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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际刚:新产业革命对全球变革的影响——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魏际刚

作者: 魏际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发布日期:20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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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往往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当前孕育和发生的新产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全方位、多层次、内涵丰富、持续演进的经济社会系统变革。它将推动全球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向后工业化、后信息化社会转变;将对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竞争格局带来重大影响,赋予国际产业分工和竞争以新的内涵;也将改变传统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带来国际产业结构重大调整,推动国际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的重大变化,使产业竞争更趋广泛性、分散性和个性化,知识性生产要素的争夺将日趋激烈。那么,新产业革命对各国的比较优势、生产组织方式、产业结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要素等诸多方面具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魏际刚。

国研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当今正在发生的新产业革命对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跨国公司及中小微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又意味着什么?对此,您有怎样的理解?

魏际刚:随着第一、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国际产业分工经历了从产业间到产业内到产品内、从垂直到水平的变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科技迅猛发展以及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深化,不同国家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在价值链上选择特定环节进行专业化生产。发达国家主要集中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而将价值链中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的环节大规模转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低技术含量的增长。

新产业革命推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有所改变。数字化制造将使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下降,发达国家大量采用高效、智能数字化技术与装备的能力,不仅导致其生产环节劳动力使用的减少,制造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使生产工序和产业链大大缩短。随着设计、消费与制造更加密切地结合,发达国家原先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回流,传统“雁形模式”所预言的后发国家赶超路径在某些产业领域可能被封堵。不过,新产业革命难以从根本上颠覆既有产业国际分工格局,正如数字化制造并不会导致整个技术体系、产业体系的根本性变革一样。因为数字化制造优势主要体现在对市场需求快速反应和提供个性化产品方面,对那些贴近市场最终需求的产业影响较大。由于高端设计、特殊打印材料、专用打印设备以及网络化服务等产业支撑体系短期内难以大规模替代现代产业体系,故目前全球产业格局不会做很大改变,它更多成为大规模、标准化现代工业体系的有效补充。

新产业革命对跨国公司和中小微企业未来角色带来影响。跨国公司是国际分工的主导力量,但其将更倾向于集中在知识密集、非有形化的职能上,如产品设计、研发、管理服务及营销和品牌管理等增值环节,而将更多生产性环节分包给世界各地合同制造商。同时,中小微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其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数字制造等参与研发设计和个性化生产,在某些特定领域创造独特优势。

新产业革命对发展中国家依赖大规模出口的产业体系形成挑战。数字化制造将使得某些行业(如生产、生活资料行业)规模经济变得不明显,个性化定制、分散生产成为新特点。为贴近市场,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企业会更多选择在消费地进行制造。产业分工因此有可能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深化产业链分工,主要体现在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资料领域;二是靠近市场需求就地生产,主要集中在个性化需求突出的生活资料领域。后者将使全球化呈现新的发展方向,对地区产业格局逐步产生影响。

此外,新产业革命所需大量新技术尚处于初期阶段,科技知识大都处于实验室阶段,意会性程度很低,所有国家“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某些新兴或发展中国家甚至更能抓住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如果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构筑新技术体系,就能实现跳跃式发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目标。

国研网:您认为在新产业革命的影响下,国际产业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调整?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又会有怎样的呈现?

魏际刚:新产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数字化智能化制造推动制造环节劳动力减少的同时,也推动了现代服务业快速成长,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将深度融合,制造服务化趋势更为明显,服务在整个价值链中将占据更大份额,服务业在全球产业结构中比重进一步上升。

新产业革命会使新兴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涌现并迅速发展起来。基于不同的国情和创新基础,各主要国家在产业发展重点和技术研发方面实现了不同方向上的突破。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支柱产业,信息技术持续创新和深度应用将继续对经济社会广泛渗透,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将引发新一轮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现代生物技术正步入产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以基因工程、干细胞、生物育种等为标志的现代生物技术体系正在形成。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处于高速成长期,新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

发达经济体利用雄厚的技术基础、人才优势、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良好的市场机制以及完善的法律制度,将有可能率先在数字制造、智能制造、新能源、下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取得突破,为其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助推其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强化与新兴工业化国家错位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占领制高点。

发达国家会更加重视研发和创新,重视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以优化产业结构,增强持续发展动力。美国在信息、新材料、生物等领域领先于各国,其优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德国和日本在智能制造装备、新能源汽车、有机和碳纤维等产业领域独树一帜。英国重视生物产业和高端制造。韩国在下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所突破。

新兴经济体一直努力想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竞争,实现产业和科技上的崛起。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新兴经济体感受到了历史性机遇,加快新兴产业发展。新兴经济体未来巨大的潜在市场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成为承接研发外包的重要目的地,和创新投入的重要国家。巴西在能源、信息等领域发展卓有成效,印度在信息、医药等领域保持了快速发展势头,俄罗斯在新兴产业方面紧紧跟随,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新兴产业发展同时面临着技术、市场、制度等不同层面的约束。在技术层面,某些新兴产业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多种技术路线的钌论与竞争。市场层面,一些领域的产业化技术不成熟,价格过高,尽管投资热情高涨,但实际市场启动的容量有限。制度层面,也有些发展障碍,如生物产业在准入、标准、质量、检测、监管手段、法律法规等建设还存在很大不足。

