，其实质是要把美从负担过重的全球义务中解脱出来，不再自告奋勇地充任世界领袖和“世界警察”。其这一任如此，如连任，下一任更会如此。从特朗普痛下决心从阿富汗和叙利亚撤军，面对伊朗的挑战性姿态却能隐忍不发，就可以看出其人有很强的“战略忍耐”能力。大体可以断言：特朗普任内，美不太可能对朝开战。而再往后，美对朝开战的“机会之窗”只会越来越小，并逐步趋于完全关闭。更要指出的是，特朗普的“全球收缩”战略，并非其个人喜好，而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极有可能反映美全球战略的长期性选择。若如此，美就更不可能以战争手段迫朝弃核了。
三、“朝鲜崩溃论”还有市场吗？
自第一次朝核危机以来的20余年间，“朝鲜崩溃论”一直是美韩等制订朝核危机对策的重要战略依据。克林顿废弃美朝“核框架协议”，小布什假装寄希望于“六方会谈”，奥巴马倡导对朝“战略忍耐”，无一不以“朝鲜崩溃论”为依据。
特朗普上任之初，也把解决朝核问题的希望寄于“朝鲜崩溃”。然而，朝鲜不但没有“崩溃”，反而一步步实现核突破，先后成功试爆原子弹、氢弹以及成功试射可直接打击美本土的洲际导弹，实现了核弹结合及“再入技术”，初步形成了与美核对峙。正是基于这些成就，金正恩才骄傲地宣布：朝已经“全面完成核威慑能力建设”。
在此20多年间，朝确实经历了一个险象环生阶段，包括军事上承受美“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政治上承受国际孤立，被“妖魔化”；经济上遭遇禁运、制裁及各类自然灾害，因饥荒而导致数十万民众死亡等。但这些困难没能导致朝“崩溃”，也没有阻住朝核武开发步伐。美韩等显然低估了朝生存意志和开发核武的技术能力。这反映了西方战略思维的另一个缺陷：不能理解东方民族面对困难时的战略意志和能力，当然更不能理解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战胜困难的意志与能力。这也反映西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天然缺陷：过分强调实力、军力等有形的物质性力量，忽视战略文化和民族心理等无形力量，因而在战略分析和决策方面产生失误，并为此付出代价。
自2012年金正恩执政以来，朝不但挺过了最困难的岁月，其生存发展环境也持续改善，其经济则步入一个良性发展阶段。据韩国银行数据，2012年朝鲜GDP增长了1.3%、2013年增长了1.1%、2014年增长了1.0%；2014年进出口增至76.1亿美元。2016年，朝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3.9%。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年虽然加大了对朝制裁力度，但作用有限，未能破坏朝“国内价格和生产的相对稳定”，更未能破坏朝政治稳定。当前，朝经济、政治发展进一步向好，这可从访朝人士的报道中得到反映。一是朝政局稳定，人民群众普遍拥护政府及其新政策。美20多年来一直预测朝政局不稳，企图在朝煽动“颜色革命”、促朝“政权更迭”，这些办法对朝已经不起作用。二是朝方针大政上完成了从“先军政治”到“经核并举”再到“先经政治”的三级跳，确定了“先经政治”路线。三是在“先经政治”旗帜下，提出“主体化、现代化、信息化和科技化等‘四化’目标”，其经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包括促进旅游业、搞活开发区、加强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责任制”等。市场活跃了，产品丰富了，2018年产粮800万吨，平壤出租车超过600辆，等等，都说明朝鲜经济已经走出困境，进入良性发展。
