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失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一个国家中多种“区域问题”（“膨胀病”、“萧条病”、“落后病”）同时并存也是区域经济失衡的体现，而且会加大治理区域经济失衡的难度。区域经济失衡能够引起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的众多学者，国家和地方的各级政府，各种经济和社会的组织，以及普通大众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会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失衡问题更为突出，某些区域病也浮出水面，对国民经济运行、社会发展以及现代化战略实现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一 区域经济失衡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
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在任何时候都会对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不过，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由于资源配置的主体不一样，因而对区域经济失衡的反映和所采取的对策也就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区域经济失衡也是存在的，失衡的程度也不小，但是，在当时国家是资源的最主要的配置者，全国的经济发展目标、生产部门的发展、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开发重点的选择等基本上是由中央政府一手操办的，资源配置主要以各生产部门为载体，实行纵向管理，区域在这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只是资源配置的空间，全国犹如一个大的家庭，中央政府充当了“家长”的角色，各个区域则好比是这个家庭的“子女”，本身虽然有一定对经济利益的要求，但是，由于没有资源配置的权利，所以，区域在事实上并没有独立的经济权益，它们的经济利益都是由中央政府这个“家长”来统一分配的。可见，在计划经济时期，尽管存在区域经济失衡，但是，区域的经济权益没有“合法”地位，因而区域经济失衡问题并没有在全社会的层面上反映出来，人们对区域经济失衡问题有所感觉，却不会提出治理失衡的主动要求。解决区域经济失衡问题是由中央政府根据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需要，采取统一的行动，通过调整部门生产计划和生产力的布局，相对平衡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开始向地方政府放权，地方政府的经济权益不断地扩大，区域经济利益也就随之而逐渐显现出来并不断地被强化。各个区域都要考虑增大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于是，对区域经济失衡问题就开始关注，并且从各自不同的利益立场去看待、评说区域经济失衡。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其利益观念也开始觉醒，从艰苦奋斗转而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增长、追求美好的生活，因而也对区域之间的经济失衡现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
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失衡的重要性是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逐步显现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对全国经济发展和区域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有的人认为对于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有的人则强调其对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区域经济失衡作为客观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它对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失衡对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下述各方面的分析都是以经济体制转轨为背景的。
一、区域经济失衡对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的影响
区域经济失衡是区域之间贫富分化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使逐步取得经济发展自主权的我国各个区域都清楚地看到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先进与落后状况。而且，在国家财税制度不断改革中，各区域也看到了“多劳多得”的必然性和好处，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由国家在区域之间进行利益再分配而造成的区域“多劳而不多得”或“少劳而多得”的局面基本上一去不复返。因此，各个区域都开始积极、主动地想方设法发展本区域的经济。
从20世纪80年代起，全国各区域都掀起了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研讨、制定和推行工作。开展的具体工作有经济区划、发展战略、区域规划、国土整治、城市体系建设规划等，各展所长，各显所能，制定自己的经济发展方案。所有这些工作的核心就是要动员一切可用资源投入到经济发展之中，加快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步伐。由于这些工作是地方政府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的，在转轨时期地方政府对本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大程度的控制权（特别是资源投入和行业分配权）的情况下，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实施，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导向和规范作用。全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因此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每一个区域都取得了历史上所没有的经济发展高速度。
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强化了各区域的竞争意识。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各区域均是全国“一盘棋”中的一颗“棋子”，一个区域的经济怎么发展，基本上是由国家根据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需要来决定的，区域之间强调的是分工与协作。而在转轨时期，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和变化，使每个区域都感受到了经济发展竞争的压力。所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竞争意识逐渐地显露出来并不断地强化。表现在各区域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计划时，相对发达的区域以如何保持经济领先地位为导向，相对落后的区域以推行经济赶超战略为导向，有意与无意之中区域之间形成了各自的经济竞争对象。各区域基本上都是以加快本区域经济发展、增大本区域经济利益为经济决策与管理的目标取向，以此来处理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地方与中央的经济关系。尽管在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开文件中仍然可以见到要注意区域之间的经济分工、协作等字样或表述，但是，竞争意识已经深深地根植于区域经济发展之中，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所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区域经济失衡对区域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
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率。对于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解放”出来的各个区域而言，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就引导或迫使其想方设法调整过去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加快本区域的经济发展。
1.各区域都致力于调整产业结构，以便保持或增强本区域的产业优势，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区域之间的分工格局是东部以加工工业为主，中西部是以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为主。在产品交换中，东部输出的是加工制成品，中西部则是输出原材料及初级加工产品。虽然，从20世纪 70年代末国家就开始调整加工制成品与原材料、初级加工产品、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异，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这几大类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并不是短时期内就能改变的，所以，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差异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响着各区域的收益变化。
