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航燕、史丹:2019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分析及2020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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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国工业经济整体呈现“生产放缓、结构优化”的运行特征,具体表现为工业生产增速放缓、企业盈利水平下降、新旧动能转换加速、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制造业融资能力不足,中西部地区降耗压力大及区域工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是当前工业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问题。2020年,国内外环境和形势严峻复杂,我国工业经济仍面临不少隐忧和挑战以及较大的下行压力。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应该充分体现短期积极应对与中长期改革发展相结合的思想,一方面扩需求,努力实现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另一方面,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发展经济学)支持项目。

一、2019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分析

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内需不足、工业品价格降幅扩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增速放缓,企业盈利空间下降,制造业投资增幅回落。但是随着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和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新产品产量加速增长,工业结构持续优化提升。

(一)工业生产增速放缓,新兴产业保持强劲增长

工业生产波动显著,呈现较大的下行压力。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比2018年全年和上半年分别减少0.5和0.3个百分点,呈现下行特征。分月来看,2019年工业生产较2018年波动明显增加,并且呈现出季末冲高的特征,3月份、6月份和12月份的生产增速分别达到了8.5%、6.3%和6.9%,显著高于其他月份(如图1所示)。分类别看,2019年,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比上半年和2018年全年分别提高1.5和2.7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比上半年和2018年全年分别减少0.4和0.5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比上半年和2018年全年分别减少0.3和2.9个百分点。从出口交货值来看,工业出口增速明显放缓。2019年,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24216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3%,较上半年和2018年全年分别减少2.9和7.2个百分点。受中美经贸谈判预期向好影响,12月份工业出口交货值在持续4个月负增长后增速转正,工业出口情况转暖。

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新兴产业保持强劲增长势头。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快于规模以上工业3.1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13.5%,较2018年加快4.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14.4%,较2018年提高0.5个百分点,对稳定工业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始终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并且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从2015年的11.8%增加至2019年的14.4%(如表1略)。

(二)工业投资增幅回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态势良好

工业投资增速出现较大回落。2019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3%,增速较上半年和2018年全年分别减少1.0和2.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3.1%,增速比上半年和2018年全年分别减少0.1和6.4个百分点(如图2所示)。虽然工业投资增速放缓,但是投资结构呈现出优化态势。一方面,稳步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2019年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7.4%,增速较全部制造业投资高4.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7.7%,增速较全部制造业投资高14.6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增长36.4%,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8.7%,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8.7%,医药制造业投资增长8.4%。从企业注册类型来看,2019年,民间投资增速同比增长4.7%,增速较2018年全年减少4个百分点,较国有控股投资低2.1个百分点。2018年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7%,增速相对较高的原因主要是前期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支持民营企业政策的落地实施。2019年,民间投资增速下滑除了基数原因,很大程度上受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速已由2015年的两位数增长(10.1%)降至个位数增长,其中2016年增速仅为3.2%,呈现断崖式下滑;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由2015年64.2%,下降至2019年的56.4%(如表2略)。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在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减少反映出我国民间投资的活力不强、动力不足。

(三)企业盈利空间下降,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企业效益改善

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1995.5亿元,同比下降3.3%,降幅较2019年上半年扩大0.7个百分点。这也是自2014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再度转为负增长。其中,钢铁、化工、汽车、石油加工行业利润比2018年分别下降37.6%、25.6%、15.9%和42.5%,合计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比上年下降7.4个百分点(朱虹,2020)。[1]工业成本费用增加。2019年,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和费用合计为93.05元,较2018年增加了0.47元。尽管2019年工业企业利润有所下降,但效益状况呈现结构性改善。从产业来看,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8%和3.0%,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的比重较2018年分别加快1.2和1.6个百分点,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从企业类型来看,私营企业和小型企业利润保持增长。2019年,私营企业和小型企业利润比上年分别增长2.2%和5.0%,明显好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朱虹,2020)。[1]