四是在“先经政治”旗帜下，新的路线有利于调动促进发展的各种有利条件。朝工业科技有一定基础，年轻人口比重大且受过良好教育，劳动力资源丰富，国民勤俭耐劳，经济起点低因而发展空间大，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拥有价值数万亿美元的煤铁及有色金属和稀土等珍贵资源。这些生产要素一旦合理调配，将大大促进朝经济发展。五是自金正恩推动“峰会外交”以来，朝国际安全环境得到改善，不但有可能促成国际制裁“放松”，也使金正恩能够宣布“不再制造核武器”，从而减少安全开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在分析朝前景时，还要看到，国家现代化不止“西方现代化”一种模式。西方那种以“高消耗、高消费、高浪费、高享受”为特征的“高标准”现代化模式正在受到诟病，儒家自古倡导的“物尽其用”“天人合一”等古训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新观念已经共鸣，这可能导致现有的西式“高标准”现代化降低标准，这一点正在成为世界政治的新方向。朝受种种条件制约，难以搞成、也不必搞西式“高标准”现代化，以其现有资源条件和工业科技基础及其人力资源，有可能独立搞出一个“较低标准”的朝鲜式现代化。这种“低标准”的现代化不但可保障朝鲜民众生活富足，还可能正好符合人类调整现代化模式和标准、建设“节约型现代化”的政治方向。
四、韩日会否搞核“跟进”？
讨论韩日会不会搞核“跟进”，亦即讨论受朝核武开发牵引，东北亚会不会出现核扩散浪潮。这其实主要是一个中国议题。围绕这一议题，俄美中的关切点是不一样的。
俄近年虽然宣称欧亚并重，加强对远东事务的介入力度，但其地缘政治重心始终在乌拉尔山以西的“欧俄”部分。因此，俄对于朝开发核武、韩日是否搞核“跟进”等，实质上是采取超然态度，且有一定的投机性。俄对韩日搞“核跟进”虽然口头反对，但不具切肤之痛，其是否会采取有力行动加以阻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美最初是从维护全球“核不扩散”体制与控制韩、日的立场反对韩日搞核武开发的。冷战高峰时期，美一度拥有70000枚核弹头以及拥有对苏联占优势的庞大“三位一体”核战力，因而不需要韩日开发核武以支持其亚太战略。正因为如此，美曾多次阻止韩日搞核武开发。朝核武开发成功、中国加速崛起、东北亚开始成为世界地缘政治重心的事实，以及美实力和全球地位的相对衰退、特朗普政府奉
行以“美国优先”为基调的全球收缩战略等，都会影响美针对韩日开发核武前景的政策选择。特朗普本人及其幕僚多次放话，称不反对韩日拥核。
这无疑反映了美对韩日是否搞“核跟进”、东北亚是否出现核扩散浪潮的立场正在变化。很有可能，奉行“美国优先”、对冷战后国际制度奉行“退群”政策、千方百计缩减美对战后国际安全秩序所承担的义务的特朗普政府，将不再不遗余力地阻止韩日搞核武开发。有证据表明，一些美国高官甚至或明或暗地在东北亚玩“核扩散牌”，以要挟中国。特朗普为韩建造核潜艇开绿灯也被认为是美反对韩搞核武开发的立场有松动的信号。
总之，美已经不特别在意韩日是否搞“核跟进”。如此一来，韩日是否搞“核跟进”就越来越成为需要中国独立应对的大战略问题。相对于美俄，朝拥核及韩日是否搞“核跟进”确实与中国更加息息相关，需要中国从更广阔的视野思考相关问题。从战略逻辑看，则要求中国以朝开发核武对中国的战略损益为起点，分析和应对韩日是否搞“核跟进”问题。
自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确实是从战略损益的视角思考朝核武开发及其影响的，这一点与冷战前中国的相关思考逻辑不同。面对朝核武开发，一些中国学者确实有过忧虑，并以其作为应对朝核危机的政策思考依据。其一，因朝核武开发基地临近中朝边境，有人担心朝核武开发会导致中国东北地区受核幅射影响。不过中国环境部门的测试并未显示朝几次核试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环境造成了危害。