显然，中西部区域在这种垂直的产业区域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东部的区域总体上是相对有利。尤其是在“计划”调节使原材料、初级加工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有所上升的同时，“市场”则把加工制成品的价格抬的更高。国家政策给中西部区域提升的利益却被市场给东部区域的价格“偏爱”所抵消了。这样，就促使中西部的区域采取了以资源就地进行深加工增值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即在当地资源开采和初加工的基础上，新发展加工工业，延长产业链条以达到资源进一步升值的目的。而对东部的区域来讲，采取的对策就是，继续强化自己的加工工业优势，同时，设法发展自己的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的生产部门，以满足本区域所需。更重要的是，伴随改革开放，长期被压抑的人民生活消费需求开始快速地释放出来，造成轻工产品市场供给的严重不足，轻工业产品的价格日趋上升。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全国各区域都把产业结构的轻型化定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均着力发展轻工产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家用电器和一般的轻工产品市场供需逐渐趋于平衡的情况下，各区域都把汽车、电子、医药、建筑等部门作为主导产业予以重点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区域之间均出现了产业结构的趋同。
2.各个区域对资源利用的手段和范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全国而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使过去完全由“计划”统筹的资源、要素开始有机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出现公开或隐蔽地跨部门、跨区域流动。这对各区域而言，则既存在机遇，也面临挑战。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区域有可能利用其他区域的资源来发展本区域的经济，同时，本区域的资源、要素也可能从本区域流向其他区域，从而使本区域所拥有的资源存量与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量出现差额。例如，对于任何区域来讲都属于短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人才，开始率先冲破区域或部门的界限和权利的管束，明里暗里流向收益率高的区域。短缺的物资也在发生同样的流动变化。这样，对于有的区域，虽然本身没有这些资源、要素，但是可以采取措施从区外吸引；而对于另一些区域，只是名义上拥有多少资源、要素，可是，其中的一部分却流到了别的区域。面对这种局面，各个区域在利用资源时都先后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
一是同时对资源、要素灵活地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管理，即对在隶属关系上从计划时期继承下来的资源、要素，仍然强调计划管理（如对人才流动在户口、人事档案等方面进行关、卡，对资金的流动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及经济责任），而对区外的资源、要素则用市场的手段（如给予安家费、给家属转户口及其他优惠）去吸引。
二是各区域利用资源的范围逐渐超出了其行政范围的界限，积极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实行相应的优惠政策吸引其他区域乃至国外的资源和要素。
三是各区域还运用经济的和行政的办法动员、引导资源向本区域重点发展的部门和地区集中，以尽可能地提高本区域的资源利用总体效率。市场需求的变化逐渐成为各区域资源配置的指示器，在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发展“短、平、快”的建设项目成了许多区域的共同做法。四是在自然资源相对富裕的区域，对自然资源搞“有水快流”式的开采，急功近利的现象较为普遍。
三、区域经济失衡对区际经济关系和地方与中央经济关系的影响
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一直扮演着区域经济主体的角色。地方政府既代表了本区域的经济利益，又掌握着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权。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使各区域的地方政府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增大本区域的经济利益，维护本区域的经济利益，成为各区域地方政府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而对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地方与中央的经济关系的变化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家统一计划安排下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区域之间讲究的是以追求全国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协作。可是，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机制逐步成为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也随之而走向市场化。突出表现在，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转变为相互依赖基础上的竞争关系，互惠互利前提下的合作关系。具体来讲，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竞争已经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各区域在处理与其他区域的经济往来、交流的时候无不是以竞争的姿态来采取行动的。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开展区际贸易、开放或者封闭市场、联合开发等活动中，每个区域都基本上是从如何有利于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在竞争中取胜去考虑怎么做。但是，我们也看到，我国各区域之间在资源利用、产品供需、市场结构等方面又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所以，每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对于其他区域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依赖，不可能离开别的区域而独立生存。这样，区域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又是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展开的。再者，虽然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是主流，但是出于共同开发资源、开拓市场，共同利用各自的优势发展某些产业，相互结合参与更大范围或更高层次的竞争等方面的需要，相关区域又有开展合作的愿望。这里，合作与协作是有区别的。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合作是相关区域共同投资，按投入大小分享权益、承担风险，而协作则是为全国的整体利益，相关区域共同努力，一般不计利益得失。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区域合作的前提是互惠互利，即合作必须给参与的各区域都带来与其投入相称的经济利益，这是由区域之间的竞争所派生出来的。如果合作不是互惠互利的，那么，合作就基本上达不成协议或无法继续下去。总之，由于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和变化的影响，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使我们看到了近30年来，我国各区域之间既有激烈的竞争，也有广泛、积极的合作，区域经济发展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就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而言，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基本上是听从于中央的安排，中央叫干什么，地方就照办，中央与地方是发布指令与完成任务的关系。为了推动经济体制转轨，中央逐步地给地方下放了经济发展自主权，并相应地进行了财税制度改革，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区域经济权益被凸显出来。在本区域利益的驱使下，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经济关系中，不再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地方政府开始不顾及全局利益而保全本区域的利益。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有的情况下已经不怎么听中央的话而自行其是。例如，在向中央政府要投入、要政策时，地方政府都想多从中央拿一些；而在承担国家的经济义务时，不少地方政府就可能与中央讨价还价。中央与地方开始了协商对话的时代。
四、区域经济失衡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区域经济失衡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经济发展会产生刺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可以说，人们对区域经济失衡的关注主要还是看到了它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负面的影响。我们认为，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区域经济失衡的负面影响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就不可能采取正确的对策去干预区域经济失衡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因为顾及某些方面的利益而对区域经济失衡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失去客观评价，既不夸大也不掩饰。我们认为，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及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诱导区域经济主体行为利己化