(四)中西部工业保持较高增长,东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增长出现较大波动

2019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较快,且中部地区增速较为稳健,月增速均保持在6.5%以上(如图3略)。尤其是3月份、6月份和9月份,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6%、8.5%和7.5%,分别高于工业平均增速1.1、2.2和1.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在2019年第三季度相对较快,尤其是9月份增长最快,增速达到8.2%。东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增速出现较大波动,特别是东北地区工业增速波动更为显著。2019年4月份开始,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2个月出现负增长后,6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实现由负转正;下半年呈现稳步增长趋势,11月份和12月份工业增速同比增长7.6%和9.0%。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在2019年上半年波动幅度较大,最高点出现在3月份,增速为10.3%;最低点出现在4月份,增速为2.5%,增速相差7.8个百分点。

二、当前中国工业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制造业投资回报率低、融资能力不足,中西部地区降耗压力大以及区域工业发展不充分、不均衡,是当前工业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制造业投资回报率低,融资能力不足

从主要金融机构对工业的本外币中长期贷款增速来看,自2012年以来,工业贷款平均增速仅为5.4%,不足服务业贷款平均增速(12.9%)的一半(如图4略)。从主要金融机构对工业的本外币中长期贷款占比来看,工业占比呈现出逐年下降态势。工业贷款占比已由2012年的29%,减少至2018年20%、2019年前三季度的19%。工业贷款占比过低(20%以下)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2019年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为32%)极不相称。

导致制造业融资能力低的影响因素众多。但从制造业自身来讲,制造业盈利低及其结构特征是造成金融机构放款意愿低的主要原因。制造业利润增速由2017年20%以上的增长转为2019年的负增长,销售利润率由2017年的6.2%下降至2019年的5.5%。传统制造业体量大的结构特征拉低了制造业融资规模。目前,我国制造业呈现以初级生产要素投入扩张为动力、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外向型产业特征。传统制造业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增加值都占据了工业的八成以上。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全国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企业法人有6.6万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比重只有17.7%,不足五分之一。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整体低迷,许多传统产业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金融机构“惜贷”“少贷”“断贷”不可避免地出现。事实上,由于制造业这种产业结构特征,即便金融机构显著增加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贷款,但传统产业体量大、融资少的特点也将拉低制造业整体融资规模。

(二)高能耗行业比重偏高,中西部地区降耗压力大

2019年,伴随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任务、减煤替代和电能替代的推进,我国节能降耗取得了积极成效。初步核算,2019年单位增加值能耗比上年下降2.6%。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2.7%。尽管能源消费增速总体有所回落,受环境保护、能源“双控”等政策影响,中西部地区仍存在资源利用率不高、能源消费结构有待优化等问题。中西部地区工业用能占我国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超过60%,且煤炭、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能耗行业比重偏高,仍然面临着较大的降耗压力。如2019年,湖北和内蒙古高耗能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29.3%和45.7%;陕西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增长8.6%,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占规模以上工业的83.6%;宁夏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同比增长8.2%,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拉动规模以上工业能耗分别增长5.1和2.4个百分点,推动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上升0.5%。①

(三)工业发展差异大,区域工业发展不均衡

当前中部地区工业增长较快,东北地区工业经济活力仍然不足,区域工业经济分化发展较为明显。四大板块变异系数计算结果显示②,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内部省市之间增速差异较为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内部增速差异相对较小。2019年,东部和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差异系数分别为0.57和0.52。在东部地区的10个省份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最快的福建(8.8%)与增速最慢的上海(0.4%)增速相差8.4个百分点。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最高的辽宁(6.7%)与增速最低的吉林(2.8%)增速相差3.9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差异系数分别为0.15和0.25。中部6省中,除了山西省外,其他五个省工业增加值增速均在7.0%以上。其中,江西和湖南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5%和8.3%,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值2.8和2.6个百分点。西部12个(区市)中,贵州、云南、四川3个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较快,增速分别为9.6%、8.1%和8.0%。其中,贵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而广西和新疆工业增长较慢,分别为4.5%和4.7%。