其二，中国曾担心朝核武开发会招致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受影响，尤其担心美朝间一旦爆发战争会影响中朝边境的安宁。今后在朝核武开发取得阶段性成功，美朝间出现“核对峙”的情形下，美朝直接开战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其三，有人担心“朝鲜的核武器及导弹对中国构成威胁”，朝会否倒向美并以中国为敌。然而，事实证明，中朝即使不能保持盟友关系，也是友好邻邦，朝不太可能以中国为敌。其四，担心朝冒险搞核武开发，不但不能给朝带来“安全”、“强大”，反而可能让国家陷入被动，给美对朝搞“政权更迭”创造条件。③现在朝经历了“苦难行军”阶段，经济、政治与安全环境出现改善。其五，担心因朝搞核武开发牵引韩日搞“核跟进”，引起东北亚核扩散浪潮，恶化中国临海方向的战略环境。现在看，这五大忧虑中，前四个忧虑已基本解除，但最后一点忧虑，即对韩日搞“核跟进”的忧虑并未解除。并且，从全球及亚太战略态势观察，韩日是否搞“核跟进”问题，确实越来越成为需要中国从战略全局独立思考和应对的战略性问题。
分析韩日是否搞“核跟进”，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能力，二是意图。从能力看，韩日都具备核武开发能力。韩国曾在冷战时期进行过核武研究，有一定的核武开发基础。韩国内目前拥有20多座核电站，这使韩有条件获取核材料并培训核专家。一般估计，韩有能力在6个月内完成核武研发，成为拥核国。日本早在二战前就进行过核武研究。1964年中国进行核武试验不久，日本政府一度宣称要开发核武，但被美国阻止。如今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制造业发达，空间研发处于世界前列，拥有大量的浓缩铀以及钚等核材料，一般认为其最快可在6个月之内实现核突破并迅速实现核导结合。正因为如此，韩日都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核门槛国家”。
从战略意图看，韩日都有一定的核武开发冲动，有支持核武开发的社会基础。朝进行核导试射以来，韩日国内搞“核跟进”的主张一直呈上扬之势。据盖洛普民调，2017年9月朝完成洲际导弹试射后，韩国有60%的民众支持韩开发核武，日本右翼有关搞“核跟进”的主张也不断上扬。
尽管韩日既有核武开发能力，也不乏主张搞“核跟进”的势力和社会基础，但其要真正走核武开发之路，不能不受诸多因素制约。一是国际制约。朝俄中都反对韩日拥核，中朝尤其坚决反对。美国要员虽然偶尔放话不反对，甚至鼓励韩日搞“独立的核武装”，但也限于说说而已，其用意目前主要是向中俄朝要价，要挟中俄朝，促使后者在朝鲜、朝核问题上屈从美主张。在中近期内，只要美继续维持其在东北亚的“前沿部署”和“在岸平衡”战略，保持其在亚太的所谓“优越”地位，美就不会真的放任韩日搞“独立的核武装”。二是国内制约。韩日国内搞“核跟进”的呼声虽然上扬，但反对搞“核跟进”的力量依然居主导地位。韩国不少人干脆把朝鲜的核武器视为“韩民族”的核武器，“明确希望组成一个具备核能力的统一的朝鲜”，认为朝鲜的核武器和韩国的工业力量一旦结合在一起，就可使一个统一的朝鲜成为东亚“重要角色”。
在日本，和平宪法及“无核三原则”依然得到日本社会主流和多数民众的拥护，其右翼的“核跟进”主张一时很难占上风。三是军事战略制约。这可分为两个层面考察。一方面，一国搞核武开发有一个“窗口期”，韩日的“窗口期”各有半年左右。在此“窗口期”，韩日极有可能遭到其对手尤其是朝鲜，乘其核武开发要成未成之际，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破坏其核武开发计划。另一方面，就战略损益看，韩日都领土狭小，人口、产业高度集中，较之东北亚中俄等国，都更难以承受核战争损害。亦即是说，韩日拥核很难增加其战略优势，拥核不如不拥核。如不是迫不得已，其明智的战略是不轻易选择“核跟进”政策，而不是相反。