如前所述，面对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事实，相对发达的区域想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而相对落后的区域则要想方设法地追赶相对发达区域，因此，在发展经济时各区域就会自然地以本区域经济利益的得失来进行发展决策和管理。对广大内地省区而言，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它们作出了榜样，同时，与沿海地区经济差异的扩大又给它们添加了发展的压力，在这双重力量的驱使下，内地许多省区的政府在进行经济发展决策和管理时就难免产生非理性的行动。对内往往搞急功近利，有水快流，快马加鞭；对外则搞排斥和地方保护。总体上的发展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被“赶超”心理所左右。对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主要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福建等经济快速增长省份及经济基础好的上海、北京、天津和辽宁），它们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东移的主要受益者，经济发展的水平明显地高于其他省区，仅就区域经济失衡这个现象而言，其实并不对它们构成发展上的压力。可是，它们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转移的既得利益者，总是想维持或利用区域经济失衡来保持自己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优势，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一方面，尽量在国家争取继续的直接投入和政策投入，强化自身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采取措施阻止本区域的经济组织和要素过早地向其他区域扩散。而且，面对内地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展开的积极竞争姿态，沿海相对发达区域也不得不考虑自身发展的需要，推行更有利于本区域经济发展的策略，以保证能够始终走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
2.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刺激、强化了各区域发展经济的短期行为
最为突出的就是全国各区域在调整产业结构时，不顾区域的具体情况，只以当前获利能力的高低来作为选择与淘汰产业的标准，大搞所谓“短、平、快”的建设项目，形成一阵阵的建设“热潮”。其结果就是造成区域之间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不断。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十分严重，据对全国各区域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的研究， 1981年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到达0.9以上的省区就有10个，而到 1989年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大于0.9的省区已高达22个。如果只考虑区位呈遍在性分布的工业部门（即把煤炭、石油、冶金中的采选业及森林工业中的采运业等资源型部门排除），则1981年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大于0.9的省区是24个，1989年是26个在整个80年代，纺织、机械、食品、化工等部门基本上是各个省区的主要工业部门，工业结构的趋同也就是在这些部门发展上的趋同。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各区域又把汽车、电子、建材、房地产等作为主要发展部门全力投入，出现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趋同。
3.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全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少消极的作用
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1） 导致、助长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盛行。由于各个区域都很关注自身利益的得失，所以在发展经济时不可避免地采取经济、行政的手段，甚至是违背国家政策的手段去干预与本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的一切事务。在企业发展方面，虽然改革开放给企业逐步增大了发展的自主权，但是，在产权从根本上仍然掌握在代表国家和集体的区域地方政府手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关系而把握着企业的发展，就是对非国有经济组织也能运用行政手段加以干预。一方面，设置区域“贸易”壁垒，明目张胆地宣布政策不容许其他区域的同类产品加入本地市场，或者是给想进入本区域的区外产品收取不合理的附加费，提高其在当地市场上的销售成本，削弱其市场竞争力，从而为本地企业占领当地市场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又限制本区域的企业把资金、技术等转移到其他区域，只让它们在本区域内发展，希望这些企业能带动当地其他企业的发展，解决就业问题。在经济管理和执法方面，许多区域都为了本区域的利益而失去公正的立场。一旦涉及跨区域的经济纠纷，地方政府一般都是偏袒本区域的企业，甚至动用工商、税务、公安、司法等方面的力量去维护本区域企业的利益。对于当地企业进行假、冒、伪、劣等不法活动，破坏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行为，地方政府往往从“原始积累的需要”、“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或“暂时没有能力顾及”等理由加以“谅解”，多数只给予轻微的处罚，有的甚至睁只眼闭只眼。
（2）加剧了市场分割现象。为了保护本区域的利益，不少区域都借助行政的办法，画地为牢，分割市场。如前所讲，由于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与相对落后的区域之间出现了较大的收益差别，因而激发了资源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内在需求。但是，各区域都从本区域的利益出发，人为地干预资源和要素的这种合理流动。一种做法是，不准本区域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流入到其他区域，实行关、卡、压。例如，对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人才跨区域流动采取卡人事档案、卡户口等办法进行阻止，限定大学和中专的毕业生只能在本省区范围内就业；对银行资金借贷到其他区域，则追究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搞技术和信息方面的垄断，实现技术和信息封锁。另一种做法就是排斥其他区域有竞争力的经济组织的进入，有的地方还排斥其他区域的一般劳动力的进入，以保护本地的企业和普通劳动力的就业。
（3）导致区域之间经济的无序竞争。上述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市场分割现象，常常在区域之间造成了对立的情绪。特别是区域产业结构的趋同，在资源和要素需求相同而供给又有限的情况下，就导致了区域之间对紧缺资源和要素的争夺。经济实力强的区域就用高价去收购别的区域的资源和要素，而经济实力弱的区域就只好使用行政手段去封锁边界，强行不准资源和要素流出。例如，在人才的争夺方面，沿海开放地区由于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用人机制灵活，工资收入比较高，对全国各地的人才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当地的地方政府就充分利用这些方面的优势，在户口管理、档案管理、职称、家属调动和工作安排、子女入学和就业等方面推行一系列地方政策，突破当时国家政策在这些方面的限制，对内地的各种人才大开绿灯，吸引他们离开原来的工作单位，纷纷涌向沿海开放地区。沿海开放地区的这种竞争做法，对于内地省区来讲，无异于是一种“抽血”行为。而内地省区在清楚沿海开放地区的这种做法有害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受到改革和开放政策方面的种种限制，苦于没有正当的政策手段来面对人才流失的局面，就只有用行政手段，借助于计划时期的政策来进行对抗。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就爆发了许多资源大战，闹得区域之间纠纷四起。原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各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已经面目全非。由于中央政府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来不及对快速变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特别是区域之间的无序竞争制定出相应的规范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必要的干预，所以，当时区域之间的竞争基本上是没有多少政策上的约束的。显然，在这种状态下，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
（4）削弱了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相互支持力。一般而言，由于受资源禀赋、需求结构等的影响，区域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上的相互支持作用，是互为依托的关系。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差异的变化，所诱发的上述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就削弱了区域之间传统产业上的相互配合。一方面，各区域都看到了高收益的经济部门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与拉动作用，争相发展附加值高的行业，主要是与当时短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最需要的轻工业产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这样，就造成了与此相关的资源和要素在国内市场上供给相对短缺。所以，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上述的资源争夺。同时，在这些部门的国内产品市场上，由于规模膨胀过快，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在一定的需求水平下，同类产品的市场往往提前出现了饱和。另一方面，各个区域的产业发展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高附加值的部门，必然就会忽视那些附加值低的基础性产业（主要是原材料和初加工行业）。原来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些行业基本上是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发展。中西部地区对这些“传统”部门的放弃，就使得沿海地区在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的来源上遇到困难。加之，受国内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的价格、质量等方面的影响，在国内供给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沿海地区就开始从国外进口来解决这个问题。沿海地区的这种举动，反过来使本已走向衰落的中西部的原材料和初级加工部门进一步受到打击。从市场的需求看，虽然，长期的短缺经济所蕴涵的市场潜力巨大，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区域之间差别很大，各区域之间的市场购买力的增长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总体来看，沿海开放地区的市场购买力增长很快，而其他地区的市场购买力增长却相对有限，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市场购买力相对增长是比较有限的。可是，中西部地区在全国来讲地域宽广，人口众多，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这个市场没有有效地开发，就不可能对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强大的支持力。