三、2020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环境分析及工业增速预测

从国内外经济环境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贸易局势紧张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动荡对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形成威胁;虽然国内经济发展总体平稳,但短期突发事件和一些深层次、长期性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这都将对我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2020年,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形势依旧复杂,工业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一)国外环境分析

受贸易局势紧张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经济体经济下滑、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金融动荡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依旧黯淡。2019年受贸易争端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率降至2.3%,为10年来最低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前期的2.9%下调至2.4%。

受内部和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主要经济体经济维持低速增长格局。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除日本外,其他经济体均出现增速明显回落现象。发达经济体2019年整体GDP增速为1.7%,比2018年下降0.6个百分点。201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从2018年的2.9%回落至2.4%。鉴于美国政策持续的不确定性、疲弱的商业信心和不断减弱的财政刺激措施,预计2020年美国GDP增速将进一步放缓。2019年欧元区GDP增长率从1.9%回落至1.2%。欧元区由于制造业衰退幅度加深,加之受英国脱欧等因素影响,经济恶化风险明显加大,预计2020年欧元区GDP增长率将进一步回落。2019年日本是唯一经济未出现明显回落的发达国家,GDP增长0.9%,比2018年略微回升0.1个百分点。2019年10月1日,日本消费税率由之前的8%提高至10%,受消费税的增加和全球经济疲软拖累消费支出和出口下降的影响,2020年日本经济运行压力将会加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2019年也出现了经济增速普遍下降的现象。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2019年整体GDP增速为3.9%,比2018年下降0.6个百分点。印度GDP增长率从2018年的6.8%下降到6.1%,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经济明显下行,阿根廷等个别国家甚至出现经济危机。2020年新兴经济体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供给和需求端均将陷入停滞甚至衰退,加上外部需求减弱,经济增长前景也不容乐观。

全球金融风险呈现趋势性上升态势。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不断将货币政策向偏松方向调整,利率水平不断下降,一些国家已经是负利率,比如欧洲和日本央行利率为-0.5%和-0.1%。低利率环境鼓励投资者过度追逐收益率,往往容易形成更大的风险敞口,使得全球资本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的脆弱性上升(莫开伟,2020)。[2]新兴市场货币汇率持续出现动荡。在美元处在相对高位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市场汇率受到各方面负面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较大波动,会推动资本外流、投资萎缩和资产价格下跌,给这些国家未来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继续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大棒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动和本币汇率将进一步承受压力,出现新动荡的可能性加大。新兴经济体偿债压力持续加重,将引发资本外流和本币汇率动荡,形成新兴市场金融风险。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债务或将创下逾255万亿美元的纪录高位,是全球年度GDP的三倍多。持续走高的杠杆和债务水平将给全球企业部门和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带来较大的流动性压力,一些政府偿债发生困难,企业违约事件增多,进而拖累相关金融体系,酝酿金融风险。

经贸冲突、地缘政治紧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问题也将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美国等经济体升级经贸冲突将面临更多的报复性措施。美国对印度、越南、欧盟部分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的风险,日韩贸易争端态势的紧张程度或将进一步上升。尽管中美已经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但前三批我国对美出口商品被征关税水平并未有实质性减少,中美经贸冲突再次升级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和欧盟之间、日韩之间以及中东等热点地区也可能出现新的纷争(李大伟等,2020)。[3]而新冠肺炎疫情也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国内环境分析

2019年三大需求表现依然不尽如人意。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4%,增速低于2018年全年0.5个百分点。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19年我国出口承受较大压力。以美元计,我国2019年全年出口增长0.5%,增速为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人民币计,我国出口增速为5%,这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人民币贬值,但仍然低于2018年增速2.1个百分点。消费虽然相对平稳,但也难以支撑总需求的反弹。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低于2018年增速0.2个百分点。从先行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来看,2019年制造业PMI均值为49.7,明显低于2018年全年均值50.9。