总之，虽然从能力、传承及其战略诉求考察，确实不能完全排除韩日受朝核武开发牵引而搞“核跟进”的危险性。但在近中期，如无特殊因素刺激，出现这种危险的概率不会很高。
五、相关方会“默认”朝拥核国身份吗？
所谓“默认”，是指主观上对某种国际状态不接受、不承认甚至反对，但不采取谋求改变的有效行动，在客观上导致这种状态延续下去并与之长期共存。国际社会对印度、巴基斯坦核武开发所持的立场就是如此。国际社会一直不承认印巴的拥核国身份，但又不可能、也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消除其拥核状态，并在印巴已拥核后，继续维持、发展与印巴的经济政治与外交等正常关系。朝核问题的演变过程如出一辙：正从国际社会迫朝弃核阶段向不得不“默认”其实际拥核阶段转化。目前的态势是，国际社会虽然不接受、不承认朝鲜拥核，但不可能、也不准备采取有效行动迫朝弃核，其结局必然是不得不与一个实际拥核的朝鲜和平共存。
在是否被迫“默认”朝拥核国身份问题上，中俄韩日美等相关方受损益计算、地缘政治处境及立场影响，有不同的政策选择。相较而言，与朝直接毗邻的俄中韩日选择“默认”立场要简单一些。中俄与朝鲜历史上是盟友关系，冷战时期共同构成东北亚的“北三角”。当前中俄各自已从与朝鲜的盟友关系中淡出，但相互间依然是“友好邻邦”，相互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一直没有中断，政治、外交上也有正常交往。尤其是，朝鲜开发核武并不以中俄为敌对目标。以中俄国土之辽阔、军力之强大，也不会特别惧怕朝拥核。中俄均明确反对朝搞核武开发，都参与了联合国倡导的对朝制裁，以期迫朝弃核。但是中俄并不反对朝鲜政府和“朝鲜这个国家”，且对于朝因其安全关切而开发核武有一定的理解。2017年末朝远程导弹试射成功后，中国确实加大了参与联合国对朝制裁的力度，但中国的目的是以制裁促对话，促和平，而不是为了搞垮朝鲜，这与美制裁朝鲜的政治追求有天壤之别。
正因为如此，每当美国放话武力解决及主张对朝搞“最无情制裁”时，中俄都会以“不战”和人道主义等为由加以阻遏。在美韩朝举行了芬兰会谈及有“特金会”做铺垫后，中俄元首相继会晤朝鲜元首，相互间的关系并有明显改善。这表明中俄“默认”朝实际拥核地位并无不可逾越的困难。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在朝并未明确承诺，更未采取行动弃核的情形下，中俄与朝关系出现这些变化，已经接近于对朝拥核某种程度的“默认”。
韩国与中俄的地缘政治环境及损益计算方式明显有别，但韩也存在“默认”朝实际拥核国身份的可能性。韩朝是同一民族，双方对半岛统一有共识，韩不少人认为朝鲜的核武器就是韩国的核武器，因为他们认为朝韩迟早会统一。从克林顿时期到小布什时期再到奥巴马时期，每当美国作势要对朝进行“先发制人”打击或进行“最无情制裁”时，韩都会以半岛和平诉求及人道主义需求为由，加以阻遏，这与中俄的做法相近。
韩这些政策对于正处在核武开发“窗口期”的朝鲜是一种战略“掩护”，也部分印证了韩视朝核武为“半岛核武”的分析。2017年末朝远程导弹试射成功后，文在寅政府抓住特朗普有意调整政策之机，穿针引线，直接促成三次“金特会”。凡此种种，很难仅从韩谋求朝弃核、而不是从韩有意“默认”朝实际拥核国身份的视角去解释。
如果说在是否“默认”朝拥核国身份问题上中俄相对主动、韩相对被动的话，则日本最被动。日本一要受其曾因侵略、加害过朝韩的历史因素牵制；二要受其是美“保护国”地位牵制；三要受其最经不起核攻击的地缘环境牵制；四要受其与朝韩俄中等所有邻国关系均有麻烦所牵制；五要受其在经贸资源等方面对其各邻国及东北亚和平更加依赖所牵制。因此，面对朝核武开发，日本很难奉行独立政策。如果中俄韩都“默认”朝实际拥核国身份，日本就独木难支。如果美国也选择“默认”，日本除追随外，很难有其他选项。