此外，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对区域之间的经济影响传递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如，在经济发达区域由于经济发展快，居民的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大幅度增长，从而导致市场物价的快速上升，形成通货膨胀。然而在国内市场上，区域之间并没有有效的市场隔离措施，所以，发达区域的通货膨胀会很容易地通过区域之间的贸易而传递到欠发达区域，首先使后者的市场物价水平出现大幅上涨。欠发达区域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在物价上涨过程中就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和相对的损失。同时，发达区域工资水平的提高，也给欠发达区域造成了提高居民收入方面的压力。因为，欠发达区域的居民看到了发达区域的居民收入水平高，就自然地希望增加工资，这无论对欠发达区域的政府和企业都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再如，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经济的投入能力有限，所以，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也就有限。随着劳动力的不断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满足不了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就出现了失业或隐蔽性的失业现象。在此情况下，欠发达区域的部分劳动力自然就会到发达区域去谋生路。如果涌入到发达区域的劳动力过多，发达区域也未必有能力来提供他们所需的就业岗位，于是也就面临着解决就业的压力。这种压力是由于欠发达区域自身发展不足，无法就地吸纳剩余劳动力而间接造成的。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进行大调整的时候，发达区域本身就存在不少失业问题。如果外来的劳动力过多，就业的形式就更加严峻。
近几年，沿海少数地方的政府为了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本区域的用人单位优先聘用当地的劳动力，甚至不惜把正在就业的外地劳动力赶走。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公平竞争，雇主自主聘用劳动力的原则，属于典型的计划经济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就业问题上，当地的劳动者与外来劳动者的就业矛盾也时有发生。在沿海的一些地方，部分人认为是外来的打工者在与他们争饭碗，便对外来劳动力产生不满情绪，出现了对外来打工者公然进行殴打，对雇佣外来打工者的企业进行破坏等现象。欠发达区域外出的打工者受到歧视、遭暴力攻击的事件也不断地发生。可见，在区域之间经济交流和人口迁移越来越方便的情况下，区域经济失衡过大而引起的某个区域的经济问题还会传递到其他区域，给这些区域也造成不利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比在当地要更大。也就是说，由区域经济失衡导致的许多问题，对于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会出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后果，一个区域的“城门”失了“火”，就将殃及别的区域的“池鱼”。
（5）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率，引发或加剧国民经济的不稳定性。区域之间在资源利用和市场开发方面的无序竞争，显然会使国内的一些资源得不到最有效的利用，如，内地的部分省区把本地加工能力不如沿海地区的资源通过行政的手段强行“扣留”在本区域内，结果是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很差，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且在加工过程中资源的利用率（特别是综合利用率）低。同时，由于市场开放方面的地方保护行为比较普遍，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形成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充分和有效竞争。这样，在客观上阻碍了在竞争中形成优势产业和大型的骨干企业。相反，不少落后的产业和企业却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下得以继续存在。另一个对全国经济整体发展影响大的问题就是由区域之间产业结构趋同而引起的重复建设。区域之间的重复建设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使国内的有限资源的配置趋于分散化和小型化，损失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应有的规模经济；造成同行业的过度竞争，市场提前饱和，大量的生产能力在形成过程中或刚投入运行不久就出现过剩，大规模资产被沉淀；导致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不能有效地发挥，加剧区域市场分割和经济秩序混乱；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投资需求的阵发性波动，成为破坏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隐患之一。
国家对区域重复建设的治理和整顿，往往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措施，一般不可能根据各区域同类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针对性和差异性的调控政策去扶持有条件的区域发展某个产业或限制没有条件的区域发展同类产业，而是采取“一视同仁”的“一刀切”的办法，力图把区域之间的重复建设在某一个规定的时间内全部、彻底地压下来。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良莠不分的情况。在对重复建设的治理中不少建设工程会被迫“下马”，客观上造成投资浪费。另外，国家对重复建设一治理，全国经济建设就会出现冷，而国家一放松，各区域的同类建设又开始变热。长期如此翻来覆去，就使全国经济发展在冷热的变换中处于波动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形成了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在某些领域过热、某些领域过冷，或者某个时期过热、某个时期过冷。显然，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二 区域经济失衡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区域经济失衡意味着区域之间的经济实力是不同的。而区域社会发展又是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的。显然，我们不难发现，区域经济失衡与区域社会发展水平之间也就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基本情况是，区域经济差异越大，则区域之间在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方面也会出现较大的差异。反之，区域经济差异缩小，区域之间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将随之变小。
有学者曾经选取人口文化素质、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教育和文化、居民生活质量等指标来衡量各区域的社会发展总体水平，通过对1990年全国各区域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把结果与当时的区域经济失衡进行对比，发现二者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与前面我们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过程分析结合起来观察，就可以发现，随着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也在相应地扩大。反向观之，区域之间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扩大的结果又会反作用于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致使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出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此，就构成了一个方向向下的循环过程。对于欠发达区域来讲，看到了与相对发达区域的经济差异，那么，如何尽快地缩小差异自然就成为区域资源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进行配置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从领导层看，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是改善本地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政府在群众中的声望、展现政绩等多方面要求的必然行动。对广大群众来说，他们看到了相对发达区域的富裕生活，发展经济，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就成为现实而迫切的选择。所以，欠发达区域往往就会把现有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发展之中，社会发展就不得不置于其后。表现在对教育、文化、卫生、科技事业方面投入不足，从业人员不稳定，其中的优秀人才改行或从政或经商，社会生活的质量下降，不少地方甚至出现文盲、半文盲人口增加的现象。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在经过经济的快速发展之后，各级地方财政和普通群众都有了比较好的资金积累，因而开始重视，也有能力对社会事业的发展给以较好的投入，社会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这样长期下去，就有可能使区域之间的社会发展联系因水平层次拉大而出现断层，形成区域之间社会沟通的障碍。一旦问题发展到这一地步，许多区域性社会矛盾将会不断地滋生和激化，对全国的发展就十分不利。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区域经济失衡与社会发展的区域传递