2020年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不利影响,特别是对旅游、餐饮、娱乐、交通运输等服务行业造成明显冲击。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下降2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23.7%)。其中,餐饮收入和商品零售分别为4194亿元和47936亿元,同比分别下降43.1%和17.6%。受到人员流动受限以及延迟开工等影响,农产品销售、工业生产等第一、第二产业均受到波及。从生产来看,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下降13.5%。虽然多数行业和产品生产出现了下降态势,但民生保障行业特别是防疫物资生产增长较为显著。2月下旬以来,随着企业复工复产加快,工业生产呈现加快恢复态势。从投资来看,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4.5%。其中,制造业、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分别下降31.5%、30.3%和16.3%。从出口来看,1—2月份,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名义下降19.1%。2020年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更是断崖式下跌至35.7。一般而言,重大突发事件必然会对短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冲击平息后,经济社会活动又将回归正常,因而重大突发事件不会对中长期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了较大不利影响,但我国经济体量大、产业体系完整,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韧性和潜力,整体经济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因突发事件的冲击而改变。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更是“三大攻坚战”的最后攻关年,是各项目标任务的决胜之年。国家逆周期调节政策将进一步加力和聚焦,助力上述目标的顺利实现。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完善和强化“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举措,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2020年1月1日起,调低850余种商品进口关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策实施。1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将释放长期资金8000多亿元。1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制造业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通过深化改革和实施市场化措施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制造业稳增长。1月2日,四川和河南发行地方债,2020年地方债发行进度比上年再提前,地方债加快发行也体现了基建托底稳增长的政策取向。各部门2020年工作会议亦是聚焦“稳增长”。如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大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搞好重大项目储备实施,努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培育、拓展消费新增长点。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指出,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提出,贯彻“六稳”部署,确保工业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着力稳定制造业投资,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孙韶华等,2020)。[4]

(三)工业增速预测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国内外多家机构对2020年中国GDP增长进行了预测。总体来看,国内机构对2020年中国GDP增速的预测较国外机构乐观。如渣打银行研究报告认为,由于首季度中国经济下滑的情况超出预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增加,因此将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由之前的5.5%下调至4.0%。野村国际投资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1—2月份的经济数据低于市场预期,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严重,预计2020年中国GDP增速为4.8%。国际评级机构标普甚至将中国2020年GDP增长率预测下调至2.9%。国内多家研究机构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GDP的影响进行了预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雪松研究团队预计2020年中国GDP全年增速维持在5.5%~5.7%;中国科学研究院智库预计2020年中国GDP增长速度将维持在5.5%~5.8%;北大智库预测2020年中国GDP增速将在5.6%左右;恒大研究院预计中国2020年GDP增速乐观估计5.4%,保守估计5.2%,悲观估计5%。

尽管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给中国工业经济的稳增长带来了较大挑战,加大了工业经济进一步下行压力,但也要看到国际国内环境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以及各级政府为了稳增长而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双边或多边自贸协议谈判的进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落实,都将有助于工业出口的平稳增长;传统工业的持续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加快发展、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工、居民收入的平稳持续增长,都是推动工业内需增长的利好因素(张航燕,2019a,2019b)。[5-6]

综合来看,尽管2020年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内外形势较为复杂,整体上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但增长前景较好,预计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在5.4%~5.8%的概率较大。

四、推动中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工业经济发展需要平衡短期应对与中长期发展,一方面守住速度底线,通过扩需求特别是内需努力实现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另一方面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做好“六稳”工作,有序推进各地复工复产。一是因地制宜,靶向施策,明确不同区域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具体措施。既要坚决防范因复工复产带来疫情扩散风险,也要防止一关了之、一停了之阻碍正常复工复产。二是加强防护物资供应,努力保障已复工和准备复工企业日常防护物资需求。三是加大对重点行业和小微型企业帮扶力度。加大对重点领域企业恢复生产的信贷保障和投放,加大对小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调低贷款利率,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四是用好用足援企稳岗政策。抓好社保费阶段性减免、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就业补贴等政策落地;鼓励用人单位利用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及时发布企业招工、复工及就业动态等信息,创新招聘模式,促进劳动者与用工企业精准对接,开展线上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加强用工输入地和劳务输出地的对接,帮助农民工返城就业(王一鸣,2020)。[7]