在是否会“默认”朝拥核国身份问题上，分析朝鲜的立场也很重要。理论上，拥核后的朝鲜有三途选择：一是“核与经济”并举；二是不理睬国际压力，坚持全面拥核不动摇；三是以弃核换取美韩取消或“松动”制裁、提供“安全保障”，以期改善发展环境。其中第三途与特朗普描绘的“美妙前景”和政策追求比较接近，是特朗普急于会见金正恩的基础。但特朗普在河内峰会上突然提出近似于要求朝彻底弃核的要求，导致河内峰会流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朝虽然有一定的灵活性，也绝不会彻底弃核。第二途是冷战结束以来20多年间朝一直推行的政策，朝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朝确实想改变这一长期不利态势，但不会以完全弃核为代价。剩下来的是第一途，即“核与经济”并举。朝有可能以部分弃核方式，如“冻结”其核开发、保留其现有核武器的方式，换取美韩等逐步（或部分）解除对朝制裁，向朝提供安全保障，争取国际“默认”朝核武、甚至默认朝政权“合法性”，从而使朝既保留一定的核实力以保障安全，又能通过部分弃核交换国际“谅解”，逐步改善其发展环境。
说到底，对朝而言，部分弃核或“冻核”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策略。由于核理论领域存在核武器只有“有”或“无”之别，没有“多”或“少”之别的核逻辑，朝“部分弃核”、“冻核”与不弃核并无本质区别。也因为如此，美方才强调朝“完全、可核查、不可逆弃核”的重要性。习惯于“漫天要价”的特朗普在河内峰会上提此要求可视为试探性地讨价还价，不一定是要关闭谈判大门，但朝却认为这冲击了朝“底线”，河内峰会也因此不欢而散。最终对于国际社会是否“默认”朝拥核国身份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美有关是否“默认”朝拥核国身份的损益计算受四大因素影响：一是美是否还百分之百坚持其核不扩散义务；二是美是否还百分之百承担其对日韩的安全保护义务；三是美是否延续其战后70多年来一直奉行的“全球主义”战略；四是美如何应对其与中俄等大国的战略关系，尤其是如何应对中国已经崛起的事实。这四大因素又是相互关联的。目前看，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主线，对美战后70年来所秉持的“领导世界”和自任“世界警察”的政策理念已经动摇，总体上奉行“退群”，不断裁减义务的全球“收缩”战略；①对美承担维护核不扩散体制的义务及对韩日等盟国提供全面安全保护的立场也明显后退；与中俄的竞争更多聚焦于经贸和科技博弈。美政要放话要给韩日核武开发“松绑”，要求韩日为美国驻军支付更多的费用，美战略界开始争论在亚太是“在岸平衡”还是“离岸平衡”更符合美利益，以及美是否需要那么多的超级航母等，都可能动摇美迫朝弃核的战略意志，导致美不愿意继续在促朝弃核问题上全力以赴、承受过大的代价。换言之，美有可能把“默认”朝实际拥核国身份视为其从维护核不扩散体制的立场后退，以及其全球收缩战略的一部分。
特朗普冒险参加三次“金特会”，其意图究竟为何，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人分析特朗普着眼于2020年大选，以会见金正恩的方式争取选票。这里的疑问是：如果“金特会”失败，特朗普一无所获将如何？如果认为特朗普真的相信单凭他几次飞越半个地球，就能诱导朝方和平弃核，那是低估了特朗普的智商。很有可能，他在探索“默认”朝拥核国身份的“交易”条件。
在朝方未作任何弃核承诺，更未采取实质性弃核行动的情形下，特朗普贸然三会金正恩，并牵动包括五次“习金会”、四次“文金会”、一次“金普会”在内的以金正恩为中心的东北亚“峰会外交”，大大提高了朝鲜的国际地位，其客观后果无疑直接导致了对朝政权合法性的国际“默认”，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社会“默认”朝实际拥核国身份作了铺垫。特朗普与文在寅等接受中国的“双暂停”“双轨并进”及朝“冻核”等主张，也形同对朝实际拥核国身份的“默认”。
六、结论：重启“六方会谈”，从“无解”中求解？