城市化是区域发展的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一个区域内部的人口向城市地区的集中，也有人口跨区域从欠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的迁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的后一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各类内地人才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沿海发达区域，出现持续的“孔雀东南飞”和“民工潮”。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几次人口大规模地由沿海向内地，从城市向农村和边疆的迁移不一样，20世纪70年代末和 80年代初以来发生的这次人口从内地向沿海的迁移不是在政府的组织下进行的，而是自发的，并且是在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许多政策约束情况下展开的。其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内地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如前所述，沿海地区在改革和开放中率先发展起来，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就业环境更趋市场化。而且，沿海地区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需要各种各样的劳动力。这样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的出现，一是有利于人才更好地发挥才智，实现在过去不宽松的体制环境中难以公开于世的个人价值；二是对于普通的劳动力能够提供更多地比农业收入高得多的就业机会。于是，内地的人才就敢于冒着失去“铁饭碗”的风险，去沿海开放地区谋求发展；众多的农村劳动力愿意离开家乡和亲人去挣钱，以求摆脱贫困。不可抗拒的人口由内地向沿海地区的迁移就在这样的动力推动下发生了。前人的成功给后人以激励，使人口的跨区域迁移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
客观地讲，内地人口向沿海地区大规模迁移对相关的区域社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沿海地区，内地人口的大量迁入，特别是有一定才能和冒险精神的人口的迁入，在提供了众多劳动力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外来人口和当地人口都必须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敬业精神，才能找到工作机会，才能有所发展，使劳动和就业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相对于过去的“干与不干都一样，干多干少都一样”的“大锅饭”式的劳动分配方式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所保留的人口结构相对稳定的局面，使沿海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尤其是出现了像深圳这样的以移民为主的城市，人们之间传统的社会关系被逐步突破，如何发挥个人的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努力发展自己，成为开放地区人们所共同遵循的新的行为方式。此外，迁入到沿海地区的内地人口也把他们当地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观念、风俗习惯等带了进来，丰富了沿海地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对于内地的有关省区，流向沿海地区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主要是季节性的。一方面，他们把在沿海地区打工挣的钱寄回家乡，用于补贴生活和农业生产的投入，其中学得一技之长或有一些资金积累的人，还在家乡办起了自己的小工厂、公司或店铺等，成为当地率先富裕起来和带领其他人致富的能手。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沿海地区的劳动中经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和现代社会文明的教育，开阔了视野和提高了素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们通过与家乡的通讯联系、回家探亲和休息等把沿海地区的社会观念、社会时尚，以及各种各样的信息、见闻等也带了回去，对促进家乡的开放，增强人们的现代社会意识，推动当地的社会进步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从总体上看，内地人口向沿海地区的迁移为区域之间加强社会联系和生活方式、社会观念、文化等的交流和融合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然而，内地人口大规模向沿海地区迁移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首先，内地的人口迁出，在一定程度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流失。在内地，人均各类人才数量总体上低于沿海地区，其中部分属于精英层的人才（主要是年轻、有进取心的人）又流到沿海地区，创新能力就大为削弱。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经常外出打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有的地方出现了土地撂荒现象。而且，一些贫困地区处于学龄阶段的青少年也加入了打工的行列。这种状况对这些地方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显然是不利的。其次，在沿海地区，大量内地人口的迁入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压力。在不少地方，外来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这部分人口在生育方面又不好管理，有的人外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多生孩子，所以，带来实际人口（不是户籍统计的人口）数量的相对快速增长。而长期以来，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各地方的社会发展事业都是以满足有当地户口的人口的需求的。所以，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实际总人口的增长就给当地的交通、住房、医疗和其他基础服务设施都增加了比较大的压力。在一定时期内，基础设施的发展跟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给社会生活造成不便。再次，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成为当地教育事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按我国的有关规定，初级教育是为有当地户口的家庭的孩子提供的。外来家庭的孩子基本上不可能享受这种教育服务。虽然，有部分非国有的学校不受此限制，或者少数国有学校也搞计划外招生，但是，需要的各种费用却非常高，绝大多数外来家庭承受不起。
所以，许多外来人口的孩子在接受基础教育方面成了难题。最后，外来人口的进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当地社会治安的压力。外来人口的流动性大，在户籍管理方面有很大的困难。其中，有极少数人不是想在外地勤劳致富，而是想靠投机取巧，发不义之财。还有人干起了坑蒙拐骗、抢劫等违法的勾当。这些方面的事件经常在媒体上可以见到。虽然，这只是少数事件，但是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却是很大的。
二、区域经济失衡是导致社会发展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失衡是导致社会发展出现不稳定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早已被国外的经验所证明。在意大利，南北之间的经济差异十分明显。北部地区是意大利经济发展的长期重心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南部地区；南部地区的人把本地区的经济落后归罪于国家对其不重视，认为国家只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北边，南部长期被排斥在全国经济发展的潮流之外，南部地区长期都在受到北部地区的剥削；而北部地区的人则认为，北部的发展是他们自己干出来的；南部地区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南方人懒惰，并且在心理上鄙视南部地区的人，他们往往把南部地区看作是全国经济发展的包袱，当国家采取行动促进南部地区经济发展时，就受到了来自北部地区的种种阻力。意大利南北部地区之间由经济差异而引起的社会对立与冲突成为影响全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据有关报道称，北部地区的独立倾向正在逐渐显现。在前南斯拉夫，由于区域之间经济差异过大而导致国家政治上的分裂，是世界上区域经济失衡对社会发展稳定性影响的典型例子（胡鞍钢等，1995）。