有效扩大内需,实现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扩大需求特别是内需,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不利影响、实现2020年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有效手段。一是稳定有效投资。加强对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等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的建设,加大对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提高投资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进一步调动社会资本的配资热情,提高基建投资使用效率。二是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打造成熟消费细分市场,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多元化、个性化和品质化,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三是加快完善多元化出口市场结构。努力开拓非洲、拉美以及中东等新兴市场,逐步缩减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分散贸易风险。

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实体经济融资。全面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融资,不仅可以达到“稳投资”这一短期目的,更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这一长期目标的实现。一是调整信贷结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融资力度,确保对非金融类企业和机关团体的贷款占比超过六成。二是完善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压低银行风险溢价,努力拓展民营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鼓励金融企业科技创新,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三是激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和研发投入,推动企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提高竞争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四是加快建立各类市场主体和各级政府官员“激励与约束相容”的体制机制,确保产权安全,宽容干部在谋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工作失误,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地方政府的投资和发展积极性(周子勋,2019)。[8]

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新兴产业。一是依托“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传统产业智能化发展,提高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推动传统产业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促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支持和鼓励传统产业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商业模式和管理方式创新,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二是集中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有序推进新兴产业发展。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机制,集中破除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以及先进基础工艺。加强科技研发与市场需求的紧密结合,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水平产业集群发展,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应用。三是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形成大中小企业分工合作、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多措并举,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一是发挥工业基础较好地区的核心引领作用,引导形成跨区域工业园和重点产业经济带,促进区域间产业协同,推动区域工业产业快速发展壮大。二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科学规划高耗能产业空间布局,做好高耗能产业转移和承接。鼓励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改进高耗能产业生产技术,推动传统高耗能产业转型升级。加大环保监察力度,联合周边区域共同完善绿色考评机制。三是建立区域工业一体化体制机制,组建跨区域行业协会和发展联盟,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推动作用。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探索建立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整体推进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和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促进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发展。

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面对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及实现“六稳”目标的重要抓手。一是整合共享政务信息系统,加快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设,扩大数据共享范围,提升审批服务效率,营造更加便利的政务环境。二是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推动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动落实“非禁即入”,有效扩大民间投资。三是加强和创新知识产权监管和执法保护,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待遇,发挥法制对信用体系建设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营造整个社会依法依规营商办事的氛围。

参考文献

①湖北、陕西等省份数据为2019年1至11月数据。

②变异系数通常有全局系数、平均差系数和标准差系数,常用的是标准差系数,本章也采用的此方法计算的。变异系数为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记为CV。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为CV=δ/μ。其中,δ、μ分别为总体标准差、平均数,δ计算公式为。

[1]朱虹.2019年工业利润有所下降效益状况结构性改善[EB/OL].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002/t20200203_1724854.html,2020-02-03/2020-02-12.

[2]莫开伟.防范金融风险一刻也不能放松[N].环球时报,2020-01-15.

[3]李大伟,季剑军,孔亦舒.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J].中国发展观察,2020,(Z1):20-25.[4]孙韶华,张莫,班娟娟.政策礼包连发开年经济“稳”启动[N].经济参考报,2020-01-06.

[5]张航燕.前三季度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9a,(22):23-27.[6]张航燕.上半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9b,(12):8-10.

[7]王一鸣.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N].人民日报,2020-02-27.[8]周子勋.稳增长何以变得如此迫切[N].中国经济时报,2019-10-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mgmt.cssn.cn/glx/glx_jjgl/202006/t20200624_5147111_4.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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