综上所述，在当前情势下，朝鲜不可能完全弃核；美国不可能以武迫朝弃核；朝不可能如美韩所愿而“崩溃”；韩日搞“核跟进”是低概率事件；相关国家走向“默认”朝实际拥核国身份的可能性极大。这些是本文观察朝核问题的几个主要视点和结论。若如此，就出现了解开朝核“死结”，使朝核问题从“无解”转化为“有解”的可能性。当然，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国际政治现实，则需要中美韩日俄朝等方把握机遇、共同努力，也需要适当的运筹方式和合适的机制与平台。目前看，能使相关国家聚在一起，共同化解朝核问题“死结”的恰当机制与平台，惟“六方会谈”机制莫属。
对于“六方会谈”机制，国际社会褒贬不一，一些人甚至全盘否定“六方会谈”，甚至宣称“六方会谈”已死。然而，在当时朝鲜坚持核武开发、美一再作势动用武力迫朝弃核、东北亚战云密布的困难形势下，“六方会谈”对于缓和矛盾、稳定局势、阻遏战争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仅此一端，就应该肯定“六方会谈”的历史作用。当前的情势是：朝鲜已经完成核开发，初步拥有了核战力，其安全已经有了基本保障，并明确表态“不再制造新的核武器”，这与接受“冻核”仅一步之遥；④美对武力迫朝弃核愈益失去信心，对“双暂停”、“双轨并进”及朝“冻核”表现出了兴趣，进而有可能选择有条件“默认”朝拥核的政策选项。如果美朝能就朝“冻核”达成“交易”，则韩俄中也会支持，日本只能选择跟进。
近来中俄韩等都对重启“六方会谈”持积极姿态。2018年9月，王毅外长在联合国安理会表示，“六方会谈”仍是解决朝核问题及推动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不可或缺的多边平台”；韩国方面认同王外长的看法，也主张重启“六方会谈”；⑤俄总统普京对于重启“六方会谈”也持积极姿态。“峰会外交”期间金正恩先后多次会晤中俄韩美等国元首，表明朝并不排斥外交解决。朝通过“冻核”换取国际社会逐步“松动”甚至解除制裁，即仍可保留现有核武装以确保安全，同时获取国际社会“谅解”，求得经济发展机会，这对朝鲜是有利的。但朝必须承担停止继续核导开发及不搞核扩散等义务。这看起来是“核与经济”并举，其本质则有助于朝沿“先经政治”路线前进。鉴此，如能择机重启“六方会谈”，相关方就“双暂停”“双轨并进”及朝“冻核”换取发展环境等细节进行讨论，极有可能解开朝核“死结”。
重启“六方会谈”也再次为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及东北亚外交中发挥主导作用提供了机会。朝鲜位于东北亚十字路口，是联通东北亚各国的“门栓”，对于东北亚国家实现互联互通有关键作用。目前韩日对实现东北亚互联互通，参与“一带一路”态度积极，如能从根本上解决朝核问题，顺势推动朝鲜参与东北亚“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具有打通“肠梗阻”的效益。此次新冠肺炎暴虐全球，韩日美均受严重影响，它以“最自然的方式”显示了中日韩等东北亚国家间互联互通的深度及经济、政治、社会与安全等方面相互依存的深度，有助于刺激中日韩等进一步同心推动东北亚全境经济政治与安全合作及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国应以此为契机，推动韩日俄及美朝等合作，重启“六方会谈”，以朝鲜半岛“双轨并进”、“双暂停”为切入点，以朝“冻核”换和平稳定与发展为直接目标，在照顾各方利益关切、各方合理妥协的前提下，争取解开朝鲜核问题这一“死结”，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繁荣、东北亚进一步互联互通及亚太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3期 发表时间：2020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