前南斯拉夫在国家解体之前就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而言曾是当时世界上的上中等发达国家，在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060美元，位居世界第34位。但是，由于联邦政府没有及时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好区域之间的经济失衡问题，前南斯拉夫的区域经济差异急剧扩大。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区域经济失衡水平与芬兰和希腊差不多。在194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衡量，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3.2%和 104.3%；塞尔维亚和伏伊伏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大体相当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分别是100.5%和99.6%；黑山、波黑和马其顿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分别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93.7%、85.7%和70.3%；而科索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只相当于全国的49.3%。到了1988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01.8%和 128.4%；塞尔维亚、伏伊伏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0.6%和119.3%；黑山、波黑和马其顿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分别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9%、67.5%和 64.2%；科索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27%。全国务区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总体相对差异系数变化情况是：1947年总体相对差异系数为32.9%，1965年上升为 44．9%，1988年进一步上升至53.3%。1947年、1965年和1988年全国最富的斯洛文尼亚与最穷的科索沃之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分别是3.3倍、5倍和7.5倍，一直呈扩大之势。如此之大的区域经济差异与特殊的民族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南斯拉夫国内各区域的离心力不断增大且日益公开化。不仅经济落后的区域对联邦政府牢骚满腹，而且经济发达区域更是急于争取早日独立，各区域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经济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从1990年开始就不再向落后的区域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而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由于过去给地方分权过度，中央财力严重不足，根本没有能力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帮助经济上落后的区域，同时也没有能力使经济发达区域与中央保持一致。最终，前南斯拉夫在分裂浪潮中走向瓦解。前南斯拉夫的解体给世界各国都补了极为深刻的一课。正如有些专家所指出：“前南斯拉夫的社会解体似乎是民族矛盾冲突所致，但它只是‘果’，而不是‘因’。从地区发展差距国际比较看，前南斯拉夫是世界上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它从经济分裂走向政治分裂绝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这个经济背景就是区域经济失衡的程度过大，因此而激化和加剧了区域之间的民族矛盾、社会冲突，进而导致国家必然出现分裂的结局。
一般而言，区域经济失衡对国家社会发展稳定性的影响是通过经济欠发达区域、发达区域对此不同的认识和反应而发生作用的。对于欠发达区域，面对与发达区域不断扩大的经济差异，他们最明显的感受是本区域游离于或被排斥于全国经济发展的整体之外，没有分享到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于是产生心理上的极大不平衡。不论是这些区域的领导层，还是广大民众，都会倾向于把本区域经济发展上的落后归咎于国家在政策上偏向于经济发达区域，或者是国家对于经济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如果长期落后的状况没有得到国家的足够重视，或者是国家对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扶植不力，那么，欠发达区域就会逐渐对国家失望，就会对中央政府产生不满。他们很可能寻求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本区域的经济，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同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受抵触情绪影响而不愿与中央或发达区域进行合作，分离的倾向就显现出来了。对于经济相对发达区域，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有欠发达区域的支撑作用，往往只看到本区域在发展中的种种优越性，所以，就坚持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要以效率作为决策的唯一标准。这样，就意味着国家要进一步在政策或直接投入方面向发达区域倾斜，那么，发达区域就自然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同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在区域经济失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如果中央政府要采取措施对欠发达区域进行重点扶持，就很可能遇到来自发达区域的障碍。发达区域会以“效率第一”、“抓住发展机会第一”或者“平等竞争”等等借口来阻挠中央政府采取行动，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宣传发展落后区域违背了效率原则，影响全国发展的速度，有可能使国家失去发展机遇等。而且，为了自己的利益，发达区域还会以各种方式推托甚至拒绝中央政府安排的本区域向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在他们的经济发展起来之后，自己的翅膀硬了，就越来越不情愿给全国“大家庭”中的弱者给予必要的帮助，有时反而认为国家要求自己对欠发达区域进行援助是强加的负担，是不公平，与市场原则不符。与其把本区域的财富转移给落后区域，还不如独立、单干。
所以，在一个国家中经济发达的区域反而容易产生分裂的想法。此外，在欠发达区域与发达区域之间，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和扩大会导致他们产生隔阂。欠发达区域的人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发达区域的剥削，而发达区域的人则可能把欠发达区域当作负担、包袱，看不起他们。这样，他们之间就很容易形成情绪上的对立，区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所有这些想法和举动，如果与民族问题、社会矛盾联系起来了，就会被少数有政治图谋的人所利用，成为制造国家分裂的借口。同时，也往往被国外的某些势力所利用，诱发社会动荡，进而为他们进行政治干预，甚至军事干预提供了口实。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分裂就是这样造成的。
重视区域经济失衡对社会发展稳定性的影响，在我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这是各种利益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区域经济失衡给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利的影响。事实上，在我国区域经济失衡对社会发展稳定性的负面作用已经有所反映。概括起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相对差异扩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绝对差异也在扩大。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引起区域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客观地讲，沿海区域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是得益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向沿海的转移及在政策上的倾斜。所以，内地省区认为这样做虽然符合先富后富的总体安排，但是，经济水平的过度悬殊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内地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经济基础弱，发展水平本来就低于沿海，区域经济失衡的扩大，就意味着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特别是全国几千万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内地。与沿海经济发展的强烈反差，使得内地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领导、学者和普通群众）意识到他们的利益相对受到了损害。不少人认为这主要是国家政策的“偏向”所造成的，于是对国家产生了抱怨情绪，并不断地要求国家关注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这在近些年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都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和强烈。在与沿海区域的经济交往中，内地省区无论在商品贸易，还是资源和要素的区际流动方面，基本上都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感到了一种被“剥削”的滋味。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加快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搞内循环。而沿海区域对区域经济失衡变化的认识却相反，他们倾向于让社会承认区域经济失衡是经济发展中的自然现象，并遵循着随经济发展先扩大而自然地后缩小的“客观”规律，认为沿海区域的发展符合国家总体发展的意图，若过早地人为干预区域经济失衡，发展内地，就会有损于全国经济的总体效率。这样一来，沿海区域和内地都为自己盘算，出现了在向中央要政策、要投入和承担义务（如上缴税收）方面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现象，并且根据中央政策对本区域发展的有利或不利程度比较普遍地搞起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致使中央的许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甚至为了地方的利益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能不说这种现象对全国的统一、保持中央政令的畅通是一个不利的信号。
