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两国能否实现和平相处，不仅关系中美两国本身，更关系21世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但遗憾的是，无论接受或者承认与否，就当前的情形而言，中美关系已然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2012年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里森曾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来比照当今中美关系面临的危险，他在文章中指出，如果中美两国人不能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做得更好，那么中美之间也将可能摆脱不了“修昔底德陷阱”带来的冲突与灾难。

现在回过头来看，讨论中美双方如何绕开似乎为时已晚。当务之急是避免双方越陷越深，这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国际观察家是不难体会到“机会窗口”是如何一步步溜走的。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进一步坐稳世界经济的第二把交椅，关于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调在2012年就开始初显苗头了，这时的中美双方决策者是敏感且认真以待，特别是2013年中方提出要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意在开拓两国关系新的空间。

尽管美方对中国提出的这一概念虚与委蛇，实施层面也并非照单全收，但也确实意识到了中美关系的根本性和复杂性，至少表态上愿意做相同的努力，这在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中不无述及。

与此同时，中国战略学界相关方面的文章则连篇累牍，大谈特谈中美两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何携手共赢云云，不仅与美方不冷不热的反应构成明显“温差”，与现如今势态相比更可谓是云泥之别。

平心而论，尽管中美双方当时对彼此关系走向都具有“问题意识”，但任何一方似乎都缺乏特别的动力来扭转既有态势。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上，双方未能拿出创造性的举措来化解战略猜疑和不安全感，反而使敌意螺旋一步步上升，在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处理方面莫不如此。

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中方曾寄望于中美关系有所转圜，至少大趋势不再下滑，当时中美元首会晤对稳定双边关系确实不无助力，但过高的估计则有失偏颇。2018年3月，当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经贸关系这一传统的中美关系“压舱石”旋即变成了“磨刀石”，中美双方两年多来你来我往、打打停停，近期以来更是短兵相接、剑拔弩张。

纵观华盛顿的一连串惊人举动以及北京的针锋相对，这种施压与反制的行动已经从经贸层面扩散到科技、安全及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此种情形，还有谁能再抱定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只是观念，而非现实呢？中美对抗注定是两败俱伤，但吊诡的是，双方恰恰就是在一开始就抱有这种规避意识中，而一步步陷入其中的。就如同两位骑手在窄巷里相向而行，很远就开始互相避让，最终却又避之不及迎头相撞一样。

两个“伟大”的PK

中美两国各有各的伟大之处，两者互取所长自然最好不过。但问题是，中美双方似乎都有着自命不凡的特质，“中国特殊论”和“美国例外论”就是现实注脚之一。

中国人常以世界上唯一未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以及龙的传人为傲，2017年11月习特会故宫交谈中国文明源流即是一例；而美国人则自诩为上帝的选民，认定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巅之城。这使得双方对追求和保持卓越视为理所当然，而对“屈居人后”难以接受，至少普遍的国民心理上是如此。

这也就不难理解诸如“伟大复兴”“再次伟大”这样的宏大叙事，何以能在双方国内激起共鸣了。对比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向中国历史常态的回归，是新时代的让中国再次伟大；而特朗普念兹在兹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其言外之意无非是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伟大，或者说与伟大之时相比，已经不那么伟大了。

美国要回归的，恰恰是冷战结束一超独霸时的巅峰状态。在华盛顿保守主义者看来，正是因为中国的“伟大”才让美国黯然褪色，不再那么伟大了。所以，千方百计阻止中国进一步“伟大”，便是让美国“伟大”的前提。

目前外界看到特朗普政府火力十足，在经贸、科技以及安全等领域对华展开凌厉攻势，但很可能这只是一个开端，未来不排除有更出格的行动，甚至要做好中美分道扬镳的“极限生存假设”。

从根本上说，中美两个“伟大”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很难做到并行不悖。当前中美双方的激烈摩擦与应激反应，很大程度上就是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现实写照。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美关系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国际有识之士普遍表达了对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巨大担忧。从全人类的命运和福祉出发，为最大程度地避免中美两国掉入全方位对抗的危险漩涡，甚至最终滑向热战，中美双方要尽可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底线共识，以超凡的智慧和勇气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

只要能暂时遏制住中美关系惯性下滑的势头，就已经是当前可以追求的最好结果。在拉长博弈周期和“不打不相识”的基础上，中美双方未来反而有可能战略调适出新的平衡关系。一个纵然剧变但理性调适的中美关系，对两国人民乃至全人类都至关重要。

来源：《联合早报》 发表时间：2020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