国研网:根据您刚才的分析,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变化,您认为,在新产业革命的影响下未来国际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及生产经营组织方式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魏际刚:新产业革命是在全球化纵深背景下发生和展开的,这与第一、二次产业革命有很大不同。各类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科技资源配置呈现出全球化竞争与流动,新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市场。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变化,未来国际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会有较大变化。

跨国企业将更加看中新兴经济体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更加贴近消费需求,会加大在新兴经济体设立研发、设计等机构的力度。另一方面,部分跨国企业考虑贴近消费者、规避市场风险、享受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政策以及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会将已在新兴经济体的部分外资回流到发达国家。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出口、外资企业出口、传统出口营销方式和关键原材料进口都将产生影响。随着电子商务和数字化制造的发展,营销模式也将从“批次少、批量大”、批发与零售环节迥异逐步演变为“批量小、批次多”、批发与零售趋同,传统的出口渠道将受到挑战。

新兴经济体会加快“走出去”步伐,并且更多地采取在国外投资设立生产企业的方式,利用新技术推动出口结构升级与发达国家的分工关系从互补为主逐步转向更多的正面竞争,如果新的经济和贸易秩序未能得以及时重建,贸易摩擦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不可能像传统产业一样出现新一轮的大规模跨国间产业转移,面临的贸易纠纷和知识产权纠纷更加多发。

新产业革命背景下的制造管理与技术也出现相应创新变化,既突破福特模式下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也区别于高成本的个性化定制,在差异化产品和生产成本之间寻求有效平衡,重构制造系统的生产模式。

新产业革命使得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社会化生产、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开放式创新等更为普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更为重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大规模定制”和“批量个性化”的融合,产品设计和制造的方式将更加复杂,研发、生产和服务将构建成遍布全球的“价值链”体系,不管是“高成本”国家还是“低成本”国家,都将占据一席之地,终端产品的竞争优势来自更灵活、更经济的新制造装备生产的更具个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产品。跨国企业通过网络将产品价值链分解到不同国家的配套协作企业,产品生产过程由全球范围内多个企业高效、快捷合作完成,企业间以网络方式跨越边界与环境紧密联系。中小企业和个体企业家会得到更多发展机会,推陈出新将变得更容易更低廉。

数字技术将改变传统的产业组织模式,使产品研发设计、生产作业、控制管理等整个制造系统发生根本改变。新的生产工艺为制造业小批量、个性化生产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而要求生产基地更加靠近消费市场,以便设计人员能够和生产线更密切合作,同时更能贴近客户并迅速回应其需求。能否把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快速反映到产品的设计当中来满足多样化需求,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之所在。这意味着以往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价值链环节在空间上分离开来的传统产业组织模式不再具有竞争优势,取而代之的是将以上各价值链环节在时空上集聚的产业组织模式。发展中国家因此会发现,将制造业吸引到本国会比以往更加困难。

国研网:在全球化的今天,知识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软实力。新产业革命势必会使知识性生产要素的争夺日趋激烈。您认为,未来各国对知识性生产要素的竞争领域及焦点是什么?

魏际刚:新产业革命的顺利推进,更大程度上基于知识的生产要素,未来各国围绕人才、技术、品牌等的争夺将更加白热化。人力资本将成为最重要的创新要素,知识型员工将成为核心竞争资源。制造业的主要就业群体将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支持的专业人士,低技能的生产工人对产业发展重要性下降,相对就业结构朝着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方面发展,而高技能的专业服务提供者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美国政府就积极帮助工人获得新兴产业和21世纪发展所需的技能。

技术的发展和吸收对制造发展方式至关重要,技术的转换可能会日益成为全球价值链中重要的一部分。产品的技术含量将逐步影响着全球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式,以及产品的产地选择。品牌将更加成为消费者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甄别、选择产品的重要依据。网络化销售将使供求信息成倍增长,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将对产品更为挑剔。

标准制订、市场规则、知识产权等领域会成为未来竞争的焦点,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更加突出。有专家指出,在全球化技术变革浪潮冲击下,决定企业成败最重要的因素不再是技术,而是商业模式。面对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和日益增加的市场风险,如何创新商业模式,更好地识识产业价值、更高效地创造价值、更迅速地价值实现,增强快速反应能力,有效规避风险,将成为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国研网:新产业革命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存在怎样的机遇又面临什么挑战?

魏际刚:中国正处在由大变强、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同时迎接着全球新产业革命的大潮,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多重因素与趋势的叠加,使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但发挥好这一优势需要构建开放、包容、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秩序;相对雄厚的产业基础是中国抓住发展机遇的优势所在,但需要妥善应对产业分工体系变革带来的影响,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中国人才素质提升和“科技人口红利”提供了智力基础,但人才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愈发突出;中国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但也存在不少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政策、观念束缚着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本次新冠疫情对中国与世界是挑战,也是机遇,它催生了大量新需求,倒逼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了新产业革命的步伐与全球数字化进程,促进了线上业态线上服务、智能制造、无接触配送等的快速成长。中国制造、中国数字经济因其雄厚的基础与市场,使其在全球中的地位、影响力会进一步提升。面对奔涌而来的新产业革命与日益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国应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和时代紧迫感,着眼长远,把握机遇,超前部署,以更好的制度和政策推动产业升级,抢占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通过一、二十年的奋斗与努力,最终实现现代化强国的伟大梦想。

来源:国研网,http://www.drcnet.com.cn/www/TrainInterview/TrainInterviewDetail.aspx?interviewid=203 发表时间:2020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