第二，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均贫富”的社会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比较普遍的社会心态。这种对待贫富差异的社会背景是不利于承受较大的区域经济失衡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我国社会处理贫富悬殊的方式基本上是采取暴力革命的简单财富再分配方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往往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财富的不公平分配状况，摆脱贫困。而少数的富人则会极力反对将自己的财富分发给别人，他们会动用所能支配的国家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贫富阶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在财富差异达到一定程度，穷人的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公开地、大规模地爆发出来。在这个关键时刻，少数社会革命者或有政治头脑的人，只要站出来，振臂一呼，就形成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多数就是这样完成的。结果是社会财富在短期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再分配，贫富差异有所变小。所以，“均贫富”的思想在我国社会一直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和社会号召力。当然，我们对这一社会思想进行分析，并不是说当今中国社会存在“均贫富”的威胁。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我国平均主义思想仍然有较大的市场，在不少人的心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反映在区域经济失衡方面，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过大，生活水平和处境形成强烈反差，必然会使欠发达区域的许多人在心理上失衡。不管怎么说，这种心态的存在和蔓延对我国社会发展的稳定显然是不利的。它是滋生社会矛盾、冲突的土壤，是社会问题的“添加剂”和“催化剂”。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实现各民族之间政治平等和团结的重要基础。从民族的分布格局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是汉族的集聚区，少数民族分布地域相当得广，但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区。从经济发展关系看，汉族集中分布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由于自然和历史的种种原因，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落后，生存和生活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面临着较大的发展困难。同时，在长期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我国各民族都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风俗、社会观念、行为方式和宗教信仰，尤其是宗教信仰与各民族的特色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属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民族要素常常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振兴实际上应该是各民族平等基础之上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共同进步。在56个民族中，如果只是少数几个民族的发展，而其他的民族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跨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使出现了某段时期的繁荣也会因为内部民族之间的不团结而难以长期维持，当前，我国在民族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由于我国主要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区都与周边的国家接壤，跨国的民族联系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国外有些仇视中国特别是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和集团，它们往往希望从中国的民族问题、人权问题找到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不时地散布分裂中国的言论，支持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在国内外进行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试想，如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关系，就有可能给这些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就有可能因为民族问题而诱发社会的冲突和动荡。更重要的是，这种问题处理不好就很有可能影响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各民族尤其是位于欠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心目中的形象与威信，也违背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的各民族平等的原则。我们认为，民族之间的政治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必须以经济平等作为基础和保障。如果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那么各民族之间的政治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就只能是名义上的，不能对现实生活产生多大的说服力。道理很简单，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失去了经济这个基础的支撑就不会稳固。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一直是给予了比较多的照顾，包括政策上的支持，人力上的支持，资金上的补贴和直接建设上的大规模投入。就是在国家重点发展沿海地区的时候，国家仍然没有减弱对民族地区的扶植和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关心，民族地区在不少方面享有与沿海地区差不多的政策优惠，还设立了民族地区的开发基金，帮助民族地区进行经济建设，国家对贫困地区的各种扶植措施也实际上落实到了一些有关的民族地区。可以说，这些方面的长期努力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群众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都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民族地区和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的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与相对发达的区域、与先富起来的部分人相比，确实存在不小的差距。必须看到，民族地区本来就不发达，在发展中速度又相对缓慢，与全国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对这种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必须有足够的认识，下大决心，下大力量，努力把经济搞上去，否则就会越来越落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老是搞不上去，整个国家也很难搞上去。而民族地区总是落后，就很难得到中国的长治久安。这是国家的长期心腹大患”。“没有各民族的团结，中国就会陷于动乱和分裂，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在评价区域经济失衡的社会影响时，我们应该很好地体会中央领导同志这些话的深刻意义。我们应该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区域经济失衡的社会影响。
第四，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区域经济失衡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影响。实现全国各区域之间、各民族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要求。由此，我们不难领悟到，对于我国各个区域、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阶层而言，生活在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求发展，从内心深处都有获得同等富裕的要求，而且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赋予的基本权利。追求同等富裕的生活，成为各区域、民族、社会阶层衡量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一把重要而直观的尺子。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和扩大是与这种社会价值观念相抵触的。
试想，如果区域经济失衡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在不断地扩大，那么，就很容易使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区域、民族和社会阶层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动摇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减弱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另外，那些在区域经济失衡变化中获得相对好处的区域、民族和社会阶层却并不一定认为他们的富裕与别的区域、民族和社会阶层的支撑有很大的关系，反而会觉得后者在拖他们发展的后腿，国家要他们支援后者的经济发展是一种“不合理”的做法。其实，这些想法和问题并不是虚无的猜想，在我国已经出现了某些苗头，如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政策资源和资金分配方面相互攀比，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从国家多获得政策资源和资金，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区域仍觉不满足，没有得到的区域或得到少的区域就有抱怨情绪。而在承担中央需要地方完成的义务时，却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我国国家领导人和有识之士的重视。
早在1990年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也曾指出，解决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过大，避免由于少数人收入畸高形成两极分化，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我们要认真对待，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妥善加以解决，在我国的地方领导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区域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稳定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 对整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的影响
依照现代化研究的先锋人物之一的C.E.布莱克于1966年在《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一书中的认识，“现代化是在可能对自然和社会现象寻求合理解释的创新意识中显示出来的”。现代化研究的又一权威人士塞缪尔·亨廷顿于1976年对现代化的理解如下：“现代化是将人类及这个世界的安全、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努力的目标和规范的尺度。现代化意指社会有能力发展起一种制度结构，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挑战和需求”。他认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1984年，日本的树野佑三把现代化的进程依照“连续模式”和“隔断模式”的分类，实质上将发展的“流迹轨线”和发展的“阶段目标”，以及它们在不同范畴中的表现，人为地排放在一起。同时，在应当把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中却陷入了形式和术语无穷分割的研究怪圈。1988年，R.R.帕尔默和J.科尔顿将现代化解释为：“20世纪后期，全世界各民族都还在经历现代化的历程。它有许多形式，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飞机、超级市场、电脑技术和城市人口积聚。结果之一，是在文明的某些方面出现新的全球一致性。这是一个过程。”1993年，A.R.德塞认为：“现代化的目的在于把握、评估和量化人类社会发生的巨大量变和深刻质变及其合理分界点的判断。这些巨大量变和深刻质变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通过现代化，人类将进化到一个理性阶段的新水平，使其社会环境建立在富足的和合理的基础之上”。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实现的目标。在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在认真分析国际国内各种条件的基础上，从基本国情出发，提出我国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一战略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加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也已经实现。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四大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近期和长远的三个奋斗目标，即在90年代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就使三步走的战略步骤更加具体明确了。
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后于2001年指出：现代化是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整体进程，永远具有正向的矢量演化，即在“自然—社会—经济”的复杂系统中，阶梯式地朝向一组复杂的、具有空间边界约束的、纳入时代内容特征的、其相对目标集合不断提升的、非线性的动态轨迹，其演化序列的极限追求即构成全人类现代化的绝对理想终极。由此出发，又可进一步将人类在某个“不同时段”实施现代化的具体行为定义如下：“一个时段（期）的现代化是指某个特定的空间系统，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特定时间间隔，规定一组具体的可操作目标（即预设具体目标）的实现步骤，在此框架内充分识别现代化的三维集合即系统发展动力、系统质量水平和系统公平行为的总体轨迹，并且要求能够定量地或在定量基础上实现高级定性地表征该运行轨迹接近时段（期）规定目标函数的概率”。不同时段（期）的现代化，只能是人类整体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断面和一个特例，它是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和地理范畴交织的、具有时空耦合规定的、有关当代“体制调适”、“经济能力”、“科技水平”、“社会结构”、“文明进程”、“人与自然之间协同进化”、“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的综合度量，并应随时监测“需求欲望”对理性规范的逼近程度。
中科院研究小组在区域现代化研究过程中就曾经对区域“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了明确界定，他们认为应当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中的“基本”二字加以数量上的严格定义。所谓的“基本”实现，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五个条件：（1）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人口数量，必须超出整个实施区域总人口的85%。（2）实现现代化目标的GDP比重，必须超出整个实施区域GDP总量的85%。（3）在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中所包括的全部基础要素，按权重标准化后的要素达标比例不小于85%。（4）在0～1之间的规范尺度中，实施现代化的区域与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应平均小于0.15。（5）实施现代化的整个区域，其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3的区间内。一个区域只有同时达到上述的五项要求，才能被承认是“基本”实现现代化。
区域经济失衡对我国现代化战略实施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区域经济失衡制约了我国现代化战略实施的进程。我国的现代化目标是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而不是某个局部地区的现代化，东部地区的现代化会为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实现提供示范作用，能够为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奠定重要的基础，但是，东部地区现代化的实现不能代替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实现，更不能代替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日益突出的区域经济失衡态势严重制约了我国整体现代化战略的实施进程。一方面东部地区的部分地方已经率先实现了基本现代化的目标，而另一方面，中西部的不少地方仍然非常贫穷落后，距离基本现代化目标还较远。区域经济失衡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战略的实现只能是分地区、分阶段进行，加快我国整体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措施就是加快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区域经济失衡加大了我国现代化战略实施的难度。我国现代化战略的实施是在国家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国家政策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域经济失衡的存在和加剧对现代化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国家政策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政策，而不可能用统一的政策来对处于不同现代化水平的地区进行引导。各种区域病的存在加大了政策引导的难度。即使是在欧洲这样很早就遭遇区域病问题并就此作出了深入研究和治理的地区，区域经济政策仍然需要不断完善，而我国目前还只是处于认识阶段向重视和治理阶段的过渡时期，很多政策措施还相当不成熟，这就使得我国现代化战略实施的难度明显加大。
来源：微信号“东中西部发展智库”，https://mp.weixin.qq.com/s/Reo_qlnarW1-lbCOvFYV8Q 发表时间：2020年6月12日
